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试论霞浦“儒学实践”

作者：翁怀灿（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

时间：西元2018年10月6日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九三)，20世纪最后的一个大儒死了，20世纪之后的儒学“花果飘零”了吗？它成了博物馆里的“游魂”了吗？终于又到了“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的时候了吗？……学术界的学者们正在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

然而，我泱泱中华，“儒学犹如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导源于洙泗，经过二千五百多年生生不息的奔腾，从曲阜、邹城一带流向中原，形成波澜壮阔的江河，涉及整个中国，辐射东亚，流向全球，泽惠万方……”（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前言》）。

福宁府(霞浦古称)文庙平面图

霞浦，是儒学“泽惠万方”的受惠地之一。素有“闽浙要冲”、“海滨邹鲁”之誉的霞浦：在1730多年如歌的岁月里，在148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赋予人们厚重的人文记忆：“温麻船屯”，开闽东海洋文化之先河；建于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的建善寺，为八闽第一古刹；这里是沩仰宗创始人灵祐的故乡；这里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者空海大师入唐求法的登陆地；这里是南宋爱国诗人谢翱的出生地；这里是朱熹避祸霞浦第一个要拜访的理学名贤林湜的故里……！青山葱郁，绿水蜿蜒，阡陌翠绿，沃野千里，鸟鸣于树，鱼跃于渊；蓝天、碧海、金沙、奇礁、古堡……在2.89平方公里的蔚蓝色海域里，在480公里的海岸线上，有全世界摄影艺术家们心目中“中国最美的滩涂”！在这片儒风曾经吹过的土地上，一群读书不多的老百姓正在充满汗气地开展“儒学实践”——

一、从“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之名说起

霞浦城乡的儒教活动由来已久，因为无法纳入政府宗教主管部门管理，一直处于半“地下”、半公开的生存状态。近几年，霞浦县沙江镇的涵江村、长春镇的积石村、下浒镇的下浒村、三沙镇的小皓村，以及松城街道的城北社区，先后建立了五个道坛，有的名曰“儒家道坛”，有的叫“儒教道坛”。道坛的建立，其名字和合法性都曾经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有关部门介入调查后，因为这些道坛学的是《弟子规》、《三字经》、《孝经》等儒家思想的书，同时还学习胡锦涛的“八亷八耻”和学雷锋做好事，深得当地干部群众都称赞和拥护。因此，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开支持之不敢，反对之又不忍心。就这样，“儒家道坛”风风雨雨走到2011年。

2011年，从县教育局局长位置退下来不久的林国基同志，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沙江镇，参观了涵江村“儒家道坛”，看到“文革”遗毒的“重灾区”涵江村面貌焕然一新，听到许多群众对“儒家道坛”赞不绝口，并了解到“儒家道坛”尴尬的生存状态，便与我商讨如何使“儒家道坛”合法化，并改变有关领导既知其好却又不敢公开支持的尴尬局面。经过两人再三考虑，决定成立“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但在申请批准的过程中，却又遇到了小小的“麻烦”：有些领导认为“儒学实践”既是“实践”，就与“研究”扯不上关系，建议我们不用“实践”二字。我们认为儒学贵在“实践”，作为县一级的研究会更要注重实践，纯学术的儒学研究那是上层研究机构的专长，大量的民间儒学实线才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必须扬长避短，故“实践”二字我们坚持不改。经过一番周折，“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终于2011年9月成立了。

研究会成立之后，北京、上海、香港等省内外许多社会科学和宗教研究部门的领导和著名的专家学者都前来调研考察，对我们的工作加以肯定，尤其指出“实践”二字用得好，鼓励我们在“儒学实践”上做文章。于是，我们与五个道坛和三所学校协商定为“霞浦县儒学实践基地”。就这样，轰轰烈烈的儒学实践活动，在1700多年的文明古县展开了。

二、“知行合一”是儒家的本色

“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这是唐玄宗对孔子一生推行儒道、奔走列国、游说诸侯的实践行为的赞颂和概括。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的一生，即是实践的一生，是“知行合一”的一生！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在“而立”之后，“栖栖一代”所做的几件大事：一是开办私学；二是到各地学习考察周礼，增加社会阅历，一路思考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三是开始问政。他一路问学、一路言政，“知行合一”，是他实践儒学的最好说明！特别是他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风风雨雨走了十四年，虽然走来走去，处处碰壁，政治抱负难以施展，但周游列国的实践却成就了他对天命和人生的感悟，造就了孔子的伟大。孔子删定“六经”，创立儒学，虽然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但一部《论语》却是用孔子的脚印排成的！

