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觉解

作者：张晚林

来源：作者赐稿

《礼记·学记》云：“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博学不能使人智慧。”以上两语，均是在觉解而不是在知解之立场上言者。何谓觉解？“觉”者觉悟；“解”者不惟是了解、知解，更有松绑、解放、照亮、自由之意。故觉解即是自觉自解，以化解生命之牢结。《庄子·养生主》谓：“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古者谓是帝之县解。”郭子玄注云：“以有系者为县，则无系者县解也，县解而性命之情得矣。此养生之要也。”此或为觉解之谛义。故有“觉”，则“县”得以解，“天地变化草木蕃”；无“觉”，则“县”不得其解，“天地闭，贤人隐”。《易传》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吾人亦可曰：“觉解存存，生命之门”也。觉解，即是海德格尔所说之“去蔽”或存在之敞开，此时自家生命自有不同之仪态。故程伊川云：“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处，大小大快活。”美国哲学家乔治·麦克林则曰：“自由并非是在我们世界的客体之间所做的选择，也不是指导我们生活的普遍原则的内在选择，它更多是一种通过我们完善自我和完全实现自我的方向或目的而实现的一种自我肯定。这意味着在不够完善时的探寻和在达到完善时的一种欢欣。”此纯为自家生命之事，无预于他人他物也。故陆象山云：“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依此而言，则觉解乃是自家生命之精进与圆成。

觉解即是以智慧之“明”照亮自家生命，既而照亮整个世界以求至善之生活。此为哲学之古典义与经典义。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表示：哲学在古人那里是一种求至善之学，在那里，哲学曾是对至善必须由以建立的那个概念及至善必须借以获得的那个行为之指示。哲学，世人常以为乃苛察缴绕之闲言语甚至癫狂语，实则是对哲学至少是对哲学之古典义与经典义莫大之误解。若以古典义与经典义视之，则哲学是一种实践之智慧学，亦可说，哲学乃是求觉解之学。依此而论，则哲学不同于一般之专学。数学、物理学等皆是专业性的，人因专业、能力之所限，故不须尽求其解。而哲学则不可以专业视之，此即是说，人必须哲学地活着，或者说，世界必须哲学地被建构。除非自甘尘下堕落，否则汝必须“学”哲学。这种“学”，无论中西，皆是“学”之古典义，亦是其经典义。故《白虎通义·辟雍》曰：“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故学以治性，虑以变情。”此明言觉解，非知解也。现代教育尽失“学”之古典义与经典义。故物质条件虽有极大之发展，而人间之生活未见有根本之改善，甚至物质之发展更增添了人的不稳感与不安感。其因何在？即现代教育只求知解而不求觉解，此皆为上面所说的“记问之学”或“博学”之立场上，而不能越乎此而进至觉解之立场上，故终只止于零碎之小“技”而不能至至善之大“道”。不亦悲乎？！故吾人必知“知解”与“觉解”之分际，以见学问之精进，精神之圆成也。

