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保罗教授《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的回应
    作者：韩星（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邮报》发表
    时间：西历2012年1月16日
    
    
    
    黄保罗教授给我发来了他的《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一文，希望有所回应。
    
    
    黄教授的大作是从全球化视野出发，实际上立足于他的所谓“大国学”的构想。他认为真正的大国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能够反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形象、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与软实力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和多种信仰组成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活体。这个有机体的“身体”是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现当代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现“政权”，具体体现就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简称毛邓三）。“两翼”即中外、“我他”两大文化源头，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四足”则是中国文明的实际组成部分：“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腿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来自西方的理性、科学）；“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在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教）。“一尾”则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
    
    
    一，黄教授的这个“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活体在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怪物”，是黄教授对当代中国各种文化现象的没有逻辑、不分主次，现象与本质混淆，层次与结构混乱的拼凑。其体是中华民族，这是从民族构成上讲的。而“首”则政权，是实体，是从制度层面讲的；同时又是“毛邓三”，这是当代官方意识形态，是虚体，是从思想观念层面讲的。如果说是前者，政权是国家现时的主导力量，但并非就是“首”，因为“首”是指导思想，是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动力；如果说是后者，大家都很清楚，现在是什么状况？能起什么作用？你问一个中学生都很清楚。“两翼”即中外、“我他”，更是不通。中、我本来是指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他的两翼是什么？不能说成自身和别人是两翼吧！外、他是什么？是西方文化？是伊斯兰文化？是印度文化？是基督教文化？不清楚。所以这里的两翼就不清楚。四足倒是表述的很清楚。但是我们看看，“腿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这是思想观念；“腿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这是传统本土文化；“腿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来自西方的理性、科学），已经本土化的外来文化；“腿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在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教），尚未本土化的外来宗教。显然，这四足不是一种材料制成的。而“一尾”更不是一个“尾巴”，而是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显然可以是无穷的、不可预测的东东。所以，“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东西显然是机器人，不是有机体。黄教授把他构想的这个东西看成大国学，又说成是中国文化。我想他对中国文化、国学的水平、学理和思维的大家就很清楚了。而正文主要根据他提出这个“大国学”概念来分析几个儒家宣言（特别是“意见书”），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二，在“一、 儒家与大国学”中他提出了“儒家到底能否称为今天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之核心呢”的问题，并说后果他在孔庙实地考察之后，更明显地感到儒学乃宋、明、清三代的国学，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这让人也有点匪夷所思。现在国学热，对国学的争论、讨论也非常热烈。那么，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个概念产生于近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但是国学本身则早就有了。一般认为，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学术。所以，怎么能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有台湾的“国学”、香港的“国学”？有宋、明、清三代的国学，有汉唐的国学？是不是也有瑞典的（中）国学？……
    
    
    三，黄教授又担忧？“儒家仍然试图以儒教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化之首, 那将势必与邓三科发生冲突。”这个问题黄教授在文中多次点明，似乎有把儒家与官方现有意识形态对立的诱导倾向。其实这没有必要，起不了作用。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一直是中国文化之首（我理解的首不是指现实政权或制度，而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只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这些激进主义的极左思潮和一波高过一波的政治运动，儒学才逐渐被边缘化，成为“游魂”。现在，有儒家信仰者试图恢复儒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实际上是延续传统文化命脉，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努力，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感，无可厚非。至于儒家与邓三科的关系，也有个学者和官方在互动中努力寻求共识，进行思想整合过程，怎么会“势必”发生冲突呢？
    
    
    黄教授还认为“首”关心的是所有其下属宗教文化元素一不挑战其地位，二是大家和谐相处, 而<<意见书>>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是不同于”首”的。这也没有说对，《意见书》第一并没有挑战“首”的地位，只是陈述了一个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并无政治野心挑战现实政权；第二和谐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观念，当代儒者也是赞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的。
    
    
    四，黄教授说《意见书》的核心是这种“我他”之分的思维模式, 把基督教当成外来宗教，不太顾及基督教是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之一部分的事实, 不太顾及中国基督徒也是炎黄子孙与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之事实, 忽略了“首”代表中国之“我”的事实。
    
    
    一个具有独立自足的文化必然具有主体性。张岱年张先生说：“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张岱年全集》第七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4页）。杜维明教授也这样论述到：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性格独具，结构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的再生，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政治上，也应该表现在文化上。中国传统的文化信息，必须靠中国社会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就是那些能够对中国社会内部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本身，来陈述它的希望，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理念。所以现在大家谈的就是应该有一种“文化的主体性”，这种文化主体性与原来的所谓“中国文化本位”是有所不同的，“文化的主体性”不只是一个立场的问题，而是一种自我意识，费孝通先生就特别强调文化自觉；文化的自我意识。“主体性”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首先，主体性绝对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意味着不仅是政府，企业、媒体、学术机构各个不同领域都能够参与这种建构的工作；其次，它的民间性比较强，不是从上到下；再次，它是发展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最后，它一定与传统资源的开发、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不是站在反传统的立场上把外来的价值嫁接进来。（陈壁生：《杜维明访谈：儒家与文化保守主义》，《博览群书》2005年2月第3期）。,
    
    
    对于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文化，“我他”之分是正常的，基督教当然是外来宗教。佛教也是外来宗教，经过漫长的冲突融合后来成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基督教可以向佛教学习的就是怎么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基督教融入中国文化还差得很远，中国基督徒是否还是炎黄子孙与中华文化的继承者还要看具体的是事实而定。另外，“首”只能代表中国政治和意识形态之“我”，不宜简单地说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代表。这才是事实。
    
    
    五，黄教授在文中举了四个所谓的“宣言书”，即（1）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2006年出了所谓的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宣言、（3）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就发出了“甲申文化宣言”、（4）2010年末，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十位学者“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其实这四个材料中真正的宣言只有（1）和（3），（2）和（4）并不是宣言，（2）的原稿是《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圣诞节”问题的看法》的倡议书，（4）也说得很明白，是对在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这一事件的意见书”，表达的只是对现实中具体文化现象的一种态度和意见，必然少了许多理性的阐述，多了几许民间情绪的表达，与那种经过长期思考，反复讨论，兼容并包，集思广益，代表社会某种文化思潮的文化宣言不可并论。这里黄教授显然是分类错误，并以错误的分类来进行错误的评判，以宣言的标准来要求“倡议书”和“意见书”，其结论必然不可能正确。
    
    
    六，黄教授说：“《意见书》所云‘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观事实, 但它没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因为儒家及其文化信众具有多样性。”“《意见书》所代表只能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而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这个结论不对。不可否认，签字的学者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有的学者也明确地提出过文化民族主义的纲领，但是从宣言发表以后国内外的强烈反应来看，说《意见书》只代表一部分文化民族主义儒家显然是不对的，《意见书》真正反应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儒家被边缘化，中国传统文化衰微，当代中国人广泛的信仰危机和精神困惑，基督教乘虚而入，填补了信仰真空的忧患意识，也体现出复兴主体文化的诉求和愿景。
    
    
    黄教授又说：“《意见书》的震惊与忧虑，有着情感上的合理性，却缺乏理智上的合理性。”其实在比较强烈的情感之下还是有理智上的合理性的，这需要我们学者进行理性的分析和评判，而不是简单地情绪化的下结论。近代以来，儒家的衰微和基督教的强势是一个相互消长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很快为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知识界所接受，发展成为一种具有文化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冲击最厉害的是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学说，并与所谓反封建、反专制纠缠在一起。新文化运动对批孔反儒使儒学的声誉一落千丈，影响了几乎一个世纪，在中国形成了持久的反传统思潮，儒学后来的长期沉沦主要是这次运动冲击所造成的。尤其使人感到痛心的是，历来受士人尊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中华民族精神人格的象征孔子，经过激进人士的无情攻击之后，从道德圣哲变成了守旧人物，中华民族暂时失去了道德人格的理想，中华文化失去了前进的正确方向，而所用来替代他的或者是外来的偶像，或者是生杀战伐、暴力流血的英雄，或者是肤浅的没有多少文化蕴涵的榜样，等等，其消极后果直到现在才逐渐显示出来。这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割断造成了当今中国人精神方面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反映在信仰危机方面，具体表征如：精神病人越来越多，自杀数字持续攀升，人心堕隳，社会腐败，在物欲中急急如丧家狗，没有目标，跟着感觉任意游走在一个没有规则的社会里，正义不见了，相互逼良为娼。从基层老百姓到知识分子，形成了信仰真空，于是为基督教的大肆传播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回头看，天主教是明末清初传入中国，开始了西学东渐，最初在利马窦时期是很成功的。当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既忠于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又具有足够的智能、学识和度量，采取了独特的传教策略：献奇器：打通官场关节，取得官方支持。（二）在文化上，采“习华言，易华服，读儒书，从儒教，以博中国人之信用。”（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卷，第66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三）通过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哲学、逻辑学和艺术等知识和文化，吸引中国官员和士人，客观上起到了传播西方近代科技文化的作用。他们的风格也温文尔雅，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可惜，利马窦去世以后发生了“礼仪之争”， 利马窦的后继者对儒教的排异和专断，导致中国政府的反弹，迫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暂时中断（参阅韩星：《儒教问题——争鸣与反思》第6-1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直到1840年西方以战争的形式再度打开国门，基督教带上了既野蛮又先进的双重性格，跟着战舰和枪炮重新进入中国，把中国推进了血与火的境地。正是基于精神信仰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和对基督教进入中国历史的沉痛反思，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中国人的精神危机表示关切和忧虑，同时思考解决的办法，探索未来出路，形成了许多不尽相同的思想观点。
    
