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出版暨前言

书名：《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

作者：［宋］朱熹 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 主编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推荐语】

儒学学派自孔子开创之后，历经发展，至宋代达到了新的高峰，而朱子为其代表，被誉为中国文化“千年以来第一人”。诚如蔡尚思先生所说：“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朱子之学风靡东亚，影响及于欧美，正是朱子影响力历久不衰的明证。因此，朱子著述可称为中国文化珍贵的思想宝库。《朱子全书》2002年出版第一版，2010年出版修订版，此次推出《新订朱子全书（附外编）》，将《朱子全书》与《朱子全书外编》归并一体，从版本的选择、标点的使用、最新研究成果的吸纳等方面作了比较大的修改，或更换版本，或进行全新校勘，或修订原误，是朱子著述之集大成，更便于使用。

【分册细目】

第一册 周易本义 易学启蒙 诗集传

第二册 仪礼经传通解（一）

第三册 仪礼经传通解（二）

第四册 仪礼经传通解（三）

第五册 仪礼经传通解（四）

第六册 四书章句集注 四书或问

第七册 论孟精义 家礼

第八册 资治通鉴纲目（一）

第九册 资治通鉴纲目（二）

第十册 资治通鉴纲目（三）

第十一册 资治通鉴纲目（四）

第十二册 八朝名臣言行录

第十三册 宋名臣言行录 伊洛渊源录

第十四册 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太极图说解、通书注、西铭解、近思录、延平答问、童蒙须知、小学、阴符经注、周易参同契考异

第十五册 朱子语类（一）

第十六册 朱子语类（二）

第十七册 朱子语类（三）

第十八册 朱子语类（四）

第十九册 朱子语类（五）

第二十册 楚辞集注 昌黎先生集考异

第二十一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

第二十二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

第二十三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三）

第二十四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四）

第二十五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

第二十六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六）

第二十七册 朱子佚诗佚文全考

第二十八册 附录

第二十九册 书集传 中庸辑略

第三十册 程氏遗书 程氏外书

第三十一册 上蔡语录 韦斋集（附玉澜集）

第三十二册 南轩先生文集

【前言】

朱杰人

一

朱子，名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晦翁、云谷老人、遯翁等。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宋高宗建炎四年（一一三〇年）出生于福建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一二〇〇年）病逝于福建建阳。父名松，字乔年，号韦斋。早年游学京师，学为举子之文，刻意于词章之学。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以后，从学于罗从彦，始闻伊洛之学。从此尽弃旧学，潜心于《六经》、诸史与二程理学。朱子十四岁时，朱松病逝，临终托孤于籍溪胡宪、白水刘勉之、屏山刘子羽、刘子翚兄弟。

一一四八年，朱子十九岁，登进士第。三年后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初入仕途的朱子，在踌躇满志于治国平天下的同时谋求学术思想的升华与深化。他问学于其父朱松的“同门友”李侗。李侗的教诲，决定了朱子学术思想由佛、道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从此，一个以振兴儒学为目标、以接嗣道统为己任的朱子出现在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大舞台上。

《宋史》称：“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朱子志不在为官，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与授徒讲学，故朝廷屡次征召，他屡次辞命。但即使在短短“仕于外”的九年中，他的政绩依然卓尔不凡。

一一七八年，朱子知南康军，恰逢百年不遇的旱灾。熹“至郡，兴利除害，值岁不雨，讲求荒政，多所全活”（《宋史》本传），在领导大规模赈荒救灾中显示出卓越的行政才干，使陷于绝境的一方难民脱离了苦海。朱子在任地方官期间，大力推行过两项为民谋利的措施，一为“设社仓”，一为“正经界”。“社仓”用以救灾赈荒，使贫苦的农民免除高利贷的盘剥之苦；“正经界”则为了铲除豪民及官僚地主兼并土地之弊。朱子为官，每到一处，总不忘建学兴教。在知南康期间，他修复了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并为书院制定了学规。六十四岁时，朱子被任命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到任不久，即着手修复岳麓书院。据记载，朱子白天处理政务，尽其辛劳，晚上则与书院的学生们讲论学术，随问而答，略无倦色。他的讲学贴己务实、切中时弊，又亲切诚恳，使学生们很受感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为三湘士子问道学经的圣地，“学者云集至千馀人，各质所疑，论说不倦”（《光绪善化县志》卷十一）。此外，朱子还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等。每到一处，必兴办书院；为官一方，必整顿县学。大量人才由此培养出来。

