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四新 等著《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出版暨绪言

书名：《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

作者: 丁四新等著

出版社: 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 2022-11

【作者简介】

丁四新，1969年生。哲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周易學會副會長、北京市哲學會副會長，是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系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獲得者。曾任武漢大學二級教授、珞珈特聘教授和湖北省周易學會會長。主要從事中國哲學、儒家經學和簡帛思想的研究。著作有《郭店楚墓竹簡思想研究》《郭店楚竹書〈老子〉校注》《楚竹書與漢帛書〈周易〉校注》《先秦哲學探索》《周易溯源與早期易學考論》《中國哲學通史（秦漢卷）》《洪範大義與忠恕之道》等。主編《簡帛思想研究》集刊。發表學術論文一百五十餘篇。

【绪言】

一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上博楚竹书儒道哲学文献研究”（12JJD750003）的最终成果，它包括“思想研究”和“竹书注译”两个部分。

出土先秦秦汉简牍和帛书是近半个世纪年来国内外相关学界的研究热点和重点。大抵说来，以1998年爲界，1973年底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爲一个阶段，属于帛书和竹简研究并重的时期；而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的出版，正式开啓了竹简或竹书时代。其中，郭店简的出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随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北京大学藏秦简和西汉竹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书等的相继整理和出版，在相关学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研究热潮。近年，南昌海昏侯墓出土了大批西汉竹简，荆州龙会河出土了三百多枚战国竹简，也非常值得期待。可以预见，竹简或竹书研究的热潮还将持续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非常重要，它们基本上属于子书和经书性质，在重新认识、还原和建构先秦哲学、思想的基本结构和内涵上起着重要作用。关于上博简的发现及其制作时代，马承源在《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一文中有较爲详细的帮助。据此文，上博简是分两批入藏的，一批于1994年春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并于当年5月入藏上海博物馆；另一批于1994年秋冬之际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并于同年冬天入藏该馆。又据马承源的说法，它们其实属于同一批竹简，第二批竹简可以跟第一批竹简缀合，且在内容上是相关的，故它们应当出自同一座楚墓。这两批竹简，完、残简合计一千二百余支，有三万多字。马承源还说，这些竹简“当时传闻约来自湖北”，他甚至推想，它们有可能同出于郭店墓地。关于这两批竹简的制作时代，马承源综合多种因素推断，上博简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品”。总之，上博简的抄写时代大约与郭店简相当，是战国中期偏晚至战国晚期偏早的抄本。

从2001年至2012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共出版了九册。这九册所收篇目分别是：第一册（2001）刊载了《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三篇。其中《缁衣》简亦见于郭店简和今本《礼记》；《性情论》亦见于郭店简，不过整理者称之爲《性自命出》。第二册（2002）刊载了《民之父母》《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甲篇）》《从政（乙篇）》《昔者君老》《容成氏》七篇，重一篇。不过，两篇《从政》简实际上应当爲一篇，整理者误分爲两篇。《子羔》《容成氏》原有篇题，《民之父母》亦见于《礼记》之《孔子闲居》篇。又《子羔》与《鲁邦大旱》《孔子诗论》同简制，学者或据此认爲这三篇竹书同卷，甚至同书，应合称爲《子羔》。第三册（2003）刊载了《周易》《仲弓》《恒先》《彭祖》四篇。《恒先》原有篇题。第四册（2004）刊载了《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图片》《柬大王泊旱》《内礼》《相邦之道》《曹沫之陈》九篇。《逸诗》包含《交交鸣乌》和《采薪》两首诗，《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图片》两篇连续抄写在十支竹简上，中间有墨节分开。《内礼》《曹沫之陈》原有篇题，《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等传世书篇有关。第五册（2005）刊载了《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之谏》《季康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爲礼》《弟子问》《参德》《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九篇。《鬼神之明》和《融师有成氏》两篇连续抄写在八支竹简上，中间有墨节分开；《竞建内之》原有篇题。第六册（2007）刊载了《景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天子建州（乙本）》九篇，重一篇。《景公疟》《庄王既成》和《慎子曰恭俭》原有篇题。《景公疟》所记事件，可参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和《晏子春秋》的有关部分。《平王与王子木》的事迹，参见《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第七册（2008）刊载了《武王践阼》《郑子家丧（甲本）》《郑子家丧（乙本）》《君人者何必然哉（甲本）》《君人者何必安哉（乙本）》《凡物流形（甲本）》《凡物流形（乙本）》《吴命》八篇，重三篇。《凡物流形（甲本）》《吴命》原有篇题。《武王践阼》，传世古籍见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可参见《左传》《史记》的相关部分；《吴命》大致同于《国语·吴语》。第八册（2009）刊载了《子道饿》《顔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王居》《志书乃言》《命》《李颂》《兰赋》《有凰将起》《鶹鹂》十篇。《王居》和《命》原有篇题。第九册（2012）刊载了《成王爲城濮之行（甲本）》《成王爲城濮之行（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止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于夫子》《卜书》十二篇，重一篇。其中，《举止王天下》五篇分别是《古公见太公望》《文王访之于尚父举治》《尧王天下》《舜王天下》《禹王天下》，它们连续抄写在三十五支竹简上，中间以墨节分开爲界。上博竹书的具体情况，可以参看整理者在释文前所撰的帮助。合计起来，上博简已出版九册共七十一篇，其中五种重篇，一种本不当分篇（《从政》）。这六十五篇竹书涉及哲学、宗教、历史、文学、乐音和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同时，它们爲战国古文字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大步促进了今人的认字水平。

