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寻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三月十六日癸亥

          耶稣2023年5月5日

泉州是我神往已久的一座城市，因为许多朋友都说，今天在泉州还可以看到众多保存完好的宋迹，感受到不绝如缕的宋朝遗韵，而我，江湖人称“宋粉”，尽管这个称呼有些戏谑，甚至有点不友好，我不想接受，但我对宋代文明的欣赏也是不用掩饰的。到那些沉淀着宋朝历史的城市走一走，是我的计划。

中国至少有三座城市的历史高光时刻都定格在宋代：开封，那是北宋的东京城，城市规模超过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城市；杭州，那是南宋的行在，繁华程度不让北宋东京。

还有一个城市就是泉州，那是12至13世纪最繁华、最大的海上贸易港口，地位不亚于今天的纽约港。南宋人周必大在一份替皇帝起草的诏命上说：“泉南地大民众，为七闽一都会，加以蛮夷慕义，航海日至，富商大贾，宝货聚焉。”生活在宋末元初的文人吴澄也说：“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2022年泉州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申遗项目即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宋时泉州完全无愧于“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这个定位。

开封与杭州我已造访多次，泉州却只是路过，未曾拜访。所以，今年初春，当泉州友人邀请几位文友到泉州采风，我便欣然应邀，到泉州访宋。

到达泉州当晚，便趁着夜色参观了关岳庙、清净寺、泉州府文庙、金鱼巷。关岳庙是供奉关公、岳飞的神庙，关帝崇拜在南方很常见，但将关公与岳飞同祀于一庙，我却第一次看到，也许这正是民间信仰不拘一格的体现吧。我更留意的，是这些历史遗迹与宋朝的关系。关岳庙在宋朝时原是水神庙，只因明王朝要推广关帝信仰，下令泉州建造关帝庙，而泉州在明代商贸衰败，民间无力修造新庙，只好将水神庙改作关帝庙。泉州人崇信水神，因为宋时泉州海上贸易繁荣，无数泉州人负贩于海洋之上，需要祈祝海神庇祐航海平安。明王朝实行海禁，水神失去了护航的机会，只好让位于官方推崇的关老爷。关公原本被当成忠义的象征，但泉州人却将它塑造财神，商业的基因果然一有机会就会在南方人的身上表达出来。

清净寺也是宋朝的遗产，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时在泉州经商、居住乃至定居的阿拉伯商人很多，他们自称“住唐”，实际就是“住宋”。他们带来了伊斯兰信仰，在泉州修建了清真寺，清净寺就是一座清真寺。

离清净寺不远的地方，是泉州府文庙，亦始建于北宋。我注意到文庙前的两块石碑，是清代嘉庆年间当地士绅竖立的禁约碑，禁止商民在文庙栅栏外摆摊货卖。这个禁约很有意思，因为当时必定有商民在文庙前货卖，士绅觉得亵渎了圣贤，才会制订了禁约。不过我倒觉得，文庙多一些烟火气、市井气，其实也是挺好的，孔子应该不会有意见，因为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便是一位出色的商人，夫子对他赞誉有加。而且，经商本来就是泉州人的生活日常。

实际上，我们当晚一路参观过来的古迹、文物，推究起来，都与宋代的商业有着奇妙的渊源，关岳庙本是祐护海上贸易的宋朝水神庙，即使后来被改成了关帝庙，泉州人也是将关公当成财神供奉；清净寺是入宋经商的阿拉伯商人所建造。从文庙旁边的小巷穿过去，可到达金鱼巷，金鱼巷得名于北宋福建转运使谢仲规的祠堂匾额“金鱼世第”，“金鱼”指三品以上官秩的象征——金鱼袋。也许“金鱼世第”才是传统士绅追求的人生理想，但谢仲规任职的转运使是主管经济事务的职官，仍然与商业有关。

宋代政府极重视商业，行政系统中设置了许多经济部门，职能与商业有关的官员编制非常多，转运使只是其中之一。这也是宋朝有别于其他王朝的地方。在泉州，最重要的经济官员当属市舶使，是主管海外贸易的长官，而海外贸易是泉州的立港之本。泉州今天还保存着宋朝市舶司的遗址，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非遗项目的组成部分。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真武庙观摩“祭海”仪式文艺演出时，我第一个念头又是想到宋朝政府对海外贸易的倚重。“祭海”仪式实际上是对宋代祈风仪式的复刻。在宋代，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泉州照例要举行“遣舶祈风”的祭祀仪式；四月份则举行“回舶祈风”的仪式，因为帆船时代的航海，全赖对风信的掌握与利用，冬季，北风南吹，是宋朝海商出海远航的时节；夏天，季候风往南，是海商回航归国的日子。宋代的祈风是官方主持的，市舶使要在祈风仪式上庄重宣读祭文，祈求神灵“大彰厥灵，稗波涛晏清，舶舶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如今在泉州的九日山摩崖石刻中，还可读到多篇祈风祭文，全是宋朝官员留下来的。

