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体用思想研究》书评

作者：杨莉（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学衡》第三辑（2021年）

一

中国哲学研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诠释、建构与创新，是在“继人之志，述人之事”的经典解释中完成的。这意味着中国哲学总是在历史性视域中才能严格地获得其思想的展开与确立：这一进路或可称之为历史性意识。这种历史性意识，在田丰新作《王船山体用思想研究》获得了一种独特的呈现。

从题目上看，该书可能会被视为针对船山体用概念的研究。但细读此书则会发现，作者提炼出的贯穿全书始终的船山“体用交藏互生”之义，与其说是“体用”概念，毋宁说是船山以及该书作者历史性意识的体现：即在生成流动中理解世界，同时避免意义与原则在变动中消解。

在此种历史性意识的指导之下，该书选择从考查体用概念在王弼处的发源入手，揭示出王弼所赋予“体用”概念的内在张力，并且指出正是这种张力，使“体用”逐渐取代“本—末”“母—子”等概念，占据了中国哲学思辨的核心。

沿此逻辑，此书第一章深入辨析了“体用”概念在道学诸儒中的多重意义及其不同面向的张力，借此勾勒出从程子到阳明的“体用”概念史。遗憾的是，船山最为服膺的张载的“体用”思想在本书中付诸阙如，程朱体用论的考查也稍显简略，似乎对学界的相关研究吸收不足。相较之下，此书对阳明学用功颇深，且由此转入船山——此中用意容后详述。

此书的第二、三章，初看之下，似乎在讨论学界皆有相当成熟的研究。但正如序中所言，此书一直非常注意“详人之略，发人未发”的书写原则。作者对于成熟详备的研究，并未浪费笔墨，其所在意者，是在此基础上的继续推进，以期给出更加精深的阐发。譬如船山的“乾坤并建”“性日生日成”“气质中之性”“以行统知”“格致相因”等思想，学界相关论述颇丰，而此书独能在此之上推陈出新，给出更富于内在思辨性的解释。其不足之处，则在于过分重视文本的剖析，冗辞过多，影响阅读。好在作者对此亦有所反省，于每节节首自作提要，以便阅读。读者可借助提要概览，在需要处细读。

这里有两处需读者特别留意。一者为第三章最后一节，此全书乃承上启下之重要关节，绝不可略。二者为第四章，此章为本书真正用力之处——这一点从体量上即可看出，第四章几乎占全书一半分量。这样的安排固然予人以头轻脚重之感，但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却又不得不为。因为，如果说第二、三章是对船山思想中内在历史性的提炼，那么第四章就是从根本上，与此历史性的直接对话。

二

如果说黄梨洲为明学的总结者，顾亭林为清学的开山者，那么船山则上为道学之殿军，下开清学之先绪。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靠气学化虚为实，更由心性之论通贯四书与五经。田丰此书独具慧眼之处在于，在第三章末节通过对“知”的技艺性、情境性与实践性的考查，揭示出道学无论是“知先行后说”还是“知行合一说”，都蕴含着超历史的先天本体的预设，带来的后果就是在人伦生活中，无需倚重经史实学对人实践智慧的训练，依靠心体或性体即可达乎圣境。而在船山“交藏互生”的体用范式下，田丰从其四书学、心性论的诸多命题如“习与性成”“格致相因”“以行统知”之中揭示出，其工夫论的内在逻辑在于如何贯通心性领域与经史领域，使得四书、五经、历史，都成为学者理想人格中不可或缺的工夫环节。

在此过渡与拓展中，知与权构成了重要津梁。田丰总结道：“‘知’之中包含着合宜运用道德的实践判断力（良知），借助人-物关系合宜地实现道德目的过程中用物的技艺（巧）。除此之外，‘知’还必须伴随有真诚中节的情感。”换言之，人如何能够依凭道理去合宜地判断，此即经权关系的关键。此书的第四章第一节用了四万余字，详细检讨了程朱阳明的经权思想，以及由此引发的经史观念。

进而在这个观念史背景下，考查船山如何汲取先秦儒学经权之精义，最终一针见血地指出，圣人作经固然是缘于人心灵明，但当“经”为政治伦理世界赋予形式之后，这个“历史性世界”则构成了后来人伦生活中理解与实践的限度。后人对“经”的解释与实践既是“权”，也是“经体”在“权用”中的历史性生成。显然，这样理解的“经”“权”已经不再是个体的心性工夫，而是个体学问心德的先决条件，即“道”在民族历史性世界中的自我展开与结晶。

诚如船山所言，设身处地将自身放在历史情境中去，心中忧患古人之安危，斟酌古民之利病，玩味古圣贤应对之方，才能够真正获得“知”，从而资治。换言之，在船山这里，经史之学以士大夫工夫论而非知识论或政治学的形式，参与到“资治”之中：斯可谓此书的洞见。

事实上，船山尽管汲取了某些传统经学的方法与知识，并兼有清学式的考证训诂，但其主旨意趣则仍是宋学式的。这也决定了此书并没有以经学或史学研究方法来处理船山的经史著作，而是试图在其前三章提炼出的历史性体用视域下，发掘船山眼中经史之学的工夫论意义。不过，作者自己也已意识到，这样做尽管能够让某些思想结晶凸显得更加明晰，却也付出了许多代价。这不仅表现在许多经学史学自身的丰富性内涵的缺失，也表现为一些基本体例上的缺憾。