从传统学问分类的角度看，上博楚竹书的大多数篇目属于子书和经书性质，其思想含量和学术价值很高。而在这些竹书中，儒家著作占了大多数，道家著作约爲三四篇，仅有个别篇目可能属于阴阳家、兵家或墨家著作。爲了更好地理解其学术价值和思想内涵，我们对于上博楚竹书作了进一步分类，第一类是儒家竹书，以孔子爲中心，与孔子或孔子弟子有直接关系，它们包括《孔子诗论》《缁衣》《顔渊问于孔子》《仲弓》《弟子问》《季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民之父母》《内礼》《君子爲礼》《子羔》等篇。第二类仍然是儒家竹书，但难以直接看出其与孔子的关系，它们包括《性情论》《容成氏》《昔者君老》《天子建州》《武王践阼》《从政》《君人者何必然哉》等篇。第三类属于道家竹书，它们包括《恒先》《彭祖》《凡物流形》三篇。第四类在儒道两家之外，《曹沫之陈》属于兵家著作，《参德》大概属于阴阳家著作，《鬼神之明》跟墨家思想有关，而《慎子曰恭俭》可能是慎到的著作。顺便指出，上博简包含《周易》一篇，竹书《周易》固然很重要，但由于它本身不是一个哲学文本，且笔者已出版《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一书，故原计划没有将其列入本书的研究范围中。

从思想内涵出发，上博楚竹书真正令笔者感兴趣的地方，一是它们可以直接呈现出孔子或孔门弟子的思想，二是它们包含了丰富的早期儒家的政治思想，三是它们包含了早期道家的思想。它们主要反映了从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儒家和道家思想的一些基本面貌，而这一点，正是促使笔者申请相关计划，系统研究上博简的原因所在。

二

学界对于上博楚竹书的研究大体上是从2002年开始的。是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一册。此后，每出一册，学者旋即展开追踪研究。前八册的出版都引起了学者的强烈关注，但第九册的出版没有産生多大影响，这是因爲一方面上博楚竹书冗长的出版节奏过度消耗了相关学者的研究热情，另一方面清华简的出版极大地转移了相关学者的注意力。

