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重建是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1月9日
    
    
    
    
    《孟子·梁惠王上》记载：一次齐宣王问孟子，如何才能像历史上的齐桓公、晋文公那样，扫平六合，统御天下？孟子告诉他，统御天下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武力，即“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但这样做终究不能让人 “中心悦而诚服”。还有第二种方法，就是实行仁政。孟子说，如果你能实行仁政，把你们国家建设到这样的境地：天下当官的都愿意到你们国家来当，耕地的都想到你们国家来耕，做生意的都想到你们国家来做，出行者都想到你们国家行走，冤君者都想来向你申诉，请问那时候还有哪个国家比你们更强大？
    
    
    孟子的仁政思想又被称为王道思想。王道思想的精神实质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并不寄托在军事、政治乃至经济实力上，而寄托在其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上。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一思想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比如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惟一一个文化不曾中断的民族。为什么会这样？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多种解释，有人说由于地理环境（东临大海、西靠高山、北面荒漠），有人说由于人口众多（相传北宋时中国人口就相当于世界人口的三至四分之一）。这些解释诚然各有道理，但是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我们的文化确曾在数千年间领先于周边民族和国家，甚至也可以说领先于世界。
    
    
    首先，从文字上看。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发现在距今三千年之久的商代末年，汉字的数量已有5000个左右，证明汉语当时已成为一种成熟的书面语言。其发明的时间也许可以往前推进一、两千年（考古学家则认为更早）。而中国周边民族书面文字的发明时间最早的大约也要到公元7世纪。下面是中国周边民族文字发明的大致时间：
     
    
    书面语言 发明时间
     
    
    突厥文 7世纪
     藏文 7世纪
     古日文 8世纪
     契丹文 960年
     西夏文 1036年
     女真文 1119/1138年
     蒙古文 1204年
     朝鲜文 1424年
     满文 1599/1632年
     越南文 1651年
      
    
    从上表可以推断，汉语文字的发明时间比中国周边民族中最早发明文字的时间也早了3000年左右！我们也都知道，在历史上，汉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曾经长期被东亚地区共同使用，包括契丹人、西夏人、金人、新罗人、高句丽人、百济人、蒙古人、女真人等等都曾长期使用汉字，甚至作为其官方语言。在日本、朝鲜、琉球、越南等国，汉语一直到19世纪末还是他们的官方语言，甚至直到二战之前还曾是他们读书人的主要语言；虽然他们也曾发明了自己的本土文字，但并未在读书人中流行通用。
    
    
    其次，与文字发明相对应的，是伟大经典的诞生。没有书面文字，就不可能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也不可能形成伟大的经典。文化经典的形成是文明成型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它蕴含着一个民族全部的智慧，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价值，因此也可以说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在中国，《尚书》、《易经》和《诗经》是最早形成的经典，部分成书年代可上溯到商周时期甚至更早；而从春秋末年到战国的数百年家，诸子百家的兴起更标志着一系列伟大思想体系的形成，为此后中华文明奠定了数千年发展之框架。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周边许多民族的发展，成为他们久用不息的精神财富。
    
    
    其三， 制度方面。从三代的封建到秦汉的郡县制，中国比西方国家提前1600年左右废除了以世袭为主要特征的封建制度；而此后建立在辟举、科举等基础上的文官制度，是世界上同时期最成熟发达的文官制度，对欧洲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英国一直到1870年才在在中国影响下率先在西方实行文官制度，而德国和法国则一直到二战结束才正式实行文官制度。而在中国，专业化的文官制度早在西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秦统一（公元前221年）后实行的郡县制，为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比较正式地实施职业官僚制度铺平了道路；宋代（公元960年-1279年）比较彻底地打破门阀世族制度实行科举，将中国古代的文官制度推向顶峰。可以说，中国的文官制度比西方早了2000年左右。
    
    
    其四，宗教方面。宗教特别是伟大宗教的兴起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和文明的别一重要标志。四大文明古国都曾有自己的伟大精神传统。中国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后来称为“儒教”和“道教”的最重要典籍，汉代以后逐渐发展、成熟和壮大。佛教虽非中国人自创，但唐宋以来中国人把它改造、发展并创造性地运用，形成自己的诸多门派，成为东亚各国学习的样板。象中国这样同时拥有好几个世界性大宗教的民族，在全世界是不多见的。
    
    
    由此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不曾中断的民族之一，主要原因还在于其文化确曾在相当长时间内居于领先地位。我们必须清楚，没有一个民族可以永远保持国力最强大，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被其他民族侵略或征服。但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确实非常发达，即使在被征服以后，仍然可能保持其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把侵略者同化。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契丹人、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汉族或汉族地区后、却接受了汉族文化，同样地希腊人在军事上被罗马所征服、却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因为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确实非常先进、发达，优于侵略它的民族，那么它的吸引力就不会因为军事上的弱小而被丧失，即使是侵略它的人也会欣赏并使用它。相反，世界上有些民族，他们强大时不可一世，但由于没有自身发达的文化，结果当他们在军事上、政治上被打败后，就一溃千里，再也不能翻身。历史上的罗马帝国、蒙古帝国、清帝国、前苏联都是如此。
    