朱子的一生，主要是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的一生。一一六〇年正式拜李侗为师标志着朱子理学之路的发轫，在这以后的四十年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中有着如下几个重要的关捩与环节。

一一六八年，编成《程氏遗书》。这是朱子辑录程颢、程颐著述及二人与其学生“所见闻答问”之书。二程是理学的创始人，朱子由佛、道杂糅而入于纯儒之后，首先着手整理二程的遗文、遗训，其用心良苦。二程之世距朱子的时代已有百馀年之久，他们的言论、著述已有不少为后人所窜易。朱子认为，理学开山祖们的心传之要已受到歪曲，“失之毫釐，则其谬将有不可胜言者”，所以，振兴理学必从正其根本开始。他强调，读程子之书，“诚能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进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则日用之间，且将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于疑信之传可坐判矣”（《程氏遗书后序》）。

一一七〇年，朱子四十一岁时，他的母亲祝太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朱子学问大进、著述丰硕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重要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撰《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他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史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数年寒泉精舍埋头著述所得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核。这本书后来成为道学的基本教科书。

一一九四年，光宗内禅，宁宗赵扩即位。为了“取天下之人望以收人心”（《攻媿集》卷二十六），赵扩采纳宰相赵汝愚的推荐，任命朱子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宋代的侍讲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其任务就是专门为皇帝进读书史，讲论经义，备顾问应对。显然，这是接近皇帝，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好机会。但是，赵扩并不是一个真心要从理学中汲取治国之道的君主。他招致朱子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粉饰太平、妆点门面。所以，当朱子一旦以王者师的姿态向他宣讲“帝王之术”，要求他“正心诚意”、“动心忍性”，要求他读书穷理时，这位新君立即产生了一种出自本能的反感。他觉得朱子是个好管闲事而又夸夸其谈的书生。于是一道诏书将这位被大臣们推“天下第一人”的大儒撵出了皇宫。这时，距朱子入宫侍讲仅四十天。

朱子在侍讲期间曾数度上疏言政，主张限制君权，反对近习干预朝政，反对大臣专任己私，反对君主专断独裁。这不但引起皇帝的反感，更引起了以裙带关系入主朝政、并专横独断的野心家韩侂胄的不满。由此，引发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朱子及其学派为主要攻击对象的政治迫害。

一一九七年一月，朱子被削职罢官。他的学术被斥为“伪学”，有人甚至上书要求杀朱子，以为道学者戒。朱子的学生蔡元定也被罢官流放。朱子的著作遭毁禁。一时间黑云压城，时论汹汹。一一九八年，又置“伪学逆党籍”，其中宰执四人、大臣四十四人、武臣三人、士人八人，共五十九人被列入黑名单。

在如此残酷的政治压力下，朱子显示出大儒处乱不惊、超然物外的大无畏精神。一一九四年，他从京城退隐福建建阳，卜居于风景如画的考亭，并建成竹林精舍（后名沧州精舍），照旧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当有人告诉他，朝廷正严道学之禁，并有人上书要求杀害他时，他一笑了之，说：“死生祸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烦过虑。”（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四）同时，他依然潜心著作，笔耕不辍。在罢官回乡到去世的短短五年中，他完成的论著有《仪礼经传通解》、《韩文考异》、《书集传》（未全部完成，后由蔡沈补完）、《楚辞集注后语辩证》。直到去世的那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庆元六年（一二〇〇年）三月初九午时，一代文化巨人朱子终于走完了他曲折而光辉的理论思维之路，带着遗憾和屈辱，离开了人世。

韩侂胄死后不久，朱子即被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谥曰“文”，并从此被尊称“朱文公”。一二二七年，理宗下诏书曰：“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追封信国公，后改徽国公。自此以后，朱子被历代统治者不断加封，著作被列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教材，牌位被列入孔庙受到祭祀。

二

朱子逝世以后，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为作行状，着重对朱子的一生学术成就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他的结论是：“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馀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馀、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蹐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黄勉斋先生文集》卷三十六《谥文朱先生行状》）朱子的另一位学生李方子则称：“先生于是考订讹谬，探索深微，总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载籍，下采近世之文献，集其大成，以定万世之法。然后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经，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将坠，觉来裔于无穷，虽与天壤俱敝可也。”（王懋竑《朱子年谱》卷之四）他们的评论历来受到重视，“以为知言”。朱子以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并成为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达七百馀年之久，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与社会传统最主导也是最强势的精神力量。

