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很快完成了近代化，成为称霸亚太的军事强国。二战后，日本在废墟上迅速崛起，又很快完成现代化，一跃而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二号经济强国。一个面积仅有37万平方公里，资源极其匮乏的岛国，何以能不断创造财富积累和世界民族竞争的奇迹？
    
     
    
    几十年来，人们都在思考和争论，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笔者认为，儒家文化特别是儒商文化对日本工商业的促进与推动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企业兴则国兴，企业强则国强。儒商文化塑造了优秀的企业家和成功的企业，优秀的儒商群体和成功的企业群体撑起了日本经济振兴的脊梁。
    
     
    
    儒家思想对日本成功企业家的塑造
    
     
    
    自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入，一千多年来在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化领域居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在明治变革中一度受到沉重打击。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积极引进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凝聚人心，确保近代化的稳定推进，日本政府又把孔子思想引入新体制，加以利用。特别是在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时期，政府为了维护天皇的权威，以防国家失控，实施了三大政策：1.在国民教育中恢复儒教教育；2.恢复孔子祭祀，把孔子神化；3.大力开展儒教研究活动。于是，儒家思想又由衰而兴，走进了日本的近、现代化建设之中。
    
     
    
        儒家思想在日本社会得到尊奉，经过二千多年检验的儒家经典《论语》自然也就在日本工商界获得了推崇，成为经营管理者们的必读之书，甚至被大多数人奉为经营指南和经营圣经。
    
     
    
    明治时代财金界和实业界的巨擘——涩泽荣一从小受儒家文化熏陶，熟读《论语》。他从商以后，为了同轻视商业行为和“无商不奸”的两种极端习惯势力作斗争，终身实践“论语与算盘相济”理论，其思想与言语收录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他认为：阐述为人之道的《论语》与追求经济利润的“算盘”看起来是相反、相对立、水火不容的东西，但实为虽远犹近、相辅相成的；要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必须要靠正确的道理（仁义道德），不是这样而获得的成功是不能长久的。
    
     
    
    涩泽荣一将《论语》和“算盘”统一起来，在工商业中忠实实践“经济道德合一”，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工商业奇迹：他一生创办了日本第一国立银行、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日本邮船、东洋纺织、王子造纸、日本水泥、东京煤气、帝国饭店等近500家公司和企业，并且都是“日本株式会社”的代表公司和企业，许多成为世界500强的奠基企业。
    
     
    
    原钟纺会长伊滕淳二在中学五年级接触《论语》，并从此热爱此书，认真钻研，指导自己一步步走上成功。他认为《论语》既是一本人生教科书，同时又是一本无法替代的经营谋略经典。1989年，伊滕在《领导者》杂志上作了如下表白：“我总是通过《论语》的启迪，找到如何行动、如何待人接物的答案……可以说我是带着《论语》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
    
     
    
        原经团连会长土光敏夫也是一位实践了《论语》的财界伟人，他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来源于《大学》）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在经营管理中锐意进取和创新，而在生活中却坚持《论语》关于“节用而爱人”的教导，生活异常俭朴，生活方式极其简单，常吃便宜的干鱼片，节省下来的钱都捐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因此在日本财界享有很高的威望。
    
     
    
        曾担任日商会长统治了日本财界相当时期的永野重雄、原石川岛播磨重工业的社长生方泰二、建设业巨头清水建设的第二代掌门人清水喜助、水泥业巨头原秩文水泥会长诸井度等等许多工商业巨子都受过涩泽荣一的言传身教，以“论语、算盘相济”理论为指导，从《论语》中汲取经营智慧，开创了经营管理的骄人业绩，极大的推动了明治以后日本工业的近代化、现代化。
    
     
    
    因此，日本著名管理学家伊藤肇坦言: “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 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 中国儒商文化的影响力, 功应居首”。
    
     
    
    儒商文化哺育了一流的日本企业
    
     
    
        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几代儒商们不断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经营智慧，用精神财富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和完善着以“算盘、论语相济”为核心理念的儒商文化，并积极吸收西方现代企业文化、管理理念和方法之优长，创造了相应的现代儒商管理之道，实现了企业的基业长青，源源不断地谱写着现代工商业神话。
    