崇实黜虚从来都是儒学的优良传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古之儒者，立身行己，诵法先王，务以通经适用而已，无敢自命圣贤者。”孔子也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从政，不达，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耻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

儒学贵在实践，是实践之学。后世真正的儒者，都是奉行实践、保持实践本色的。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论述，更明确体现了儒学实线的本色。他说：“未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笃者，敦实笃厚之意。义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1］主张“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2］“饥来吃饭倦来眠，只此修行玄更玄。”［3］。曾有人对王阳明说：“此学（引者注：即阳明心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王阳明回答说：“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4］“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5］“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6］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尔加先生说得好：“必须用生活介入的方法领会儒家。脱离社会生活，整日埋首于书斋，儒家永远是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而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介入研读，儒家很快会成为展示其内心‘良知’的‘为我之物’。”［7］大儒梁漱溟先生强调自己是“问题中人”，即是强调自己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研究学问的。

三、霞浦儒学实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群众基础

儒学实践人人可行，但也不是与历史文化和群众基础毫无关系。在闽东地区，新时期的儒学实践活动之所以首先在霞浦城乡开展起来，而不是在别的地方，这与霞浦的历史文化背景是分不开的。

霞浦自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肇县以来，迄今一千七百三十多年，为闽东北最古老之县邑。长期为闽东北州、府治所在地，曾经是这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据现在所见到的文献记载，宋初即有文庙、学宫（据一些学者考察研究，宋之前霞浦文庙当早已存在！），长期府、县文庙与学宫（又称儒学）并立，其规模之大、历史之悠久为闽东地区所仅有，亦是全闽少有的。据北京大学朱朗瑞先生撰文考证，规模宏大的“福宁府文庙”（府治在今霞浦县）平面图，至今保存在台湾学者手中；福宁文庙的一件十分宝贵的文物一一明弘治爵杯，至今为英国伦敦某文物机构所收藏。今霞浦实验小学、实验幼儿园、县体育场的大片土地，即是当年州文庙和儒学、府文庙和儒学、县文庙和儒学及近圣学校的所在地，从历代至民国这里都是尊孔祭孔的圣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打倒孔家店”和“批林批孔”，都没有把儒家文化从霞浦大地铲除，孔子也没有从霞浦群众心目中被打倒批臭。即使在很不正常的年代,“天地君亲师”的神牌仍在许多人的家中奉着。改革开放、教育复兴之后，松城之北的龙首山麓，由杨舍人宫（“舍人”在霞浦方言中与“圣人”音近）改头换面的“圣人宮”更是香火兴旺。许多学子和家长，常在入学和考试时拜祀孔圣人，也有一些“公仆”常常前往“瞻仰”。不管朝拜者出于何种目的，这都说明孔子文化在霞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时尚。

霞浦的第一个“儒家道坛”在东吾洋畔的涵江村矗起，而且现有霞浦的五个“儒家道坛”中有三个处于东冲半岛。这里的群众对儒教的信仰十分虔诚。这种信仰的群众基础的形成也是有其历史文化原因的。这一地域的文化氛围特别浓厚：黃瓜山贝丘文化遗址，揭示了霞浦五千年前的文明；温麻船屯诉说着这个文明古县的来历；那一片金沙银滩，埋藏着吴钩越剑和周都督的马鞭；晋葛洪炼丹处和八闽第一古刹建善寺的旧址,讲述着另一种宗教语言；宋少帝驻跸百辟岩、文天祥勤王《长溪道中》发出的“潮声连地吼”至今犹响在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朱熹为避伪学案而寓居东冲半岛，东吾洋和文星明村的名字便由他的“东虎、东虎……”“文星复明乎”的呼声而来；他在武曲村留下了“文章华国”墨迹，在五路亭留下了朱公井遗址，这些都与东吾洋的日月共潮声……在这样的土地上长出“儒学实践之花”难道是一种历史的偶然吗？

四、霞浦城乡的“儒学实践”对儒教改革与重建之意义

20世纪学术界关于儒学或儒教是否是宗教以及相关问题，曾经引起旷日持久的论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孔教派”主张改造儒学为儒教（孔教），并主张立为国教。此说曾经受到许多人的质疑和反对。由于20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使儒学或儒教非宗教的主张似乎占了“上风”。20世纪70年代末，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宗教，学术界再次掀起儒学或儒教是否是宗教的争鸣。至今仍在继续中……

我以为儒学是教非教的争论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大多都是学术理论层面上的探讨，缺乏实践研究。霞浦城乡儒学实践研究，虽然尚处于初期的不成熟阶段，但似乎向学术界透露了一条信息：儒学是否是宗教，还另有研究蹊径一一可以从研究乡村儒学实践着手，让实践检验真理，让亊实胜于雄辩。我想，霞浦县城乡的儒学实践意义即在于此，“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成立的意义亦在于此。