从总体上看，学界对于上博楚竹书的研究可以分爲两大类型。一种是基础性研究，它包括考古学、文字学、文献学和历史学等的研究。此种研究爲上博简的哲学或思想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前提。上博竹简在1994年入藏后随即做了脱水、清理和文物保护、鉴定的工作。尽管原整理者爲上博竹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但不能不说，全部九册竹书的释文、注释存在大量问题，在竹简编联、文字隶定、文句训释和文意疏通上都需要重新讨论和修订。从2002年至2005年，“简帛研究”网站（www.jianbo.org）承担了上博简实时研究的重任；从2006年至2008年，“简帛”网站（www.bsm.org.cn）承担了相关实时研究的重任；自2009年之后，“复旦大学古文字与古文献研究中心”网站（www.gwz.fudan.edu.cn）成爲上博简实时研究的主要平台。此外，《古文字研究》《简帛》《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等刊物对于上博简的文字隶定、释读、训释及文献学、历史学的研究等作出了巨大贡献。从释读看，除原整理者外，李零、陈伟、季旭升、何琳仪、徐在国、陈剑、李学勤、裘锡圭、刘钊、刘信芳、沈培、李守奎、刘乐贤、赵平安、白于蓝、黄人二、林志鹏等人的贡献较爲突出。季旭升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读本》系列、陈伟的《新出楚简研读》、李零的《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黄人二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系列、萧毅的《楚简文字研究》、池田知久监修的《上海博楚简の研究》系列、福田哲之的《中国出土古文献与战国文字之研究》、饶宗颐/徐在国的《上博藏战国楚竹书字汇》、侯乃峰的《上博楚简儒学文献校理》等，都是值得重视的研究文献。

另一种是高层次研究，包括哲学史、思想史和经学史的研究。此类研究以上博楚竹书中所见各种哲学概念、命题和思想内容爲中心，其成果与本书的“思想研究”部分是同性质的，爲本研究计划最终成果的完成提供了最相近的比照和参考。丁四新主持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2002）、张杰主持的“郭店简与上博简中的儒家政治哲学研究”（2005）、李鋭主持的“出土简帛古书的学派判定研究”（2007）、曹峰主持的“近年出土黄老思想文献研究”（2007）、王中江主持的“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中国哲学新发现综合研究”（2011）等，其课题性质是相同的。此后，还有一些相关课题立项，笔者就不再一一罗列了。从成果来看，曹峰的《上博楚简思想研究》《近年出土黄老道家文献思想研究》、王中江的《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郭齐勇主编的《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丁四新主编的《楚地简帛思想研究》（第三至七辑）、张杰的《从简帛中挖掘出来的政治哲学》、汤浅邦弘的《战国楚简与秦简之思想史研究》、浅野裕一的《上博楚简与先秦思想》《战国楚简研究》、日本楚简研究会编的《楚地出土资料と中国古代文化》、叶国良主编的《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文集》、郭梨华的《出土文献与先秦儒道哲学》、李鋭的《新出简帛的学术探索》、杨华的《新出简帛与礼制研究》等书，都与上博简直接相关。另外，陈静、白奚等学者关于上博简《恒先》篇的论文亦值得参考。

就单篇来看，《孔子诗论》《性情论》《缁衣》《民之父母》《容成氏》《子羔》《周易》《武王践阼》《内礼》《恒先》《参德》《凡物流形》等竹书引起了相关学者较多的关注和讨论。其中，《孔子诗论》《缁衣》《周易》《容成氏》四种竹书均有研究专书出版。《孔子诗论》有刘信芳的《孔子诗论述学》（2002）、陈桐生的《〈孔子诗论〉研究》（2004）、郑玉姗的《上博（一）孔子诗论研究》（2008）、曹建国的《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2010）、晁福林的《上博简〈诗论〉研究》（2013）问世，而《周易》则有濮茅左的《楚竹书〈周易〉研究——兼述先秦两汉出土与传世易学文献资料》（2006）、陈仁仁的《战国楚竹书〈周易〉研究》（2010）、侯乃峰的《〈周易〉文字汇校集释》（2009）、郑玉姗的《出土与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经文考释》（2010）及拙作《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2011）出版，甚爲壮观。