五百馀年后（一七一四年），康熙皇帝命大学士李光地编修《朱子全书》，并亲自为之作序，称朱子“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说自己：“读书五十载，只认得朱子一生所做何事。”并下诏朱子配祀孔庙“十哲”之列，再一次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朱子在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历代帝王及封建时代的理论家、思想家们对朱子的一再赞赏，不是没有道理的。宋理宗首先道破了其中的奥秘，他说朱子“极高明而道中庸，多闻见而守卓约。凡《六籍》悉为之论述，于《四书》尤致于精详。纷然众说之殊，折以圣人之正。朕自亲学问，灼见渊源，常三复于遗编，知有补于治道”（《朱子实纪》卷九）。可见，朱子的思想之所以受到重视，“有补于治道”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代进入了二十世纪，人类的物质文明已经得到高度发展，那些代表着人类思想智慧的哲人们又从深入的研究中发现了朱子思想的“新的”，或者确切地说是“不灭的”价值。他们认为朱子的思想不仅有补于封建社会之治道，也有补于现代文明之治道。于是，在国际范围内发生了一场关于朱子学研究的热潮。也许，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以要克服种种困难、耗费人力物力编纂《朱子全书》的原动力所在。

三

朱子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宏富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研究触角涉及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他的博学和深思，令人叹为观止。清代学者全祖望在编次《宋元学案》时曾感慨地称朱子是一位“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大学者。

据《四库全书》的著录统计，朱子现存的著作共二十五种，六百馀卷，总字数在二千万字左右。这还是个十分不完全的统计。但仅仅这一组数字已极为可观，足以树起一座辛勤创作的思想家的穹碑。如果没有毕生孜孜不倦的思考和写作，谁也不可能在身后留下如此丰厚的精神遗产。

除了著作的丰硕之外，朱子的著述还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述而不作”是从孔子即已开始的儒家传统。所谓“述”，实质上是一种借助对儒家经典的注解和诠释来阐发自己思想和理论的创作方式。朱子是利用这种方式构建自己理学体系最成功和最活泼的学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等就是这一类著作的代表。但朱子又决不是个“不作”者，他以大量严谨的理论著作为自己的理学大厦奠定了基石。《太极图说解》、《西铭解》等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结晶。《通鉴纲目》、《名臣言行录》等是其史学理论的集中展示。而一部《晦庵文集》则是他理学思想的最后结集。朱子的另一类著作，如《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是对前代学术遗产的整理和研究。这一类著作不仅显示出朱子深厚和广博的学术功力，更表明了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取向。为前代理学家编纂遗文，是朱子著作的又一种类型。他为程颢、程颐编了《二程遗书》、《二程外书》，为谢良佐编了《上蔡语录》，还为他的父亲朱松编了《韦斋集》。朱子还有一部与友人合作的著作——《近思录》。这是他在寒泉精舍为母亲守墓时与吕祖谦共读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著作，共同编选而成的。这是一本被称为“我国第一本哲学选辑之书，亦为北宋理学之大纲，更是朱子哲学之轮廓”（陈荣捷《近思录详注集评》引言）的重要著作。

在朱子生前即已有人开始编印他的著作。朱子逝世以后，裒集、辑录朱子不同类型和不同内容的著作以成书的现象，随着朱子地位的不断提高而愈益频繁。清代是编集朱子著作最盛的时期，不仅官方对此表现出浓厚兴趣，民间的热情也非常高涨，“大全”、“全书”、“类编”、“类纂”、“全集”、“大全集”之类的书层出不穷。康熙年间，大学士李光地奉敕修的《朱子全书》，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部，但却也是一部不全之书。所以，准确地说，自朱子逝世至今八百年间，还没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全书》问世。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这一现象是与朱子的历史地位极不相称的。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研究朱子学的热潮。这场最先由海外发端的思想、学术之潮很快影响到国内的学术界，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准备，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朱子学全面崛起。意想不到的是，随之而起又带出了一个副产品：国内外广大的朱子后裔们自觉地投入了振兴中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而群策群力的伟大事业。一九九三年五月，世界朱氏联合会成立，作出了积极支持朱子学研究工作的决定。受此鼓舞，本人（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倡议编修《朱子全书》。这一动议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海内外朱子后裔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安徽省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前副省长魏心一先生力排众议，指示省古籍整理办公室支持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为主主持《朱子全书》的编修，并支持安徽教育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同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批准《朱子全书》正式立项，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和新闻出版署也同时将此书作为重点图书立项。一九九四年，编修工作全面展开。历时八年，《朱子全书》告竣。

