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典的“前两章现象”

作者：陈嘉许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本文是在拙文《元典的“前两章现象”》（《原学》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观点基础上重新撰写的。所谓“元典”，说的是先秦时期几大圣贤学问的根本经典。笔者对于这些元典的体知和理解都非常有限，但又觉得这个话题似乎还是有一定的探讨价值，所以不揣浅陋，尝试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希同道教正。

“前两章现象”，指中外元典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现象，即：第一章开宗明义，第二章呈现根本操作要领，前两章是全书的精髓，后面诸章通常是对前两章的详细发挥或者补充。需要说明的是，其一，“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适用于所有，只是很常见而已；其二，所谓的“章”，在不同的元典里，具体形式可能不一样，例如在《周易》为“卦”，在《论语》二十篇为“篇”，在《论语》和《孟子》大部分的篇里为“章”，在《大学》和《中庸》为“章”，在《老子》为“章”，在《庄子》为“篇”，在大乘佛经通常为“品”，在《旧约》为“卷”。

一、“前两章现象”例举

（一）《周易》

《周易》主要以周文王为典范和极则，当时后世之人即使没有周文王那样的天命和智慧，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以他为修养的楷模，向他学习如何成德，还是完全可行的。

第一卦是《乾》，第二卦是《坤》。乾为天、君，坤为地、臣。

《乾》卦开宗明义，表明易道的宗旨，不过是人生而为人价值的完全彰显，或者说，自己做自己的主宰，此于天地可谓天道，于天下可谓王道，于己可谓明道。就其字面措辞的依据来说，周文王是天生圣王，要为人间带来光明。卦辞说“元，亨，利，贞”，“元”即首领（一般是指周王。后世易学通常解释成“大”，其实是对《易传》的泥文滞义），“亨”即文王大业必成，“利”即文王善利天下（相对私利而言），“贞”即文王率天下以正（后世易学或将“贞”理解为占卜，连读“利贞”说是利于占卜，非也）。初九至九五爻辞，其措辞依托简单的史实线索（对这种线索的理解，要靠小象辞的提醒），侧重从进取的一面，体现文王的外在崛起。

成己成人的宗旨有了，具体操作起来，根本的要领是什么呢？《坤》卦告诉我们，是“无我”。《坤》卦仍以周文王为例，表明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上天之臣，善待地上万物，如地承载一切，不敢以位自居、以德自居，因此而成其大。卦辞也说“元，亨，利，贞”，含义与《乾》卦的一样。尤其是“元”字，仍然暗中对应文王的身份，于人为君，于天为臣。初六至六五爻辞，侧重从柔顺的一面，体现文王身为商之诸侯、天之良臣的内在德行。

行于“无我”，而我之大成自在其中，这是《乾》《坤》二卦“前两章现象”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二）《论语》

先从二十篇的层面来看（二十篇标题和《孟子》七篇标题解释详见笔者另文《儒典三部目录试解》）。

第一篇“学而”，开宗明义。“而”是感叹词，还有“而已”的暗示。儒者一生所为，真诚向学而已，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通达之后仍然如此，没有终点，所以“学而”是儒学的中心内容。

第二篇“为政”，儒学根本的操作要领，是在人群中修，通过跟人打交道，随时发现自己的问题，随时改正自己的缺点。

具体到每篇，《论语》和《孟子》一样，每篇都是一篇结构严密的文章，尽管这种文章是由看似松散的“语录体”组合出来的。（顺带说一句，《孟子》每篇被后人分为上下二篇之后，其内部的结构更加模糊了，或者说，看起来更像松散的语录汇编了。）大多数的篇，都存在“前两章现象”。这里随意举两个例子。

《学而》的前两章最明显：

1.1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2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显然，1.1章是开宗明义，志于学而乐在其中，令闻广誉固然开心，人家不理解也不生气，乃为真学，1.2章是根本操作要领，即孝弟。

再来看《述而》的前两章：

7.1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7.2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述而》这一篇的主题，是虽有才德，但归功于往圣先贤，不以大自居。“而”是感叹词，还有“而已”的暗示。7.1章开宗明义，表明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犹步老彭之后。7.2章指出根本要领，是随时提醒自己：我无过人之处。

（三）《孟子》

《孟子》七篇标题之间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但不像《论语》那样存在“前两章现象”，而是从最宏大的王道（“梁惠王”）开始，渐次进展到最幽微的人心（“尽心”）。尽管如此，除了《告子》以外，其余六篇都存在“前两章现象”。聊举二例（原文较长就不引用了）。

