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书基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理论，比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寻找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古典哲学）之间以及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相通性。本书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虽然儒家思想与西方古典思想有诸多重要不同，但它们的一些理念对于建构和维护人的内心道德秩序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通过比较孟子政治思想和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本书认为道德原则对于先秦儒家政治秩序和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构也同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作者简介

王庆新，籍贯福建泉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赴美留学，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硕士和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任博士后研究员，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1996-1998年）和香港大学（1998-2008年）执教多年，于2008年夏天调入清华大学。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学，政治哲学和中西哲学比较。已发表大量的中英文论文 ，其中二十来篇刊登在国际一流学术杂志，并已出版了中英文专著多部。

推荐语

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明的异同和优劣一直是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议题。尽管或许永远不可能有一致的意见，但在这些争议的背后却有一个惊人的共识：任何伟大的文明，只有在比较、学习和借鉴中才能进步。王庆新教授的《信仰与秩序》一书，聚焦于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会通，是今人思考人类文明不可多得的专著，值得认真阅读。

——俞可平 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

比较哲学是非常艰难的学问，也很难做到周全，王庆新教授的《信仰与秩序》是一个很少的例外，这本书揭示了古代西方形而上学对自然法和现代政治理论的深刻影响， 并将这些西方古代和近代思想与不同时期的儒家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的比较。这本书让我们认识到中西文明的相通性，也让我们认识到中西文明可以通过相互借鉴和补充来缓解中西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都将会受益良多。

——贝淡宁  香港大学法学院讲席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王庆新教授的《信仰与秩序》基于雅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论，对中西文明的对话与会通做了深入的思考，并探讨了儒学信仰和伦理与现代政治文明相结合的可能性。全书视野宏阔，视角独特，是我所见到的中西宗教与哲学比较研究中很有价值的专著之一。

——方朝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 中西古典哲学与信仰的比较

第一章    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精髓

第二章    超验信仰和近代科学的兴起与危机

第三章   近代西方自然法的演变

第四章    儒家轴心突破的再思考

第五章    朱熹理学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比较

第二部分  近现代中西政治哲学的比较

第六章    洛克自然法与孟子政治思想的比较

第七章    康德论政治与德性的关系

第八章    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起源及其影响

第九章    胡适与杜威思想的比较及其启示

前言

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类历史是一部逐渐进步和发展的历史，从低级社会走向高级社会，从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 最终将达至普世文明。 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勾勒出一个文明的进化史观。中华文明和古希腊文明都是低级的文明，但是古希腊文明要高于中华文明。现代西方文明经过基督教洗礼，所以是更高级文明。他认为东方文明(即中华文明)的特点是落后的专制的，只有一个人自由，那就是皇帝，其他人都是奴才。古希腊只有一些人自由，即贵族们或奴隶主们是自由的，但奴隶们都是不自由的。德意志人代表着现代西方文明, 他们受过基督教洗礼的，强调所有人的自由与平等，崇尚个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所以他们的文明是更高级文明。黑格尔的进步历史观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德国魏玛共和国哲学家斯宾格勒挑战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乐观的历史进步史观。斯宾格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的1918年出版了他的名著《西方世界的衰落》。【1】他的主要论点如下：第一， 他不承认有普世文明的存在。每个文明都是一个有机体，类似于一个动植物，它们相对独立， 并且相互竞争，也就是说，他不认可西方中心论， 而认可文化多元论。他认为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特性。西方文明的特性是对空间的无止境追求，他用浮士德式精神来形容西方文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及之后西方人对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探索和控制，以及天空和海洋的开发利用，都体现了西方文明对空间的无止境追求的浮士德精神。

第二，他不接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乐观的历史哲学，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进步历史。 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一个循环的历史，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发展周期， 都经历着产生，成长，成熟和衰落的历史。