官方主持祈风，其意义不在于祈祷是否更为灵验，而是表明宋政府的态度：政府支持大宋海商出海贸易，也欢迎海外蕃商来大宋做生意，因此政府与民众（吏与民）一起祈愿上苍保祐航海平安。因为思绪飘到了宋朝，结果那天的“祭海”仪式表演了哪些文艺节目，我都没有看清楚。

第三天上午，我们到蟳埔村观看妈祖巡香仪式和蟳埔女的“簪花围”，我的心思还是放在寻找宋朝泉州海上贸易的历史遗迹。蟳埔是晋江旁边的一个渔村，村民崇敬妈祖，每年正月末，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妈祖巡香仪式，村里的男子抬着妈祖塑像巡游全村，一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女子则装饰得漂漂亮亮，不分老幼都头上簪花。妈祖是华人的海神，我发现，但凡一个地方有妈祖信仰，必定存在着活跃的航海活动；而一个王朝对妈祖的册封，直接反映了官方对海上贸易的支持度，敕封次数越多，显示政府对海上贸易越重视；相反，如果很少敕封或干脆不敕封，则表示政府不在乎海上贸易。比如宋朝敕封妈祖至少有14次，其中8次敕封与妈祖护航有关；而明朝在郑和下西洋之后对妈祖再无敕封之举，清初30年，朝廷厉行海禁，也未有对妈祖进行任何册封。

蟳埔女的“簪花围”习俗，可能也与海上贸易带来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关。一些研究者认为，“簪花围”头饰是从阿拉伯的戴花环风俗演变过来的。其实早在唐宋时期，中国已流行簪花风尚，宋时尤盛，不论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不过宋人的簪花是在发鬓插一朵或数朵鲜花，蟳埔女的“簪花围”则是以鲜花围成花环，用钗子簪于发髻。考虑到“簪花”二字并非现代汉语的常用词，宋代之后也不再流行簪花，因而基本可以判断，“簪花围”一词必定来自宋人用语。很可能是蕃商从海外带入阿拉伯人的戴花环风俗，与宋朝本土的簪花时尚相结合，形成了比较独特的“簪花围”。

蟳埔村口便是宽阔的晋江，下游不远处是入海口。我随着巡香的队伍走到晋江旁，薄雾之下的晋江入海口显得无边无际，遥想当年，这里一定停泊着很多宋朝海商与海外蕃商的商船，扬帆待发。蟳埔村的男子拜过妈祖，告别家人，载着一船商货出洋做生意。蟳埔村的女子头簪鲜花，挑着海产品在市场上贩卖，一面等着丈夫、父亲、儿子平安归来。

我们再将目光拉远，我相信800年前，整个泉州湾的码头都必定泊满域外的商船。南宋咸淳年间到过泉州的意大利商人雅各，在日记中用极细致的笔触描述了泉州港的贸易盛况：“这是一个很大的港口，……整个江面上充满了一艘艘令人惊奇的货船。每年有几千艘载着胡椒的巨船在这儿装卸，此外还有大批其他国家的船只，装载着其他的货物。就在我们抵达的那天，江面上至少有15000艘船，有的来自阿拉伯，有的来自大印度，有的来自锡兰（Sailan），有的来自小爪哇（Java the Less），还有的来自北方很远的国家。”虽然雅各的日记被认为可能是伪造的，但这段描述无疑符合南宋泉州港的实况，有一首宋诗写道：“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描绘的是泉州港的繁华景象。

宋代泉州的海上贸易盛况，今天还可以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的展品窥见一二。我们的行程也安排了参观泉州海交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宋代泉州出产的瓷器，那是宋朝出口海外的大宗商品之一；看到了泉州出土的宋钱，那是800年前从中国到东南亚的硬通货；看到了从南宋沉船中发掘出来的香料，那是宋人从海外贩运来的蕃货；看到了宋元时期伊斯兰教、印度教、基督教的石刻，那是泉州作为海上贸易中心汇聚了不同文化地带的人群的印记。

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馆内展出的一张宋代市舶公凭，这是两浙路市舶司发给泉州商人李充的护照与出口贸易许可证，原件在日本，泉州海交馆展出的是复制品，不过没关系，因为公凭记录的历史信息是真实的。公凭上载有一条宋朝的市舶法：“如番商有愿随船来宋国者，听从便。”我们将它与宋朝的另一条法律放在一起相对照：“海舶擅载外国入贡者，徒二年，财物没官”，便会发现宋王朝对朝贡与市舶态度的反差之大。历代王朝的对外关系多重朝贡而轻市舶，宋王朝的态度却恰恰相反：重市舶而轻朝贡。因为宋人知道，四海入贡固然很风光，很有面子，但从经济的角度看，是非常不划算的：不但要“优与回赐”，而且，贡使入境后的食宿、路费都例由朝廷负责，贡品还不能收税。还不如多多招徕海外蕃商来华做生意，海外贸易繁荣了，对国计，对民生，都有实实在在的益处。宋代海外贸易之盛，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国家积极鼓励的结果。

我在泉州寻宋数天，当然不是为了抒发一名“宋粉”的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宣扬宋时泉州有多么风光，只是想抛出一个小问题：为什么宋代能够创造泉州的历史高光时刻，而明清时期的泉州却走入了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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