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

作者：邵炳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出自《政治生态变革与诗礼文化演进——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时世考论》

绪论

所谓“诗礼文化”，是通过“诗教”“礼教”“乐教”体系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与文明形态，是华夏礼乐文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元素，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基础。

春秋时期是生产工具由青铜器向铁器过渡的时代，是物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时代，是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发生大变革的时代，是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时代，是以“华夷蛮戎狄五方融合格局”爲特征的华夏民族共同体渐次形成的时代，是以“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爲特征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时代，也是诗礼文化的转型期，更是先秦文学承上啓下的辉煌时代。特别是政治生态环境的变革，促使诗歌与礼制以全新的方式共生互动，推动了诗礼文化的不断演进。

春秋时期的诗歌主要保存在《诗经》之中，即所谓“变风”“变雅”“变颂”之作。据笔者初步考订，大致有二百二十三篇，主要有今本《诗经》所载一百八十三篇，包括“国风”一百五十三篇，《小雅》二十四篇，《大雅》两篇，《鲁颂》四篇；文献所载贵族佚诗二十六篇，平民歌谣十四篇。这一时期，以“国风”及《小雅》《鲁颂》爲代表的诗歌，成爲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辉煌起点，也爲后世诗歌创作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

就先秦文学的最初形态而言，应该说诗歌是其他文学形态的母体。在祭祀活动中，将诗（歌辞）、乐（音乐）、舞（舞蹈）三因素合爲一体便产生了诗歌。如《周南·螽斯》《桃夭》《鄘风·相鼠》等诗篇所保留的大量礼辞，《召南·采苹》《小雅·楚茨》《大雅·凫鷖》《周颂·丝衣》所描述的以“尸”爲媒介的祭祀祖先神的活动场面，《大雅·绵》《生民》《公刘》等诗篇对半人半神部族远祖的礼赞，皆可直接爲证。同时，后世《吕氏春秋·古乐篇》关于原始表演活动的记录，《礼记·郊特牲》所保留的祭祀咒辞，亦可作爲佐证。其基本特征主要有四：

1、诗歌的社会功能由以祭祀爲主向注重政治的转变

到了春秋时代，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与牛耕的推广，生产技术步入了有别于青铜时代的新时期。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争夺土地的斗争日益尖锐，土地所有、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关系日趋多样化；剥削方式由西周时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迩”（《国语·鲁语下》）——“国”行彻法而“野”行助法，逐渐转变爲“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孟子·尽心下篇》）——“国”“野”一律行彻法，即力役加税租；家庭个体生产方式逐渐普遍化，奴隶制在逐渐减弱和缩小；工商业有了迅速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与传统官方工商业足以抗衡的力量——私人工商业。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政治格局与政治态势必然要引起由量到质的剧烈变革。其主要表现在周天子地位渐次式微，诸侯、卿大夫势力陆续崛起，家臣在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庶民的政治地位逐渐提高。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削弱以后，形成了大小不同的若干政治中心；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引发了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巨变，而兼并战争的结果则又形成了几大区域性统一的诸侯国。

随着西周礼乐制度的建立，政治权力和国家职能逐渐从祭祀活动和权力中分化出来，文学在祭祀活动中的应用进而延伸到政治领域内。与此同时，以政治身份出现的王室与公室外官系统“卿事寮”官署的公卿列士等贵族阶级成员，逐渐继承了内官系统“太史寮”官署的巫、史、卜、祝等神职人士垄断文化和文字的权力，因而原来应用于祭祀活动的诗歌，也就可能与祭祀活动相分离，转而应用于政治活动。到了春秋时期，基本上实现了诗歌由以祭祀功能爲主向注重政治功能的重大转变。如襄十四年《左传》《国语·周语上》《晋语六》《汉书·食货志》、宣十五年《公羊传》何《注》等先秦两汉文献对此皆有大量记载。

2、天道观念由“敬天畏神”向“怨天尤王”的历史性变迁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和政治格局与政治形势的剧烈变革，社会的政治思想观念亦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类自从进入了文明时代，最高神——“天”或“天帝”观念已逐渐确立，神意政治逐渐演进爲一种天意政治。

至商周之际，人们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书》之《高宗肜日》《西伯勘黎》《大诰》《康诰》《多士》《多方》诸篇，《诗》之《文王》《大明》《皇矣》诸篇，对于商周时期的天道观均有直接记载和完整表述。

到了两周之际，宗周将亡，人类理性日渐开拓，人们已经由对天之寅畏虔恭发展爲对天之怀疑。如《小雅·节南山》之“天方荐瘥，丧乱弘多”“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昊天不佣，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吊昊天，乱靡有定”“昊天不平，我王不宁”；《十月之交》之“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天命不彻，我不敢傚，我友自逸”；《雨无正》之“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大雅·板》之“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天之方难，无然宪宪。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天之方虐，无然谑谑”“天之方懠，无爲夸毗”；《荡》之“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降滔德，女兴是力”；《抑》之“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昊天孔昭，我生靡乐”“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云汉》之“天降丧乱，饥馑荐臻”“昊天上帝，则不我遗”“昊天上帝，宁俾我遯”“昊天上帝，则不我虞”“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瞻卬昊天，曷惠其宁”；等等，皆爲诗人疑天渎神之喟叹。

而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则出现了由重神向重人的巨变，其巨大动因就是西周的灭亡，正是这一残酷的现实促使一些有识之士重新思考政治兴衰的原因。他们认爲，“妖由人兴也。人无衅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故有妖”（庄十四年《左传》载鲁大夫申繻言）；“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年《左传》载周叔兴言）；“天反时爲灾，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乱”（宣十五年《左传》载晋大夫伯宗言）；“犯顺不祥，以逆训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无殃乎”（《国语·鲁语上》载鲁大夫展禽言）。可见，春秋时期的文士已认识到“妖”并非决定人事（人道）之主宰，“陨石于宋”“六鷁退飞”“天火”只不过是一种自然现象（天道），循礼祭祖是以免“犯鬼道”。这些观点都表现出无神论思想倾向，是一种进步的唯物主义天道观。

3、神权政治思想的衰落与世俗政治思想的兴起

这种由神权政治向世俗政治变迁的主要标志有二：

一是政治的兴亡不取决于神而取决于人

春秋时期文士认爲：“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三十二年《左传》载周太史嚚言）；“善人在上，则国无幸民”（宣十六年《左传》载晋大夫羊舌职言）；“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亲而事有序，其天所启也”（襄三十一年《左传》载吴行人屈狐庸言）；“政德既成，又听于民”“问谤誉于路”（《国语·晋语六》载晋卿士士燮言）；“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越语上》载越大夫文种言）。这些所谓“得民者昌而失民者亡”“任官尚贤”“先人而后神”的观念，就是春秋时期世俗政治思想的具体表现。由于受这些新产生的进步政治思想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亦随之出现转变。

