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山东曲阜）第二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
    
     
    
    提要：阳明学术的成就体现在诸多领域，本文重在探研狭义上的阳明学，即阳明儒学。首先以“一个实质、一个核心、四点精要、三大特色”简明概述了阳明儒学的理论体系和主要思想，然后从对儒学精华的四大传承、对儒学发展实现四个创新与超越上论述了其历史贡献，进而评述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心性儒学发展的一座历史新高峰，在当时以及之后数百年间对中国及邻邦的文化政治经济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最后，基于上述，结合现实，分析未来，析论了其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国际五个方面的现实及未来价值。
    
    关键字：阳明儒学  理论体系  历史地位  现代价值
    
     
    
    有“大明名儒”、“勋封名臣”之誉的明朝大儒王阳明开创的阳明学，不仅指导自己一生“立言、立功、立德”取得辉煌成就，在哲学、教育、政治、军事、文学、书法等诸多领域大有建树，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强音，深刻影响中国、邻邦及东亚数百年近现代历史发展。本文期望用简洁的语言，通过对阳明学理论体系进行概述和简评，探研其在儒学发展史、中国及近邻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和地位，进而挖掘其在现实及未来的巨大时代价值。
    
     
    
    一、阳明学理论体系概述与简评
    
     
    
    阳明学术或阳明学说（简称阳明学）的定义：广义上的阳明学是指王阳明在哲学、教育、政治、军事、文学、书法等方面的理论与思想。狭义上的阳明学是指其在创化发展儒学上所形成的独特理论和思想体系。本文重在探研狭义上的阳明学，即阳明儒学。
    
    阳明儒学主要思想及特点：“一个实质、一个核心、四点精要、三大特色”，即：
    
    （一）实质：新“心学”
    
    阳明儒学的创立与构建，实质上是在扬弃朱子学、发展陆子心学、革新道学基础上，重建心学，复兴心学，形成新“心学”的过程，是心性儒学的创化发展。由阳明子讲学之宗旨即“四句教”可窥其大端——“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卷下》）。
    
    （二）核心：良知之教
    
    “良知之教”为阳明学术之魂、之精髓。刘宗周在《传习录》之序中高度评价，“良知之教，如日中天”。
    
    （三）四点精要
    
    阳明儒学的四点精要，犹如阳明学术大厦的四根支柱，构成其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
    
    1.“心即理”说——阳明儒学的本体论。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事、心外之理乎？……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传习录卷上》）。
    
    “故我说个‘心即理’，便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功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 （《传习录卷上》）。
    
    2.“知行合一”说——阳明儒学的方法论。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传习录卷上》）。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传习录卷中》）。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即便是行了……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卷下》）。
    
    3.“致良知”说——阳明儒学的工夫论。
    
    “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传习录卷中》）。
    
    “良知之外，别无知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门教人第一义”（《传习录卷中》）。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传习录卷中》）。
    
    4.“万物一体之仁”说——阳明儒学的世界观、价值论。
    
    “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 （《传习录卷下》）。
    
    “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阳明全集》之《<大学>问》）
    
    （四）三大特色
    
    传教性——讲习、宣讲、传播、教化功能性强，是阳明学的最大特色。
    
    务实性——经世致用性强，大至精英匡时救弊，中至贤士立身行道，小到百姓日常生活，无不有指导意义、启迪作用。
    
    平民性——把儒学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民间，使之通俗化、大众化、平易化，成为平民儒学、大众儒学。
    
     
    
    二、阳明学术的历史贡献与地位
    
     
    
        阳明学术的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对儒学的传承与创化发展上：
    
    （一）儒学精华的时代坚守与传承
    
    受过去极“左”“斗争哲学”影响，学界在探研阳明儒学时，多爱用对朱子理学“清算”、“背叛”等字词，似乎阳明学是另起炉灶，或内容绝多树新立异。我则认为阳明学对朱子理学的精华继承并不亚于对陆子“心学”的续传。历史上大凡有巨大作为和影响、能开一派新学的人，首先是一个集大成者，然后才是一个创新者。孔、孟、荀、董、朱、陆等，莫不如此。在面对诸多社会现实挑战和各种思想冲击，王阳明在坚守与传承儒学、理学精华上依然是时代的坚定者和出色者，此处仅略举四点：
    