四

二〇〇二年，《朱子全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好评，不久即告售罄。《全书》虽经十年编修，可谓呕心沥血，但依然无法避免错误和疏漏。广大读者也善意地指出了不少问题。二〇〇八年起，以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体的编纂委员会即着手修订事宜。遗憾的是那次修订我们只能在原版上作些挖改，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二〇一〇年在朱子诞辰八八〇周年之际，修订本出版。虽然修订版并不能完全如我们所愿，但是它却及时地满足了读者缺书的需求，也有效地打击了充斥市场的盗版书。

《朱子全书》编修之初，我们即有每十年修订一次的规划，但这一计划要执行起来却难度很大。一则，我们的编修者们在不断地老去，有的已无力承担编修之任，有的则已经作古（王贻梁先生、严文儒先生、蒋立甫先生、郑麦先生都已经离我们而去），我们已无法组织起有效的修订队伍。再则，出版社出于成本的压力，对修订的积极性也并不高。但是，朱子学的蓬勃发展，学术的不断进步，《全书》在图书市场上的长期短缺，迫使我们不能不再次走出修订这一步。二〇一八年，第二次修订正式啓动，二〇二二年，告成。这次修订，一大批新同志参与其中，他们是：黄灵庚、张祝平、李慧玲、程水龙、陈良忠、胡秀娟、陈才、苑学正、和溪、朱学博。他们的加入为修订工作注入了活力。也许，下一次修订的重任将要由他们担负。

本次修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纠正错误，包括标点之误、文字之误、校勘之误。这些错误，有的是排印之误，但大多数还是整理者或囿于学力，或由于疏漏而造成的。这次修订，凡我们发现的、读者指正的，可说是应改尽改了。但我们依然不能保证已经没有错失。校书如扫落叶，请读者诸君谅解。

二、改正错误的文本。陈来先生指出，《太极图说解》《附录》所收张栻《太极图解后序》后半截与《延平答问》中语相同，恐有错失。经考证，本书录自《周元公集》卷一的张栻《后序》乃是原刻本因缺页而将下页《延平答问》阑入致误。但由于张栻《后序》不见于国内的各种版本，导致此误长期得不到纠正。最终，我们从现藏于日本名古屋市蓬左文库的明弘治本《濂溪周元公全集》中觅得张栻全文（详见朱杰人《张栻关于太极图解的两篇序文》）。本次修订，我们作了抽换。

三、近年来朱子学研究的发展可观，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其中也包括了朱子学文献研究的新发现和新观点。本次修订我们也尽可能地吸纳和利用这些成果。如《朱子语类》全面参校了朝鲜本、《仪礼经传通解》增加了几种新校本、《八朝名臣言行录》增加了李幼武所编《宋名臣言行录前后集》、《楚辞集注》更换了底本等。这些变化在每本书的修订体例中都有详细说明。

四、把《朱子全书外编》纳入《全书》之中，这样，一方面使朱子的著作真正成为完帙，一方面也便利了读者。

《朱子全书》原来是有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加上《外编》则有三家出版社。这是由当时特殊的出版环境造成的。虽不得已而为之，但终究为这部大书的出版觅得了良机。所以在完成这次修订之际，我们还是要对为这部书的面世作出过贡献的人们表示我们由衷的感谢。安徽省的老领导魏心一副省长、安徽教育出版社的黄书元社长、资深编辑夏秀流编审、安徽省古籍办的诸伟奇主任是此书编修出版的功臣，从他们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更看到了他们的拳拳乡梓之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王焰社长慷慨地转移了《朱子全书外编》的版权，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出版家的大度和文化情怀。

但是，一部书由三家出版社出版，毕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既不利于图书的出版、发行及修订维护，也不利于读者的使用和阅读。现在我们终于完成了此书的整合，我想，朱子九泉有灵，也会感到欣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