解读书院文献 触摸文化密码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三辑）》前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仍在办学的千年学府，对研究、保护、传承书院优秀文化，开拓前进，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收集、整理书院文物、文献，研究书院的历史文化，是我们分内之事。在认真考察当今书院文献的保存与整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二〇一五年我们以“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为题，向国家社科规划办提出重大项目招标选题，有幸入选并成功中标。开题以来，整体工作进展顺利，现在影印本的《中国书院文献丛刊》陆续分辑刊印，谨将我们的思考记录如下，权作丛书前言。

一、“书院文献”的界定

“文献”一词的出现，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历代关于“文献”一词的解释大约有一百余种，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九八三年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的《文献著录总则（草案）》结合现代信息科学和现代文献的特征来给“文献”下定义，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记录”包括多种文献生成形式，例如，传统的钞写、绘、刻、印，现代的光、电、磁记录等。“有知识”突破了传统的有历史价值的限制，拓宽了文献的涵盖面。“载体”既有传统的金石、竹木、绵帛、纸，又有现代的磁带、磁盘、胶片、网络服务器等，打破了传统材料的限制。但是，本课题受研究对象和时间范围的限制，所使用的“文献”概念仅指“文献”中的“古文献”一类，即孙钦善先生在《中国古文献学》中所说的“由文字记录的书面材料”。而且，从古文献的基本类型来说，主要侧重“传世古文献”，辅之以部分“出土古文献”。

衆所周知，书院起于唐代，历史悠久，历代仅新建书院就有七千五百所以上。千余年来，因为记录其发展轨迹，形成了有关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民俗、经济等各方面的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书院文献。但是，“书院文献”一词当属晚近新名词。虽然李国钧教授一九九八年鉴定《中国书院制度研究》时，有“该书专章论述书院藏书、刻书及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这可看作是中国书院的第一篇有关版本目录学及书院文献学的纲目”一说，但“书院文献”一词究竟起于何时，尚待进一步考定。目前已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十二月举办的“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上，“书院文献”与“选举文献”和“档案”并列于同一陈列室（参见《逸经》第十九期，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第四页；《浙江图书馆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图书馆志》，中华书局，二〇〇〇年，第一百二十一页）。可见，最迟在民国二十五年年底，就有“书院文献”的称谓，此时距离书院被废已三十五年。

千余年来，因为记录其发展轨迹，形成了有关教育、学术、思想、文化、民俗、经济等各方面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书院文献。如何界定“书院文献”，我们思考的出发点是实际工作，服务于长期的书院资料建设，主要属于“别类定义”的实践层面，还有待于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大致而言，我们认为“书院文献”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按照记录手段而言，凡是有关书院的钞、绘、刻、印的文字，以及图像、音频、视频等资料，都属于书院文献。

第二，书院文献就其载体而言，以传统的金石、纸张、竹木、绵帛为主体，也有一些现代纔出现的的磁带、磁盘、胶片、网络服务器等。就传统书院文献的载体形式而言，主要有刻本、写本、稿本、钞本、拓本等，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体系之完备，在世界范围内均属罕见。

第三，书院文献，按照其存在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专书文献（包括成本、成册、成卷的文献）和单篇文献（收录在其他文献中的单篇书院文献，有待析出编辑）。

第四，书院“单篇文献”，就其体裁形式而言，可以分成碑记、诗词赋、序跋、书啓、楹联，以及各种公文、批复等，散见于文集、方志、笔记、类书、家谱、族谱、档案之中。据抽样统计，书院单篇文献的总量当在三万篇（首）以上，其数甚巨，一时难以一一处理。

第五，书院“专书文献”，也可以叫做“整本文献”，据抽样统计，其总量在两千种以上，其中亡佚约五百种左右，存世一千五百种左右。书院专书（整本）文献，可以自成一体，内容丰富，文献与史料价值甚高，值得整理与研究。已经掌握的信息显示，成书于宋元时期而今又存世的就有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戴溪《石鼓论语问答》、程端礼《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胡师安等《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等近十种，明代近两百种，清代则数百种，自成系列，构成一个完整的文献链条。而揆诸内容，别类定义，大致可以分成六种类型：综合体现书院历史文化与规制的书院志；反映书院讲学与学术活动的书院文集、诗集、讲义、会语、语录；反映书院教学的课艺、日记、同门录；反映书院制度的学规、学则、会规、规条、章程；反映书院藏书、刻书的目录等；显示书院刻书成就的大型学术著作。这些文献记录着书院的历史进程及其所从事的文化、教育与学术事业，能够比较全面、系统地呈现书院的悠久历史、内部规制、多种功能、文化内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