    
    七，黄教授说到苦毒心态与自信心缺乏。确实，近代以来由于儒家走向衰微（这是本来是周期性的），同时西方文化全方位的进入，西方的军事侵略，使中国士大夫痛心疾首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软弱无力，自己文化的落后，确实产生了自卑感。同时要看到，这与“西方中心主义”也有关。“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我中心意识，认为西方文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优越于其它任何民族和地区的，是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应该普及到全世界，如果有那些文化或文明予以抵抗，他们认为这都是野蛮、落后的表现，应该通过政治压力、军事侵略、文化征服来推行西方的观念。这种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在一部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产生了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对于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形成了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文化心态。
    
    
    但是，这次在曲阜建设基督教教堂所引发的抗议并不是这种苦毒心态与自信心缺乏，实际情况是：一方面是对基督教乘虚而入，长驱直入，大肆传播，甚至出现诸如“东方闪电”这样基督教的变种威胁到了国家民族安全和老百姓正常生活、生命安全的的准邪教；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文化自觉意识的觉醒，民族文化认同的增强，是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正面的积极的反应。当今威胁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因素有许多，其中主要是文化帝国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挑战和霸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们要有文化自觉意识。象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使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等。其次，我们要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重新认识，接受传统，承认传统为我们所自有、独有、固有，进而批判传统、超越传统，从而创新传统，使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立足于深厚的历史传统之上，我们的文化才能走得远，才也可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黄教授还说：“没有认识清楚过去与现在给中国带来威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和世俗主义, 而不是基督教文明。”这是中国人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期这样认为的，但是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世俗主义难道与基督教文化没有一点关系吗？难道不是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吗？就说二元对抗思维方式，西方哲学当中的实体主义就是一种分裂主义、离隔主义、或超越主义的哲学。实体主义的“二元论”或“二分对立”的思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物质与心灵（或精神）的对立、现象与物自身的对立、文明与自然的对立、和人与神的对立等等。这种二分对立基本上是一种不稳定的、异隔对峙和分裂争胜的心态。有争胜就有强弱分判的可言。故实体哲学，不管是在思想的层次或是在影响所及的实践层次来讲，都或隐或显地有“强权主义”与“暴力主义”的倾向。分裂争胜的结果最后必然导致“绝对主义”与“独尊主义”的产生。在西方文化中，不仅哲学上有二元对立，在基督教神学中更是如此。从《圣经》基督教神学中我们看到的是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即“神”与“现实的世界”首先形成定格，然后滋生出“信奉神的人”、“追随我（耶稣）的人”；“不信奉神的人”、“不追随我的人”；“被拯救者”、“不被拯救的人”；为前者安排的“天国”与为后者安排的“地狱”等根本对立的二元形态，而没有中间性的第三者存在的余地。因此，从逻辑上而言，这些二元处于“矛盾对立”的关系之中，而容不得有任何妥协调和。在这里，价值判断的取向只能是“二者择一”式的，对神的存在不加可否、摸棱两可的态度是行不通的。从二元对立又很容易走向绝对主义，即“二者择一”就往往以此“一”为绝对、为唯一，走上了唯一绝对神——上帝。正如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一样。西方传统宗教和形上学思想里出现的上帝，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由这种绝对主义、独尊主义的心识塑造出来的。
    
    
    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宰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binary oppositions）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中国人背离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形成了矫枉过正，易走极端的毛病。20世纪以来，一直运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所以，就产生了黄教授开始说的近代以来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交融中过程出现的中外、“我他”“两翼式的思维模式”（其实应该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显然，要彻底改变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回归贵和尚中的儒家传统，才能使中国人在处理多元文化的冲突交融中走出一条既符合民族文化发展道路，又能够促进世界和谐、文明、进步的大中至正之道。
    
    
    八，黄教授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好给我提出了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我希望继续思考的问题之一是：兄等如何从理论上论证“真理”与种族血缘地理出生之间的关系？基督自称“真理”，此构成基督教在绝对意义上“排他”的理论根据，而儒家好像没有此类的理论（当然蛮夷之论不是是否能担当起如此的理论重担？）而是强调“东西拿北海皆有圣人出”，在此基础上，若儒家被当成“主人”，来外文化就永远要低头顺从地“客随主便”了？而且当代的邓三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就不是这样，如此一来，儒家的真正对手应该是邓三科了吗？
    
    
    您说的对，基督教确实自以为是“真理”的占有者，形成了其“排他”的霸道主义。儒家没有这样的理论，儒家有夏夷之辨的文化理论。夏夷之辨是中国古代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华夏民族自觉和华夏文明危机情况下形成的。夏夷之辨与人种、民族、血缘有关系，但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夏夷之辨不是种族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夏夷之辨与政治、外交、军事有关系，但以文化为核心和主导，所以夏夷之辨不是权威主义，不是霸权主义。夏夷之辨认为夷狄与华夏是可以相交相容，相互转化的。夷狄可以进为华夏，华夏可以退为夷狄，关键是文化——即是否有道德礼仪。华夷共处天下，可以互相转化，“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这种观念造成了政治疆界的模糊性与“弹性”，与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强调国界的“硬性”规定是格格不入的。古代中国的以夏变夷，是在确立华夏文明的主体性前提下，强调以发达的华夏文明改造落后的夷狄文化。这是符合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儒家对夏夷之辨的贡献：在华夏中心主义和天下主义之间走中道。近代中华民族、中华文化遭遇千古奇变，出现了全面危机，夏夷之辨被重新提出和强调，华夏中心主义与天下主义的两极张力增大。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近代中国人以传统夏夷之辨为资源，受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形成了多元的民族主义思潮，诸如大汉族主义、反传统民族主义、保守民族主义、大同主义、民粹主义等。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应该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走中道。
    
    
    同时儒家又强调“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陆象山言），注重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人类共通性，认为这种共通性是不同文明对话的基础，也是不同文化融合的前提。比如说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以血缘亲情之爱作为其价值源泉的，这是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是人类社会早期的共同特点，但是其他文化后来都经历了断裂和转移，淡化了血缘亲情，只有中国文化和儒家一直以此作为基础，一脉相传发展到今天。正因为有这种人类共通性，儒家的仁爱就可以与基督教的博爱进行融通。而儒家的所谓主客意识其实是每一个民族都有的，主客并没有歧视和排他之意，只不过是一种文化或文明关系的时空次序而已。如果黄教授对中国文化有所了解的话，中国传统的主客之间其实是非常客气、平和、谦让的，是以道德为核心，以礼仪为形式，文质彬彬的，不可能让外来文化“低头顺从”地“客随主便”了。可惜，近代以来中国受西方文化野蛮霸道的影响，早丧失了君子之国的风范，丧失了礼仪之邦的优雅，弄得自己的头脑和和行为都很混乱，所以急需进行思想文化的整合。对此，鄙人有一些基本的思路，就教于黄教授。
    