他认为历史上文明的衰落有三个重要特征：1.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女权主义的产生，2.金钱政治的猖獗， 3. 政权逐渐集中化甚至垄断化，在国内体现为集权主义和专制的产生， 也就是类似于古罗马凯撒大帝的出现，国际上体现为对外的扩张（也就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产生）。 最后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显示出衰败的迹象，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女权主义已经兴起，那些产生西方文明的原始的乡土文化不再被尊重，甚至被批判和攻击，西方文明的国际大都市比如伦敦，巴黎，柏林和纽约世界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已经变成主导价值。世界主义和拜金主义取代了原有的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乡土文化，最后西方文明内出现了争夺西方文明领导权的斗争，体现为强调个人自由的英国与强调公民责任与义务的德国之间争夺西方文明的领导权。

斯宾格勒还认为东西方文明有很显著的不同，随着西方文明的衰落，东西方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严重冲突，甚至战争，当日本的崛起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就是他引用的重要例证。

虽然斯宾格勒的理论有不少缺点，比如强调历史决定论和必然性，而忽视人类的自主性，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绝对对立而否认不同不明之间的融合会通， 他预言德国在欧战中胜出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他没有估计到美国将最终成为西方文明的领导而代表西方文明建立全球霸权。但是斯宾格勒的其他预言却受到了现代西方学者的重视。 美国哈佛教授亨廷顿明显地受到斯宾格勒的很大影响。 【2】冷战之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 认为未来的国际关系将体现为文明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亨廷顿强调文明的差异是不同民族之间最本质的差异，因为文明关乎着人类最基本的信仰和价值如宗教与伦理规范等， 所以最难妥协和改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认为西方文明不是一个普世文明, 它也会衰落。但是他认为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有很多本质上的区别， 包括宗教和政治，他特别强调儒家文明不崇尚自由与民主，而偏好专制。 他预言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可能在未来与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对抗西方文明。

与斯宾格勒同时期的魏玛德国社会学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基本接受了斯宾格勒的东西方文明差异论， 但他不接受斯宾格勒的西方文明衰落论。基于黑格尔的历史进步史观，韦伯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相比有很多优越的地方，现在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得益于基督教新教文明的崛起。而儒家文明就不可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表明西方文明非但没有衰落，而是在上升阶段。韦伯在深入比较了基督教和儒教之后提出了下列著名的观点：基督教（特别是加尔文新教）是理性化的宗教，强调人与神对紧张和对立关系和上帝预选论，使得新教徒将自己全心全意地奉献给上帝，将勤奋工作看作是全心全意地奉献上帝，等待上帝审判和召唤的唯一方式，所以他们努力工作，为上帝改造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加理性和完美，这些独特的新教精神催生了现代资本主义兴起。也就是说，新教精神是现代性产生的最重要原因。而儒教不能摆脱巫术的影响，没有人与神的紧张和对立关系，强调人与神在同一世界和谐同存，所以儒教没有催生出现代资本主义。 【3】

现代德国哲学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从另外一个视角来回应斯宾格勒和韦伯。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和目的》一书中写道，人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亚洲，近东和欧洲同时提出很相似的哲学观，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列子，伊朗的佐拉苏斯特拉（Zarathustra）,希腊的荷马，巴门尼德，柏拉图等。 他们思想的共同之处是都开始强调人类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相信人类有绝对的自我意识（absoluteness of selfhood），和清晰可见的超验世界（lucidity of transcendence）。他们宗教都拥有共同的一些重要特征: 相信有一个超验的绝对者或造物主主宰者世界，相信自我意识来自于绝对者，分有者绝对者的神性（也就是灵魂不灭）， 并且感受到自我的有限性与绝对者的无限性之间的强烈的张力和冲突。雅思贝尔斯认为这些中西文明的相通性和相容性，中西历史只是在近代才开始分道扬镳，中西文明只是在近代才呈现出巨大分歧。所以他认为中西文明在未来有不少合作的潜能和空间，依靠人类的意志和智慧，中西文明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共同体，而不至于陷入无休止的文明大冲突。  【4】 

