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文明与齐鲁文化的多重意蕴

作者：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导，曲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来源：《东岳论丛》2022年第9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闰二月十三日辛卯

          耶稣2023年4月3日

齐鲁文化原初的意思是指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由于齐鲁两国作为近邻，又是联姻的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思想交流非常密切，进入到战国后期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本成为一个整体文化系统，后人将这个整体文化系统称为齐鲁文化。齐鲁文化既是齐国文化加鲁国文化的集合概念，又是作为区域意义上和思想意义上的非集合概念。齐鲁文化的存在与后来的发展表明：它既是历史性存在，又是一个活在当下通往未来的普遍性概念。不过，作为具时性或区域限定性存在的齐鲁文化大都成为过去式，其学术意义大于思想价值，而作为思想性或美德意涵的齐鲁文化则具有超越时空、跨越族界与国度的普遍意义与永恒价值，其思想意义远大于学术意义。

一、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即先秦时代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的整合，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轴心时代或轴心文明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世界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历史进程之中。那里有最深刻的历史转折。”“这一段时间简称轴心时代。”这个时期，人类思想取得重大突破，各大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墨子、庄子、列子以及其他数不清的哲学家。在印度产生《奥义书，释迦牟尼横空出世，形成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虚无主义；古希腊有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里特、柏拉图等，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腊开始奠定。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有大致相类的表述，他认为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之内，“哲学的突破”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分别发生在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等地。无论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还是帕森斯划定的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中国乃至东亚都属于齐鲁文化最为活跃、最为辉煌的时期，孔子、孙武、晏婴、墨子、孟子、庄子、邹衍等等在齐鲁大地诞生，管仲、荀况等政治家、思想家也于斯成名。齐鲁大地是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核心区域，东方的“哲学突破”在这片文化沃土实现。

在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理论、帕森斯提出“哲学的突破”说之前，梁启超在1901年就提出了“地球盛运”说。他说：“呜呼，世运之说，岂不信哉!当春秋战国之交，岂特中国民智为全盛时代而已，盖徵诸全球，莫不尔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韩非、李斯，凡三百余年，九流十家皆起于是，前空往劫，后绝来尘，尚矣。”以印度、希腊征之，无不是“全盛时期也”。“由是观之，此前后一千年间，实为全地球有生以来空前绝后之盛运。”梁启超明确指出：中、西、印各民族哲学思想在差不多相同的时期内几乎同时提出“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等种种问题，这些问题可称为“哲学之问”。如果说梁启超的“地球盛运”说是现象发现的话，那么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说就是对“地球盛运”说的纵深阅读；如果说梁启超的“哲学之问”是事实陈述的话，那么帕森斯的“哲学突破”则是对“哲学之问”的定性。从“地球盛运”说、“轴心文明”说、“哲学突破”说的角度来观照、审视齐鲁文化，我们对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会有更深层的解读。

有齐国与鲁国，才有齐文化、鲁文化之名，进而有齐鲁文化之名，如果历史上没有出现过齐国、鲁国，齐鲁文化之名则不能成立。就历史的意义说，齐鲁文化就是自西周初期到秦统一全国期间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的总称，齐鲁文化与齐国、鲁国的历史共存亡。而齐、鲁作为邦国，其历史存续时间与梁启超所说的地球盛运一千年、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帕森斯所说“哲学突破”的一千年大体相当，而齐、鲁文化的鼎盛期与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几乎一致。

齐国是姜尚的封地，姜尚因辅佐武王功勋卓著而获封于齐。从公元前11世纪受封到公元前211年亡国，齐国在历史上存续800余年。在这800多年中，又分姜齐与田齐两个时期。公元前481年，田恒弑齐简公，姜氏政权落入田氏之手。前386年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齐政权名实俱亡，真正进入田齐时代。公元前221年，齐国为秦始皇所灭。齐文化“是指自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起，至秦始皇消灭田齐建（公元前221年）止，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建立的文化。”此说有一定的道理。