    
    以儒学传统作为基础性的资源，以儒为主，兼容诸教，整合多元思想文化，构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这里的“诸教”是指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传统的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近代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等。儒家对道教、佛教经过宋明新儒家的整合，已经完成了以儒为主的三教合流，形成了宋明理学这一儒学的新形态，构成了以儒为主，道佛辅助，儒学居中制衡的结构。但是，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这里的“多元思想文化”指外来的几乎一切思想文化形式，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处理儒学与西方自由、民主和马克思主义这两个主要方面的关系，具体在中国就是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的关系。其实这里包括了宗教信仰和世俗文化两个层面。前者是精英为主导，与民间力量结合起来，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信仰共同体，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后者是以思想精英为主体，与官方力量结合起来，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如果从思想观念和制度层面来说就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加进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科学等）、基督教，在制度层面加进民主政体、现代法制，构成一个多面体，作为未来中华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基本结构。
    
    
    儒家的对手不是邓三科这个问题已经在上面论述，兹不重复。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
    
    
    
    
附录：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黄保罗） 
    
    
    
    从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来看曲阜等儒家宣言书
    作者：黄保罗
    
    
    
    作者简介：黄保罗，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现任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主编及出版总监、赫尔辛基大学兼职博导教授; pauloshuang@yahoo.com
    
    
    
    当代中国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各种精神与道德层面对的挑战，一方面有的人把复兴儒学当成迎战这些挑战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有的人又宣扬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排斥其他的精神道德资源。最近几年，在欧美世界各地出现的由中国政府支持的孔子学院，主要提供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教学，推广和谐与包容的理念，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与认可。这对于世界了解和认识中国的真实形象，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孔子”成了一个“和谐、开放与包容”的形象。但是国内大陆有些人士力主儒家应成为儒教甚至是国教的国学热，其中涉及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往往与笼统的西学、帝国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及民粹主义等概念紧密相联，又把孔子塑造成为一个“排他、狭隘与封闭”的形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关注与担忧。一则国外的孔子学院在推广和谐与包容的理念，二则国内的部分儒家在推广排外与民粹的情绪；当中国走向强大之时，这种矛盾的行为，从欧美的视角来看，令人眼花缭乱，不知哪个孔子是真实的？
    
    
    近来，因为曲阜建设基督教堂问题，部分儒学教授签署“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 (下文简称<<意见书>>)[2]意见书而获得部分国人支持就是此类的例证之一。笔者先从网络媒体得知曲阜建教堂是出于当地中国基督徒的实际需要，是落实宗教政策的正当教堂恢复建设，经费来源正当，建造手续合法。此后有机会与部分儒家意见书签署者（韩星、郭齐勇教授）、曲阜及山东基督教会具体负责人（高明牧师、冯教师、李洪玉牧师）、基督教神学家（罗秉祥、李灵教授）、儒家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赵法生、刘大钧教授）等进行学理讨论，[3] 并于2011年5月31日得以亲自前往曲阜进行实地考察，映证从媒体所获得之消息；当晚在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地作了“大国学视野中的曲阜教堂建设问题”的学术报告，与会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4]
    
    
    鉴于笔者多年来研究儒家与基督教之对话[5]，结合上述学术讨论与曲阜实地考察而撰写此文，旨在从全球化大国学的视野来分析儒家关于曲阜建基督教堂问题的意见书与儒家其他的一些宣言书进行学理分析，以努力发现此类现象的本质之所在。所谓“全球化视野中的大国学”，是笔者近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真正的大国学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能够反映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真实形象、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与软实力的、由五十六个民族和多种信仰组成的“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活体。[6]  所谓“学理”，则是指根据理性原则而努力超越儒家或基督教的立场来追求客观的学术方法。
    
    
    本文主要根据笔者提出的”大国学”概念, 把几个儒家宣言（特别是“意见书”）作为一个独立文本进行分析。今撰文商榷,充满敬意,诚惶诚恐,若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特别是郭、张、韩三位教授)指正。 
    
    
    一、 儒家与大国学
    
    
    宗教、文化与政治等元素是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精神体系(Spiritual System)之重要内容, 它们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自我认同(Identity) 、软实力(政治则通摄软硬实力 Soft and Hard Powers)及国家形象 (Image of China) 有着密切关系。对上述元素的学理研究，构成了一国之学的”国学”(National Studies) 。那么，儒家到底能否称为今天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之核心呢？
    
    
    反对曲阜建基督教堂的《意见书》中提及的中华文化圣地、中华文化标志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笔者认为无法反映真实的“中国特性”（Identity of China）和21世纪的“中国形象”（Image of China）。在孔庙实地考察之后，更明显地感到儒学乃宋、明、清三代的国学，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
    
    
    笔者认为, 真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飞龙”( The Flying Loong with one-head two-wings, four-legs and one-tail) 为图腾的有机体, 它是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各个民族（如西夏、契丹、女真等）和现当代的56个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有机体，其中包含了来源于古今中外的、活跃于今天中国的各种元素。这是今天的中国形象之实然描述, 对此进行研究的国学可以叫做 “大国学”。只有从这种大国学的视角出发, 我们才能真实地描述“中国形象”的实然特色。
    
    
    中国文化之“首”（领导者）是“政权”，从古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到今天为止，政权对文化的巨大影响是中国的特色之一。就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三科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都是政权思想的体现。这是真实中国的现实, 任何无视和忽略这个现实的“中国形象”, 都是虚假的形象，无法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实际。 在学统、道统和政统中, 政统一直是占主导地位的。自从清朝于1911年灭亡起，儒家就不再占有”首”的地位, 这是一个需要尊重的历史事实，若今天在21世纪的中国, 儒家仍然试图以儒教的姿态成为中国文化之首, 那将势必与邓三科发生冲突。<<意见书>>中抛开法律与宗教自由的层面, 只从部分儒家人士的情感立场出发, 所表示的震惊、忧虑与反对, 会与作为”首”的立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首”关心的是所有其下属宗教文化元素一不挑战其地位，二是大家和谐相处, 而<<意见书>>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立场都是不同于”首”的。与现实政权不一致
    
    
    中外、“我他”两大文化源头之“两翼”, 不但表示所有的中国文化元素就其来源可分成“中、外”两类，而且它是处理中华文化构成元素之间关系的一种模式。古代的华夷之分和今天的爱国与否，都往往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反映。一方面，出于“自傲”而对日渐受到世界文化冲击的现状, 部分国人产生了焦虑感，因此，以基督教等来源于西方的文化元素作为假想敌而受到排斥。另一方面，出于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记忆，部分国人努力通过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来排斥抹黑外来元素为“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对于这种两翼式的思维模式，政府和民众对此都应该是有保留的利用，而不能完全认可。认同作者对近代以来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交融中过程出现的“两翼式的思维模式”（其实应该是两极观点），但从现象学的层面，撇开价值判断，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本性特色之一, 是实然中国形象的一个部分。<<意见书>>的核心是这种”我他”之分的思维模式, 把基督教当成外来宗教，不太顾及基督教是中国五大合法宗教之一部分的事实, 不太顾及中国基督徒也是炎黄子孙与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之事实, 忽略了”首”代表中国之”我”的事实, 而把部分文化民族主义立场的儒家当成中国之”我”的代表, 对曲阜建教堂提出了独立于法律与政府之外的详细要求与规定。
    
    
    四足则是当今中国文明的实际组成部分：一是普世性之足（世俗主义、以人为本等）；二是中国固有之足（儒、道、民间信仰等）；三是法律和情感上均入籍的移民之足，即虽是外来的，却获得了认可而成为本土化的移民身份之元素（佛、物质主义、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理性、科学等）；四是法律上入籍而情感上仍未入籍的移民之足，即外来的元素，虽然居住于中国，从政治和法律的层面而言已经获得合法的居留身份，但在民众的情感和草根阶层中，却仍被视为外来的非中国之足（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意见书>>注意到了中国宗教文化多元的事实，表达了宗教文化和谐相处的愿望, 但它不甘于使儒家成为这四足中的一个元素，而是要成为统摄所有元素的主人翁角色，其实是要占据”首”的地位。
    
    
    一尾则代表新兴宗教及其他没有概括进来的文明元素。
    
    
    至于这个被研究有机体到底是一条活龙、一只凤凰、一只熊猫还是温驯的鸽子，如何以某个图腾来勾勒才能更有美感，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因此, 这种从“大国学”视野出发的描述, 从实然的层面而言, 应该说是真实地反映了今天的中国形象。[7] 其灵魂就是两翼、四足与一尾等所有元素都要听从“首”的带领；而这些元素是和谐共处、还是因争宠而互相残杀则直接关系到这个有机体的生气与活力。 
    