霞浦城乡“儒学实践”，可以把儒学“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较好地统一起来。学术界乃至居庙堂之上的人，可以把儒学是教非教继续论争下去，只要没有人禁止“儒学实践活动”，让老百姓信奉他们心目中的孔夫子便好，便是尊重信仰自由的忧民之举；而老百姓通过信仰孔夫子的“儒学实践活动”，促进社会和谐，为国分忧，岂不双全其美？在此社会系统中，儒学或儒教是宗教抑或非宗教的争论都会相安无事的。有人说：“政治的最高层次即是宗教，……人类实现宗教理想的过程，所采取的手段和方法，即是政治。”（熊召政《文明的远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57页）。我以为，文化的最高层次才是宗教；换言之，宗教是文化的最高层次。（英）阿尔诺德在《文学和教条》中说：“如果我们顺从人类的思想意图和人类使用的语言，宗教即是被感情拔高、激化、点燃的伦理学；一旦情感用于伦理道德，伦理道德就过渡到宗教。”（《西方思想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第1511页）霞浦城乡儒学实践活动，正是这种到达“最高层次”的途径，也是“过渡”到宗教的途径。儒学或儒教通过改革与重建，最后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认定为宗教的。就当前而言，“儒学是宗教”的观点和理念，将更有利于指导当前的“儒学实践活动”。

五、霞浦“儒学实践”活动的局限性及其发展方向

“儒学实践”的内容应该是非常丰富而广泛的。既称儒学，自然离不开孔子所倡导的所谓“六艺”（既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同时，也指礼、乐、射、驭、书、数六种技能）。除了传统的“六艺”，还应该与时俱进，要有作为现代公民所必须修习和掌握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甚至还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宗教文化背景知识。而霞浦目前的“儒学实践”很难达到这个要求。就普及程度而言，全县14个乡镇（街道）数百个村庄和几十所中小学，才8个“儒学实践基地”（其中5个“儒家道坛”、2所中学和1所小学），有组织的“儒学实践”覆盖面不广，而且这些“儒学实践基地”还有待于巩固与提高。当前主要是缺少指导“儒学实践”的人才。“霞浦县儒学实践研究会”成立时间短，经验和人才均显不足，发展“儒学实践”任重而道远！

霞浦目前的“儒学实践”活动，主要是居于群众对孔子神灵的信仰。人们除崇拜孔子外，还信奉神农和太上老君等诸多神灵；他们是多神论者，并非“独尊儒术”，是属于新时期“多元文化融合型”的儒学实践者。在“儒家道坛”悬挂的教条中，除有儒、释、道、基督教的之外，还有伊斯兰教、印度教的教条教义。霞浦有几种教，设立“儒家道坛”的地方几乎都有，“儒家道坛”与他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在“儒家道坛”看来，一切“仁”与“善”的东西，都是孔子教导的，都应包含在“儒学实践”范围之内。“儒家道坛”表现出了传统儒学所固有的极大的包容性。霞浦的“儒学实践”将沿着这个“包容万方”的大方向发展下去，不必强求人们对儒学“纯之又纯”，“专而又专”。

群众在“儒家道坛”学习儒家经典

霞浦“儒学实践”所希望的是：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把类似霞浦这样的带有宗教信仰型的、含有宗教要素的“儒学实践”活动，纳入国家宗教政策管理系统，让这些信仰“似教非教”的人们安心地、名正言顺地接受孔子神灵（儒家思想文化）的教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活化的儒教仪式下传承给普通老百姓。

儒学，曾经主宰中华文化殿堂二千五百多年！它过去没有进入历史博物馆，今天和将来也不会！

儒教，不管曾经是教非教，只要人们以对待《圣经》《道德经》《佛经》那样的心态去对待《论语》，以对待耶稣、老子、释迦牟尼那样的心态去对待孔子，儒教是教非教的论争是不辨自明的。

让带有宗教信仰意义的“儒学实践”，去替代那些怕把儒学说成宗教的人们心目中的“儒教”吧！

初稿于2014年11月10日

注：
 
［1］《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45页
 
［2］《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45页
 
［3］《王阳明全集》卷20《外集二•答人问道》，第791页
 
［4］《王阳明全集》卷3《传习录》下，第94一95页
 
［5］《王阳明全集》卷5《文录二•答路窦阴阳》，第192页
 
［6］《王阳明全集》卷4《文录一•答徐成久》，第145页
 
［7］《儒家思想讲演录》，东方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一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