在春秋时代，齐桓公为五霸之首；在战国时代，齐国为七雄之一，而且是七雄之中最后才灭亡的大国。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齐国自然有其立国之道、文化特色、价值支撑。姜尚是殷未周初中国最杰出的战略家，他针对齐国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确立其治国原则与发展战略。其一，在经济上，姜太公“以齐地负海而瀉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汉书·地理志》）地薄人少，是齐国自然环境的劣势，而负海瀉卤又是其优势，太公确立了“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经济政策，使齐国农、工、商、渔、盐等全面发展。为齐国在春秋时期称霸、在战国时代称雄确立了物质基础。其二，在政治上，姜太公推行“尊贤尚功”的治国方略，这与西周的“亲亲尚恩”的治国方略迥然有异。“亲亲尚恩”重宗法血缘关系，“尊贤尚功”重德才与社会贡献，后者比前者更公正、更合理、更进步，有利于吸收社会精英加入到齐国领导集团，为齐国强大提供了政治保证。其三，在文化上，以东夷文明为基础，建立齐国的文化系统。《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这里的“因”是因袭、继承，“简”是简易，既有简别意，也有简略、简化意。就夷礼而言，有选择地加以取舍，就繁杂的周礼而言，加以简化、简略，使之更加平易近人。由于姜太公谋国有方，在齐国800多年历史中，先后出现了像管仲、齐桓公、孙武、晏婴、扁鹊、田常、齐威王、尹文、孙膑、邹衍、田骈、淳于髡、田单等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产生了如《管子》《晏子春秋》《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考工记》等文化巨著，形成了源远流长、洋洋大观的齐文化。笔者曾指出：“齐文化以广收博采，融会贯通，自由奔放，积极进取为特征，以富国强兵，开拓疆域乃至诏令天下为旨归，以实用主义为本质，构成中国文化的重要源头，为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鲁国从周初封国到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存续不足800年，鲁文化就是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鲁国所建立的文化。鲁国是殷末周初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家、文化世匠周公旦的封国，周武王死得早，周成王年幼，周公辅佐周成王，无法来鲁就封，周公的长子伯禽是鲁国的第一任国君。周公虽然不是鲁国的开国之君，却是鲁国立国之道的确立者，或者说鲁文化是在周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伯禽正是遵照父命，针对鲁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的特点，确立鲁国的治国理念与发展方略。其一，政治上，周公确立了“亲亲尚恩”的政治方略，重德治教化；其二，经济上，根据鲁国“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史记·货殖列传》）的特点，确立以农为本的经济方针。其三，文化上，“变其俗，革其礼”，推行全盘周化政策，到春秋时期，天下大乱，礼坏乐崩，鲁国成为保存周礼最好的国家。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观乐于鲁，对鲁国的礼乐文化大为赞叹；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国大夫韩宣子访鲁，见《易》《象》《鲁春秋》，发出了“周礼尽在鲁矣”的感叹。鲁文化守德重礼，为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

当今学者论及齐文化与鲁文化，往往更为注意二者之间的不同，什么齐文化是开放的、兼融的、智者型的；鲁文化是守成的、单一的、仁者型的。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差异无限放大，甚至以中西文化之不同来对应鲁文化与齐文化之异。我们认为，在长达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鲁文化与齐文化相互影响，所同大于所异，齐鲁文化从本质上讲是一个文化系统，而不是对立的两个文化体系。

姜太公是齐国开国之君，鲁国是周公的封国，周公与姜太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如果说齐鲁立国之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异，也是各自因地制宜所形成。如果将他们的封国置换一下，二人很可能会“易地而皆然”，可以说齐国与鲁国立国之道术异而心同。鲁国与齐国在后世发展中虽然有强弱之分、大小之别，文化上则通过长期的交流越来越走向一体，到战国后期，统一的齐鲁文化已经基本形成。荀子在《性恶》中明确将齐鲁看作一个整体概念加以使用，他说：“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纵情性，安恣睢，慢于礼义故也”。齐鲁文化作为整体观念在战国后期已经形成，而且有突出特点：重礼义，守伦常。