    
    二、几个儒家宣言书
    
    
    在各种儒家宣言中，首先值得追溯的是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和唐君毅在1958年合撰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8]，其中试图用理性进行论述，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其明确指出马列主义之专政思想不能长久成为中国文化政治之最高指导原则，把儒家放在中国思想文化与精神体系的领导者位置上，则与今天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并不吻合，特别是文革期间对孔子的批判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在中国硬实力提高之后讨论软实力之时，2011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国家博物馆前竖起孔子铜像，这说明目前对儒家的推崇获得了中国政府一定程度的认可。因为当一个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的时候，儒学注重秩序的思想对执政有很多借鉴之处，适当的推崇可以理解；[9] 但儒学也只是为今天的执政者所用的“思想文化元素之一”，而儒家本身并非执政者，更不是中国思想文化思想精神体系之“首”。参观孔庙，明显能感觉到，在当代中国已经完全无法找到象宋明清三代那样对孔子和儒家的尊敬了。
    
    
    除去积极性的潜在贡献之外，目前主张儒学类国学热的潮流，出现了狭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危险，如2006年出了所谓的十博士反对圣诞节的宣言，[10] 一时成为网络笑谈；虽然严肃的学者们对之多持不屑态度，但这些以中华文化代言者自居的潮流，却能极大地掀起狭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波浪，成为情绪主义与非理性管道的代言人。
    
    
    此前的2004年，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等人就发出了“甲申文化宣言”，向国际社会表达他们的文化主张，强调：文明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存有的基本形态，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弥隔阂，消弥误解；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或者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形容为不可调和的冲突，甚至认为这种冲突将导致灾难性的政治角力和战争。强调华夏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化，至今仍是全体中国人和海外华人的精神家园、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应当认识，中华文化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在于她是发生于上古时代多个区域、多个民族、多种形 态的文化综合体。[11] 这个宣言基本上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不是一个夜郎自大、独自位尊的“中国之中国”的闭关锁国，而是一个作为世界全球村成员的“世界之中国”，其中对多元与理性的强调，对全球化现实的关注，基本上符合中国历史与世界现状的真实情况。
    
    
    令人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末，中国网络上出现了十位学者“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12] 以民族情感为由，他们将自定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置于法律之上。该宣言明确指出：“即使该耶教堂的建设符合现行法律，通过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资金来源完全正当，也难免于其伤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愿，乖乎中华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传统和惯例，当立即予以停建，或迁往他处建造。”此论发起者以全部炎黄子孙的代言人自居，忽视曲阜建教堂的官员与基督徒也是中国合法公民的事实，把中国基督徒排斥出炎黄子孙的行列，体现出了极度的民粹风格，把自己凌驾于国家、法律与其他同胞之上。这个宣言的本质不在于是否主张将儒家变为“儒教”，也不在于是否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其核心在于这个儒家或儒教要在中国担任“首”的地位，要在“什么是中华文化、谁是炎黄子孙”的重大问题上掌握话语权与决定权。很显然，只有儒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而不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的有机体；只有儒家信徒才是炎黄子孙，而不是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作为一种意见，宣言发起人有自己的选择与表达权力，但笔者认为如此的主张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也不符合中国的现状，更无法为中国带来理想的未来。
    
    
    上述 1958、2004、2006与2010年的四个宣言，各有特色，唯有2004年的还基本理性，其他三个都充分表现了狭隘的儒家民族情绪；但2006和2010年的宣言明显要比1958年的宣言少了许多理性的阐述，发泄的是民间情绪，却以“学者”身份发起；不是“宣言”，而是对具体文化事件的看法，作者归类错误如其中能增加更多的理性思辨与学术反思，则可能会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精神体系的建设、更有利于儒家文化的健康发展，也能更好地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文明对话。这种现状说明了部分国人的忧虑情怀与基要主义式的情绪反应，但对中国历史、世界现状与中国未来的把握不太准确。因为不是对于中国历史、世界现状与中国未来的整体方向性、道路性的理性、深入思考，所以达不到您说的要求。在儒家与西学或基督教的对话中，全球化的视野、理性的思辨与和谐包容的目标，是几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否则，各种各样的宣言导致的将可能是越来越多的民粹口水、情绪宣泄、盲目排外与自我封闭。延伸到国外，则会可能引发国外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之兴起，不但从经济、贸易和政治上反对中国，而且可能会产生对孔子学院的排斥。
    
    
     这些主张儒学复兴者，的确需要从全球化视野之中国大国学来处理儒家与基督教及其他国内外宗教之间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儒家要承认的现实是：儒家不是今天中国精神思想文化体系之“首”（即使历史上它可能曾经担任过如此的“首”，今天的“首”则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它没有权力以主人自居而把其他宗教文化元素（即使其来源可追溯于国外）都视为外来的客人；因为基督教与外来宗教文化元素今天并非“其心必异的他者”（其信奉的宗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宗教、其信徒是炎黄子孙）；“两翼”、“四足”与“一尾”，都是中国的公民，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分布；多元的来源应该是中华文化之丰富的骄傲所在，而不应该是“被歧视”（出身外地的黑五类）与“争宠”（根正苗红的儒家）的理由；对于“首”所代表的整体中华文化这个活生生的机体来说，各个元素之间的平等、和谐与包容，才是中华民族的福气与前途，否则，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将会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不良的影响。 
    
    
    三、几个儒家宣言反映的问题
    
    
    1．《意见书》过于情绪化以至于对曲阜建教堂的实际情况有许多错误信息
    
    
    罗秉祥教授在兰州大学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评尼山论坛与曲阜建教堂争议”的报告，指出该意见书及后来一些言论，部分与事实不符，夸大危机感及不必要地制造恐慌。[13] 经过笔者2011年5月31日到曲阜的实地考察，映证了罗教授的评述，特在此提出五点：首先，关于圣三一堂的建筑方案，是由教会提供各种设计图片，最后由当地政府拍板决定的；当地教会其实有“中国风格的设计方案”，但如罗教授所言，该教堂建设是当地政府“提升曲阜市国际的品味，增加城市内涵，扩大曲阜市的影响”手段之一（http://www.ccctspm.org/news/lo ex/2010/82/1082786.html）。其次，当地教会建此教堂是国家宗教政府落实的结果，因为曲阜在1949年之前在古城之西0，5公里处就有基督教堂，现在落实政策把圣三一堂计划建在古城之东3公里处，比原来离古城更远。当地就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许多孔姓炎黄子孙都是基督徒，当地人对曲阜建教堂并没有表示出反对意见。第三，曲阜重建教堂不是尼山论坛结果，因为市政府在2008年已为教堂选址，2010年7月20日已进行奠基，而首届尼山论坛则是在2010年9月26-27日才举行。第四，拟建曲阜教堂是中国最大以容纳3000人来挑战孔子的3000弟子吗？事实并非如此，它并非中国最大，因为已建成多年的杭州崇一堂可容纳5000人；而且曲阜圣三一堂也并没有《意见书》所说的那么高。第五，建基督曲阜教堂的是当地中国基督徒，而不是罗马人或耶路撒冷人，当地基督徒中还有孔姓华人是牧师，且在参与基督教堂的建设。
     
    
    2. 要做“首”是儒家人士震惊、忧虑与反对建基督教堂的根本原因
    
    
    <<意见书>>开宗明义表达了部分”儒家学者、社团、网站”的”震惊和忧虑”，以至于反对建教堂。[14]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 在曲阜建基督教堂 ”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15] 
    
    
    这些理由是否成立呢? 
    