    
    不妨以藏族、蒙古族和满族这三个民族为例作一比较。在这三个民族中，也许藏族是自身文化最独特也最发达的，藏族不仅在宗教上远比另外两个民族发达，而且在语言文字和社会制度等方面也比蒙族和满族更成熟。自从辛亥革命特别是1949年以来，这三个民族同样受到了汉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冲击（其中“文革”和市场经济影响最大），但是今天看来也许藏族是三族中自身文化保存得最好的一个。然而最有趣的是，任何一个研究过藏族历史的人都可以发现，藏族是一个非常和平的民族，很少走极端，更少对外族、哪怕是欺压他们的外族进行无休止的战争或复仇。所以藏人在历史上从未像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四处征战、建立大帝国，相反他们长期臣服于汉人、蒙古人、清人之下，但是这些都并不妨碍他们将自己的文化一直延续下来，显示出比蒙古和满族文化更独特的个性和更顽强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决定一个民族的生命力的因素，决不是军事力量或各种硬实力；像今天很多中国人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军事上、政治上或经济上，是不明智的短视行为。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列强的侵略和欺辱下，中国人把国家富强当作了全民族最大的追求；然而今天看来，这是不是多少有点急功近利，或者至少应该认识到：仅有富强是远远不够的？须知富有和强大并不能解决一切，文化的发达和进步才能赋予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力。回顾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中华民族今天还有可能建成世界上最进步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吗？中国人还能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建成世界上最文明的道德价值、礼仪风范和社会生活吗？我们还能在唐宋时期一样，造就出世界上最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宗教乃至于科技吗？按照孟子的观点，一个制度最先进的国家，必定能象百川归海一样吸引全世界人去追随；一个文化最发达的民族，必定是永远打不跨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这些正是本文要讨论的文明重建问题。
    
    
    我在新近出版的《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中写道：今日中国正面临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时刻，值此特殊时期，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今天遭遇的最严峻挑战决不仅仅是如何建立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富国或军事强国，而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在未来人类文明之林的位置。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决定未来中华民族能否永久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决不是它是否有强大的综合国力，而主要取决于中华民族能否建立一种新型的、有独特价值和意义的文明。
    
    
    我深信，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岁月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被侵略和蹂躏，无数次分裂和动荡，它之所以能历经风雨而不衰，不是我们的先辈擅长打仗，也不是由于中国的国力自古以来一直比别国强大，而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文化绵延的逻辑与政体不同，其中最值得我们拾起的历史经验是：早在250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起，我们的祖先就为我们的民族确立了先进的文明理念，并将此理念置于政治、经济、科技和军事需要之上，作为指导后者的根本精神。这些理念体现于儒家的“王道”政治理想中，体现在儒家关于“道统”和礼义的一系列表述中，体现在夷夏之辨、王霸之辨、人禽之辨等一系列学说中。中华文明之所以历千年风雨而不亡，与儒家为它所奠定的一系列先进的文化理念是分不开的。
    
    
    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先辈们曾以包容宇宙、吞吐六合的气度来铸造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他们本着“为万世立法”、“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胸襟，把握中华文明在新世纪的基本框架和理性化发展路径，一次次开创中华文明的千秋伟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交通、通讯手段的极大便利，使得地球上任一角落发生的事情可能在瞬间传遍全世界。今天的世界格局已与古代不同，而世界上多种不同的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异常激烈。今天的中国人应当需要摆脱狭隘的民族主义，走出“落后挨打”的历史悲情，再次拿出广阔的胸襟和恢弘的气度，在全世界色彩纷呈的文化之林中找到中华文明的正确定位。
    
    
    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彷徨、迷茫和徘徊之后，历史已经回到了这样的起点：需要理解一个未来意义上的中华文明在文化理想、主流价值、制度架构上所具有的主要特点，它对人类其他文明所可能具有的示范意义和积极作用。我们深深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决不是仅仅是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复兴，也不是“综合国力”或“软实力”这类术语所能比拟的，而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诞生。这个新型文明形态，尽管在工业化、市场经济、政治和法治等诸多方面与今日主导世界的西方现代文明多有类似，但终究是一个本质上与西方现代文明不同的文明形态，体现在核心价值、组织模式、生活方式、行为样式等多个不同方面。
     
    
    2011年11月24日于清华园
    
    
    （本文发表于2012年元月9月《中国青年报》第2版“思想者”栏目，此处为发表前原文，内容有重要差异）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