齐国与鲁国是邻邦，世代联姻，来往频繁，鲁国人可以到齐国做官、讲学，齐国人也可以随时前往鲁国，齐鲁之间文化交流不断，走向融合。在军事、经济上，齐国强于鲁国，而在文化上，鲁国强于齐国。相比而言，鲁国对齐国是文化“输出国”。孔子前往齐国，给齐景公讲君臣父子之道，齐景公十分称赏。齐景公与晏婴借狩猎之机，入鲁郊，问礼于鲁，主动吸收鲁文化。如果说在前孔子时代，齐国的治国方针是“尊贤而尚功”的话，到了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之时，其治国之道已扭转为礼治主义。晏婴指出：“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晏子春秋·谏》下第十二）“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经也。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贞；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质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十五）礼就是社会伦理规范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如果不遵守礼，就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故礼不可去也。”（《晏子春秋·外篇》上第一）晏子强调君主要带头维护礼：“君若无礼，则好礼者去，无礼者至；君若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同上）晏子对礼的理解与孔子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可以说都是指周礼。《管子》一书具体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显然不完全是管仲本人的作品，其中大量的内容是综合儒家、道家、法家等而成。《管子·牧民》明确主张，礼、义、廉、耻是维护国家存在的四大纲要。

儒学是邹鲁乡邦之学，源于鲁，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代表人物到过齐国，在吸收齐文化的同时，更主要是在齐国传播儒学。孔子的“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论语·雍也》）恰恰规划了齐鲁文化演进轨变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孔子的学生宰我、子贡、闵子骞、公冶长等或在齐为官，或在齐讲学，或游说于齐，或终老于齐。孟子长期在齐，荀子三为稷下学宫祭酒。齐鲁文化在交流中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恰恰是齐文化被鲁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儒学吸取齐文化走向中国思想文化中心的过程。

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即齐学与鲁学

齐学与鲁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齐学与鲁学，先看梁启超的理解：“两汉以前，儒家学派，可以地域区分，所谓齐学鲁学，风气各自不同。……若以欧洲学风比之，鲁像罗马，齐像希腊”。在梁启超看来，无论齐学与鲁学，都是指两汉以前的儒家学派，儒学在齐地流传是齐学，在鲁地流传是鲁学，因地理不同而造成二者学风不同。

胡适将“古代民间和智识阶级的思想信仰”集合在一起的思想学派即阴阳家称之为“齐学”，有时他又将“包括阴阳家，神仙家，道家（黄老），称齐学”，因为“这些都是起于齐国，故总名齐学”。胡适以学术的起源地划分齐学与鲁学，起源于齐地称齐学，起源于鲁地称鲁学。

梁启超与胡适所定义的是广义的齐学、鲁学，不过这只是梁与胡的个人见解。齐学、鲁学之名，在历史上早已有之，齐学、鲁学本意是指齐地和鲁地流行的解读经学的不同方式。齐学、鲁学之称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汉书·儒林传》：“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这里齐学、鲁学的分野以对《春秋》经的传解为界，《春秋》有三传：《左氏》《穀梁》《公羊》，《公羊》为齐学，《穀梁》为鲁学，《左氏》为鲁人左丘明作，实际也是鲁学。这说明在汉代齐学、鲁学已经是流行的观念。狭义上说，齐鲁文化在汉代就是指齐学与鲁学，都是指儒家学派。

战国末年，鲁国为楚国所并，齐国之后为秦所吞，天下一统，鲁国、齐国作为国家意义上的行政区域已不复存在，同样，国家意义上的齐国文化与鲁国文化亦随之走进历史。秦、汉帝国的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文化上与春秋战国政治局面相适应的百家争鸣的诸子学已成为绝唱，代之而起的是“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经学。而经学在齐地流传就是齐学，在鲁地讲授与流传就是鲁学。

秦汉之际，作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由法家到黄老道家，最终归于在民间一直传承与流行的儒家学派。秦始皇以法家之术治国，结果二世而亡。汉初，刘邦在儒生陆贾的提醒下，豁然明白“居马上得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由贬《诗》《书》走向重《诗》《书》，开始关注儒生。儒生叔孙通帮助刘邦“制朝仪”，刘邦非常受用，感受到做皇帝的快乐。公元前195年，刘邦亲至曲阜，以太牢之礼祀孔子。刘邦死后，刚刚走入庙堂的儒学遭遇到严重挑战。萧何、曹参、陈平、汉文帝、窦太后等都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黄老道家一时占据庙堂的中央。儒家学者为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此代表齐学的博士辕固差点丢掉生命，而代表鲁学的中郎令王臧、御史大夫赵绾则献出生命。儒、道两家经过激烈的斗争，到汉武帝时完成“罢黜百家，推明孔氏”的文化转向，这场斗争的胜利是齐学与鲁学共同的胜利。