    
    首先, <<意见书>>所云“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客观事实, 但它没有完全反映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因为儒家及其文化信众具有多样性。根据笔者的研究, 儒家最起码可以分成先秦古儒、孔孟之儒、宋明理学与道学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儒家、与当代(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儒家, 不同的儒家学派对基督教的态度各异,[16] 而<<意见书>>所代表只能是文化民族主义儒家在当代中国的表现，而并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儒家。因此, 出于这种理由的震惊与忧虑只能代表部分文化民族主义儒家的情感, 从思维类型看, 其代表性是有限的。
    
    
    其次, 所云“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 则把主张建设教堂的曲阜基督徒没有包括进 ”海内外炎黄子孙”的范围之内, 如此归类不仅在法律和文化的层面不符合事实，而且在民族情感的层面上也不符合实际情况。鸦片战争前后的 “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事实了。<<意见书>>中的一段文字非常明显地表明这种分类没有足够关注到历史的演变特点, 如该<<意见书>>说: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该耶教堂的建设符合现行法律，通过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资金来源完全正当，也难免于其伤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愿，乖乎中华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传统和惯例，当立即予以停建，或迁往他处建造。即是说，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里涉及的不是法律问题, 也不是宗教自由问题, 而是“ 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 。这种 ”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由哪些中国人来界定呢? 不是政府和法律, 也不是所有的儒家人士, 更不是中国的基督徒(因为该意见书就是反对曲阜支持建教堂的中国基督徒的)，而只是代表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儒家。出于这种理由的震惊、忧虑以至于反对曲阜建教堂的合理性是不够充分的。
    
    
    第三, “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 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与意见书的命题 “(曲阜是)中华文化的圣地”密切相联。这里需要厘清的一个概念是 “中华” 。<<意见书>>所说的是“中国之中国”(先秦) 、”亚洲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还是“世界之中国”( 乾隆末年和晚清至当代) 呢?[17] 假如这里所说的是当代全球化语境中的作为世界之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的话? 那么, 曲阜是否是中华文化的圣地、中华文化标志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就需要商榷了。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意见书>>的震惊与忧虑，有着情感上的合理性，却缺乏理智上的合理性。因为几个重要的概念如 “儒家 、炎黄子孙和中华” 都没有界定清楚。该<<意见书>>比较真实地表达了草根阶层的愤青情绪, 但是作为知识界学人或儒家精英代表，该<<意见书>>若能更多地从理性的层面展开论述，特别是仔细界定儒家 、炎黄子孙和中华这几个概念，其说服力与建造性将会得以加强。 
    
    
    3. 要做“首”是部分儒家人士以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排他思维模式来处理宗教文化问题的根本原因
    
    
    <<意见书>>之所以采取排他思维模式反对在曲阜建基督教堂, 其逻辑思路的本质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儒家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与核心，才是作为主人的”首” 。这种思维模式与处理宗教文化元素的手法, 不仅如上节所述不符合实然层面的中国现状，而且不符合过去二百年来的中国发展历史。目前以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热，更无法为中国的发展提出”应战”的策略来面对普世价值和西方文明的”挑战” 。
    
    
    以强调儒家为特点的国学, 诞生于清末特别是五四运动之际，[18] 处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剧烈冲突的语境之内。从应然的层面说, 国学应该能够帮助人们构建健康与有效的”中国形象”。借用汤因比的“历史文明”理论来说，今天中国国学的诞生，应该能够成为中国人和中国社会面对普世观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提出的“应战”之举，但狭隘的儒家今天难以担当此任。 
    
    
    在普世观念和西方文明的挑战出现之前，关于中国文明的研究，是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知识的探索而进行的，若有挑战也不是来自于今天的西方。在知识层面，传统国学面临“描述性和解释力”的问题，“儒学”就往往被当作国学的主要内容甚至是代表来描述历史中国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体系的全貌或主要特征。但是，如上论及中国形象的实然特色时所述, 历经五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改革开放近百年的进程，这个传统的“国学”已经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理性与民族主义所冲击甚至所取代。
    
    
    在今天的全球化新语境中，探讨“国学”必须有“大”视野：一方面，今天的挑战者是“全球化的世界”，这与一百年前的相似点在于挑战者来自于“非中国”的语境，不同点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与挑战者成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双方不再是零和游戏而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另一方面，今天“国学”之“国”已经不同于一百年前的中国，今天之“中国固有传统”已经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物质主义、启蒙理性、科学和市场经济等一百年前没有的或不太多的内容。
    
    
    因此，历史的发展，就是文明单位面对“挑战”来制定“应战”的“自我决策和执行”的过程。据此理论，今天讨论国学，从应然的层面说，显然就是探讨中国文明应该如何应战新的挑战之学问；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国学研究者应该分清楚：谁是真正的挑战者（全球化的世界），谁是真正的迎战者（被传统中国文明和现代文明所影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挑战和应战的内容是什么（全球化要融化中国文明、中国文明要作为中国的软实力继续发展），这一挑战与应战的目的是什么（增强文明生存和国家发展的软实力）。[19] 而《意见书》儒家人士的宣言[20]则反映了其以“主人”自居对“包容精神”和“和谐”诠释话语权的独占，完全不提建教堂的信徒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的公民和“主人”。 这种狭隘观念的本质在于：只有儒家信徒才是中国“主人”，信奉其他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来源与外国有关）的信徒都不是中国的“主人”而是“客人”；这种思维与表述从法律层面上直接剥夺了部分国民的公民权。在大陆内地和沿海，此种论述问题不大，若在边疆或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进行如此的论述，一定会引起民族纠纷。 
    
    
    4. 没有被医治的苦毒心态与自信心缺乏是部分民族主义儒家激烈反对曲阜建教堂的深层原因
    
    
    <<意见书>>注意到了 “曲阜建造耶教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时下耶教在中国的炽热，而在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沉沦。” 这是笔者可以认可的观察。《意见书》发起者们本可在此大着笔墨理性论述什么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是“仁、义、礼、智、信”？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是“天下大同”？还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及夫为妻纲”？抑或是“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面对来外挑战，儒家应该如何应战呢？一则可以通过自强自立来迎接挑战，二则可以通过抵挡他者来保持自己的地位；即俗语所云：或者通过合理的竞争胜过对方，或者通过无理的排斥摧毁对方。遗憾的是，《意见书》采取的是后一种方法。
    
    
    儒家可否如<<意见书>>所云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除去要与当代中国文化之”首”进行协商之外, 笔者以为其中的苦毒心态与自信心的缺乏是需要加以处理的另外两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同 <<意见书>>将“当务之急”定为“彻底解决当代国人的精神危机问题”，但其开出的药方是“重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复兴中华文化，守护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而且将“国人趋奉外来宗教和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外来宗教道场” 视为“怪异现象 ”。这种论述体现了发起者的苦毒心态。所谓苦毒（bitterness），是指曾经受过或误以为受过痛苦而无法释放、以至于将这种消极的情感和记忆积累在心底抑郁成病的一种状态。过去一百年来，从20世纪初的孔家店被打倒、到20世纪七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孔老二被批臭，儒家经历了许多痛苦。这种苦毒成了民族精神价值的一个部分，需要仔细地分析其成因，以求医治之方。
    
    
    但目前狭隘地以传统儒学为核心的国学热, 完全忘记了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失败与耻辱, 即传统中国(特别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模式所受到的打击, 主要来自于启蒙运动后流行于西方及全世界的弱肉强食和市场经济力量; 也完全忘记, 中国今天的成功, 之所以能够开始大力提倡”中国特色”与”中国模式”, 主要得益于过去三十年来遵循同样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和市场经济力量)与国家集权的改革开放。因此, 中国过去一百多年的挫折和失败是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击败的, 过去三十年的成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集权的成功, 完全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的成功。如此的遗忘与无知导致了所谓的国学无法真实地描述中国形象的实然层面。因为这种苦毒的原因没有被找到, 加害于中国者本是社会达尔文理论支持下的帝国主义者, 却被错误地理解为基督教（其实基督教与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间过去与现在都一直存在着极大的张力与冲突）; 现在国人靠着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增强硬实力之后, 面对着新出现的危机与困难, 没有弄清楚现在中国所面临的挑战, 是变本加厉的以弱肉强食为核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而不是笼统的西方文明, 更不是基督教文明。如此的遗忘与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所谓的国学无法找到真正的“挑战”是什么, 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塑造中国形象的应然层面，当然也就提不出帮助中国面对“挑战”的“应战”之策。[21] 
    
    
    因此，狭隘国学热, 一方面没有认识清楚, 儒家传统并不是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学之核心内涵, 因为今天实然层面的国学内容是一首两翼四足一尾。 二方面没有认识清楚过去与现在给中国带来威胁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和世俗主义, 而不是基督教文明。第三没有意识到基督教现在已经是国际性的宗教（包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深深爱着自己祖国的中国合法公民），而不再是欧美白人的宗教。
    
    
    民粹主义者深陷受虐的苦毒之中，因痛苦的模糊记忆而排斥基督教，将会使中国陷入封闭之中。在这种没有认识清楚自己而又找错对手的情况下，开出的药方无法健康地凝聚中华民族，无法有效地迎战世界全球化的挑战。
    
