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国学
    作者：黄燕强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2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发表
    
    
    
    经学来源甚古，“五经”都保存了殷商或西周的历史材料。经学的研究也很早，西周后期的“陈诗观风”制度已内含“心言合一”观的体认，心与诗言的内在一致性是“观”的行为的前提。春秋人赋诗喜断章，其目的仍在个己的心意，故其时能推出“诗以言志”的理论。赵衰谓：“《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是心性的极则。孔子论诗有“思无邪”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而思者乐者伤者，均落在人的心性。孔子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为礼建立心理学的根据，将礼内化于仁善的性命之内。凡此乃开启“心性释经”的法门，孔门弟子的经学即沿其流而扬其波。若《中庸》《乐记》《缁衣》之属，皆心性之作。郭店简《语丛》《性自命出》之类，乃敷论心性之本原、性情之意涵，贯通天命心性之节骨，把天人性情圆融于周而往复的精神流转中，终至实现人的自由生命境界。孟子之学，根本心性，而仁义礼智皆由此生发，德政思想则其表现之图式。惟求其放心，扩充善端，天人激荡，则浩然盈沛，圣道备焉。又孟子论心、性、情、才，开宋人几多理路，膏泽邃远。荀子非惟言性，乃畅论情才，视“情”为“性之质”。其化性之说，究情欲之理致，融摄天性与礼义而为一，感发志意，纯净性情，虽不免僵锢之弊，然循其“化师法、积文学”之功夫，人性和美、文理隆盛，亦可望而即。若《易》之《彖》《象》《系辞》，发挥天道性命之学，其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利贞者，性情也。”又“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乃纯粹心性之言。故知，“心性释经”的逻辑为先秦经学之核心。
    
    
    论汉代经学之弊，或谓汉室所谓尊儒，实则借经术缘饰中央王权。然政治终究外因，非内衍之决定因素，未足窒息经学生命。窃谓，汉代经学之弊有五端：一者独尊“五经”“七经”，范围为之局促；二者守家法、师法，争今文、古文，境界由之困顿；三者训诂碎离、章句空疏，内容流之形式；四者坠入阴阳五行之说，蔑弃人本主义精神，思想因之偏隘；五者摒墨斥老，惟独惟尊，思想元素从之死滞。凡五者乃扼窒先秦“心性释经”逻辑中之自由精神，是为根本缘由。经学源自心性，平常之哀乐爱恶正所以颐养众类之心性。汉儒乃偏执于政治哲学，治化成了经学的核心，却不甚关怀教化，纯以僵死之纲常范囿与囹圄人心，心性遂道德化而固滞窘促，俗世情怀且困局方寸之间，则自由精神灭裂殆尽，如之何能赞自然之神理、参性命之德义、究天人之分际。故汉人名物制度之训诂虽可观，且因以致用，但师与学又不得不臣服于官与政，抛弃其自由独立之精神，致使经学义理竟渐行浮泛，常常流于神秘而诞妄。然则，刘勰尚云：“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文心雕龙·序志篇》）周予同先生的“经学时代已经结束了，可是经学史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刘勰已导先声，后之范文澜先生亦宣倡“山穷水尽的经学”说。[①]经学有困境，但困境岂谓末路。就注疏训诂言，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已否定刘勰之短见，更遑论程朱陆王博邃浩垠之经学境域。所谓“六经皆我注脚”，暂勿论宋儒改经删典的陋习，其怀疑与创作之胆力岂不可嘉。宋学之程朱、陆王二派，前者朱熹为殿军，后者陆九渊为旗纛。“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陆象山《与李宰第二书》）统言之，即心性理学。朱、陆回归人之本体，经营心性之思想境地，指示生命之归宿世界，为人类建立行为之合理形式，使存在价值有所据依，生命意义可得而诉寻。则宋明新儒学之成功仍在继承先秦“心性释经”之逻辑，张大思想自由之精神。尝以为，学史之人须存历史之前瞻眼界，切勿站在明天来看今天，站远一些，站在一百年、三百年乃至千年后以观今日，如此方能相对准确地把握事物发展之动向与规律。刘勰未及见宋明理学而周、范见之，若衡之历史心眼，另一新儒学之萌檠必在情势中。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熊十力、马一浮、梁漱溟和冯友兰等为代表的新儒家即致力于是。1958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文章强调“心性之学”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显然，新儒家找回了传统“心性释经”逻辑。
    
    
    以上简略的经学概说，一者说明经学前景仍光明，一者指出“心性释经”逻辑于古于今皆经学与儒学深化和转进之顶好路径。更申言之，“心性释经”蕴含“述而且作”之思维。此之谓心性，乃经书之心性，亦解经者之心性，若孟子所云“以意逆志”。志乃经书之心性，意则解经者之心性。孔子创立儒学，七十子酌源师训，体己心性，别开新景，故其学神韵异禀，有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漆雕氏之儒等。顾之孟、荀，其精神复绝迥殊，皆各因其情之所近而自悟自解之结果。此结果体源于经且超越于经，其超越性阐释即为“作”，故曰：述而且作。之后惟宋明理学家得之，汉唐注疏与清代考据则失之甚远，其章句训诂之学术套路乃典型的“述而不作”。今之出土文献或为经书之诂训、校雠送来一缕星火，于浩瀚古文献中或可洞烛几处文字上之衍讹阙误。然擘绩补苴，于经义世道所关几何？故经学要复兴，蕴含“述而且作”思维的“心性释经”逻辑无疑乃理想之学术方法，而“述而不作”之思想惰性该扔掉了。
    
    
    如所周知，首难“述而不作”者乃墨子（《墨子·非儒》）。《淮南子·要略篇》说墨子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因不满儒家礼烦厚葬之义，背周道而用夏政，自创新说、独辟一家。墨学的建立当然是“作”的结果，此结果之实现路径，乃对儒学的批判。即是，在“述而且作”思维中包含“批判主义”精神。因批判是“破”，“破”之后是“立”，“立”即为“作”。非惟墨学为然，先秦诸子莫不在有所批判其它家派中构筑自家的理论体系，道、法、名等皆如是。不过，批判之“破”本蕴涵存在之认同的逻辑，既有认同则不可能完全地否定，故必于“立”之中有所吸取其所未尝“破”之者。是谓百道归一也。
    
    
    总兹，“心性释经”逻辑蕴藏“述而且作”思维，“述而且作”思维包含“批判主义”精神，于破坏之中且承且立。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在这一线索中传承与发展绵绵千年而不断裂的。然批判须有对象，一学派的较量且不如多学派之碰撞，故社会乃须有自由精神，让哲人穷竭智慧、畅所想象、建所欲言。战国思想所以灿烂者在此，宋明已落台阶，终不负古人，堪称中兴；有清一代下而愈况，惟蜷守文字，不复知人心。今日之谈经学者，首要立存“述而且作”思维，重拾“心性释经”逻辑，辅之以批判主义精神，师法先秦诸子之勇气与识力，继承经学、继承子学，亦批判经学、批判子学，于述与破之中传继星火，最终完成作而且立之硕果。如此，我们的国学方能百花竞艳，达致“其命维新”之瑰境。
    
     
    [①]周予同说最早见于《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所以我说，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1928年6月，初刊于《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又原载《出版周刊》新195、196期（1936年8月22、29日）的《怎样研究经学》说：“经学！我在高唱着它的挽歌呢。”范文澜说见于1941年在延安中央党校新哲学年会上讲演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则周说在前，范说在后。
    
    
    
    载《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2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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