这些德国哲人是在德意志民族被卷入现代化的剧变进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大动荡之中提出的这些问题和思考，与我们只有相距一两百年，与我们所处的时代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过时, 而且依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现在，也会继续深刻地影响我们的未来。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有哪些本质上的异同? 现代西方文明与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有怎样的关系? 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政治是否有相通性和相容性？ 儒家文明应该如何与西方文明对话和会通才能合作共赢？儒家文明的复兴可以从西方文明借鉴怎样的经验和教训？ 这些是本书探讨的主要问题。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基于亚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理论，比较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寻找儒家思想和西方古典哲学之间以及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与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共通性。本书有两个基本论点：第一，虽然中西文明有诸多重要不同，但是先秦儒家和宋明理学与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类似，都有一个很明显的超验信仰维度。就像超验信仰对于西方人建构和维护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有着重要影响一样，超验信仰对于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儒家建构和维护内心道德秩序和社会秩序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体现在周公和孔子所强调的神圣天对人类社会的干预，也体现在朱熹所强调的天理对人类社会的规范作用。第二，通过比较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特别是孟子思想）和以洛克和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本书认为超验信仰及其衍生出来的道德原则对于先秦儒家政治秩序和近代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建构也同样起着关键的作用。孟子的仁政论中所强调的天赋予君王对人民的道德责任，与洛克的神性自然法理论中强调人的自然权利有相通性；同样地，孟子所强调的人的天生善端（天爵）和修身，与洛克所强调的基督教伦理对人的自由的约束以及晚年康德强调通过基督教来提升人的德性以便实现人的自由也都有相通性。

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由于种种原因, 忽视了超验信仰对维系道德与政治秩序的重要作用, 也忽视了超验信仰对科学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结果是丢失了超验信仰。近代以来中华文明确实是与中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渐行渐远, 越来越忽视道德为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虽然亨廷顿明显地夸大了传统中西文明的差异， 但是他认为现代中西文明的差异和矛盾在加剧的论点应该受到忽视。 中西文明的差异和矛盾如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很可能会让我们的未来发展付出巨大代价。 

本书按照时间顺序分成古代和近现代两部分。 第一部分重点比较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与先秦儒家思想的异同。这部分首先梳理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并分析了它们对近代科学兴起的促进作用 （第一章和第二章），并探讨了西方古典哲学和基督教对近代西方自然法演变的重要影响（第三章）。再者， 以亚斯贝尔斯的轴心突破概念作为起点, 重新寻找和阐释先秦儒家的超验信仰维度，并重新审视先秦儒家思想轴心突破的外在超越特征 （第四章）；接下来, 在本体论，宇宙论和灵魂论等方面，比较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朱熹思想的异同 （第五章）。 

第二部分重点比较近现代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与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异同， 强调道德在维护儒家传统社会秩序和西方现代民主秩序中的重要性和共通性。 这部分首先比较了洛克自然法与先秦儒家（特别是孟子）政治思想的异同 （第六章）；分析了康德对政治与德性的关系的论述（第七章）；然后探讨了美国现代保守主义的历史起源及其现代影响（第八章）；最后比较了美国现代哲学家杜威与他的弟子胡适的思想异同，探讨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西方文明挑战与冲击的反应及其现代意义（第九章）。

注释：

[1]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John Farrenkopf,“Spengler’s Pessimism and The Tragedy of Our Age,”Theory and Society,June 1993,p.399.

[2]有关斯宾格勒对亨廷顿的影响，参见Robert W.Merry,“Spengler’s Ominous Prophecy,”National Interest,January/February 2013,p.20.[3]有关韦伯的理论，见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Norton&Company,2008），和The Religion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London:M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51)。

[4]Karl Jaspers,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9),pp.2-4,225-251。  

后记

我的家乡泉州承载着中西文明交汇相印的厚重历史记忆。 这里不仅有比比皆是的红砖厝燕尾脊，和西班牙风格洋楼, 还有四处可见的传统寺庙，如基督教教堂，天主教教堂，甚至还有印度寺庙，国内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 以及国内唯一的摩尼教遗址。 和西安洛阳不同的是，这里的人们不只是保留着古老的建筑物， 而是依然保留着最完整的儒家传统生活方式,保留着最古老的汉语言和汉唐古乐。这些传统被一代又一代飘洋过海的人们带到台湾，东南亚，甚至欧洲和北美洲，以及世界的其他角落。 