    坚守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的道德理想主义。离开了“仁”的核心价值观，儒学就失去了其最本质的属性，难以称其为儒学了。变则通，变则继，无论如何发展变化，只要坚持孔子创立的“仁”学核心，就坚守住了儒家的根本立场。进攻是最好地防守，发展是最有效的坚守，阳明先生以开放的学术胸怀创造性地提出“万物一体之仁”论，使得阳明儒学在挺立大“仁”精神、至“仁”情怀、“万物一体之仁”境界上大放异彩。
    
    承继“修齐治平”志在君子的经世致用思想。“力行近乎仁”，儒学本质上讲是“做”的学问，“行”的学说，“实践”的学术，反对坐谈论道、清谈误事、纸上谈兵，努力学做君子，行“仁”、持“义”、执“礼”、达“智”、守“信”，达则治国平天下，庸则修身齐乡里，是儒学的真精神、真神韵和真正的生命力之所在。阳明先生用“知行合一”的方法、“致良知”的工夫，使得阳明儒学在指导他本人、其弟子门人、广大受教化者以及一个时代上，“行”得更出色。
    
    兼续陆子心学成就与程子理学、张载气学资源发展心学。集朱子学、陆子学与张子学之大成，在继承陆九渊心学资源的同时，也吸收了朱子理学、张载气学的合理因素，讲析理气、心性情之间的关系，推动心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兼取朱熹由学达知的途径和九渊尊德重实的修养方法。综合朱熹所主张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途径，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形成独特的知行合一说。
    
    （二）儒学发展的时代创新与提升
    
    阳明先生睿智应对时代挑战，积极回应时代需要，扬弃程朱理学，承续陆子心学，革新道学，超越朱陆，形成新的心性儒学，在以下四个方面实现了创新、提升与超越：
    
    将“天理”与“人心”统一起来，在心性儒学本体论上实现超越朱陆。
    
    将“外格”与“内修”统一起来，在儒家修养工夫上实现超越朱陆。
    
    将心性儒学与佛道文化进一步统一起来，在集大成中华优秀文化上实现超越。
    
    将“精英儒学”与“平民儒学” 统一起来，在传教功效和经世致用上实现超越。
    
    （三）历史地位和影响：心性儒学发展的一座历史新高峰
    
    阳明先生创立、构建起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学”思想体系，发展了心性儒学，实现综合并超越了朱子理学和陆子心学，同时形成了生命力强劲的“姚江学派”，在当时以及之后数百年间对中国及邻邦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对明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明代中叶，商业、纺织业、工矿业获得较快发展，商业经济出现繁荣，具有近代特征的城镇逐步形成，新的社会阶层和市民社会日益扩大。长期的国家安定和财富积累，并受新经济因素的刺激，民风士习发生明显变化，由明初的“风尚淳朴”转向世风渐趋浮华、“奢侈”、“腐靡”。以崇尚精神自由、人格独立为倾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标准和行为方式冲击着建立在封建农业经济基础之上的宗法社会伦理秩序。与此同时，因明王昏庸、奸宦专权、朝纲芜乱、权贵不义，饥民暴动，农民起义，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另一方面，二百余年的官学地位，形式上扩大了朱子理学的影响，而实际上却严重窒息了他的自新力，抑制了他的生命力，理学日趋僵化、封闭、保守，甚至走向反面：虚伪、反动、“助纣为虐”，限制、扼杀新生事物和自由、公平、正义思想。
    