二是“天”被改造成爲一个泛观念而赋予其更多自然属性

春秋时期文士认爲：“盈而荡，天之道也”（庄四年《左传》载楚文王夫人邓曼言）；“君人执信，臣人执共，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二十二年《左传》载齐大夫晏婴言）；“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昭十八年《左传》载郑卿士公孙侨言）；“盈必毁，天之道也”（哀十一年《左传》载吴大夫伍员言）；“天六地五，数之常也”（《国语·周语下》周卿士单超言）；“天道皇皇，日月以爲常”（《越语下》载越大夫范蠡言）；“天地不仁，以万物爲□㺃”（《老子·道经上》载周大夫老聃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干卦·文言》载鲁大夫孔丘言）。这些上至天子卿士、国君夫人，下至诸侯卿士及大夫，他们的言论就是他们反思现实政治生活的答案，代表了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的天道观，皆与殷商西周时期天道观念迥然相异，预示着神权政治已经走向了末路。

正因爲如此，在两周之际的诗人眼里，“天”既有人格神属性，更是一种自然现象、具有自然属性。《小雅·正月》之“谓天盍高，不敢不局；谓地盍厚，不敢不蹐”，《小宛》之“宛彼鸣鸠，翰飞戾天”，《大东》之“维天有汉，监亦有光”，《小明》之“明明上天，照临下土”，这些诗篇皆在不同程度上描写了“天”的自然属性，表明人们对“天”的认知朝着唯物主义方向迈进。

4、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阐释发生了深刻变化

诗歌社会功能的转变，诗人天道观念与政治思想的转变，自然会促进诗歌创作实践的深刻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诗歌创作方式由以集体爲主向以个人爲主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爲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爲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国语·晋语六》载晋卿士士燮言）。与这一转变伴随而生的就是由诗（辞）、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辞）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爲个人创作。《大雅》《小雅》乃至“国风”中一些贵族诗人创作的政治讽喻诗就是这样产生的。诗歌创作方式的变革，促进了诗歌创作群体构成的多元化。那些以政治身份出现的“卿士寮”官署之公卿列士成爲诗歌创作的主体，逐渐取代了以神职身份出现的“太史竂”官署之巫、史、卜、祝等，且呈现出更加平民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诗歌创作内容由以祭祀活动爲主向现实生活爲主的转变

诗歌创作群体的多样性，使诗歌创作的题材内容更加广泛，而且更加接近现实生活，特别是周天子头上神秘的光环逐渐黯然失色，而诸侯霸主逐渐左右政治舞台以后，那些贵族乃至平民诗人更加关注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其诗作自然会更爲强调其政治功能，像《小雅·节南山》《何人斯》《巷伯》《四月》《大雅·民劳》《板》等诗篇，作者在自述诗旨时干脆明确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创作诗歌的政治目的，其必然结果是导致诗歌创作的政治化倾向。这种政治化的诗歌，不仅是春秋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代表了整个春秋时代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因此，春秋时期政治化的诗歌成爲战国以后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并直接导致了《乐记》《诗序》中系统的诗歌教化理论的提出，出现了美刺说、讽喻说和政治化、道德化诗歌阐释思想的应用，引发了后代“补察时政”“爲时”“爲事”而作等文学观念的出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个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政治兴变促进了诗歌创作演化

从政治与诗歌创作关系角度看，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与文学活动的主要特点是：天王宜臼（周平王）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形成，促使“变雅”作品创作出现繁荣；王权衰微、诸侯崛起政治格局的兴变，促使“变风”作品创作出现繁荣；政治制度之变迁，造成“采诗”“献诗”制度之兴亡；礼仪制度之变迁，造成引诗、赋诗活动的出现与消失；政治思想之变迁，促使诸子美学与诗学观念之形成；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之变迁，造就出一批贵族女性诗人群体，出现了一些优秀女性诗歌作品；春秋中晚期政治变革中文士的兴起，促使“新声”创作之繁荣。

二

自从诗歌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对诗歌的研究。尽管一开始的诗歌研究，依然是不自觉的、朦胧的、粗率的。即使从“诗三百”的整理编辑算起，对春秋诗歌的研究也有2700多年的历史了。

1、春秋诗歌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我国古代学者对于春秋诗歌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诗大序》所谓《诗》有“正”“变”之别，实际上与政治兴变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春秋时期吴公子札观乐论《诗》之说，孔子“兴、观、群、怨”之论，都十分关注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之关系。战国时期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就是对春秋时期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关系最爲精辟的概括。自汉代以降，治《诗经》者大多注重从研究目的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出发去阐释儒家诗教学说。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过程中，研究者在继承前人研究丰富遗产的基础上，特别注重引进和吸收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从而开创了春秋诗歌研究的新局面。他们往往都有宏阔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大胆的魄力，渊博的学识和活泼的思维。特别是以“古史辨派”学者爲主体开展的“《诗经》大讨论”，初步实现了《诗经》研究由以经学爲主到以文学爲主的转变，开辟了《诗经》研究的新局面。如谢无量的《诗经研究·〈诗经〉与当时社会之情势》（1923）、张世禄的《〈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政治风俗》（1926）、郭沫若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1929）、何隼的《〈诗经〉时代之社会与政治》（1947）、闻一多的《神话与〈诗〉》（1948）等。他们借鉴西方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比较文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开现代诗经学将作品创作置于特定政治环境之中进行考察研究的风气之先。