需要帮助的是，此次整理工作衹针对书院专书（整本）文献，而不涉及单篇书院文献。理由有三：

一是书院文献的体量过于庞大，整理研究又处于初级阶段，而重大课题需要限时完成，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不得不做取舍。

二是单篇书院文献太分散、规模太大，一时难以摸清家底，而以前又有过一定规模的整理研究。如笔者主持完成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中国书院学规》、《中国书院章程》、《中国书院楹联》、《中国书院诗词》、《中国书院学规集成》（全三卷）等，都是书院单篇文献的分类结集，总字数已经有六百余万，可谓小具规模，已经渐为学术界所熟悉与利用。

三是书院专书（整本）文献的整理研究相对较弱，宝藏深埋人未知，理应发掘。有关情况，一如前述，此不赘言。

二、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书院文献极为珍贵，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産。但由于各种原因，损毁严重，其保护现状堪忧，对其进行系统、集成式整理，加以保存、传播、利用，自有其学术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

书院是儒家的大本营，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创新与传承组织之一。每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系统和生存方式。唐宋以来，书院开展文化积纍、研究、创造与传播的工作，将中国传统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融为一体，培植学风士气、民俗风情，养成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等，贡献甚大，促进了大一统国家的文化认同。因此，书院是儒家文化、中华文明最核心的要素之一。对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于深入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质、特征、运作模式，探求其发展过程的规律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及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而言，都是一条重要的路径。

书院文献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的关钥。书院既是教育组织，也是学术组织，千余年的书院制度，理论完备，涵盖面广，是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教育遗産、学术遗産。作为教育组织，唐宋以来，“要读中国教育史，要研究现在的教育制度，应着重研究书院制度”（季羡林《论书院》）。书院在唐宋以来传统社会教育史中不但地位重要，而且是其中心议题。作为学术组织，自宋代学者开创书院与理学结合的传统以后，书院便与学术互为表里，盛衰共命，形成一体化态势，先后形成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乃至新学、西学的盛大局面。对其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厘清书院与宋元明清学术文化的建构、学术派别的産生、学术成果的形成、学术思想的传播等等之间的关系，推动教育与学术、文化等互动关系的探讨。

书院文献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等学术领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书院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与文学世界中形成的，故而其文献除包含教育、学术方面的重要史料之外，还包括政治类、经济类、文学类等领域的相关文献。具体而言，书院与官方政策研究、书院与科举关系研究、书院与地方官僚关系研究、书院学田经济的研究、书院与商人关系研究、书院的商业化运作、书院诗文雅集活动研究，如此等等，既是书院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所应关照的独特视角和场域。

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推进书院学、历史文献学、目录学、档案学、图书编纂学等学科建设。书院学是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民国及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次书院学研究高潮的形成，都与书院文献的整理利用密不可分，新世纪出现的“书院走在复兴路上”的盛局（《光明日报》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二日），亟需理论指导。但在繁荣热闹的表象之下，书院研究因为资料不足而显乏力，是为资料瓶颈，期待全面结集文献，寻找新的突破，开拓书院学研究的新局面。书院文献被视作专门性史料而遭受冷落，其史料与学术价值被严重低估，实际上，我们综合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文献学等多学科知识，从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对其进行系统地整理与研究，全面认识其特点与价值，可以拓充历史文献学、目录学、档案学、图书编纂学等学科的发展空间，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当今传统文化及儒学复兴有重大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历经七八十年的动荡、探索和反思，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传统文化在复兴，儒学在复兴，作为儒学发生地与传播基地的书院也在复兴。目前，海外新儒家、大陆新儒家及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业已形成了群体性主张。在此形势之下，各地书院也都在复兴或新建，依托官方的有岳麓书院（湖南）、尼山书院（山东）、中国文化书院（贵州）等，民间书院更是如雨后春笋，如篔簹书院（厦门）、圣源尼山书院（山东）、阳明精舍（贵州）、四海孔子书院（北京）、桐江书院（浙江）等，还有不少基于现代化技术的非实体性网络书院，以及依书院精神建立起来的各大学的国学院，发展都极为迅速。据统计，现在仍活跃的传统书院达到六百七十四所，非传统书院（含网络）达七百一十三所，但是由于历史经验不足，存在问题很多，必须求教于古代书院文献。