    阳明学正是在上述经济出现多元、思想呈现多元、社会力量分化为多元，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思想危机、家国安全危机四伏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革新道学、发展理学、收拾人心、应时匡弊的时代要求而生的。历史证实了阳明学及其学派的时代功效：比较成功地回应了“市民社会和切近市民社会的士大夫”对自由思想、独立主体的追求，比较成功地回应了以贤士忠臣为代表的社会进步精英对保持自由精神、独立人格、促进社会进步同维护封建秩序稳定、国家安定相统一之新理论思想的渴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朝中晚期的思想、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
    
    阳明先生去逝后，王门后学一分为七（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及泰州七大区域流派）。俗人多以此从反面评说阳明学：标志着王学的解构和理论的先天缺陷。我认为更应从积极的角度去评价：当年孔子逝后儒学一分为八，阳明学一分为七，实属不易，历史上的大家有谁能做到这份上？足见阳明学术的巨大包容性和身后的广大影响力。
    
    对异域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
    
    阳明学在国外影响最大的，应首推日本。在日本，阳明学一度被奉为“显学”，并成为明治时期日本志士仁人推倒幕府、变法图新、实现国家自强自立的理论工具和重要思想武器，深刻影响了日本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军事家、实业家，以至整个日本社会。在日本的工业化、现代化中，阳明学又转化为工商业精英的经营哲学，成就了一批杰出的企业家和优秀的企业，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阳明学在日本的影响，至今仍很深广。
    
    在朝鲜，阳明学虽发展不大，长期处于弱势，但做为与处于正统主流地位的朱子学相抗衡、相辅成的思想流派，对激发思想活力，促进学术自由，增强民主力量，推动该国社会稳定与经济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阳明学对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亦有一定影响。
    
    三、阳明学术的巨大时代价值
    
     
    
    （一）政治：对创新发展当代中国政治意识形态、改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国家长治久安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现状，有似于当年阳明学兴起前明朝中前期做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出现僵化，难以应对时代新问题，儒学新形态阳明学应运而起的情形。现实中国需要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一次大的理论突破和创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伟大飞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伟大飞跃产生在上个世纪上半叶后二十年：面对危害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革命建立政权的正确道路。第二次伟大飞跃产生在上个世纪末二十多年：面对阻碍中国开放、改革、富强的关门主义、唯心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发展实际相结合，形成邓小平理论，走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
    
    第三次伟大飞跃将在当下：屏弃将（传统）儒学、（现实）马克思主义、（未来）先进政治文明视为对立的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和谐、小康社会建设实际相结合，民族优秀传统政治智慧（王道政治）与现实政治秩序（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人民代表大会制）、现代政治文明（民主与法制）的有效对接，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当代化相辅成、相统一，指导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长治久安政治轨道。2008年11月21日刊载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的《现代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文讲，“实事求是地说，在儒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儒家思想传统体系结构的现代形式，与前现代儒学是融通的，是割裂不开的”。可见当前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探讨上的开放、大胆，以及势不可挡的一种新趋向。
    
    阳明儒学特别是其体现事实求是、求真务实精神的“知行合一”说、体现博大胸怀的“万物一体之仁”说、“致良知”思想理论和为圣工夫、成贤修养方法，对于改善和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加强共产党员党性修养，反腐倡廉保持党的先进性，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提升执政能力，建设政治文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无疑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
    
    （二）文化：对于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中国和儒学数千年的发展历史，说明一个道理：文化不败，国家永存，民族不灭。
    
    当前中国的现实危机：十三亿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层面出现了巨大真空，各种外来文化乘虚而入，基督教、佛教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迅速发展。这些历经二千多年的优秀宗教文化在中国发展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的主体文化没有发展或发展过慢，而出现宾喧主失因发混乱的局面。
    
    如果说，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建设好比是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强身工程的话，那么以中华文化建设为载体的精神文明建设则是中国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繁荣永续的伟大铸魂工程，尤如构建起无形的韧不可摧的中华民族精神万里长城。
    