    儒家文化的精髓在一个“仁”字。“仁”的字面之意有仁爱、仁慈、仁义、力行等，但以字解字之意最为妥帖，“仁者，二人也”，即两个人相处之道，其实它阐述的是最简单的集体主义。而“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与其说是儒家的主张，毋宁说是儒家对人间真理的深刻洞察和总结。日本企业家将儒家的“仁和”集体主义与“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发挥到了极至，倾力打造视员工为最大财富的以人为本管理和“以企业为家”的“利益命运共同体”企业文化。
    
     
    
        日本工运评论家森田实这样描述日本企业的内部关系：“企业主好比父亲，工会好比母亲，企业中层负责人类似小舅子，劳动者则似挣钱的儿子”。最高管理者做为一家之长，既是权力最高者，通常也是经验最丰富、行业中最优秀、责任最大者；各级管理者通常不是靠生硬的管理制度达到管理目标,而是以儒家“内圣外王”的“德治”方式、领导者榜样“身教”的力量和道德感召力来调动和团结全员, 依靠强有力的集体力量和才智实现企业目标。
    
    
        日本企业大多将员工视作非常重要和宝贵的财富，为员工提供“家庭成员”式的关心和福利，培养员工“以企业为家”的思想和情感；通过组织员工旅行、聚会、联谊等到各种活动，增进员工的感情和团结，培养团队精神；再加上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 使企业与职工结成了“利益与命运共同体”。因此，日本企业的员工对自己所效力的企业大多能保持极高的忠诚度和极强的敬业精神，日本企业也因此获得了强劲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丰田汽车的创始人丰田佐吉从《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到启示，将“天、地、人”作为座右铭。丰田汽车第二代创始人丰田喜一郎在“天、地、人”上加上“智、仁”。丰田继任会长丰田章一郎则在“天、地、人、智、仁”五字上又加上了“勇”。而“智、仁、勇”来源于《论语》中的名句“好学近乎智，行力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丰田的企业文化可以用公司印在3X5英寸见方的卡片上的语句来解释，“最大限度地流动、消灭浪费、尊重人才”；丰田的口号是“既要造车, 也要造人”,均体现了强烈的儒家“仁者爱人”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
    
     
    
    丰田历任会长运用儒家的重人、重仁、重信、重义、重情、重智勇的精神和智慧，通过创造性而卓有成效的开展分层教育、职业教育、“非正式活动”（个人接触活动、建立快乐宿舍运动、俱乐部活动）、车间“前辈“制度、劳动协议会和座谈会、人事晋升日给家属发贺报、为干部结婚纪念日送鲜花、班组长每月给新职工家寄信等活动，不断丰富和发展丰田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实现情感与利益、人性与制度、道德与利润、伦理与管理的有机结合，将丰田公司锻造成一个充满亲情和友情、优秀人才聚合的大家庭，上下荣辱与共、团结奋进的命运共同体，能够不断壮大、不断开拓、持续完美合作、不断创造世界汽车工业制造和营销奇迹的优秀团队。现在的丰田汽车公司员工人已数达28.5多万人，汽车产销量仅次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德国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居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公司。
    
     
    
    在《财富》2006年10月份公布的全球500强排行榜中，丰田汽车名列第8，营业收入达1858多亿美元，利润121亿美元，总资产2435亿美元。在2006年度全球最受赞赏的公司排名中，丰田排名第二。《财富》评价说：在这份名单里表现最令人惊奇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2005年丰田获得了114亿美元的利润，比其他12个主要汽车厂家利润加起来都多，到2006年底丰田将会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成为全球最大的轿车和卡车制造商。
    
     
    
        无怪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出访国外时曾不无自豪地讲，我的左脸是“索尼”，右脸是“丰田”。
    
     
    
        就像自然界很难找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受企业领导人和行业不同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和不同的管理风格。但日本许许多多的著名企业如本田、索尼、三菱、日立、松下、三井、住友等，它们的创始人无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它们的历任领军人无不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它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风格无不深深打烙着儒商文化的烙印。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过去了，它们依旧保持着初创时的“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生命活力和“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的兼容力和吸纳力，至今雄踞于世界500强之列。
    
     
    
    在2006年美国《财富》公布的世界500强中，日本企业竟多达70个，占总数的14%，国民经济力量之强由此可见。从某种角度讲，日本的两次成功崛起，实质上是日本企业家群体和企业群体的出色崛起，这其中，来自中国又有所创造发展的儒家文化所孕育的日本儒商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
    
     
    
    （此文为《新晋商》2007年“儒商书院”专栏特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