《汉书·儒林传》认为，“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弗废”。孔子死后，孔门弟子大都散落在齐鲁之间，讲诵不绝，齐鲁之地形成了民间讲学的传统。秦汉时代，一度于战国时在民间十分活跃的学派大都式微了。墨家、名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作为独立学派在民间的传承几乎不复存在，黄老道家虽然庙堂得势，其民间传承也无法与儒家相提并论。汉高祖征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汉书·儒林传》）。面对大军围城，城池不保，城中儒生不是去逃命，而是讲诵、弦歌、习礼，足见孔子故里的儒生将讲诵习礼看得比生命都重要。叔孙通虽有弟子百余人，但到“起朝仪”时必须“征鲁诸生”。司马迁适鲁，“观孔子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在鲁地讲授、传承儒家学说的人形成了鲁学，在齐地讲授、传承儒家学说的人形成了齐学。

正是因为齐鲁之间对中国文化的坚守、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视，教授出一大批经师，为朝堂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在民间也积聚了巨大的文化能量，这为汉武帝黜黄老刑名，归宗儒家，提供了民间文化支撑。

《汉书》载：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汉书·儒林传》）汉初经学，齐鲁儒生几乎一统天下，齐学与鲁学几乎代表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董仲舒虽说是赵人，但其学实乃齐学，如此说来，所列十家之中有九家属齐学、鲁学范围。无论是齐学，还是鲁学，都源出孔子及孔门弟子，如果说孔子及弟子代表的是鲁文化，那么可以说汉代的学术无论是齐学与鲁学皆源于鲁文化。有学者指出：“汉代经学传授系统几乎全部出自齐鲁儒者，对有汉一代经学发展影响甚著。”西汉时期，齐学的影响大于鲁学，昭、宣以后，鲁学的影响大于齐学。西汉经学，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齐人田何，为齐学。《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伏生为济南人，为齐学。《诗》有鲁、齐、韩三家，齐诗出于齐学。《礼》有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与齐无关，为鲁学。《春秋》有严、颜两家，均出公羊，为齐学。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齐。梁启超以此断定“西汉儒学，大部属齐，鲁学很衰”。汉代的齐学与鲁学不等同于齐地之学和鲁地之学。齐学之中不乏鲁人，鲁学之中不乏齐人。如果就地域言，《易》之施、孟、梁丘，施雠为沛人，近鲁而远齐；孟喜是东海兰陵人，是地道的鲁人；梁丘贺，琅邪诸县人，介于齐鲁之间。《书》之三家，欧阳生是齐人，夏侯胜、夏侯建都是鲁人。《诗》之鲁、齐、韩三家、《礼》之三家全是鲁人。《春秋》之严、颜两家，严彭祖，东海下邳人，近于鲁而远于齐；颜安乐，鲁国薛人，两人都不是齐人。如果以地域分，十四博士中齐地勉强占有三席，而鲁地或近于鲁地则有十一席，“鲁学很衰”这一论点是不成立的。如果就学术倾向言，齐学与鲁学不等于齐地之学与鲁地之学，齐学、鲁学是两种不同的解经方式与系统，鲁学解经注重经文的本意，齐学解经比较重视对经文的发挥；鲁学笃实，齐学夸诞；由鲁学出发，发展出古文经学，由齐学出发，发展出今文经学。“齐、鲁之学的本质就是经学，只是传授系统不同而已。就大处而言，鲁学往往更加注重经学的本旨，而齐学则擅长于对经学的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齐学与鲁学是经解的两种学问传统，不完全是地域观念。齐学传承中有鲁人，鲁学传承中也有齐人。西汉经学发展，有一个由齐学向鲁学演变的过程，昭、宣之际，实现了“齐一变，至于鲁”的学术转向：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太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其后浸微，唯鲁荣广王孙、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材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庆幼君、丁姓子孙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汉书·儒林传》）瑕丘江公受业于鲁人申公，申公是鲁学的代表。西汉齐学与鲁学之争就是春秋公羊学与春秋穀梁学之争。春秋公羊学是齐学，春秋穀梁学是鲁学。武帝初期，将代表春秋穀梁学的江公与代表春秋公羊学的董仲舒并重。但江公拙于表达，而董仲舒善于辞令，外加丞相公孙弘属于公羊学派，故董仲舒得到重用，公羊学大兴，齐学得势。穀梁学并没有消失，在经师的努力下传承不绝。汉宣帝时，穀梁学大师孙征为博士，在蔡千秋、刘向、萧望之、周庆等穀梁学者努力下，穀梁之学大盛。《尚书》学西汉初期主要是齐学。济南伏生“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伏生所传授的尚书学是所谓的《今文尚书》。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旧宅，在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孔子裔孙孔安国以《古文尚书》对校伏生《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由是《尚书》在两汉分为今文、古文两派，齐学多属于《今文尚书》，而鲁人多习《古文尚书》。诗学齐、鲁、韩三家，“鲁学”在两汉傲视三家，独步天下。汉初为申培公传诗，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韦氏家族韦孟、韦贤、韦玄成三代以《鲁诗》传家，韦贤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韦玄成以《诗》授哀帝，以明经历位至丞相。两汉礼学有大小戴与庆氏三家，全为鲁学。总括西汉经学发展，《汉书·儒林传》有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由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宣帝时扩大到《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这是两汉经学由齐向鲁转化的关键。元帝时，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由此鲁学大盛。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图文，补缀漏逸”（《后汉书·儒林传》）。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出自社会下层，而光武则出身贵族，西汉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发展，由军功秉国至公孙弘为丞相才实现由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的转向。光武帝没有经历这一转化过程，登基伊始，即立《五经》博士十四家。建武五年，修太学。汉顺帝时期，大兴土木，广造馆舍，以蓄经生文士，“自是游学日盛，至三万余生。”（《后汉书·儒林传》）由于统治者大力推广，经学成为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经学已由齐鲁大地走向全国，由区域之学转化为中国之学，齐鲁文化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学界共识、民众信仰的地位。