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对当今教育改革有重大意义。教育、教学是书院的主要功能。书院是当时学者和官府在反思、解决官学教育困难的基础上産生的，它反对功利主义，提倡反归身心的通识教育、古典教育。当今的学校教育就其形式及内容而言，被学术界及社会所诟病者远非一日。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胡适等人就已在反思现代西方的学校教育模式，毛泽东还以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实验场。西式教育从目标上过分注重知识、技术，忽略道德教育、人格教育；主要导向是功利主义的，导致了师生关系的冷漠；其形式过于机械，极端的制度管理与量化考核，对教育规律是一种严重扭曲，从而导致现代教育百病丛生。西方教育模式的弊端，恰恰是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之所长。书院教育模式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自有其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必须以文献整理与研究作为其学术基础。

书院文献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産，对其进行整理是一项时不我待的抢救工程。历代成书的书院志、学规、章程、课艺、讲义、（讲会）会录、会纪、同门谱、藏（刻）书目录、山长志、学田志等类型，有刻本、写本、稿本、钞本、拓本等载体形式，种类较全，学术、史料与文献价值甚大，是一笔巨大的历史文化遗産。但由于各种原因，损毁严重，其保护现状堪忧，据抽样统计，现存馆藏有一千零二十余种，而总数估计也就是一千五百种左右，亟需通过集成整理的方式加以保存、传播、利用，避免珍贵文献散落、损毁情况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大量珍贵文献被埋没在图书馆、资料室甚至私人手中，对学术文化发展也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书院文献整理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书院是儒学的大本营，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书院与孔子一样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殊符号，是儒家文化、中国文明区别于其他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文化软实力是比较缺乏的。然而，在历史上中国却具有强大文化软实力的输出，以致最终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其中，书院是最主要的传播工具。书院早在明代开始，便走出国门，传到朝鲜（约九百所）、日本（百余所），以及东南亚各国，甚至欧美地区，成为当时古代中国向世界输出文化软实力的主要途径，这业已被历史证明。晚清时期，外国人到中国建立学校，也称作“书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会书院系统。可见，书院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具有巨大的认同感、感召力、吸引力。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将会为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提供文献、理论支撑，以及历史镜鉴，将向世界更加清晰、完整地再现中国传统书院的形象，再现中国作为礼乐文化大邦的形象。

三、关于本书的几点帮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以摸底、影印、点校、研究四者为基本框架。摸底，即摸清书院文献的家底，编制第一部书院文献专题书目，意在揭示书院文献的全貌，让学术界知道其真实而大量的存在，并能加以利用。影印，原汁原味、化一为千，意在为书院研究提供大型的基础性文献，尽量展现其多样性，嘉惠学林，推动研究。点校，则为书院研究提供中型的经过精选、分主题的系列文献。研究，注重学术，重点在书院文献研究，兼顾书院研究。其目的就是要摸清家底，编制出书院文献的总目录；以影印、点校两种方式，整理、公开尽量多的书院文献，进行文献学研究，初步将“书院文献”的体系构建起来。

本书属于上述框架中的影印部分，以《中国书院文献丛刊》为名，注意基础性、广泛性，力求全部影印现存书院专书（整本）文献。

以版本学、目录学指导辨别版本、遴选底本的“影印”工作，是本书遵行的总体编辑思路：区别原刊、重刊、递修；注重精刊本，亦重视通行本；配补残缺，辑成全本；木刻、铅印、活字本，不拘刊刻方式；孤本、副本、手钞本，聚珍而成善本。利用传统版本、目录学知识，精心影印书院文献“丛刊”。

具体而言，书院文献在制作和流传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版本特征，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式、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藏书印记、题跋、批校等等。研究各种版本的特征与差异，鉴别真僞优劣，利用版本学的知识，对现存书院文献先做写本、刻本、活字本、铅印本、影写本、影印本，或宋元明清本，以及官刻、家刻、坊刻本等等分别处理之后，再将无缺卷、未刊削的足本，精校精注本，旧刻旧钞本，手稿本，原稿本等甄别出来，选作底本，辑成可称善本的影印本《中国书院文献丛刊》。

书院文献以实用为主，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少有收藏，基本没有僞书的问题，在选择底本时，我们遵行先足本、精本，后古本、珍稀本；重视古本但不迷信，重视孤本、善本但不轻信；认真对勘、比较，全面权衡等等原则，同时辅以现代电子技术配补、修复。

本书的编辑原则与体例，参见凡例。

有鉴于书院文献分藏各地，难以在短时间内集齐，本书将分辑出版，每辑一百册。第三辑收录一百一十四种文献，分地区编排。本辑出版时，要向读者报告两个好消息：一是“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已经于去年五月顺利结题，并被评为“优秀”。二是本辑出版获得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