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经典重释如何守正创新 ——李瑾国学“三释”的启示

栏目:书评读感
发布时间:2023-04-21 12:20:01
标签:三释、守正创新

经典重释如何守正创新

——李瑾国学“三释”的启示

作者:韩毓海(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闰二月十六日甲午

          耶稣2023年4月6日

 

 

 

韩毓海

 

 



 

郭红松绘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使命。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五千年华夏文明留下的文化瑰宝频频以各种形式“出圈”“圈粉”。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复兴不是民族复古,文化传承不是文化照搬,而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当中国崛起于世界之林时,面对这一巨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尽管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追随时代步伐,亦即守正创新。通常而言,守正创新,即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和本质要求,有目的地创造性实践,生产出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新成果。在这个意义上,由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的李瑾《论语释义》《孟子释义》《山海经释考》,便是一次对经典守正创新的重释。

 

《论语》《孟子》以及《山海经》诞生之初的社会地位没有后世显赫,他们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或标签,就是在一代代人的不断重释和解读中“累积”完成的。这意味着,经典文本存在艺术一极和审美一极,内含一个随时召唤读者能动参与进来的开放性结构,可以通过后人不断理解阐释,创造性地呈现出深层意蕴,实现增殖。而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守正创新的基本含义。李瑾的这三部释义或释考之作,重点在“释”上,也就是注释加阐释,通过对经典本义的追寻,实现与文化新命的嫁接。

 

显然,在李瑾看来,经典必须担负起让民众树立文化自信的使命。也正基于此,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神话—现实”“想象—理论”“社会—自然”等诸多价值集束的《山海经》《论语》《孟子》,必须经过重新阐释,实现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有机融合,才能集中统一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上。

 

所谓“正”,就是绵延至今的优秀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是通过思想观念体现的。这三部经典的思想博大驳杂,相通之处亦很多,李瑾的重释规模较为庞大,新见迭出不鲜,其中观点或要点很难一言蔽之,这里仅以“贵生”和“尚和”略论他是如何借助文化传统进行守正创新的。“贵生”即以生命为尊贵者,《尚书·泰誓上》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易经·系辞传下》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古人很早就提出珍爱生命,珍视当下实践和人伦日用。《山海经》中,“贵生”思想体现在厌死、拒死上,人和植物一样,可以复生。按李瑾的研究,除精卫、鼓、钦公式、颛顼借体而生,刑天、夏耕残体而生外,还有借植物而生的帝女、夸父和蚩尤。有意思的是,同为帝女,一个化生精卫鸟,一个则化生植物,据《中山经》:“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公式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李瑾提出,上述借体而生的传说或现象是很值得留意的,中国传统哲学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气元始化二气阴阳,再得万物自生自化,无非因为万物生而具有阴阳和合而自生的道性,故而可通过借体实现“生”的转移和重启。这个意义上,盘古也好,女娲也罢,都是自化而非他生而来,这是中国创世说所独有的逻辑理路。某种意义上,《山海经》中的这种自化/借生形象也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观。文本中的人、神、兽杂糅是一种普遍状态,既难找到一个纯粹的“人”,也难找到一个纯粹的神或兽,一切带有生命现象的物体都自赋了某种“灵”。《论语》和《孟子》的“贵生”思想,集中体现在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和孟子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孔子的思想是现实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他重视的是今生和入世,其倡导学为君子,以君子超越鬼,以存在超越死,只有把人做好了,把生的问题解决好了,才能理解鬼、死这样的终极问题。而孟子的思想也是现实指向和人文倾向的,他认为忧患会使人谋求生存发展,贪图享受就会让人倾颓败亡。苍天是否将降大任难以确定,但人在困难环境中,必须努力唤醒个人的主体性,以人心支配人身,达到身心如一的境地,才能顺应天命,建立完全的自我/勋业,使自己由自然人升格为道德人、宇宙人。李瑾对传统“贵生”思想的释读,恰好回应了当下对“内卷”“躺平”的批评和对奋发有为、事业至上精神的倡导,同时,也符合最大程度满足人民利益诉求、增进人民福祉的人民至上观念,而这恰恰是新时代“贵生”思想的一种表现。

 

再说“尚和”。“尚和”即追求和谐,这是传统文化中的可贵之处。《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即倡导政通人和,希冀建立起符合“天道之和”“人心之和”的命运共同体。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尚和”思想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宇宙认识体系和社会治理观念。《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记载了人神兽和谐乐处的景象:“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还记载了夏的建立者启的形象,启半人半神,“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有意思的是,启在《山海经》中不战不争,一如圣人,代表了先民对人间王的美好想象。上述描写简直就是儒家“大同”社会的“神话版”,暗含了先民对和谐社会的强烈渴望。《论语》以“和”为核心理念,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尚和”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即是孔子推行“郁郁乎文哉”的复古之道,奉行“以礼让为国”的君子政,在他心目中,最理想国家是集“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于一体。这一观念在孟子这里则是法先王,建新国,以王道“一天下”。按照李瑾的理解,孟子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案分三步,一是寻找理想的国君,二是建立一个新邦,三是以王道“定”天下“于一”。孟子的“理想国”并非虚幻高大而难以企及,而是让百姓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在此基础上,一则“勿夺其时”,保护农耕;二则“谨庠序之教”,注重教育,进而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如此则王天下近在咫尺。上述思想在李瑾看来,恰恰应和了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也就是说,减少冲突,拒绝矛盾,才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祉,亦即“尚和”利于“贵生”,平衡是为了发展。必须指出,对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追求并非是突如其来的一时之得,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肥沃强大的文化传统中。或者说,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滋养了我们对安定和谐秩序的渴望与追求。

 

以上所说,不过是就李瑾三释撮要而言。进一步讲,守正并非是一成不变,其目的是为了创新,即在守住文化根基和源头的同时,敞开大门,以新姿态、新胸怀拥抱新事物,在多元格局中发展自我,如此一来,包括《论语》《孟子》《山海经》等经典的传统文化才能旧曲新唱,故调别弹,焕发出符合大众口味、时代韵味的勃勃生机。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