    
    苦毒的心态没有被医治自然地表现在自信心的缺乏上。<<意见书>>关于如果该教堂建设地点仍选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济宁市范围内，所提出应当满足之五个条件,[22] 充分地体现了自信心的缺乏。“吾等认为，……尤其是外来宗教文化要入乡随俗、客随主便，而不能反客为主、喧宾夺主——对本土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天然的情感问题；对外来宗教及其信众而言，这是个基本的礼貌问题！” 这种手法“不顾宗教内容主张”而只以“出生论”来处理“外来宗教”与“本土宗教”之间的关系，且将信奉外来宗教的本土国民也排斥出了“炎黄子孙”的行列。在21世纪的今天，此论的确让人有匪夷所思之感。
    
    
    自信心缺乏的另一个例子便是, 通篇<<意见书>>不见“基督教”一词，而完全以“耶教”代之。港澳台及部分儒家人士的著作中确有将“基督教、圣诞”称为“耶教、耶诞”的用法, 但在中国大陆的公共语境及教会中则很少有此类用法, “基督” 乃“救主”之义, 虽然“耶稣” 原义为”耶和华拯救”, 但更通用的乃是“基督教、圣诞”而非“耶教、耶诞” 。也许是出于担心“圣诞”比“耶诞”更加神圣, <<意见书>>最后注明日期“孔子二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耶稣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 一个被称为“子”,一个直呼其名, 其中展现了自信心问题，完全不顾基督徒及其教会是如何使用称呼的。在宗教文化的对话与交流中, 双方各自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是一个基本的需要加以尊重的前提, <<意见书>>有权力和自由故意不用“基督”、“基督教”等术语；但问题是，如此理解和所描述的“基督教”与“耶稣基督”同教会和信徒们的理解之间是否一致，若不一致的话，此类的故意解读还是否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呢？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意见书>>提出: 在种种复兴中华文化的呼吁和探索之中，重建儒教是一种重要的努力和尝试，并呼吁“政府宜尽快承认儒教的合法地位，赋予儒教与佛道回耶等宗教平等的身份，努力培育包括儒教在内的中国各宗教和谐相处的宗教文化生态。当务之急，是激活孔庙（文庙）等传统儒教道场的信仰功能，彻底摈除其现行商业和旅游的色彩。须知，古今中外尚未闻有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其宗教信仰场所由文物部门或旅游部门把持，并向前来朝圣礼拜的人们收取门票费用的做法。” 这种呼吁和努力，值得尊重。但其试图占据“首”与“主人”之地位，则需要与国家现有之“首”进行协商；而把基督教等入华已经千年之久的合法宗教及其信徒视为需要“客随主便”的外来“客人”，而把儒家自定为“主”，除去在情感层面使相关信徒被剥夺公民权之外，而且在学理与法律层面都需要重新阐述与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5. 全球化视野与时代精神可以给儒家带来活力
    
    
    其实，儒家是中国精神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宝贵元素之一，只要摆正其位置，不但儒家可以成为中国的祝福，而且可对全球的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儒家应该避免狭隘的民粹与民族主义视角，而应该从全球化视野与时代精神出发，来寻找复兴的活力。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精神思想中需要关注的重大特色之一就是：中国的利益与命运已经与世界紧密相联。随之而来的，就是许多普世性的宗教、思想、精神、文化元素会把中国带入一个多元的语境之中。一方面，中国的精神主体和儒家等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在不断发展与革新的，因此，必须与普世性的元素对话、交流与合作，从而促使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持狭隘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盲目推崇中国文化者，没有认清的事实之一是：基督教已经不再是欧美白人的宗教，已经是国际性的宗教。基督教起源于中东，曾经是欧美白人的宗教，并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利用过，对亚、非、拉国家与民族造成的伤害至今仍没有完全治愈。
    
    
    目前部分狭隘儒家人士对基督教的反对，是建立在错误的历史观念之上的错误方案。中国和儒家在近代历史上遇到的西方挑战，一是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和不平等条约就是其表现；中国通过革命的手段已经战胜了这些挑战，获得了国家的独立与硬件的发展，今天硬实力已经相当客观。中国历史上所遇到的第二个挑战来自基督教，但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基督教或基督徒与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并非一致[23]。而被侵略的中国人却并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个事实，只是被表面都是白人的现象所蒙蔽。以至于今天在上述事件成为历史之后，许多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坏账今天却被算在了基督教的头上。
    
    
    目前部分狭隘儒家人士对基督教的反对是建立在对当代世界真实语境的错误判断之上的错误方案。中国及儒家今天遇到的外来挑战，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全球化今天的新表现。严格地说，西方的这种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弱肉强食与他们反对基督教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西方社会内部，存在着非基督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而占主流地位的是非基督教思想文化，因为基督教现在欧美白人社会中正不断衰退，主流教派不但丧失会友，而且极大地丧失了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力。欧美西方今天逐渐呈现出来的衰弱，特别是在精神和思想体系方面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努力抛弃基督教，而强调理性主义的人文路径无法替代基督教被清楚之后的空白，在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漩涡中，人们无所适从，各随己意，陷入迷茫的虚无之中。欧美西方文化内部基督教代表的神学传统与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所代表的人学传统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当我们讨论中西文化比较、交流与合作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西方内部的这种神学与人学之二元因素，否则，我们就无法正确地认识欧美，从而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对话与合作。
    
    
    今天基督徒占全球总人口的33%，而其中心现在已经转移到了亚、非、拉，也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基督徒都不居住于欧美。基督教已经成为一个真正国际性的宗教，在21世纪，这种趋势的发展将会更加明显。[24] 部分儒家人士对基督教的反对，原因本来是出于对欧美白人的苦毒记忆，但却不知道，过去所受的伤害主来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不是基督教，今天代表基督教核心的也已经不再是欧美白人了，而是亚非拉包括中国信徒在内的人们。如此找错对手的唐吉柯德之战，将会是个很大的遗憾和误导。
    
    
    部分狭隘儒家人士对基督教的反对，也完全忽略了一个现实，即中国的几千万基督徒都是和谐中国的合法公民，都是积极贡献于中国社会各种建设的主力，若仅仅因为其信仰之宗教是一千多年前从国外传入而对之提出“客随主便”地永远在“儒家”面前低头，将会从民族、文化和宗教情感上剥夺这些数量巨大的炎黄子孙的合法权利，显然不符合中国基督徒、中国思想文化及其“首”的利益，因为它为社会带来的不是和谐而是冲突。从客观公平与和谐理性的视角而言，狭隘的儒家应该被排斥，而代之以包容与和谐的主流。
    
    
    因此, 为了有效地复兴儒学，需要避免两个极端，一是美化西方以抹杀民族差异性，二是美化本民族以拒绝现代化。值得提倡的应是现代化而不一定西方化的路径，一方面, 接受现代化的长处，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与法的神圣性就是精华，而背离基督教的弱肉强食之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糟粕; 另一方面, 又保留本民族的精华，如传统的“天、天下、家、孝敬父母、小康与大同”等概念与基督教中的“普世性元素”有许多吻合之处，而“排他、狭隘与对女人的鄙视”则是糟粕。以此为根基的对话，可以帮助全球伦理的建立，沟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不但可以协助解决国内的精神领域的挑战，处理各种宗教信徒之间的和谐相处，且能协助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而达到和谐的境界。若等到达此境，则儒家自然拥有了复兴的活力。 
    
    
    四、儒家的真正挑战和迎战策略是什么？
    
    
    从曲阜意见书等宣言，可以看出部分儒家人士把基督教当成了儒家复兴的敌人，但儒家的真正挑战是什么呢？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应战的策略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下述五个因素值得考虑，否则在这一两代人在世的阶段要想发展儒学将会有很大的困难。
    
    
    其一，儒学在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时就失去了国学之“体”而变成游魂。这里的真正对手看似来自欧美的“西学”，实际上是其中的人学传统而非基督教神学传统。西学历经古希腊自然哲学、基督教神学、启蒙运动与后现代四个阶段，各阶段之间相冲突而互替代，真正在中国摧毁儒家的不是基督教而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兴起的“理性主义、科学至上和民主自由”等人学传统，这种传统后来结合社会达尔文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直接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使曲阜的孔庙由崇拜圣贤先师孔子的庙堂变成了寄存历史的博物馆。在辛亥革命已经百年的今天，许多国人仍然没有搞清楚打败华夏老祖宗的真正对手，仍然将西方来的一切冲击都算到基督教的头上而放过祸害人类的“无法无天”之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这两个罪魁祸首，实在是天大的误会一场。
    