1949年以后，关于《诗经》作品创作与政治关系研究更加深入。如冯沅君的《前七世纪的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1951）、张西堂的《诗经六论·诗经的思想内容》（1957）、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1966）等。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40余年间，由于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逐渐形成了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与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学者们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研究方法与路径趋于多元化，使春秋诗歌研究进入了一个成果卓著的新时期。如郁贤皓的《略论〈诗经〉中的奴隶文学》（1978）、盛广智的《论西周春秋之际贵族的政治批判诗》（1984）、赵明的《论〈诗经〉政治抒情诗的文学传统》（1993）、赵逵夫的《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1996）、孙适民的《从〈诗经〉英雄形象看中国政治文化传统》（1999），李学勤的《〈诗论〉说〈关雎〉等七篇释义》（2002）、李春青的《论先秦“赋诗”“引诗”的文化意蕴》（2003）等，将诗歌作品所反映的政治生活与诗歌创作相结合，或探求诗旨，或考定作时，或考订作者，对《诗经》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此外，海外学者关于《诗经》作品创作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亦颇有成就。如英国理雅各的《诗经全译》（1871），法国葛兰言的《中国古代的节日与歌谣》（1919），瑞典高本汉的《诗经注释》（1950），日本松本雅明的《关于〈诗经〉诸篇形成的研究》（1958），越南陈黎创的《〈诗经〉在越南》（1995），蒙古巴扎拉格查的《〈诗经〉的蒙古文翻译与蒙古民歌》（1995），美国夏含夷的《从西周礼制改革看〈诗经·周颂〉的演变》（1995），新加坡周颖南的《简论〈诗经〉风雅传统》（1997），韩国安秉钧的《〈诗经〉的家庭伦理诗》（1999），等等。他们以跨文化视点、用异文化比较方法来探讨《诗经》思想内容的深层底蕴，对我们研究《诗经》创作与政治之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啓示。

2、春秋诗歌研究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毋容置疑，关于春秋诗歌研究仍存在许多令人缺憾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疑古派对史料研究的影响

从西汉开始，我国古代学者在发掘、整理春秋诗歌史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现代学者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有所突破。但春秋诗歌史料缺漏仍然异常严重。特别是《诗经》中雅诗和风诗的材料，误差最爲突出。自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中的40多年间，以顾颉刚爲首的“疑古学派”，对先秦史实钩沉发覆，存真辨僞，其积极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但受“疑古”思潮的影响，有些学者对春秋诗歌中的一些作家、作品持否定态度。如认爲《诗经》“国风”的全部和“小雅”的部分作品认爲是民歌，轻率否定毛《诗》及三家诗所认定的《诗经》部分作者的创作权；或者仅仅以出土的少量文物资料爲据，轻率否定《诗序》《诗谱》及后世其他学者对诗歌创作年代与诗旨的论说。至今仍有许多学者在思想上重视不够，认识不足；在具体研究中多理论阐述，少材料发掘。

二是片面强调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局限

1976年以后，我国学者冲破学术封闭的状态，引进了西方文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使春秋诗歌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更爲丰富，促进了春秋诗歌研究的发展。但其局限性仍然很突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有人轻率否定传承久远的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和考据索隐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有人夸大“索隐派”的不足，片面地称之爲“畸型儿”，认爲其研究是误入岐途；有人甚至把历史当作面团一样随意捏合，忽视文献实证，喜欢架空立说。

三是考定作品年代的纵向综合研究尚有不足

自从《春秋》开创编年体史书体制以来，编年体史书问世颇多。运用文学年代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春秋诗歌作品断代研究，亦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诗序》《诗谱》及宋人范处义的《诗补传》及严粲的《诗缉》、明人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清人朱鹤龄的《诗经通义》等。特别是近30年来，以编年体形式研究文学史的专著亦陆续问世。如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1985）、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大事年表》(1987)、陈文新的《中国文学编年史》（2006）、赵逵夫师的《先秦文学编年史》（2010）、邵炳军的《春秋文学系年辑证》（2013）等。但是，专门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乃至春秋时期诗歌作家生平事迹和作品创作年代爲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尚未见到。

四是忽视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学发展的关系

20世纪50至70年代，由于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用政治标准作爲唯一标准去判定文学作品，限制了《诗经》学人的研究视野，故在80年代以后人们拨乱反正，更多的是把文学现象归结爲人性化的纯艺术，却忽视了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对于春秋诗歌的研究，自然也是毫不例外的。即便是那些关注政治与诗歌创作关系的论著，他们的研究大多也是零碎的、不系统、不全面的，自然难以真正从政治兴变角度，全面、系统地去考析春秋诗歌创作实践，去揭示春秋诗歌创作规律。

故在继承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量弥补前人的历史缺憾，进而实现学术研究的创新与突破，是每一位当代学者的历史责任，也是笔者从事本研究的初衷与动力。

三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既是春秋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点，也是研究春秋诗歌乃至整个春秋文学的起始点。故笔者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爲研究起点，以生活在这一特殊政治环境中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爲主要研究对象，以诗人生平事迹考证与诗歌作品断代爲研究重点，力图从一个历史断面去探讨春秋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之关系，并以此爲起点来展示春秋时期诗歌发展历程，进而揭示春秋诗歌创作之基本规律。本书研究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春秋诗歌含蕴着并表征了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

我们可以从襄二十四年《左传》所载鲁叔孙豹爲晋士匄所释“三不朽”之言中看到，春秋时代的文士把“立言”与“立德”“立功”一并视爲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故在他们的诗歌创作中，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追求。同时，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正是这种文学观念，对春秋诗歌研究史产生了极爲深广的影响，促成了其开放型、宽泛型结构特征：它几乎将我国春秋时代一切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作爲自己的研究对象，采取了对诗歌文本和作家、环境、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等相联系作综合性、整体性的开放式和外向式研究方法。

2、春秋诗歌具有承担协调某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实际功能

我们赞同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均与政治具有密切关系的观点，但毋庸置疑，《诗经》中确有大量作品带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性，许多作品或直接以某一特定的政治事件爲创作题材，或间接以某一特定的政治现象爲创作背景；不能排除一些作品是爲了某种政治需要所进行的有意识创作，甚至直接是爲王权政治、诸侯政治及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舆论工具。

那么，《诗经》中的这类作品自然不仅仅是具有审美观念的艺术作品，而且具有协调某种社会政治关系的实际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的确并非仅仅是一部一般的“诗歌选集”，而是反映一个时代贵族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各方面意识形态的“历史文献”。

因此，重提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纠正把文学现象仅仅归结爲人性化的纯艺术偏颇观点，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矫枉过正所进行的拨乱反正。从这个角度而言，本书的研究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课题。

3、春秋诗歌研究应以经学、文学、史学、文献学结合爲出发点

春秋诗歌研究不仅是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研究领域内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而且始终是经学、史学、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诗经》首先是经学研究对象，其次才是文学研究对象。这是我们进行春秋诗歌研究的出发点。

因此，本书在研究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人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及其代表作的创作年代过程中，必须将作家生平、创作活动与历史事件都尽可能放到一个统一的时间坐标上去，以便清楚地了解这一特定时段诗歌发展的整体状况，了解诗人与史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探讨诗歌发展的总体特征与演变规律。可见，只有对已有研究史料进行归纳、梳理与总结性研究，纔能取得文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纔能真正摆脱春秋诗歌研究的经学性质。