知解系于聪明与灵秀，觉解则关乎悲悯与智慧。若有人焉，于专业知识也，渊博；于人情世故也，精通。可云有觉解乎？曰：不可。何也？曰：此渊博与精通皆发自其材质之聪明与灵秀，非发自其理性之悲悯与智慧。人由材质之聪明与灵秀而来之知解，若能得其正，则自可有功于世。若不能得其正，则只用于个人之周旋应世，乃至阴险狡诈。俗智之所谓聪明伶俐之徒大约皆如此。故陆象山曰：“染习深者，难得洁净。”不亦宜乎？！由此可知，若不能得其正，则材质之聪明灵秀未见得是好事，《红楼梦》之一曲“聪明累”即道出了此种人之必然结局。故吾人常有“难得糊涂”之感叹。如何能得其正？曰：由觉解而得其正。何以如此？此则须辩明知解与觉解之不同特性。知解是平面的、广度的，觉解则是立体的、深度的。平面广度之知解无论如何丰富广博，总是在因果串系中，是同质的，它须以立体深度而异质之觉解为价值依据。故吾人在现象界之因果串系中尽可作无限之追索，然总不能知解出一价值意义之终极因。此价值意义之终极因必来自觉解，祂不在现象界之因果串系中，与现象界之万物为异质者。故若吾人只以知识性之知解来观解此终极因，未见其如现象般呈现，既而否定其存在，则必见此人之固陋与虚妄。须知，终极之价值必因觉解而可能。现象界只是平铺之事实，无价值亦无意义，故维特根斯坦曰：“意义在世界之外”。若任由此无价值无意义之事实作无底止之串系增长，则宇宙必是一虚无“流”。此非吾人所能安，故必由觉解而来之终极价值提挈住此“流”，从而安住人生，照亮世界。故知解只是事实，但未必是真实，而觉解则是最后之真实。此分际万不可妄自菲薄。最后之真实在世界之外，此世界是指可说之世界。故吾常曰：知解与知识来自可说之世界，而觉解与智慧来自不可说之世界。张横渠曰：“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徳性所知。徳性所知不萌于见闻。”此不但表示：知解来自见闻之可说世界，且为有限有外，而觉解来自见闻之外之不可说世界，且为无限无外。世之英特博识者何其多也，然于人生宇宙有真觉解者则鲜矣。此即示英特博识者皆为专家，“专”即表示其知解为有限有外，亦表示无限无外之真觉解者之伟大与不可及。故子贡叹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固不可及，然非以其聪明灵秀也，盖如程伊川所言：“大贤以上更不论才”矣。夫子之不可及，因其悲悯之不可及，慧觉之不可及，实乃是其“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之践履工夫之不可及。故不可及是现实上之不可及，非原则上必不可及也。吾人若能如夫子般学不厌，诲不倦，则必实践地可及。故吾人总须“学”，在“学”中“觉”，在“觉”中“学”。工夫历程无有底止也。

由工夫历程之无有底止，则可知觉解是实践的，而知解则是理论的。由知解而来之知识，无论多么繁复，要么得自经验之证实，要么得自逻辑之证明，无非在求一果之因，此种求证之精神于自家生命根本无与。故知解之求证精神决不是觉解。质言之，知解虽有时可助吾人觉解，但二者无必然之关系，因二者来自不同之世界。故陆象山云：“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知解，其要义在解明一事实或陈述之所以如此而不如彼之原因，因而总是理论的。觉解则不然，是在实践工夫中把自家生命提升至理性之境。此一过程可名曰“理性之宗教”，亦即是没有教廷之宗教，此为最简单、广博、易行、笃实之宗教。任何宗教皆在求纯化自家之生命，故觉解可谓是知行合一。王阳明下面一段话即是知行合一最好之表示：“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便是学而不思则罔，所以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学则殆，所以必须说个行。”是以，冥行与妄想皆是不得觉解之故。然世人常为此态，故圣人常忧，以是夫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或曰：汝所言者，吾非不能觉解，然吾不能行，何也？此似可以程伊川之语答之：“如此者，只是说得不实。及其蹈水火，则人皆避之，是实见得。”蹈水火而知避之，因其见得实。然觉解而不能行，即示其未至真切笃实之境地，则不是真觉解。真觉解必至德性生命之警觉与健旺（材质生命之秀出乃天定者，于觉解无与），故觉解必含有躬行与实践原则。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是为警觉健旺也。《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孟子曰：“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为躬行实践也。然生命之警觉无极，躬行之实践无已。故君子有“任重而道远”，“死而后已”之说。以夫子天纵之圣，尚且“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况吾侪之鲁钝顽愚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盖是之谓也。

苏格拉底曰：“未经反省之人生无价值。”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皆以觉解来警策吾人，吾人当切心体之悟之。庄子曰：“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耶？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人生如是之“芒”，而无觉解，可乎？！故《论语》开篇，夫子即诫吾人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斯当须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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