    
    其二，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有目的、有计划、按步骤、分阶段地彻底颠覆中国传统，坚决批臭孔子和儒家，直接将儒家游魂变成了再无活力的“历史遗弃物”。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精英阶层，鲜有不受此运动之影响者，不认识与反思这些人的灵魂与价值观，要想恢复儒学，挑战不容小觑。
    
    
    其三，在实用主义与唯利是图到处泛滥的今天，若说儒家等传统宗教文化正好可以用来治病的话；那么，在全球化与现代化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如何让当代女性认可孔老夫子所云之“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逊”等类的思想，是儒学复兴教义学层面的挑战。如何使儒学思想适应全球化的语境？挖掘天下、和谐等理念，将会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四，除去强调“天人合一”也强调知“行合一”的儒学，在全球基本承认“天底下没有义人”与人类“心里愿意而身体却软弱”的现实语境中，如何找到一批真正愿意“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君子”，而杜绝言行不一的小人与伪君子，其意义不仅在于身教胜于言传，而且直接关系到儒学能否复兴。
    
    
    其五，在认清中国今天的挑战目标和应战策略之后，儒学若仍然热衷于使“孔庙活起来”成为众人敬拜孔子的地方，而不顾诺大的“孔府”实际上只住着一家孔裔嫡系的三房四妾的话，无论推崇者如何热衷于将儒学政治意识形态化，民间草民仍然可能只会从孔林墓地而不是老百姓的心中发现孔子。如此自以为是的儒学，将无法认清外来与内在的挑战，而只能借助于狭隘的情绪化来挑起民族主义的“中外”两翼之争、向“首”献媚示好、摸黑其他元素与阵阵热闹之外，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无法儒学复兴起来，更不要说去在全球化的世界进行推广了。
    
    
    儒学的精髓在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于有容乃大、四海一家。外来的理性主义与唯利是图、内在的口是心非与言行相悖，是儒学复兴的真正挑战。民心是战场，基督教是同盟者，若不认识这些本土与全球化的语境，仍然狭隘地以排外与自大为卖点的话，我真的非常怀疑儒学复兴的可能性及必要性了。[25] 
    
    
    五、基督教如何获得中国本土身份？
    
    
    狭隘儒家的民粹情绪说明，基督教等来源于外国的宗教，在中国不但要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好民族文化情绪的问题。作为中国大国学研究对象的元素之
    
    
    中国基督教也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才能获得中国本土身份？
    
    
    基督教虽是移民，但在中国的政治、法律与宗教地位上都获得了合法身份，即使曾经有“偷渡”之嫌，经过历史上的多次“大赦”，基督教已经是中国的合法宗教，基督徒是中国的合法良民。为什么狭隘的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仍然在情感上拒绝接受基督教呢？
    
    
    中国基督教要获得中国本土身份以至于被认可，其中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中国传统的特别是近日仍被某些狭隘的国学热推动者所接受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维，这种把中华文化或儒家思想当成“最高、最好、最完美”以至于“不可改变”的模式，对一切外来文化、宗教、思想与精神元素都持排斥态度；过去二百年来，这种墨守成规的夜郎自大已经被无情的现实所催跨，在思想界和政治界也已经被抛弃，但是，目前的国学热中却有人重提此论，这对基督教获得本土身份将是一个障碍。从635年景教入华算起，基督教在中国已经一千多年，其历史渊源比许多来源于国外的主义和思潮都悠久。但至今仍被《意见书》等人视为外来宗教，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过去几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几件事情，起到了阻碍作用。康熙年间的礼仪之争、近代中外不平等条约、1949年前国共内战时中国基督教对国民党的支持、朝鲜战争时期世界基督教会对中国的反对。这四大因素使得基督教难以获得“中国的身份认同”。 
    
    
    第三，基督教在过去近百年自立的历史中，获得的成就之一就是，数千万的中国基督徒是在中国自己诞生的，而不再是外国传教的产物（虽然其根源与解放前的传教密不可分）。因此，要消除狭隘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排斥，中的国的基督教可以借鉴韩国、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模式。二十世纪，基督教被韩国人看做盟友而不是敌人，因为他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在1911年朝鲜反对日本吞并的起义中，被日本人判为罪犯的123人就有98人是基督徒，而当时基督徒只占韩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当北朝鲜与韩国发生战争时，韩国又是得到基督徒的帮助才得以保持国家的独立。因此，基督教很容易获得韩国人的认可，现在韩国的基督徒人数占据了总人口的一半左右。同样，非洲很多本来是英国圣公会差传工场的地方，但生活于边缘阶层的非洲人在欧美差传教会之外成立了自己的黑人教会，现在与灵恩运动、福音运动和民间信仰相结合，在非洲占据了大量的百分比。拉丁美洲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26] 中国在21世纪是个经济大发展的时期，基督教如何对中国做出贡献，而让普通民众视为盟友而不是敌人，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否则，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会持续不断地挑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会使中国人难以从情感上接受基督教为中国国学之一个部分，并有可能引起狭隘民主主义的情绪反应，从而不利于整个中国的和谐与发展，甚至破坏中国在世界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就当代中国的语境而言，基督教与儒家面对的共同挑战是个人心灵、家庭生活与社会环境中对“信”的缺乏，是伦理道德的丧失，是精神的空虚和幸福指数的下降。为此，儒家与基督教不应该相互为敌，而是应该充分合作，为社会的做人之道寻找方向。 
    
    黄保罗，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哲学与神学双博士，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现任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主编及出版总监、赫尔辛基大学兼职博导教授; pauloshuang@yahoo.com
    
    注释
    
    
    [1]本文原应中国人民大学樊华女士之邀于2011年2月所撰写，后经过2011年5和6月与儒家、基督教及中国传统研究学者之对谈、曲阜实地考察及在山东大学演讲、华东师范大学演讲之后而修订于2011年12月。
    
    
    [2] 该意见书于2010年12月22日由部分儒家学者发出, 引起一定反响, 有不少儒家人士与团体组织签名支持。意见书发起人中的三人与笔者曾有交往,  2008年笔者在武汉大学作为特邀讲座教授授课时,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曾与赵林教授一起请笔者餐聚并赠送大作<<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 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曾应邀撰写评论拙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一文, 张祥龙，”《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草读偶感”, 载 <<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页339-341。陕西师范大学宗教中心儒学 —儒教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韩星教授曾邀请笔者于2009年10月20日在学校图书馆一层报告厅的“中和论坛”第九讲上为全校师生主讲“全球对话主义视野中的大国学”。讲座由韩教授主持，学校宗教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院尤西林教授点评。
    
    
    [3] 2011年5月9-12日，笔者得以先后在兰州大学与陕西师大的韩星、香港浸会大学的罗秉祥、美国洛杉矶基督教研究中心的李灵教授及加拿大文化更新中心院长梁燕城教授，5月24日在武汉大学得以与国学院长郭齐勇、欧美宗教文化所长赵林和香港中文大学温伟耀教授，5月30日与山东省基督教协会及神学院院长李洪玉牧师、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督赵杰教授、中国《周易》研究会会长刘大钧教授等，先后交谈分享，了解了曲阜建设基督教堂的前因后果、儒家反对者的情况，相关学者的学术态度等。2011年5月12日，在兰州大学第二届“宗教对话语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李灵发表《圣像乎？圣道乎？----咏三个代表思想来透视天安门前的圣像》，罗秉祥发表《评尼山论坛与曲阜建教堂争议》两文，中国社会科学儒家研究所的赵法生进行回应，在讨论阶段笔者与韩星教授参与讨论。
    
    
    [4] 5月31日笔者得以亲自前往曲阜参观现有教堂、新堂奠基地点及新堂设计图样，并蒙建堂负责人济宁市基督教协会会长高明牧师及曲阜教会冯教师（建堂直接负责人）接待和介绍详情。此次实地考察得蒙山东大学犹太教及跨宗教原文化研究基地的赵杰教授、山东基督教协会会长及山东省神学院院长李洪玉牧师之帮助。 
    
    
    [5] 黄保罗，《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Paulos Huang, Confronting Confucian Understandings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Salvation, 2009, Leiden, Brill.
    