三、地理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即山东文化

周立升、蔡德贵教授主编的《齐鲁文化通论》指出：“我们的‘齐鲁文化’，也就是‘山东文化’，其上限起自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下限为近现代”，又补充说“主要是传统文化”。这个说法就地理意义而言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认真辨析。

山东简称“鲁”，又称“齐鲁大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齐鲁文化就是山东文化。不过，齐国与鲁国的面积时大时小，面积大时会超出今天的山东，面积小时不能完全涵盖今日的山东。齐国、鲁国没有建国之前，山东这块土地上早已邦国林立；齐国与鲁国消失之后，山东这一区域的文化依然存在并发展。可见，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化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更何况“山东”一词原不是行政概念而是区域的地理概念。“山东”这一地理概念很早便已使用，而作为行政省的山东出现不过数百年而已。春秋时期，晋国居太行山以西，将太行山以东称“山东”。战国、秦、汉时代，“山东”指秦国的崤函关以东的地区，楚、齐、韩、魏、赵、燕都称山东，号“山东六国”。汉初贾谊的《过秦论》多次使用山东这一称谓，“山东之国”即是指崤函以东地区。叶圭绶指出：“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唐末五代以来，始专以齐鲁为山东。”山东作为齐鲁地区的专称经过了长期的演化过程。秦汉统一，原来意义上或作为东方六国意义上的山东消失了。《史记·酷吏列传》载，公孙弘自称“山东小吏。”《史记·儒林传》称伏生“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显然，这里的齐鲁与山东发生了关联。金大定八年（1168年）置山东东、西路统军司，统辖山东地区。作为地理意义上的“山东”概念演变为今天意义上的行政区域概念。明洪武年间，置山东行中书省，治所先在青州，后移济南，又改为山东承宣布政司。清代山东行政区始定名为山东省，并沿用至今。由此可见，作为行政区划上的“山东”之称出现得较晚。山东不等同于齐鲁，齐鲁文化与山东文化也不完全一致。今天的山东行政区域放到先秦时代，不仅有齐国与鲁国，还有莒、曹、滕、薛、郯、邾、缯、纪、莱、谭等古国，并包括宋、卫的一部分。这是其一。第二，山东文化与齐鲁文化互为源流。从现代的意义上，齐鲁文化是源，山东文化是流。但山东这个地域自古已固存，齐国、鲁国没有建国之前，山东在地理上早已有了悠久的文化如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乃至夏、商两代文化，文化已非常发达。齐国、鲁国建国之后都充分吸收、融合了本土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山东区域文化如东夷文明为齐、鲁文化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厚滋养。齐国姜太公立国之道是“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史记·周公世家》）后世发展，齐强鲁弱，鲁国政治条件、地理条件并不比齐国差，之所以弱于齐国，原因之一，齐国采取融合本土文化的政策，对东夷文化“从其俗为”即顺应本土文化，不是以周文化去改造本土文化；鲁国“变其俗，革其礼”，力图以周文化对本土文化进行彻底改造与革新。即便如此，鲁国文化仍然建基于本土文化即商奄文化的基础之上，并不排斥夷文化且对夷文化多有吸收。据学者考证，孔子学说的核心观念“仁”即源于东夷文化，“夷”即仁字的古老字体，夷风尚仁，仁由东夷文化之地方价值通过孔子的改造而上升为华夏民族的核心价值。孔子“欲居九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由此可见，鲁国建国之前的本土文化对鲁国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同样发挥了重要影响。尽管齐鲁与山东有种种差异，但我们还是认为山东文化可以称为齐鲁文化。第一，尽管先秦时代山东大地邦国众多，但这些古国或本来是齐、鲁大国的附庸，或因国土狭小没有独立的文化传统，或在长期战争中为齐、鲁所并，其文化也融入齐、鲁这一大的文化系统了。第二，地理上“齐鲁”概念与后来山东的行政区域概念虽有不同，但相去不远，齐鲁文化成为山东地方文化的代称。正如人们习惯于称四川文化为巴蜀文化、山西文化为三晋文化、河北文化为燕赵文化、河南文化为中原文化、湖北文化为荆楚文化，这些地域文化之范围与现在的行政区域也不完全相同，因而以齐鲁文化称谓山东文化顺理成章。第三，齐鲁文化尤其是轴心时代齐鲁文化是山东文化巅峰，也是当时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巅峰，永远值得山东人骄傲与自豪!当然，我们不能泛用齐鲁文化这一称谓，山东文化与齐鲁文化分开使用比较好。齐鲁文化更多地指谓传统文化，山东的近现代文化或者山东作为行政省存在以后山东大地所创造、产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以山东文化称之比较妥当。