比如，关于《诗·大雅·板》《召旻》《瞻卬》三诗的作者，先哲时贤的代表性说法就有七说：一爲毛《序》之“《板》《瞻卬》《召旻》三诗爲二凡伯所作”说，二爲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五》之“《板》《瞻卬》《召旻》三诗爲同一凡伯所作”说，三爲僞《申培诗说》之“《瞻卬》《召旻》爲尹伯奇所作”说，四爲清陆奎勋《陆堂诗学》卷十之“《板》《瞻卬》《召旻》之作者凡伯即周定公”说，五爲清魏源《诗古微·大雅答问下》之“《板》之作者凡伯即共伯和”说，六爲清方玉润《诗经原始》卷十四之“《民劳》与《板》同出一人”说，七爲刘毓庆《雅颂新考》之“《板》之作者爲卫武公”说。而对此诸种异说，只有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逐一进行考辨，纔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再如，《诗·小雅·节南山》之卒章曰：“家父作诵，以究王訩。”据此可知其署名作者爲家父。那么，家父爲谁？他生活在哪个时代，前人衆说不一；其职掌如何，前人未曾涉及。周大夫凡伯和卫武公的生平事迹，前人亦是歧说纷呈。而弄清这些问题，又是考定其作品创作年代之关键。故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族属、世系、地望、生活时代的分析，考证诗人事略；可以通过对诗歌所表现的主旨、所描写的社会现实的文本分析，以及对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创作动机的文本分析，进行作品断代。这就爲解决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的疑难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至少可以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而将此诸种问题的澄清并置于特定的时点或时段上，纔能准确地从理论上阐释两周之际政治、思想、文化的变迁及其特征，纔能科学地把握春秋时期诗歌创作的特点，纔能以此爲起点去进一步探视整个中国诗歌发展的历史规律。

所以，本书以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爲研究起点，通过详细考证辨析春秋时期的政治事件、政治现象与诗歌创作实践，全面、系统地去考析春秋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之关系，进而考察春秋时期社会环境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展示春秋时期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从一个历史断面去揭示春秋诗歌创作演化规律。

另外，我们在春秋诗歌史的教学过程中发现，不少同学对春秋诗歌史上的许多史实知识比较贫乏，甚至连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和史实的时代先后也往往分辨不清。对于一些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来说，亦有春秋诗歌史料匮乏之感；即使是已有的少量史料，也是缺少梳理、异说纷杂，难以满足教学和科研的需要。故本书的研究，可使人们在总体把握春秋诗歌发展史概貌的同时，获得更爲具体的感性认识，激发更爲深切的理性思索，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

1、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

以两周之际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爲研究背景，以这一时段诗歌创作活动爲主要研究内容，以重要历史事件考订、诗人事略考证、诗歌作品断代爲研究重点，以经验实证基础上的理性思辨爲方法论原则，注重用事实来说明观点，力争取得更可靠、更接近于真理的结论，进而从一个历史断面去描述与分析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之关系，去探求春秋诗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演化规律，以求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2、本书研究的基本内容与研究框架

幽王骊山之难(前771年)后，形成了两周之际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局：幽王废太子天王宜臼与幽王庶子携王余臣各自爲王，兄弟争国，历时十一年（前770-前760）之久。故本书以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形成爲研究起点，将这一时期重要的历史事件与诗歌创作活动皆列入研究范围，涉及的诗歌作品有《王风·葛藟》《秦风·终南》《车邻》《驷驖》《小戎》《蒹葭》《桧风·羔裘》《素冠》《隰有苌楚》《匪风》《小雅·节南山》《青蝇》《宾之初筵》《绵蛮》《渐渐之石》《彤弓》《沔水》《瞻彼洛矣》《雨无正》《小旻》《角弓》《菀柳》《正月》《都人士》《鱼藻》《四月》《裳裳者华》《大雅·抑》《板》《瞻卬》《召旻》等，共31篇，占今本《诗经》所收録春秋时期诗歌总数183篇的1/6。

具体研究框架包括以下9部分：

第一章《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主要是对这一时期大的政治背景研究。

第二章《周大夫家父与他的〈节南山〉》，主要是对王室内朝太史竂大夫及其作品创作的个案研究。

第三章《卫武公与他的〈青蝇〉〈宾之初筵〉〈抑〉》，主要是对王室外朝三公及其作品创作的个案研究。

第四章《周大夫凡伯与他的〈板〉〈瞻卬〉〈召旻〉》，主要是对王室外朝卿士寮卿士及其作品创作的个案研究。

第五章《秦襄公立国与〈秦风〉五篇的创作》，主要是对新兴诸侯国政治变迁及其作品创作的个案研究。

第六章《郑武公灭桧与〈桧风〉四篇的创作》，主要是对衰亡诸侯国政治变迁及其作品创作的个案研究。

第七章《平王东迁雒邑与其大夫诗作六篇》，主要是对平王时特定政治事变爲题材所创作的组诗的个案研究。

第八章《晋文侯弑携王及其诗作四篇》，主要是对携王特定政治事变爲题材所创作的组诗的个案研究。

第九章《“二王并立”时期其他诗作五篇》，主要爲对平王其他大夫诗篇的个案研究。

3、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具体是：

首先，采用“知人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政治功利性特征，具有浓厚的政教色彩，体现着一种政治道德教化的需要和功利要求。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一时期诗歌时，就要采用“知人论世”的史学研究方法：既要了解作品和作家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人品德行等等的关系，同时又要认识作品和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

其次，根据两周之际“二王并立”诗歌史料缺漏严重的现状，采用训诂考据的文献学研究方法，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文献史料，广泛搜集、排比前人和今人的重要研究成果，廓清事实；又要尽可能利用已发掘的出土文物和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的新材料，钩沉索隐，得出新的认识和结论。

另外，在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采用文艺学、文化学、美学等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去研究作品本身的内在特质，分析文学创作现象，以期达到研究的客观性、真实性与理论性、科学性的完美统一。同时，在传统研究方法与现代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前提下，注意将作家作品置于政治兴变的重大政治事件中，考证作家的生平事迹、创作活动及其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年代，从而对诗歌整体创作流变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五

本书研究的前提与基础是这一时期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故在这方面用功颇多。其创新之处可归纳爲以下三个方面：