总之，上博简的研究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成绩不凡，这不但表现在竹简的编联、字形的隶定和释读、文本的训释上，而且表现在其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单篇竹书的思想研究上。不过，十余年来，上博简研究存在一些较大不足和缺陷，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表现在：一，大多数成果很繁杂，很琐碎，且它们一般属于小学和考据性质；二，絶大多数成果以单篇竹书爲论述前提，是促狭而孤立的研究；三，语文性的研究与思想性的研究结合不足，做思想研究的学者对于语文性研究成果的利用不够充分和尽心；四，思想性研究的相关论著较少，它们尚不足以揭示上博简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所在。因此推进上博简朝着思想研究的方向前进和深化，并作全面而系统的研究，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必要任务。有鉴于此，笔者在本项目的执行过程中采取点面相结合的办法，既关注重点篇目的研究，又同时开展综合性的研究。以孔子爲中心的竹书、《礼记》类竹书、儒家政治类竹书和道家类竹书，是本书的重点研究对象。我们撰写《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包括“思想研究”和“竹书注译”两个部分），正是完成如上任务的成果汇集，一方面深化学界对于上博楚竹书的思想研究，另一方面借此重新思考了先秦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

三

本书的两个基本研究任务一是较爲全面地梳理、论述和讨论上博楚竹书的哲学内容和内涵，并形成其思想研究的成果；二是从上博楚竹书中挑选出一些思想性较强的篇目来作简明而直接的注译，并形成了其相关成果。这两种成果合起来，即爲本书的基本内容，故本书定名爲《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藉助前者，笔者期望深化对上博竹书思想的理解，系统地阐明其基本内容及其思想贡献。藉助于后者，笔者期望它能够在简帛学界和中国哲学界之间架起一座便利而牢靠的桥梁。

具体说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这样展开的：

第一，对于上博竹书的注译，在遴选篇目的基础上，我们先做集释，后做读本，其目标是做成一份真正具有“读本”性质的注译成果。笔者长期从事简帛文献的研究和教学，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曾多次开设“出土简帛哲学文献选读”课程。除了部分课时我用来做讲座之外，大多数课时是学生在做讲读和讨论。根据我的要求，学生需预先做竹书集释，然后在课堂上演示，大家共同讨论。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以充分了解和检讨学界在上博简的简序、文字释读、文句训释和文意理解上的是非得失，在吸收正确、可靠意见的基础上大家形成了相对可靠的文本理解。笔者任教于清华大学后，也将此种教学方式贯彻到简帛读书会之中。本书的各位撰稿人都接受了此一训练，都具有良好的研读简帛文献的能力。近十年来，在撰写上博楚竹书注译文稿的过程中，我们仍然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一）参考学者的意见，重新审订每篇竹书的简序；（二）甄别文字释读的正确与否，淘汰错误的意见；（三）搜集有价值的注释并作比较，以确定最可靠的训释；（四）形成新的理解，并作出评论和提出新观点。笔者认爲，做好集释是做好本书注译的基础。从体例来看，本书的注译部分设置了“简介”“原文”“注释”“今译”“思想”和“参考文献”六个部分。本书注译成果的初稿，曾于2018年11月2日邀请陈静研究员和曹峰、刘国胜、李鋭教授作了专门的审閲。在随后两年，我们对本书的注译部分作了较大的修改和补充。值得指出，相对于原计划，我们又增加了数篇竹书以作爲研究对象。

第二，对于上博竹书哲学文献的思想研究，我们的工作可以分爲两大类，一类是个案研究，另一类是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涉及《孔子诗论》《性情论》《容成氏》《恒先》《凡物流形》《参德》等重要篇目，综合研究则涉及孔子类、《礼记》类和儒家政治思想类著作。后者所涉竹书较多，故我们采取了综合研究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我们梳理和分析了这些竹书的思想内涵，比较了它们与先秦诸子的思想关系，并力图阐明其主题、结构、特质和学派归属等问题。在观点上，我们一方面主张创新，但另一方面认爲创新必须是恰当而真实的。而且，整个论述必须平允有度。而在整个研究中，我们始终关心上博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人们对于先秦哲学之思想内涵的问题，上博简的意义和价值最终也系于此。

