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共识很重要，但仍属于第二层面的东西。文化共识才是更基础更原则第一位的。不同的政治路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精神。这里的文化，涵盖哲学、信仰、世界观、生命观、价值观、意识形态等等概念。
    
     
    
    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政治共识也很难构建起来。例如，没有神本主义共识（上帝信仰），就没有西方中世纪的政教合一；没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共识，就没有民主自由；没有马主义唯物主义共识，曾经风靡大半个地球的社会主义更是不可想象的。
    
     
    
    没有一定的文化共识，即使勉强形成某种政治共识，也是低层次而脆弱的，持而不坚坚而不久经不起考验。孔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化立场是最根本的“道”，这里若不同，任何伟大事业都会“谋”出一地鸡毛蒜皮来。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意思是说：怎么可以与品德卑劣的人一起事奉君主呢？（或可译作：品德卑劣的人怎么能参事君主呢？）他没得到富贵时总担心得不到，一旦得到了又担心失去。如果担心失去，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了。
    
     
    
    《论语集释》引靳氏之言云：“士之品大概有三：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志于富贵而已者，则亦无所不至矣。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谓鄙夫也。”
    
     
    
    靳氏将士分为三品，上品志于道德，中品志于功名，下品志于富贵，即孔子所说的鄙夫。鄙夫以富贵为人生最高理想，所以对官位、对个人得失非常在乎，为了升官发财和保住既得利益，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即使有某种政治共识，这种人也不可人共事、不可共谋。  
    
     
    
    二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
    
     
    
    《论语》这一章堪称“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具体写照。孔子救世心切，在荷蒉者眼里，却成了固执冥顽不知深浅之人，连击磬之声都是鄙陋的，而且这个判断下得十分果决。既然如此，孔子还有什么必要驳回去呢。不可与之言而言，失言。君子尚不失言，况孔子乎？
    
     
    
    东海当年“广交天下英雄士”，也误交了个别品质恶劣者，饱尝彼辈无底线的“厉害”之后，终于深感孔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及“无友不如己者”等训导的英明。
    
     
    
    某些人品质或不错，但智慧不足眼光有问题，别人言行最好，也会遭到他们莫名其妙的误解歪曲。如果文化立场不同，双方品质又悬殊，那就更不用说了，绝对只会南辕北辙，任何好事正事都会被“搅”得一塌糊涂。
    
     
    
    文化共识，意味着道德水平和各种价值观的共同，至少接近。
    
     
    
    文革时期有句名言：亲不亲，阶级分。此话并非毫无道理，尤其是贫富分化强烈、阶级矛盾剧烈、阶级斗争激烈的时代。不同阶级（阶层）者不容易有共同语言。
    
    另外，知识、思想、宗教等都可以成为“亲不亲”的分界线。
    
     
    
    不过，归根结底而言，文化、道德、价值观的类似或相同，才是相互亲近的根本保证。君子之间，儒者之间，就比较容易相互理解、信任、尊重和亲近，即使政治立场有异，也容易存异求同，或取得基本互信。东海近年见了少数儒友，有一种见到亲人的感觉。
    
     
    
    当然，文化共识是相对的。狭言之，自古以来，儒家内部亦观点各异，争论不休；广言之，儒佛道为中华文化三大主流， 都是关于道德的学说，都是道德主义（区别在于对道德的认知不同），可以建立基本共识。
    
     
    
    三
    
    
    
    儒家对道德的认知解说最为深刻全面。道德作为文化的要旨和文明的核心，适合于任何国家社会时代，对任何政治、制度及法律都有重要的导良作用。道德挂帅，可以更好地将政治、制度和法律文明化，让它们离民本、时中、仁义原则近些更近些。
    
     
    
    君主制家天下，是监护性政治，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开明君主制，适合于人类社会幼稚期；民主制公天下，是契约性政治。以儒家为文化背景的儒家民主制，适合于人类社会青少年期。至于未来人类的“大人时代”，会有比民主制更“高级”的、真正能够“选贤与能”的王道德治。
    
     
    
    儒家道统，在古代，可以转化君主制的诸多劣质，有效避免法家式的君主极权或基督教式的教主极权；在现代，可以消除民主制的一些弊端，更不会出现纳粹式的党主专制或民粹主义的“大众暴政”。
    
     
    
    而缺乏主导精神和共通价值的文化多元主义，无法形成必要的向心力凝聚力，反而容易造成思想的混乱、文化的分裂、政治的粗俗和社会的浮躁。因此，在文化上，既要允许多元化，又要追求共通性和共同性。在中国，以儒家为主体，在文化多元之上凝聚、建立普遍的共识，乃是最佳选择。
    
     
    
    儒家道德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形形色色的“主义”不难与儒家在道德层面取得某些共识，儒家“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恕道，则可以为各种正常或非正常的“主义”提供言说自由。
    
     
    
    文化共识更重要，也意味着文化启蒙、人格建设比一般思想教育更重要。五四以来，思想文化不可谓不多元，民主启蒙不可谓不广泛，结果是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百年沧桑，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作者余樟法，儒者，著有《大良知学》（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论语点睛》、《平书---儒家雄起来》（儒学系列待出）等。电邮donhai5@hotmail.com  qq：604391736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