四、思想史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

思想史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包括创始时期的儒家、墨家、兵家、阴阳家、道法家等等。齐鲁大地是管仲、孔子、孟子、荀子、孙武、孙膑、墨子、晏婴、邹衍等轴心时代一系列的思想大师的故乡或生活之所，稷下学宫在战国时代是百家争鸣的重要场所；这里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核心区域，点燃了中国数千年思想文化的火炬，点亮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世界。孔子、孙武、墨子等思想巨匠是山东人，更是中国人，他们的思想是山东的，也是中国的，更属于全人类。

齐鲁文化最大的慧果，是在这块文化热土上诞育了孔子。柳诒徵先生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我们认为，柳诒徵先生的说法并不为过。孔子以文自任，述而不作，他“上承六经，乃经学之鼻祖；下开九流，乃诸子之源。由孔子始，以传播知识为谋生手段的独立的士（文士）阶层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独立传承、发展的统绪”。孔庙大成殿里供奉着五位圣人即至圣先师孔子、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全是鲁国人。而由孔子开创、孟荀绍述的儒家文化通过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汉书·董仲舒传》），使儒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意识与官方学说，影响中国至深至远至巨，进而通过宋明诸大儒推演、诠释、发挥，孔孟之说流传至韩国、日本、东南亚，成为东亚精神的共同标志。

如果说儒学代表了鲁韵的话，那么兵学就代表着齐风。孔子代表“文”、教养、美德，兵圣孙武则代表着武、智慧与谋略，孔子与孙子一文一武，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双曜”。《孙子兵法》《司马兵法》《太公兵法》《孙膑兵法》等构成了齐国的兵学传统，而《孙子兵法》为中国乃至世界兵学之圣典，对中国的战争理论与战争实践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受到历代军事家、思想家乃至寻常百姓的喜爱。《孙子兵法》是一部充满智慧的典籍，它探讨战争中敌我、主客、奇正、众寡、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提出“知此知彼”“不战而屈人之兵”“奇正相生”“因敌制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命题，被历代军事家奉为圭臬。它不仅影响了中国，在世界军事理论宝库中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已被翻译为20多种文字，远播欧美，在世界军事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