我们研究上博竹书所遇到的难点大概有三：（一）竹书文本的训读。在很大程度上，竹书对于今人来说是“陌生人”或“远方的来客”，它们穿越历史的尘土而兀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竹书在文字、文本上的陌生性自不待言，其思想上的陌生性也是不难见到的。传世先秦秦汉典籍一般有古人注疏，训释成熟，出土文献则不然，没有现成注疏可据，故上博竹书的释字和训释都衹能在当代学者间循环展开。据笔者的感觉，上博楚竹书的原释文和训释大多不够成熟，不准确和不通顺的地方很多，甚至简序也往往存在较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通过集释和比较的办法来解决的。通过集释，我们研读竹书的能力及对相关意见的批判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大步的提升。（二）竹书学派性质的判定。此方面的难点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个别竹书的学派性质难以判定，二是如何再判断儒家竹书更具体的学派归属。“学派”是汉人纔正式建立起来的概念，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有“六家”的说法（《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有九流十家的分别，但毕竟这两种分法都衹是对于诸子学派性质的简单归类，距离先秦百家争鸣的实际情况较大。今天，我们在诸子的分派问题上又多了一层障碍，即受到了当代语境的严重干扰。正因爲如此，在作竹书的学派判定之前，我们应当努力廓清自身的主体性迷思，做到态度更爲谨慎、冷静，证据更爲客观、踏实。（三）分辨竹书思想的新价值。上博竹书有哪些思想是今人前所未知的观念和学说，并且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将改变今人对于先秦哲学或思想的看法？这是两个重大问题。而对于它们的回答，一方面依赖于我们对其思想的研究深度，另一方面依赖于我们对于整个先秦思想的掌握程度。

我们研究上博竹书的方法主要有：（一）语言学的方法。所谓语言学的方法包括古文字、古音韵和训诂学等方法。笔者要求每位课题参与人应当熟悉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原字形，掌握上古声韵相通的基本规则，熟悉根据语境判断字义的技巧，自觉运用电子检索工具来调查关键字词和术语的古典涵义。（二）二重文献比较、分析法。此种方法即是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作比较，并加分析的方法。运用此种方法的目的，一是爲了更好地辨明竹书的思想内涵，二是爲了更公允地推考和判断竹书的学派性质。不过，在判断竹书学派性质的问题上，笔者还强调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方法。考据是爲了充分调查和占有材料，但它衹有与义理相结合纔有意义，因爲学派性质或学派归属归根结蒂是根据其思想属性来判断的。（三）解释学的方法。此处所说解释学方法包括两种，一种是文本解释学的方法，另一种是哲学解释学的方法。文本解释学的方法是，本书对竹书的字词、文义解释采取从整体到部分和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解释法。同时，如何理解竹书的思想还涉及我们对于整个战国思想背景的把握，整个战国思想的背景也是笔者在此所说的“文本”概念之一。所谓哲学解释学的方法，指从竹书文本到先秦哲学思想系统，或者从哲学观念到竹书文本的解释方法。此种方法的运用，使得我们对于整个竹书的解释看起来是哲学的。哲学解释是理解上博竹书的高级形态。（四）思想分析的方法。此种方法是研究上博竹书哲学文献之思想的同一性方法，也是本书所运用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方法。在研究的过程中无论我们使用了多少种方法，从笔者设置的主题来看，它们都必须指向或通过“思想分析”来发挥其作用，甚至本书的注译部分从根本上来说也不过是爲了理解竹书的思想。“思想分析”方法的出发点是“思想”，其归终同样是“思想”。“分析”强调内涵的推演和阐明，但本书同时注意结合先秦整体思想背景来作分析，以避免分析的主观化。

四

《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原课题设计的预期目标，而且在形式和观点上都取得了一些创新。应当说，本书的写作，推进了学界对于上博竹书之思想内容的研究和理解。

除了首次以“哲学文献”的名义将上博简相关文献集合在一起而具有很强的学科意识之外，本书注译部分也取得了一些创新，具有自身的特点。其一，本部分由“简介”“原文”“注释”“今译”和“思想”五个部分组成，其中“今译”和“思想”两项是研究上博简的同类成果一般没有的。需要指出，我们对每一篇注译的参考文献作了汇总，编入书末，作爲总参考文献。其二，本书的注译以“读本”爲目标，在忠实可靠的基础上强调其可读性。爲此，本部分所列竹书“原文”尽量采用通行字，同时注释力求简明扼要。目前，学界关于上博简的研究文章一般很繁琐，技术性很强，可读性很差，非常不便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接近它和使用它。其三，从时间来看，本部分是上博简哲学文献的最新读本，它广泛参考了相关成果，吸收了衆多意见，故本书的注译部分是值得重视和推广的。