《梁惠王》的主题，是王道。“梁”，担当；“惠”，惠爱；“王”，王者。其前两章的主题，第一章开宗明义，说的是王道即仁义，第二章讲根本要领，在与民同利。

《离娄》的主题，是承先圣规矩。“离”，依附，遵守；“娄”，系牛。其前两章的主题，第一章开宗明义，遵先王之法则治，背先王之法则乱，第二章讲根本要领，在由尧舜。

（四）《大学》《中庸》

《大学》《中庸》虽为完整的文章，但分段而分别总结大意之后，也可以“章”视之。关于其篇章结构，笔者依据的是《礼记》原文，不认为《大学》有什么调整行文顺序的必要，也不赞同《中庸》原本是两篇混成一篇的说法。

《大学》前两章是这样的：

1.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2.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大人之学的三个方面。第二章讲根本要领，在“止→定→静→安→虑→得”。其后各章，不过是以圣王为例，呈现古之大人“近道”的次第。后人高度重视“八条目”，实际上第二章才是大学的根本原理。

《中庸》前两章是这样的：

1.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2.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一章开宗明义，指出何为中庸之学，或者说，为什么会有关于中庸之道的教导。为什么呢？虽然是人人天生就有的，但后天“习相远”了，对很多人来说，“率性”成了奢侈品。第二章讲根本要领，由慎其独而致中和。

（五）《老子》

《老子》被后人分章之后，在结构上愈发显得零散了，不过前两章现象依然清晰可见：

1.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2.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弗去。

第一章开宗明义，大道不是没有，但不是语言能说得清楚的，超越了有无这两种已经不可思议的存在现象（“玄之又玄”），奇妙地化生了一切。第二章指出修道的根本要领，是不执任何对待之端。

（六）《庄子》

第一篇《逍遥游》开宗明义，指出有一种潇洒，是不需要凭借任何外在工具的精彩，相比之下，大鹏的高飞、列子的乘风看似高明，其实都还是在凭借某种东西；要通达这种潇洒，就要敢于突破原来的思维定式，勇于无己、无功、无名。第二篇《齐物论》指出根本要领，在齐物、齐论。齐物，即等观万物，不掉进高下贵贱的分别里；齐论，即等观诸见，不掉进谁是谁非的分别里。佛教说破除“人我”和“法我”二执，可以帮助参照理解《庄子》这里的齐物、齐论。

（七）某些大乘佛经

佛经量大，笔者所知则甚为有限，这里姑且以鸠摩罗什所译的《金刚经》和《维摩诘经》为例，略从文字的角度说明其“前两章现象”。

《金刚经》原文没有分章，但前两章应该还是可以辨识的：

1.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乞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

2.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

……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复次，须菩提，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须菩提，菩萨但应如所教住。”

第二章原文较长，引用时只好有所省略。第一章开宗明义，不说而说，穿衣吃饭，平常之至。第二章示根本要领，在无住（六祖开悟的关键词）。

《维摩诘所说经》的目录，与正文内容有其相对独立性。第一品名为“佛国品”，开宗明义，本自净土，何需外慕？第二品名为“方便品”，根本要领，在知一切语言、一切所现皆为方便，更有何“我”可执？

（八）《旧约》

《旧约》第一卷是“创世纪”，开宗明义，人类本来是在天堂里，因为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而虚生浪死、无边苦楚甚至骨肉参商、恩怨无尽。第二卷是“出埃及记”，根本要领，在受持戒律。追随可靠的人（经以摩西为示），信受他所传达的圣教（经以“十诫”为纲），决意出离苦境（经以法老压迫为喻，法老是当时地上最有威权者），自可得渡苦海（通行译本以“红海Red Sea”为喻），至于乐土。

安放十诫的“约柜”有巨大的威力，所至必摧，比喻戒律的强大力量。两个守护的“基路伯”，比喻戒律的受持需要辅以智慧。至于很多人试图找出现实世界中的约柜下落，似乎是太拘泥于字面了。