    阳明儒学作为儒学发展史上距今最近的高峰形态、学术成果，对于促进儒学在新时代的创新和复兴，构建当代儒学，弘扬中华文化，培固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培育和振奋民族精神，解决国民文化认同和信仰危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团结和凝聚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进，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经济：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实现大国稳健崛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日本工商业精英在学习利用阳明先生“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在企业经营中转化为“义”“利”统一的经营哲学和圣王一体的精英哲学，实现传统儒学价值观与西方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有效对接和统一，创造了两次战后快速、持续发展的工商业奇迹以及辉煌的现代工商业文明之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当前，中国正值工商业蓬勃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际，亦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法制、机制不完备导致功利主义盛行、各种问题丛生的时期，诚信缺失，假劣猖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仅严重影响了人民大众的健康、安全生活，也制约着市场经济的长期繁荣和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阳明学“致良知”、“知行合一”、“万物一体之仁”等思想不仅对当代中国企业家提升自我修养，提升经营管理水平，带领企业快速健康发展，而且对国家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市场伦理机制和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构建更富生机和活力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体制，保障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四）社会：对于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矫治时代弊病、构建和谐中国有着极大的时代价值
    
    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讲话中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却临着问题，社会不和谐音符日益增多，所以中央适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
    
    阳明儒学重民间书院讲学的传教性、重“知行合一”的务实性、“人人皆可成圣成贤”的平民性、强调“致良知”以兴君子风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的大和谐理念等，对于传承、创新、发展中华儒家传统优秀教育理念与方式，推动“终身学习型”社会建设，端正人心敦化社风，提升国民文明素养；对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矫治当前国家转型期社会道德水准滑坡，构建当代儒家伦理，重建中华礼仪之邦，再造现代君子国度、文明中国；对于调节和融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行业与行业、团体与团体、阶层与阶层等之间的关系，消弭彼此之间的矛盾，消除不和谐之音符，建设和谐民族、和谐中国，无不有着可资利用的巨大时代价值。
    
    （五）国际：对于密切与东亚诸国的关系、重建国际新秩序、促进人类和平进步、维护世界和谐永安极具现实价值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是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政治强权主义、军事霸权主义、经济巧取豪夺行为随时存在，不公平、不公正、不和谐现象随处都有，并随时有加剧和愈演愈烈的可能。各国发展不平衡、各国利益不同和地球自然资源有限，固然是实质原因。但价值观、文化信仰和生活习俗不同，却是重要原因，即文明引发不和谐、冲突和混乱。
    
    发达国家大步走向后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纷纷加紧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高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突飞猛进。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同时，资源和生态问题却成倍增长，大气污染、水质污染、资源枯绝、河水断流、许多物种面临灭绝、核弹可让地球毁灭许多次……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的长存和繁荣面临严峻挑战。
    
    阳明儒学主张的“致良知”、“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之“万物一体之仁”的极高智慧和博大情怀，体现了强烈的自然与人文终极关怀。承继阳明儒学的这一思想和精神精髓，推动儒学在世界的创新和复兴，积极在全球弘扬儒家文化关于“万邦协和”、“天人合一”的观念与思想，对于密切与我们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近邻及东亚诸国关系，推动建设东亚文化经济共同体，重建“多元一体，和而不同；仁行天下，和谐共荣”的国际文化经济政治新格局、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建设和谐世界；对于有效促进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消减人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保护人类家园地球，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实现人类族群繁荣永续，建设和谐地球、和谐宇宙，不仅现代价值凸显，而且亦将意义深远。 
     
           
    参考文献：
    
    《阳明全集》，[明]王守仁撰，吴光等编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
    
    《传习录》，[明]王守仁撰，于自力等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
    
    《中国古代哲学史论》，李振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
    
    《中国儒教史话》，加润国，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10月。
    
    《旷世大儒——王阳明》，方志远，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
    
    《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钱明，凤凰出版社，2002年9月。
    
    《阳明学与明治维新》文，傅振照。
    
    《儒学发展五期说及其现代价值的展现》，柳河东，2008年9月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学术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