本书的思想研究部分在形式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其中后者是主要的。个案研究和综合研究是本部分的两种主要形式。前者是相关学者普遍采用的方式，而后者则甚少采用。在个案研究上，本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恒先》，本书对它的研究由三章构成，应当说在多个层面和多个问题上推进了学界对于此篇竹书的认识。在综合研究上，本部分最突出的例子是对以孔子爲中心的竹书和对儒家政治思想类竹书的研究，具体成果参见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应当说这两章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当前上博简研究所存在的缺陷。从内容来看，本部分的观点和创新可以大体概括如下：

第一章至第三章分别论述了竹书《孔子诗论》《性情论》和《容成氏》的思想。（一）第一章认爲，《孔子诗论》主要表达了孔子的诗学，甚至可以说，在目前所有可见文献中，孔子诗学在此篇竹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孔子诗学的最一般原则是“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志、情、意三者都围绕“情感”展开。《孔子诗论》对于具体诗篇的解释都体现了此一原则。此篇竹书还特别强调诗的道德性内涵，通过“以色喻于礼”而达到了“贤于其初者”的突破，使人的情感生命上升爲道德生命。竹书《孔子诗论》与春秋时期流行的“断章取义”及《毛诗序》“美刺两端”的解诗原则是不同的：“断章取义”的目的是交往应酬，而“美刺两端”的目的是作政治讽喻；据竹书可知，孔子解诗以道德教化爲本，与“断章取义”说和“美刺两端”说大殊。（二）第二章认爲，竹书《性情论》（即郭店简《性自命出》）以情和以气论性，这是其重要特点；从道德的角度看，《性情论》的“性”概念可能包含“性善”之意。“性”通过“心取”的作用而表发爲情，竹书的“情”兼具真实和情感两义；礼乐的生作是以人情爲基础的。“心”是“性”“情”的共同主宰。“心术”是修道的“四术”之一，它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修炼，与外在的礼乐教化是相区别的。竹书《性情论》还提出了“四海之内其一性也”和“教所以生德于中”的重要观点。《性情论》的心性学说是目前所知最早、最系统的心性学说。（三）第三章认爲，《容成氏》属于子书性质，其前半部分通过尧、舜、禹三圣禅让的传说深入地阐发了儒家的禅让思想。此篇竹书显示，从贤贤相禅到父子相继的转变很可能是因爲“贤”所包含的“才能”力量最终超过了所谓“道德”力量的结果。同时，在由尧所开啓的禅让观念中，“能禅性”正是通过“能让性”表现出来的：前者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而后者与道德哲学具有密切关系。不过，在权位转移的过程中，“让”的原则转变爲程序化的“五让”礼制，却在一定意义上异化了人们对于“贤”的传统内涵的理解，道德性的因素反而因此礼制的开啓而隐蔽不彰。由此而言，从尧的“视贤”“兴贤”“让贤”到舜禹的“五让”，最后到啓的“攻益自取”，不管它们表面上看来有多么大的间隔，但它们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四章和第五章属于综合研究，前者论述了孔子类竹书的思想，后者论述了儒家政论类竹书的思想。（一）在第四章中，我们将《仲弓》《季康子问于孔子》《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和《顔渊问于孔子》等篇称之爲孔子类竹书或《论语》类竹书，它们都以孔子爲中心，并且其中部分语句即见之于今本《论语》。这类文献主要表现的是孔子的政治思想，以“爲政”爲关键词。在这些竹书中，孔子强调道德教化，同时注重爲政者自身的德行修养。此外，这类竹书记述了孔子的“民务”思想，包括孔子对于民衆的犯罪和犯过的不同态度和处理方法，以及孔子区分仁人和邪僞之民的思想等。此类竹书很可能是编纂《论语》的材料来源；而通过比较这类竹书与今本《论语》相关章段，可以阐明《论语》文本的形成及其演变问题。（二）第五章以政权问题爲中心，集中论述了上博竹书的儒家政治哲学思想。这类竹书认爲政治权力来源于天下人，是天下人的公器。而此公器关联着天命、民心和德能三者，而此三者通过此公器彼此産生作用和影响，共同爲政权的合法性奠定基础。从统治者或爲政者的角度来看，这即要求他一方面必须持续不断地修德聚能，另一方面又必须不遗余力地依据“仁”的原则来治理人民。如此，他纔能够顺应天命和合乎人心，从而可以获得政权，或者可以维系此一政权。统治的合法性取决于“德”“能”两个因素，一旦德衰或能退，人君的统治就会丧失其合法性。在政权的转移方式上，上博儒家竹书设想了三种方式，即“禅让”“世袭”和“革命”三种。这三种方式，是早期儒家政治哲学讨论的一个思想重点。从精神层面看，政权转移的终极根据在于仁道，“仁”是爲政治国的根本价值原则。