1、对家父、卫武公、凡伯等王室贵族诗人群体诗歌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

我们以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爲创作背景，以家父、卫武公、凡伯生平事迹爲线索，通过对诗歌文本的进一步分析，考证出《节南山》《青蝇》《宾之初筵》《抑》《板》《召旻》《瞻卬》等7篇作品的具体创作年代。

一是家父之《节南山》

《节南山》爲周大夫家父唯一的传世诗作，也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诸多作品中唯一自署其名的诗篇。通过对诗歌所表现的主旨、诗歌所描写的亡国之象、诗人所表达的无所适从的茫然心态及诗人究幽王之失而谏平王以史爲鉴的诗文本考辨，认爲该诗创作的具体年代爲骊山之难西周覆灭后，平王东迁雒邑（即今河南省洛阳市）之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年)顷。

二是卫武公之《青蝇》《宾之初筵》《抑》

《青蝇》《宾之初筵》《抑》爲平王司寇卫武公的传世诗作。其中，《青蝇》爲武公刺幽王听信谗言而伤贤害忠之诗，描写了骊山之难、宗周覆灭的亡国之象，表现了一位肱股老臣对周王朝的正统继承人——天王宜臼的耿耿忠心，寄寓了一位王室执政卿士期望平王以史爲鉴、中兴祖业的政治热情，当作于其率兵救周之初，即平王元年(前771年)顷；《宾之初筵》爲武公写平王由西申归宗周后燕群臣的盛典之乐，歌颂了平王从携王及犬戎手中收复镐京的重大胜利，作于平王由西申归宗国、卫武公入相于周之后，创作时间比《青蝇》要晚，具体年代当在平王元年至三年(前770-前768年)之间；《抑》爲武公对平王的诫勉诗，在诗中谆谆教诲幼主，寄寓了武公对平王复兴周室之厚望，属于一位肱股老臣的政治嘱托，其当作于《青蝇》《宾之初筵》之后，大致在平王元年五年(前771-前766）之间，当爲武公之绝笔。

三是凡伯之《板》《召旻》《瞻卬》

《板》《召旻》《瞻卬》爲王室卿士凡伯的传世诗作。《板》《召旻》皆爲幽王九年至十一年(前773-前771年)之间创作的作品；《瞻卬》中所谓“哲夫”爲指称幽王，所谓“哲妇”爲指称幽王宠妃褒姒，该诗主要描写了西周亡国之象，表现了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异化现象，批评了幽王友戎狄、仇诸侯之错误行爲，与《板》《召旻》两诗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截然不同，其创作年代当爲幽王骊山之难后、平王东迁雒邑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年)顷。

2、对王室其他贵族诗人群体诗歌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

除了上述家父、卫武公、凡伯之外，王室尚有一些无名氏贵族诗人。其诗作主要有《王风·葛藟》《小雅·彤弓》《沔水》《正月》《雨无正》《小旻》《四月》《瞻彼洛矣》《裳裳者华》《鱼藻》《角弓》《菀柳》《都人士》《绵蛮》《渐渐之石》等15篇。其中，这些诗篇之创作，大多与平王东迁与携王被弑相关。

一是平王东迁组诗

平王元年（前770），王室东迁雒邑，在晋、郑、卫等东方诸侯的协助下，平王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王权地位，拉开了东周——春秋时期的历史帷幕。以平王东迁这一特定政治事变爲题材所创作的组诗主要有《王风·葛藟》《小雅·绵蛮》《渐渐之石》《彤弓》《沔水》《瞻彼洛矣》6篇。这6篇组诗，可以分爲两类：

一类是再现东迁雒邑历程的。《绵蛮》爲平王大夫写国人随平王东迁情状之作，诗人以赋比兴手法结合方式，艺术再现出平王大夫随平王东迁时路途劳顿辛苦之情状；《渐渐之石》爲平王大夫写武士送平王东迁之作，主要以赋体手法，艺术再现出迁徙队伍分期分批而绵延不绝之情形。故结合平王东迁的史实考证，《绵蛮》《渐渐之石》皆当作于平王东迁之时，即平王元年（前770）。

一类是表现东迁雒邑初期情态的，《彤弓》爲平王东迁雒邑后赐有功诸侯彤弓之作，通过奖励诸侯“敌王所忾”，表现出一种礼乐文化精神，宣扬并展示出一种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沔水》爲周大夫忧平王东迁雒邑后王室衰微之作，诗人见微而知着，先事以献规、思患以预防，表现出一位士大夫高尚的政治情怀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瞻彼洛矣》爲周大夫祈平王迁洛作六师修御备之作，描写了平王在东都成周以南洛水会诸侯检阅六军之盛典；《葛藟》爲周王族大夫刺平王东迁雒邑时弃其九族之作，以“终远兄弟”贯穿全诗，从平王东迁时弃其九族之亲这一侧面，揭示出王室艰难而周道衰微之兆。故我们认爲《彤弓》《沔水》《瞻彼洛矣》属“东都之雅”，《葛藟》属“东都之风”，皆爲平王东迁雒邑之后不久之作。其具体创作年代大致在平王元年至二年（前770-前769）之间。

二是与“携王”相关组诗

幽王十一年（前771），幽王崩于骊戎戏水（在今陕西省临潼市骊山）之后，幽王卿士虢公翰拥立王子余臣爲“携王”。一直到平王十一年（前760）“携王”爲晋文侯所弑之后，平王方成一统。期间，携王大夫以诗歌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再现了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主要包括《小雅·雨无正》《小旻》《角弓》《菀柳》4篇。可分爲两类：

一类爲忧患携王朝前途命运，《雨无正》爲携王侍臣表达怨忧情绪之作，诗人抒写了自己对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表现出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兴亡的忧患意识；《小旻》爲携王大夫刺携王斗筲用事、治乱乏策之作，暗示携王终将覆亡之结局；《角弓》爲周大夫刺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兄弟互相残杀之作，诗人描写出万民所“胥效”的兄弟“相怨一方”“如蛮如髦”，担忧兄弟相及而互相残杀。

一类爲怨刺携王余臣，《菀柳》爲携王近侍之臣中有功者获罪后所作怨刺诗，委婉含蓄地表达出自己对携王的不满情绪。

可见，《雨无正》《小旻》《角弓》《菀柳》四诗皆属“西都之雅”。其中，《雨无正》当作于携王初立不久、平王东迁雒邑之前，即平王元年（前770）；《小旻》《角弓》《菀柳》三诗亦“西都之雅”，当作于携王初立之后至被弑之前，即平王元年至十一年（前770-前760）之间。