就前者来说，如船山的“礼学”在此章仅处理为《学》《庸》与《礼记》整体的关系以及礼制教化的历史性问题，对船山《礼记章句》中探讨的大量问题几乎未有阐发。同样，《易》学也只是通过“占学一理”和“四圣一揆”来阐发经典在历史中的统一性问题，罕有触其易学的细致义理。《春秋》学的问题则更加复杂，因为，《春秋》与《资治通鉴》二者在传统中的地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在作者看来，似乎船山的《春秋》学著作与史论著作性质并无二致，于绎读方法上并未加区分。诚然，就船山两类著作的表面体例来看，作者这样做确有其道理；但就两类著作各自关切的着眼点，以及必须应对的不同传统来看，则失之笼统单薄。

就后者即体例问题来说，首先，此书的研究只涉及了《礼》《易》《春秋》，没有论及《诗》《书》。如果说《诗》学的缺席是因为船山本人相关义理著作较少的话，那么《尚书引义》作为船山对三代之治的阐发，其研究的缺席恐怕会造成义理整体性的不足。况且，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加宽广，那么完全可以不局限于《诗广传》，将《楚辞通释》《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皆作为船山《诗》学的流裔，纳入研究范畴。其次，此书最后一节尽管是对船山整体历史思想的处理，但其义理的提炼并不是源自对《读通鉴论》《宋论》的整体解读——其最核心的要义只是通过对《读通鉴论·绪论》的阐发获得，这其实与此书主张的船山精神有不契合之处。因为照作者之论，船山的史学精神并非是依靠某种高明心性工夫的超越，而是踏实细密地沉入历史情境之中的磨砺。如果仅仅依靠从《绪论》中拈出某种方法论形式，仍难免有高明玄虚之弊——这种由义例提炼思想的做法，多少与船山本人所主张的“春秋无常例”“无立理以限事”精神有所不符。

当然，以上皆是求全责备之言。事实上，如果作者花大量篇幅析读船山史论，难免与此书主旨游离过远。就某种意义而言，此书最后一章的精彩洞见与其内在结构的缺憾，可能不仅仅是行文体例安排上的问题或是作者精力学养的局限，更是现代学术研究方法和中国传统著作精神的大异其趣。

三

以笔者阅读观感，此书除了表面的目录分章，即概念史追溯、天道体用、心性体用、经史体用这四部分的思想研究之外，还隐含着一条从阳明学开始的关于善恶与生成的历史性意识暗线，它构成了后面两章得以展开的内在逻辑。

众所周知，船山鉴于明亡之痛对心学与佛老大力批判，尤其对“无善无恶”之论多有激愤之语，因此以往的船山研究并未过度关注其对阳明学的吸收与继承。此书作者着力于概念史内在理路的辨析，故能独具慧眼地点出船山体用思想如何借助气学从阳明处转出新义，并以“天人之辨”将阳明“无善无恶”之论化虚为实的思想理路。但是，此举也造成了一系列疑难。

首先，在阳明“一体两用”模式下，“照心”与“妄心”皆由“良知”本体发用而来。故尔此“体”并非同质的绝对同一者，而是具有差异性与生成性的统一体。在田丰看来，船山才真正将“即本体即生成”原则贯彻到底，否则他无法提出“性日生日成”之说。

然而，正如作者在第三章第三节分析此命题时提出的疑难那样：这里是否有个永远无法彻底剔掉的先天人性设定，它在何等意义上不同于传统道学要回复的心体或者性体。这个质疑在第四节分析“气质中之性”时进一步被推演为：既然船山认为人之气异于犬牛之气，那么人之气中必然有异于禽兽的某种共同之处，使得我们可以共称为人。此共同者如果理解为某种先天不变本体，则又将回到传统道学的体用论。

于是此问题在第五节转化为继善成性的问题——去思考人性继之于天者究竟为何。依照作者的解释，船山的关键性方案是将气之德虚化为良能，从而为“生生之性”奠基，使得传统道学的性理或心理转变为虚德之性。善超出伦理学而具有存在论意义，“继善成性”与“性日生日成”都是对性之虚德的充实与丰富，是健顺良能在自身处的延续与推扩。

然而，性论的问题仍未完全解决，存在论解释终归不能替代伦理学规定。如果说仁义礼智作为形式性虚德只能在人的实践中不断被充实的话，那么在天“无善无恶”之虚德是如何在伦理世界获得其具体的善恶规定性的呢？作者倾向于此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通过历史世界来为人伦生活奠基，并如前所述，通过对“知”与“权”的析读将此问题导向经史领域：人以领会-应用历史的方式生成人伦世界，同时以这样的行动让自身进入历史，这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基本结构，也是最根本意义上的体用经权结构。船山所做的，是将这个循环结构重新植根于经典与传统中，让儒者之统回归到坚实的大地，即书末论及的历史之心。

尽管如此，令人困惑的是，历史本身真能为人伦奠基吗？即便此历史有天道为之背书，不同于我们今天虚无主义泛滥下的生灭之海。但如果天道仅仅是无内容的“生生”本身，整个传统的仁孝礼乐文明，也不过是“生生”开显自身的一种可能，它在今天又如何能够为自身延续的合法性提供足够的辩护呢？当然，此疑难不仅属于船山，也属于我们。当今学界如“生生”哲学、“道体学”、“理本论”等的建构，都是对我们当下这种生存处境的回应。在此意义上，田丰此书在传统视域下对上述疑难抽茧剥丝地推进，虽然不能完全解惑，亦可说对此问题的相当助益。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