第六章至第九章论述了道家竹书的哲学思想，其中前三章专门讨论《恒先》的相关问题及其思想，后一章则专论《凡物流形》。（一）第六章认爲《恒先》的宇宙生成论可以分爲三重，第一重以“恒先”爲终极始源，将整个宇宙的生成划分爲“恒无”和“气有”两大阶段；第二重以“浊气”“清气”爲起点，指向人、物的生成及其如何生成；第三重以“或”爲起点，指向名事世界的生成。竹书的“气”概念可划分爲本源之“气”“浊气、清气”和“天地之气”三种，它们在宇宙生成论中的位置和功能都不相同。“恒先”的特性是“无有”，而“有”又以“气”来作规定，“无有”即是“气”的否定状态，因此《恒先》的哲学基调是气论。从竹书上下文来看，“自生”是指“气”的自生，此一观念不能应用到宇宙生成的每一阶段上。竹书所说“或作”及论万物的生作，带有泛灵论的色彩。（二）第七章着重研究了《恒先》的疑难概念“或”，认爲它在竹书中作不定代词用，是“或物”“某物”之义；在生成论上，它介于无（“恒先”）和有（“气”“有”）之间；从位置和功能来看，它大致相当于《庄子·至乐》篇所说的“芒芴”。（三）第八章在溯源浑天说的宇宙生成论和结构论的基础上，着重探讨竹书《太一生水》《恒先》两篇与浑天说之理论来源的关系问题。本章认爲，《太一生水》的“水”非常近似于《浑天仪注》中的“水”，而《恒先》“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是浑天说相关理论要素的最早源头，因此浑天说的部分理论要素和特征在战国中期很可能已经出现。（四）第九章主要论述了《凡物流形》的哲学思想。本篇竹书不仅对形物世界作了具体描述，而且着重关注和思考了形物世界统一的本原及其生命根源的问题。竹书认爲，生者与死者、明界与幽界是贯通一体，而不是彼此隔絶的。竹书阐述了“道”与“一”的关系，提出了“有一，天下无不有”的本体说，论述了“察一”“得一”和“守一”的功夫论；认爲“察道”是“修身而治邦家”的依据，而“修养”和“治邦家”则是“察道”的两种功用。

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论述了《参德》和《鬼神之明》两篇竹书的思想及其相关问题。（一）第十章认爲《参德》篇的题名应当爲“参德”，而不应当读爲“三德”；“参德”是指明王与天时、地财、人力相并的无思之德。此篇竹书非常重视“天时”的概念，这个概念既包括春夏秋冬四时节气、恶劣天象和一月的弦日、望日，又包括每一日的平旦、天明等时间点。竹书主张敬顺“天时”，提出了“天恶毋忻”“平旦毋哭”“明毋歌”“弦望斋宿”等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禁忌礼节。“天时”来源于“天”，“天”指皇天上帝，是一神性的、主宰性的天。“天礼”是上天意志的体现，是人所必须遵行的规定和秩序。在治道方面，竹书主张人君以“无思”之德与天时、地财和人力相参；同时，又主张人君应以“度官于人”的原则来选拔官吏，应当“临民以仁”。从总体上来看，《参德》篇综合了阴阳家、儒家、农家和道家的思想，其学派性质较爲复杂。（二）第十一章分析和讨论了竹书《鬼神之明》篇的鬼神观，认爲“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是此篇竹书的根本观点，而“明”与“不明”是就鬼神能否做到赏善罚恶来说的。从超越的角度来看，赏善罚恶是鬼神的应然法则，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鬼神会出现“善者或不赏，暴者或不罚”的情况。竹书作者从鬼神的能力和意愿上猜测了“鬼神不明”而无法做到赏善罚恶的原因，衹不过作者认爲他对此不能明知。竹书所持鬼神观与《墨子》一书所表达的墨子的鬼神观有根本区别，墨子坚信鬼神之明，且永远、完全可以做到“善者必赏，暴者必罚”，因此本章认爲，此篇竹书不太可能是墨子或墨家学派的著作。