三是其他诗作

另外，本书还涉及其他诗人的作品，主要包括《小雅·正月》《都人士》《鱼藻》《四月》《裳裳者华》5篇。也可分爲两类：

一类爲怨刺诗，《正月》爲周大夫刺幽王致使宗周灭亡之作，诗人以“赫赫宗周”覆亡的荒乱景象爲历史背景，紧紧围绕“民之讹言”这一主线来述说个人之忧伤，真实地再现了“二王并立”、诸侯相伐、犬戎侵凌、社会丧乱、民生凋敝之现实，抒写了幽王因宠幸褒姒、荒淫无度、小人居位而致使国破家亡之悲愤；《四月》爲周大夫哀伤骊山之难之作，诗人自述行役，自夏历秋至冬，由一年间途中见闻而触景生情、感物伤时，抒发了自己忧乱、惧祸、尽瘁、思隐等一系列复杂情感。

一类爲赞美诗，《都人士》爲周大夫美平王自西申东归镐京之作，描写了平王东归时万民麕集、观者如堵的情状，表现出周人对平王东归的热烈情绪；《鱼藻》爲平王大夫美平王自西申归镐京后宴享群臣之作，描写了王室群臣在饮酒作乐之时祝福平王能在镐京长居久安；《裳裳者华》——周平王美同姓诸侯郑武公之作，诗人赞美了同姓诸侯郑武公夹辅周室之功勋，情感诚挚，叠词叠句，长声慢咏，一唱三叹，是一篇艺术上十分成熟的诗作。

可见，《正月》《都人士》《鱼藻》《四月》四诗皆作于“二王并立”初年，即平王元年（前770）；《裳裳者华》当作于武公护送平王东迁至平王命武公爲公期间，即平王元年至三年（前770-前768）之间。

3、对秦国、桧国贵族诗人群体及其国人诗歌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

一是秦国贵族与国人诗作

《秦风·终南》爲襄公帅师送平王东迁途中，经过终南山（即今陕西省西安市、咸阳市、宝鸡市以南的秦岭南麓山脉）时，其随行大夫面对周人之望山，感慨周之东迁：望山依旧，时世变迁，苍凉顿生，遂作诗以戒勉襄公，冀望襄公封爲诸侯后，不忘以修德称高位，不忘以盛德配显服，励精图治，治国安邦，振兴秦族；《车邻》爲秦宫女美襄公命爲诸侯之作，以赋体手法写秦君车盛马壮、侍御传令，用比兴笔法写阪桑隰杨之好，鼓瑟鼓簧之乐，极力渲染状写秦军战车之奢华与装备之精良，以此来夸饰秦人国力之强盛，将士之勇猛，通过场面描写烘托出襄公封爲诸侯时秦国公室的喜庆气氛与秦人的愉悦之情，别是一种欢娱气氛；《驷驖》爲秦大夫美襄公命爲诸侯之作，写在襄公命爲诸侯之后，在“北园”往狩之事、方狩之事与毕狩而游观之事，极力渲染秦国武备之强大、国力之强盛。可见，《终南》《车邻》《驷驖》皆作于平王封秦爲诸侯初年，即襄公八年（前770）。

《秦风·小戎》爲秦女思念远征西戎丈夫之作，所描写的妇人对戎车、战马的珍爱，对征夫的由衷赞美，突出地表现了她们对英雄的崇拜与敬慕，也表现了她们对战争的理解和支持，透露出秦人上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之精神，表现出秦人以自己血肉之躯誓与西戎战斗到底之决心；《蒹葭》爲秦人美襄公求贤尚德之作，是一首典型的政治抒情诗。可见，《小戎》《蒹葭》当作于平王封秦之后，襄公卒前，即襄公八年至十二年（前770-前766）之间。

二是桧国贵族与国人诗作

《桧风·羔裘》爲桧大夫刺桧君“逍遥游燕”之作，描写了桧君逍遥游燕之生活状态，反映出桧君失道的亡国之象，抒发了诗人对这种亡国之象的伤感情怀，反映出诗人强烈的忧患意识；《素冠》爲桧女爲其死于郑灭桧战争之中的丈夫举行“大祥”丧礼之作，描写了妻子爲死于郑灭桧战争之中的丈夫举行“大祥”丧礼时的悲恸情景，刻画出一位形象鲜明、情感深厚、恪守礼仪的居丧贵族妇女形象；《隰有苌楚》爲桧人嗟叹国破家亡而民逃之作，描写了颠沛流离、妻离子散的社会现实，抒发了诗人的亡国之痛，发出了“有知”不如“无知”之叹。

另外，《匪风》爲助郑灭桧成周八师军人自伤之作，诗人由因征战不休而飘摇不安联想到王道衰微，由此生发游子思乡之叹而有王道衰微之嗟。周八师军人虽非桧人，因其所写内容涉及郑灭桧之事，故入于《桧风》。

可见，传世《桧风》四篇全部当作于桧亡国之后，即平王二年（前769）。

六

我们的研究表明，两周之际第三次“二王并立”时期的诗歌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对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客观的、能动的反映；这种政治化的诗歌，不仅是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代表了整个春秋时代诗歌创作的主旋律。其具体包含以下三个创新性论点：

1、“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出现是春秋时期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的历史起点

在骊山之难、宗周覆亡（前771年)之际，先后出现了三次“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这是两周之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问题，自然会对诗歌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然而遗憾的是，此一问题却很少引起《诗经》研究学者的注意。笔者所见最早关注携王者，当爲宋李樗等的《毛诗集解》卷二十五、明朱朝瑛的《读诗略记》卷三、何楷的《诗经世本古义》卷十九下、清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卷十三、魏源的《诗古微·豳王答问》等。今人徐中舒的《西周史论述(下)》、晁福林的《论平王东迁》在讨论两周之际“二王并立”史实时，涉及到《诗经》中的个别作品；李山的《诗经的文化精神》认爲《诗经》中的一些篇目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但论之未详。

本书以“二王并立”时期的诗歌创作爲研究基点，以《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史记》及其他文献资料、考古发现和先哲时贤的研究成果爲依据，考证并梳理出“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线索：幽王十一年（前771）骊山之难、宗周覆亡前后，周王室先后出现三次“二王并立”的政治格局：第一次是幽王宫涅与丰王伯服，历时8年（前778-前771）；第二次是幽王宫涅、丰王伯服与天王宜臼，历时4年（前774-前771）；第三次是天王宜臼与携王余臣，历时12年（前771-前760）。这一政治格局实自幽王八年（前774）以前开始，直到平王十一年（前760）携王被杀，历时17年之久的三次“二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这样长时期的“二王并立”政治格局是西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它不仅说明两周之际的王权观念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而“二王并立”的出现则是引发骊山之难、导致西周覆灭的导火线。