我的老家在晋江南端的围头半岛，老家的镇上有一个近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堂，由旅居台湾的乡亲建造，是闽南地区最大的基督教教会之一。 离开镇上十几公里处是安海镇。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父亲朱松担任的安海镇首任镇官，朱熹之后担任同安主薄也时常回到安海讲学， 安海镇从此就有“闽学开宗圣地”之称。安海人为了纪念朱家父子两人对当地教育的贡献就建造了朱子祠以示纪念。朱熹的留言“此地古时为佛国，满街皆圣人”依然高挂在泉州市区西街开元寺的入门柱子上。

我生长于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家庭。 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通过媒妁之言就与从未谋面的母亲结婚。祖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像很多当地年轻人一样漂洋过海去菲律宾的吕宋岛谋生。当时的菲律宾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相当于现在的日本。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班牙帝国的贸易大都经过菲律宾这个最重要的中转站。闽南商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时候奶奶经常在除夕日，正月初九，清明节，中元节进行隆重的祭祀活动，有些时候在自家的祖厝，有些时候在邻近的宗祠，有时在墓地。 奶奶经常教我要学会忍让，警戒我不可做坏事不可浪费粮食，否则就会遭受天谴。记忆中，经常看到附近一些乡亲每到礼拜日就去教堂虔诚地敬拜上帝，而在传统节日如农历新年，清明节和中元节又会肃穆地进入祠堂祭祀祖先神。 我6岁离开乡下之前还有一个重要的记忆，即村里人对丧礼的重视。令人难忘的是在祠堂前隆重的奠祭，众多的外戚来宾的祭拜，及长长的出殡队伍，乐队和走在队列最前头引领鬼魂的铭旌。在“破四旧立四新”和批林批孔的时代，这些都是典型的“封建迷信”。 

1970年代初期因战备原因父亲的科研单位从厦门大学迁到位于闽西北山区的三明市，我也随同去，开始了城市生活。我进入小学之后开始学习普通话，才知道我小时候说的母语只是闽南方言。我在十五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回家乡为我举行了冠礼（成年礼)，让我骑车到住在附近的各个村庄亲戚家一个一个的分送礼物，通知他们我已经成年了，从此可以承担大人的责任了，当时心里充满自豪感。

父亲经常和我说起我们的祖籍是河南固始，在族谱有记载，我们的祖厝大门上的门楣都写着 “太原衍派“， 父亲说这代表着我们的祖先是太原王姓的后代。全村三千多人都姓王，也和我常提起五族内宗亲成员。后来从史书上才知道闽南人是由东晋开始的衣冠南渡的中原士人的后裔，他们在闽南平原找到了可以远离战火繁衍生息的福地。中原移民的高峰在唐末和五代。

我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期间在美国纽约读书和工作的时候， 经常有机会受邀请到基督教教会去参加活动， 我感受到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虔诚，感受到他们每年庆祝圣诞节的喜乐和谦卑, 也时常让我想起我奶奶对天神和祖先神的敬畏和虔诚。 读到《新约》的“多走一里路“的时候感受到西方人所理解的忍让与中国人所理解的忍让的相通之处。每年九月或十月，在曼哈顿的大街上行走， 总能经常看到犹太人戴着他们独特的小帽 （kippah） 陪同着成群结队的家人们在赶去犹太教会庆祝犹太新年 （Rosh Hashanah）的路上，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庆和庄严肃穆的气氛。我有一次还受邀去犹太同事家里过逾越节 （passover），同事告诉我他们的传统是每年在这个节日由家里长者讲述以色列人越过红海离开埃及的故事，每年讲的故事都是一样，大家都不厌其烦地听着。后来我逐渐知道犹太传统与中国传统一样有记载犹太人族谱的习惯，犹太圣经里特别记载着耶稣的祖先血脉，而且犹太传统也有成人礼。