    
    [6] 见黄保罗，“从欧美视角看体现中国软实力的大国学”，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京，2010年3月4日，第68期第13版域外)。下文将详细阐述。
    
    
    [7] 黄保罗，“上海世博会：‘文明之邦’的国家展示”， 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 (北京，2010，第87期第13版域外版)。黄保罗 (Paulos Huang) ，“全球化下基督教对中国形象之塑造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台湾中原大学(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与美国洛杉机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hristianity and China, USA) 联合举办的” Church and Society: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12月28-30日); 收入<<现代化下的中国教会与社会论文集>>(Church and Society: The Contex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8]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A Manifesto on the Reappraisal of Chinese Culture：Our Joi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inological Study Relating to World Cultural Outlook），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合撰（By Carson Chang，Hsu Foo-kwan，Mou Chung-san and Tang Chun-i）。《民主评论》及《再生》二杂志之一九五八年之元旦号。宣言包括十二部分：一、　前言─ 我们发表此宣言之理由；二、　世界人士研究中国学术文化之三种动机与道路及其缺点；三、　中国历史文化之精神生命之肯定 ；四、　中国哲学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之地位及其与西方文化之不同；五、　中国文化之伦理道德与宗教精神；六、　中国心性之学的意义，；七、　中国历史文化所以长久之理由；八、　中国文化之发展与科学；九、　中国文化之发展与民主建国；十、　我们对中国现代政治史之认识；十一、　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之期望，及西方所应学习于东方之智慧者 ；十二、　我们对于世界学术思想之期望。
    
    
    [9] 毛泽东撰写《读封建理论》赠郭沫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其中提及“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枇糠。”指出的情况是：革命者是无法依靠儒家发起的，秦王政的法家思想不但在革命时期有效，而且在执政时期也有效。所以，儒家在中国现代的革命中被抛弃，五四时孔家店被打到，文革时孔老二被批臭。到了21世纪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时代，儒家被重新尊重，但它却不是“首”，而只能是与“法家”和“追求利益的市场经济”等合作的元素之一。若儒家推动者们没有如此清醒的定位，不但会真的要去抢“首”的位置，而且会不断地通过排他来为自己争宠，其结果是不会促进和谐的。
    
    
    [10] 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签名（依姓氏笔画排序）刘冰雪（中国政法大学）、张连文 （清华大学）、杨名 （中国人民大学）、陈乔见 （武汉大学）、周锋利（北京大学）、孟欣（中国科学院）、孟志国（南开大学）、范碧鸿（中山大学）、赵瑞奇(北京师范大学)和崔罡（四川大学），丙戌年己亥月辛巳日，西历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11] “甲申文化宣言”，见：《大地》(2004年 第十八期)。发起人有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愈、杨振宁、王蒙、于广华、于友先、马金凤、马博敏、王石、王立平、王纪言、王晓棠、白先勇、白淑湘、田爱习、叶嘉莹、冯骥才、 汤一介、李立、乔羽、吕厚民、刘厚生、刘国平、刘诗昆、刘效礼、刘梦溪、朱建荣、任晓兵、许倬云、何伟康、何兹全、何超明、吴祖强、陈映真、邵恩、杨兆 麟、苏树辉、杜维明、阿不都热依木·热介甫、阿来、贡敏、张信刚、张继刚、尚长荣、庞朴、周小燕、周文中、周汝昌、周颖南、金坚范、胡恩、费明仪、高占祥、萧马、尉天池、黄会林、黄苗子、黄俊杰、曹泽林、梅葆玖、寇世勋、辜正坤、谢晋、焦晃、詹建俊、满都夫、裘锡圭、熊召政、潘震宙。
    
    
    [12] 本意见书由以下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序齿排名）： 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教授）、张祥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教授）、蒋庆（儒家民间学者）、林安梧（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韩星（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教授）、陈明（《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教授）和王瑞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本意见书得到以下十家社团首批支持：国际儒学大会、国际孔教大会、马来西亚儒教会、印尼经典教育促进会、曲阜儒者联合会、深圳孔圣堂、珠海平和书院、北京苇航书院、浙江省儒学学会和江苏省孔子后裔联谊会 。本意见书由以下十家网站首批联合发布：中国儒教网（http://www.chinarujiao.net）、儒教复兴论坛（http://www.rjfx.net）、华夏复兴（http://www.hxfx.net）、儒学联合论坛（http://www.yuandao.com）、儒家中国（http://www.rujiazg.com）、孔子二〇〇〇网（http://www.confucius2000.com）、中国当代儒学网（http://www.cccrx.com）、儒家气学网（http://www.rjqxw.cn）、礼乐中国（http://www.liyuechina.org）、孔氏宗亲网（http://www.kong.org.cn）。说明一：本意见书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开放征集海内外儒家（儒教）社团、网站、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签名支持。签名可登录上述网站，也可发信至：fengyuanfuxing@163.com。说明二：本意见书已清楚表达联署发起者的观点，故不再设答辩人。任何儒家社团、网站、学者接受媒体采访，其意见与本意见书无关。说明三：本意见书欢迎任何网站转载，但请务必保持意见书的完整性。同时欢迎各类媒体刊布，联系信箱为：fengyuanfuxing@163.com 孔子二五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耶稣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3] 罗秉祥，《评尼山论坛与曲阜建教堂争议》，2011年5月12日发表于兰州大学第三届“宗教对话与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上。
    
    
    [14] 《意见书》说：“首先，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具体原因，已如上述。需要指出的是，即使该耶教堂的建设符合现行法律，通过了宗教、民政、土管、城建、文物等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批，资金来源完全正当，也难免于其伤害儒家文化信众的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愿，乖乎中华文化圣地的形象，既不合乎情理，亦不合乎传统和惯例，当立即予以停建，或迁往他处建造。即是说，这既不是一个法律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中国人的文化情感和心理感受的问题。” 下文引用<<意见书>>文字均加引号注明, 不注明页码。
    
    
    [15] 《意见书》说：“近闻曲阜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高达四十余米、容众三千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详情见本《意见书》附录），吾等儒家学者、社团、网站深感震惊和忧虑，特郑重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耶教教堂。众所周知，孔子者，中华文化之象征；曲阜者，儒教文明之圣地；’三孔’者，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象征之所在，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今在“三孔”之地建造耶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16] 黄保罗. 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9: 47-68。
    
    
    [17] 杨煦生，“编后记”, 载<<世界汉学>>2009年秋季号,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00-201。
    
    
    [18] 关于”国学”的原义,参考王锟，”国学的原义、演变及内核”, 载 <<光明日报>>，2010-1-19。
     
    
    [19] 黄保罗 (Paulos Huang) ， “全球化下基督教对中国形象之塑造的影响”, 2011，出处见上。
    
    
    [20] 《意见书》说道：“特别是，吾等强烈反对刻意用在中华文化圣地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方式，来表明儒家文化的包容宽大精神和体现‘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这是对儒家文化的歪曲和利用，是在装饰门面和粉饰太平！ ” 
     
    
    [21] 黄保罗 (Paulos Huang) 2011: “全球化下基督教对中国形象之塑造的影响”, 出处见上。
    
    
    [22] 《意见书》提出： “其次，如果该耶教堂建设地点仍选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济宁市范围内，吾等建议它当满足如下五个条件：甲、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五十华里以外。 乙、该耶教堂高度不宜为四十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西方最具耶教历史象征性的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高度为45.4米，而曲阜建造的耶教堂竟然高达41.7米，与之仅差3.7米。相比之下，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高度为24.8米，该耶教堂竟然比之高出16.9米。考虑到曲阜城乡建筑较低，此高度的耶教堂即使在曲阜城外建成，也会成为曲阜市的标志性建筑。若此，则“中华文化标志城”就会变成“耶教文化标志城”。 丙、该耶教堂规模不可容众三千人。如此设计规模即使纯属巧合，也难免给人带来该耶教堂欲比拟孔圣有弟子三千人的印象或联想，有文化侮辱的含义。丁、该耶教堂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否则，会被人误解为该耶教堂是在比肩中国最大的孔庙即曲阜孔庙，有宗教对抗的意图。戊、该耶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特式风格。否则，此种风格不仅与曲阜中华文化圣地性质极不协调，也与曲阜乃至济宁市传统建筑风格极不协调。”
    
     
    
    [23] 通过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就表明欧美传教士反对向华倾销鸦片，对于禁烟从政治、宗教与人道的层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见陈才俊，早期美国来华传教士与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 载: 世界宗教研究. 2010年第六期.
    
    
    [24] 麦格夫著、董江阳译，基督教的未来， 香港，道风书社，  2005：35-56.
    
    
    [25] 2011年5月30日在山东大学，经赵杰教授安排，在犹太教及跨宗教研究基地与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大钧教授探讨国学发展之困境，在此总结出五点内容，特此说明并致谢。
    
    
    [26] 麦格夫 2005，45-58.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