而在这一政治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人物是申侯，亦即“西申侯”。故详细考证了南土申伯之国和西土申侯之国，弄清了“申”“西申”“南申”“东申”“晋申”“申戎”等名称之别。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幽王太子宜臼被废之后所奔之处，即《国语·郑语》《晋语一》之“申”，亦即《竹书纪年》之“西申”。正是由于西申侯具有长期经营西陲的政治基础，具有与周王室世爲婚姻的政治地位，具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纔敢于爲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僭立天王宜臼，纔敢于爲反抗幽王的军事进攻而与缯国和西戎部落组成军事联盟，纔能在这一军事联盟中起主导作用。

当然，西周王朝由成康盛世到夷厉之衰，发展到幽王身首异处而宗周覆亡，这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往往又爲许许多多具有偶然性的历史事件所加速。如果说《诗·小雅·正月》诗人所谓“赫赫宗周，襃姒烕之”，以“女祸”爲西周覆亡导火线的话；那么，由此引发的幽王废后黜嫡的王位继承权之争便成爲西周覆亡的催化剂，而以西申侯爲主导所组成的三国军事联盟则成了幽王的掘墓人。

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的形成，亦即两周之际“二王并立”时期作者的生存环境及其创作背景。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生活在特定政治环境之中的诗人们的诗歌创作有一个特殊的创作背景，也爲他们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题材。

在考证“二王并立”大的政治格局的基础上，本书还考证了平王东迁这一重大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东迁的具体时间；考证了晋文侯灭国夺邑、开疆拓土、奠定晋国霸业的史实，及其晋文侯弑携王余臣而导致携王朝覆灭的史实；考证了平王封秦襄公爲诸侯的相关史实，以及秦国乘两周之际王室衰微的政治背景逐渐兴盛的演变史实；考证了郑国依靠幽、平二王的政治势力，灭国夺邑、开疆拓土、东迁新郑的史实。厘清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爲进一步考订相关诗篇的创作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坐标。

2、家父、凡伯、卫武公等贵族诗人群体是推动春秋时期诗歌创作变革之功臣

一是《节南山》作者家父所处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事迹考证

关于家父所处的生活时代，先哲主要有六说：一是毛《序》之“幽王之世（前781-前771）”说，二是《节南山》孔《疏》引三国魏韦昭之“平王之世（前770-前720）”说，三是《节南山》孔《疏》之“平桓之世（前770-前697）”说，四是宋欧阳修《诗本义》卷七之“桓王之世（前719-前697）”说，五是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卷二之“共和元年（前841）之后”说，六是清梁玉绳《汉书古今人表考》卷四之“宣王之世（前827-前782）”说。

关于家父其人见于文献记载者，除《节南山》之“家父”外，还有隐六年《左传》之“嘉父”，桓八年、桓十五年《春秋》之“家父”，襄四年《左传》之“嘉父”，襄二十一年《左传》之“嘉父”，《汉书·古今人表》之“嘉父”，《仪礼·士冠礼》郑《注》之“嘉甫”。笔者对以上诸说，通过逐一分析与梳理，认爲在上古汉语中，“家”“嘉”同音假借，盖“家父”亦曰“嘉父”，但此六“家父”肯定不会爲同一人。

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家父所处的时代与职掌考证，认爲家父是历仕幽王、平王两代之元老重臣，《节南山》之“家父”，就是《诗·小雅·十月之交》之“宰夫家伯”，故亦可称之曰“宰夫家伯父”；通过对宰夫家伯父之族属考证，认爲家氏爲贾氏之别（支族），帝喾高辛氏元妃姜嫄子后稷弃之裔，文王昌之孙、武王发庶子唐叔虞之后，出于家父（家伯父），属晋公族；通过对家氏之地望考证，认爲家氏郡望在离贾国不远的家谷之水女家河畔之家邑，当在今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东北40里之大交镇附近。故宰夫家伯父，姓姬，本氏贾，别氏家，字父，行次伯，晋室公族，爲家氏入仕西周王朝的大夫，其以家氏世族而爲宰夫世官，东迁后仍在东周王朝任宰夫这一世职。则家父爲仕于幽王、平王两朝的“优老”之臣。

二是《板》《召旻》《瞻卬》作者凡伯所处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事迹考证

上文已经提及，先哲时贤关于《板》《召旻》和《瞻卬》主要有七说。笔者通过对共、凡两国所处地望的考证，认爲共、凡本爲二国，后又爲卫之二别邑，共伯与凡伯应爲二人，并由此进一步推论；在厉王流彘（即今山西省霍州市）之后、宣王即位之前14年期间，摄政称王之“共伯和”，不是作《板》诗之周大夫凡伯；通过对《板》《召旻》《瞻卬》作者的逐一辨析，认爲《板》诗作者不是毛《序》所谓厉王时之“凡伯”，而是幽王时之“凡伯”，而《板》《召旻》《瞻卬》三诗作者当爲同一“凡伯”；通过对凡伯的氏族、职掌方面的讨论，认爲凡氏始封君爲周公旦之子第三子凡伯，姓姬，氏凡，以封国称伯，其后世子孙相继入爲周王室卿士。故《板》《召旻》《瞻卬》三诗的作者凡伯，姓姬，氏凡，爵伯，爲周公旦庶子凡伯之后，以东都畿内诸侯入仕王室，爲历仕幽王、平王两朝的王室卿士。

三是《青蝇》《宾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所处的生活时代及其生平事迹的考证

关于《抑》《宾之初筵》的作者，《毛诗》、《韩诗》、《齐诗》、《鲁诗》诸家皆主爲卫武公；关于《青蝇》之作者，《毛诗》泛言爲周大夫，《韩诗》、《齐诗》、《鲁诗》三家皆主爲卫武公。对于卫武公其人，《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鲁连子》《毛诗序》《史记》等文献多有记载，然歧说纷呈。