1990年代中期之后我到了新加坡工作发现，原来在那里大多数华人都说闽南话，后来从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 (Barnhard Kalgren)的研究中获知闽南话是中原移民带来福建的上古汉语官话。在新加坡工作时候，我注意到新加坡华人的丧礼和闽南人的丧礼非常的相似，特别是在祖屋楼下为逝者通宵点灯守灵的习俗，为的是让死者的灵魂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马来西亚的马六甲那里住着土著华人（panarakan）， 虽然他们的皮肤不再是蒙古人种的颜色，但是他们的生活依然是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们的灵魂依然是中国人，甚至比北上广深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还要更中国。他们依然践行着那些记载在《礼记》和《朱子家礼》的礼仪。可以说，他们的经历与流落在埃塞尔比亚的黑皮肤犹太人类似。

正如不少西方学者强调的，东亚经济奇迹与儒家文化是分不开，韦伯对儒教的理解显然是有偏差的。儒家四小龙中有三个都是浸淫着闽南人所传承的儒家传统文化。台湾和新加坡都是主要是闽南人为主体。我九十年代末到了香港后才发现,香港也有超过半数的人口是广义的闽南人移民，包括闽南的厦漳泉人，粤东的潮汕人和粤西雷州半岛人和海南人，以及浙江温州南部的闽南人。 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极大兴趣。以闽南人为主体的东南亚华人 (Hokkien) 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犹太人是有道理的， 他们保存着纯正的中国传统习俗和语言，他们善良且有正义感，勤劳节俭，吃苦耐劳，他们用双手在东南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们与异族人民和谐共处,在坚守自己传统价值观的同时,又接受和拥抱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思想, 成功地将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会通。郑成功,黎刹，陈嘉庚，林文庆，黄奕住，李光耀，李嘉诚，吴作栋等是他们中的代表。根据华人著名学者王庚武先生的研究，明末清初，以郑成功为首的闽南人在台湾打败了荷兰殖民者之后在东南亚建立了华人海上帝国。郑成功的家乡是与安海镇距离不到两公里的水头镇。曾经的世界首富广州十三行行主伍秉鉴的祖籍也是晋江安海。并且，东南亚华人华侨虽然远离祖国但却心系祖国。他们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提供了大量和慷慨的支持,为辛亥革命成功和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华人华侨的成就显然与儒家传统的濡染不可分开。

儿时的记忆和青年时期长期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经历让我很早就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特别敏感，也对中西文化之间的比较与对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书是我基于海外长期的多元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所带来的困惑，思考和探索。

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很多支持和帮助过我并使得这本书成为可能的人。 我首先要感谢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几位老师,包括 Wolfgang Mann (曼恩), Michele Moody-Adams (慕迪), Katja Vogt (弗吉特), Axel Honneth (霍耐克), 和 Dhananjay Jagannathan （吉甘纳森）等教授，他们精彩的课程和悉心的指导, 为我开启了西方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的大门。 我也要感谢那里的很多中外同学给予了我学习西方哲学的乐趣和陪伴， 让我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

在过去十来年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很多朋友和同行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他们或是通过会议交流的方式，或是通过私下交流的方式，让我的思考变得更加深入和清晰。我要特别感谢下面这些教授和朋友：北京大学俞可平,张祥龙，干春松；清华大学方朝晖，唐文明，黄裕生，王名，崔之元，蓝志勇；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温海明， 刘玮； 山东大学贝淡宁(Daniel Bell)；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赵法生；复旦大学谢遐龄，白彤东；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陈明；；香港大学陈祖为 (Joseph Chan)，慈继伟；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黄勇，王庆节；香港城市大学范瑞平；  贵州阳明精舍书院蒋庆，夏威夷大学安乐哲（Roger Ames）；美国维斯里安大学 （Wesleyan University）安靖如 (Stephen Angle)。我也要感谢清华大学文科处和公共管理学院对我的赞助和支持。最后我要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邱爱园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