《旧约》其实充满了譬喻，所以对于出埃及记历史真实性的争论，笔者没有兴趣多加了解。既为譬喻，则人名地名或实或虚、半真半假，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渡过红海的时候，海水一分为二，让摩西众人顺利通过，这个居然也有人试图从科学的角度论证其可能性，能否论证成功，笔者持保留态度。至于法老的残暴，就有“背锅”之嫌了，原文只是想以他来总喻世俗规则的压迫。不排除曾经真有此事的某种原型，但譬喻经常是需要有点现实影子，然后才好“编”出来的，或实或虚，原不必定。

二、“前两章现象”的原因及思考

元典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构现象呢？笔者以为，这种结构安排的最大好处，是简捷。圣贤本来没有什么好说的（孔子曾叹“予欲无言”，文字学习是“行有余力”之后的事情），不得已而说，则因材施教，尽可能在前两章就解决问题。第一章开宗明义，第二章根本要领，对于很多中上之人来说，能迅速掌握要义，甚至对于极少数学人来说，说不定有前两章就够了。当然，这并不妨碍后面文字的重要性和结构性，后面的文字一样可能有结构上的苦心安排。后面诸章围绕前两章的要义，进一步从各种角度铺陈、发挥，有利于更多的学人作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关于汉语元典的解释，长期以来占居主流的是注疏传统。这一传统在字词句的解释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结构把握上一直相对不足，可以称之为“偏重语义忽视结构”。（佛教元典有所例外，因为佛教在主流的注疏传统之外，还有个“科判”传统，对一部经典从结构上提纲挈领。）以下引用笔者毕业论文《〈人间世〉研究》中的一段话，对注疏传统的这种不足加以说明：

《论语》、《孟子》、《左传》、《诗经》、《易经》等经典本身在体裁上就显得很“零散”，这或许是儒学研究过于偏重语义的源头所在。试以比它们更具有系统性的《大学》和《中庸》为例，郑玄和孔颖达的注疏都只是在字句上加以解释，未曾涉及任何篇章结构的看法，到了宋代，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一出，《大学》和《中庸》彻底地成了章句之学，甚至可以说《中庸》几乎变成了格言的汇编。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中，程子称《大学》“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朱子称《中庸》“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但在该书实际的注释中，对于《大学》中程子和朱子无法解释的地方，即断定为“错简”，甚至整个文序因此被调换得“面目全非”。从王阳明开始，倡导研究“古本《大学》”，但阳明学派事实上一直偏重于研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部分文本，实质上仍然是一种章句之学。我们看到的包括心学、理学在内的“语录”体的文献，也多是对经典的零散解释。至于《中庸》，朱子说“中散为万事”，已经反映出了他在结构理解上的模糊性，再看一看他在注解中经常使用的“承上章以起下章”、“其下八章，杂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复推明此章之意”之类的说法，就可以知道他对于《中庸》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以近乎格言汇编的方式来处理的。号称强调义理的宋学如此，那么汉学就更是如此了。章句之学的泛滥，必定会造成对于义理本身的侵蚀，以至于《中庸》在文本形式上几近于被当作《菜根谭》和《增广贤文》来看待了。杜维明先生指出：“尽管《中庸》的意义受到广泛承认，但是却很少有人对这一文本作过系统的和整体的分析。传统的中国和日本学者一向假定：既然这一完整文本作为本真的儒家经典是无可争议的，则学者的任务便只是对它作一些注释而已。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激烈攻击崇尚儒学的风气一直很盛行。在其影响下，近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学者，已经对这一文本的逻辑连贯性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质疑。结果，不少汉学家现在都相信这部著作只不过是一些格言警句的汇编而已。”（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杜维明文集》（第三卷），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362页）

汉语元典的解释工作，一度让人觉得前人做的“差不多”了，后人也就小修小补罢了，甚至，可能被迫要在注疏传统之外引入新的“范式”，才能有新的进展。“前两章现象”问题的提出，也许可以引发某些思考。它表明，那些经典大约并不是简单的章句堆砌，而是充满了往圣先贤启发后学的各种良苦用心，对于这种良苦用心的挖掘，虽然前人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后学依旧有进取的空间，跟“范式”不一定直接相关。此外，中外元典不约而同的这一结构现象，也让那个时代有了更多的神秘色彩，我们忍不住要问：为什么会这样？

当然，理解了章句，不一定理解了全书；理解了章句和结构，也不一定理解了全书；理解了全书，更不一定理解了圣人之意。这，大概就是元典的无穷魅力吧！

（作者简介：陈嘉许，男，西元1979年生，主要研究先秦儒学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