笔者在梳理前人关于卫武公生平事迹诸说的基础上，依据《左传》《国语》《竹书记年》《庄子》《鲁连子》《吕氏春秋》《诗序》《史记》等先秦两汉传世文献和金文资料，通过对《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说的辩驳，认爲《竹书纪年》所谓“共伯和干王位”，即共伯和践天子位称王以摄行天子事；“干王位”之共伯和，即师□簋、元年师兑簋、三年师兑簋、师厘簋诸铭之“师龢父”，亦即师晨鼎铭之“司马共”，亦即《国语·楚语上》《史记·周本纪》《卫世家》之“卫武公”，亦即《太平御览》卷八百七十九引《史记》之“伯和”，亦即《史记·卫世家》之“共伯弟和”，亦可称之爲“卫伯和”。则卫武公（前863-前766），姬姓，名和，谥武，侯爵，尊称公，顷侯之孙，僖侯之子，共伯余之弟，庄公扬、公子惠孙、公子亹之父，厉王十五年（前843）继立爲君，十六年（前842）摄政称王，共和十四年（前828）归政宣王静返国，平王元年（前770）袭祖职爲王室司寇，三年（前768）平王命之爲“公”，五年（前766）薨，在位凡77年（前843-前766）。由此进一步考订，厉王三十七年（前841），国人暴动，流王于彘后，卫武公（共伯和）以贤名而爲诸侯推举，践位称王行天子事14年，至厉王太子静即位（前827）后，共伯和归政；他在平王宜臼与携王余臣“二王并立”时爲平王司寇，死后谥号爲“武”，故曰“卫武公”。

以上三人中，家父爲王室内朝太史竂官署大夫，卫武公爲王室外朝卿士寮三公，凡伯爲王室外朝卿士寮卿士，故可称之爲王室贵族诗人群体。他们不仅是“二王并立”时期平王的肱股之臣，更是推动春秋时期诗歌创作变革之功臣。正是他们所创作《节南山》《板》《召旻》《瞻卬》《青蝇》《宾之初筵》《抑》等作品，把所谓“变雅”作品的创作推向了极致。

3、诸侯国家意识的强化使“国风”创作更注意彰显作者的创作个性与地域特色

随着王权的渐次衰微，自然是诸侯国家意识的强化。这正是春秋时期“国风”创作繁荣的政治思想基础。保存在今本《诗经》中的《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等，大多爲春秋时期作品。这些诗篇更注意彰显作者的创作个性，显示出强烈的地域文化特色，标志着所谓“变风”创作的繁荣。

其中，“二王并立”时期是春秋时期“国风”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据笔者初步考证，计有《王风·葛藟》《秦风·终南》《车邻》《驷驖》《小戎》《蒹葭》《桧风·羔裘》《素冠》《隰有苌楚》《匪风》等10篇。故我们主要选择《秦风》与《桧风》作爲个案研究对象。因爲前者爲新兴诸侯之作，即平王封秦、襄公立国之后的作品，故属于“盛世之声”；后者爲古老方国之作，即桧国爲郑武公所灭之后的作品，属于“亡国之音”。他们都客观地、真实地艺术再现了春秋时期诸侯兴亡的历史发展趋向。

平王元年（前770），平王封襄公爲诸侯。这是王室分封的最后一个异姓诸侯国，也是两周之际“二王并立”特殊政治格局使然。对于秦人而言，平王分封，襄公受爵，秦人始国，霸业之基始定，实乃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秦国的诗人们在他们创作的诗篇里，对秦襄公或赞颂之，或诫勉之。反映这一时期现实生活的诗篇就有《终南》《车邻》《驷驖》《小戎》《蒹葭》五篇，占传世《秦风》篇数的一半。无论是秦大夫所作之《终南》《驷驖》，还是秦女所作之《车邻》《小戎》，都彰显出秦人率直张扬骄悍之地域特性与崇尚阳刚武德之文化品格，“尚武”特色十分浓烈。当然，《蒹葭》是一篇风格独特之作，“崇文”特点非常明显。尤其是在兴象选取独特、意象经营巧妙、意境清新隽永、表意委婉曲折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是《诗经》中其他诗篇所不多见的。其诗歌创作的艺术基调爲“盛世之声”。

作爲“祝融八姓”（陆终六子）后裔的桧国，与刚刚分封立国的秦国不同，它是一个夏代就已经存在的古老方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沉淀与文化传统。现存《诗经》中，保存有《桧风》4篇，即《羔裘》《素冠》《隰有苌楚》《匪风》。这4篇诗歌创作背景，皆与平王二年（前769）郑武公灭桧直接相关。其中，《羔裘》爲桧大夫述桧仲失道亡国之作，《素冠》系桧女爲其夫举行“大祥”丧礼之作，《隰有苌楚》爲桧人嗟叹国破家亡而人民逃亡之作，《匪风》爲助郑武公灭桧之成周八师军人自伤之作。可见，无论是桧大夫刺国君之作，桧女悼亡夫之作，桧人哀亡国之作，还是周八师军人自伤之作，其诗歌创作的艺术基调都爲“亡国之音”，与《秦风》的“盛世之声”形成鲜明对照。

总之，自两周之际第三次“二王并立”政治格局终结之后，政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不是减弱了，而是进一步增强了。比如，由于王室渐次衰微，王权神圣光环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雅诗”几成绝响；由于诸侯国家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国力逐渐强盛，《邶风》《鄘风》《卫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陈风》《曹风》等“风诗”创作出现了进一步繁荣局面；由于王室与诸侯之间、诸侯与诸侯之间的聘问活动日趋频繁，在重大典礼与社交场面的赋诗言志，成爲诗礼文化的一种新型元素；由于政治观念由神意政治向天意政治再向人意政治的转变，爲诗人们的创作开辟了新视角，因而创作出了艺术风格亦风亦雅、创作目的以歌颂当世国君而非告神之祭歌的所谓“变颂”——《鲁颂》，促进了“颂诗”创作的历史性变革；由于政治哲学的变迁与诗歌创作的繁荣，孕育了以齐晏婴所谓“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昭二十年《左传》）、宋老聃所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德经》四十一章）等爲代表的美学观念，也产生了以吴公子札对诗乐风格的全面概括（襄二十九年《左传》）、鲁孔丘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篇》）诗论等爲代表的诗学观念；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文士的兴起，促进了民间歌谣与民间音乐高度发展，由此形成了以“怨以怒”“哀以思”（《诗大序》）爲特征的民间俗乐——“新声”，逐渐取代“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篇》）的贵族雅乐。春秋时期诗歌的这些基本特征，显示出由政治环境变迁所引发的诗歌创作流变趋向，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

这些现象依然需要我们去关注，去研究，以便对春秋时期政治兴变与诗歌创作演化有一个全面地、系统地、立体地了解，如此纔能准确地把握春秋时期诗歌创作的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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