墨学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占有重要地位。墨家面对国与国相攻，家与家相纂，众暴寡、强凌弱的局面，提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十大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天志、明鬼。墨家的辨学与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并称三大逻辑体系。墨家在自然科学与技术上是先秦诸子学的翘楚，墨子被今人尊为“科圣”，中国发射的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墨学在战国时代是与儒家并称的“世之显学”，后世虽然衰微，但其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在科技文化、侠客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不容低估。齐鲁文化除了儒学、兵学、墨学、经学之外，还有阴阳家、稷下道家（阴阳家被章太炎等学者认为是儒家的别支）。邹衍的“大小九州”宇宙论和“五德终始”理论成为后世政权更迭的重要哲学基础。《管子》作为稷下道家或法家的代表性著作，历代被奉为治国理政宝典。经学是中国最富有根源性的学说，直达尧舜，贯通三代，受到孔子及其后学的尊奉，世代相通，延及晚清。伏生、郑玄、王弼、王肃、颜之推、颜师古、孔颖达等既是著名经学家，也是思想家。经学者，齐鲁之学也，中国之学也。借助于经学以及对经学的一再诠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的主体，东亚精神的象征。从东汉末年到永嘉南渡，以及北宋到南宋的转换之际，中国北方大乱。为躲避战乱，山东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琅琊颜氏、琅琊诸葛氏、泰山羊氏、兰陵萧氏等纷纷南迁，将齐鲁文化带到江南地区，推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清代以后，“闯关东”“下四川”“北上南下”，一批又一批的山东人，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展示山东人的形象。正如钱穆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所言：“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他们最强劲、最活跃，大圣人，大文学家、大军事家、大政治家，各种大人典型人物都有。”张天麟称山东人乃中华民族之“长子”。孔子的仁，子路的信，墨子的义，晏婴的礼，诸葛孔明的智，武松的勇等，足以亘古不灭，令后世心向往之。齐鲁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东亚思想突破的核心区域，齐鲁文化奠定了两千年多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具有超越时空、超越民族与国度的普遍价值与永恒意义。

余论

齐鲁文化具有多重意涵。至战国后期，齐文化、鲁文化经过长期交流、相互学习乃至相互渗透，鲁公与太公立国时期的文化之异已经渐渐消解、融会了，虽然还有差异，但总体而言已经整合为一个文化整体。

齐鲁文化的多重意涵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重合，存在着分而不分、不分而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轴心意义的齐鲁文化是指鲁国与齐国存国期间创造性的文化，鲁国与齐国存续时间不过800年，但这一时期却是齐鲁文化的创造期，也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规定了齐鲁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方向。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的源头，而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对轴心意义的齐鲁文化的阐释、传承、抽绎与强化，没有作为经学的鲁学与齐学在齐鲁大地乃至在燕赵吴越等长期流传，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由于鲁学与齐学的盛极一时，为齐鲁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民意支撑。地理上的齐鲁文化对轴心时代的齐鲁文化而言既是源，又是流。一方面，鲁国、齐国立国之时这片土地不是文化空白，而是有着丰厚的文化资源，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夏商文化尤其是东夷文化等，这是鲁国、齐国立国之初的文化基础。无论是鲁国对本土文化的“革”与“变”，还是齐国的“因”与“简”，都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即原生文化的影响。地理意义上的山东本土文化是轴心意义上的齐鲁文化的资源，而轴心意义上的、经学意义上的齐鲁文化又成为地理意义上的齐鲁文化的源头。若是失去了轴心文明时期齐鲁先贤的创造性思想成果，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是不可想象的。思想意义上的齐鲁文化是对超越时空、超越国界、族界具有永恒、普遍意义思想的集中概括，主要指向轴心时代的齐鲁文化，也包括后世经学大师及思想家如郑玄、王弼、刘勰、颜之推、孔颖达、石介、李清照、辛弃疾、张而岐、孔尚任等人的思想。

总之，齐鲁文化原初是一个集合概念，自孔子始齐鲁间思想文化开始融合，战国后期尤其是汉武帝之后，齐鲁文化成为一非集合性的整体范畴。孔子及儒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代表着齐鲁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孔子及儒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同样象征着齐鲁文化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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