归纳起来，本书的两种成果一在于给学界提供了一份关于上博楚竹书哲学文献的新读本，有利于学者特别是非简帛学者进入上博简的文本和内容，有助于专家学者对于上博简和先秦哲学展开相关研究。二在于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上博简特别是儒家和道家简的哲学思想，有的论域和问题是我们首次提出来的，有的论域和问题虽然出自其他学者，但是我们作了深化和拓展。本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和新看法。据笔者所知，本书是学界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上博竹书哲学思想的著作，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五

上博简和郭店简、清华简、马王堆帛书等衆多出土文献一起，已经或正在改变学者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理解和看法，而不衹是爲相关研究带来了所谓丰富的新材料。笔者认爲，出土简帛文献爲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带来了充沛的活力和十足的魅力，而且在较大程度上正在改写春秋战国哲学史，其学术价值和意义非常重大。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一个当代学者如果不深入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思想，那么这即意味着他很可能丧失研究先秦秦汉哲学、思想的资格。

有的学者会不以爲然，可能弥漫着如下观点或想法：其一，对于理解先秦秦汉哲学、思想来说，流传下来的传世典籍是足够的，也是最重要的；其二，出土文献之所以没有流传下来，是因爲其内容不重要，被淘汰了。这两种互爲因果的观点和想法，我私下曾听到一些时贤曾表达过。但笔者在此不得不说，这是两种看似充满逻辑，实则大谬不然的观点和看法！近半个世纪的出土材料，特别是其中的大量经子书籍，爲今人重新理解、还原和构造先秦哲学和思想，不仅提供了细节上的丰富性，而且提供了内涵上的深刻性，包括结构性的思想变化。

马王堆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是今人重构黄老学的主要材料，而如果没有这四篇文献的发现，那么今人对于黄老思想的理解是很抽象和很模糊的，是漫汗而不切实际的。在这四篇帛书的基础上，我们纔得以断定，战国至西汉前期的道家主干是黄老而不是老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以追求个体自由爲目的的生命哲学，其核心概念是“无爲”而不是“自然”。郭店简《老子》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观点，因爲此种《老子》甲组的主题即爲“道恒无爲”。

据笔者的考证，郭店简《尊德义》《六德》《成之闻之》三篇很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性自命出》也有可能是孔子本人的著作。流行说法是，《性自命出》是孔子弟子的著作，但即便如此，笔者认爲，它很可能主要反映了孔子的性命思想。这四篇竹书的发现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关于孔子著作的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于孔子思想体系及其内容的理解。根据这几篇竹书可知，性命论和位分伦理学说是孔子的两大思想创造，其理论价值十分重大。另外，上述几篇竹书的出土不但改变了我们关于孔子的著作观，而且这几篇出土竹书对于研究孔子的思想来说，应该比《论语》更爲直接和更爲重要。不仅如此，上博藏孔子类（或《论语》类）竹书进一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论语》的神秘性和权威性。《论语》其实是一个经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精心编撰及在汉代经过朝廷和经师有意抬升的文本。而这一文本的权威化和经典化，可能是导致孔子本人著作遭到忽视乃至失传的原因之一。

对于孔子的诗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以前人们衹能通过《论语》的只言片语及汉人的一些说法来作归纳和回答，但上博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此一窘迫状况。此篇竹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孔子诗学文献，它在诗学上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迄今所见其他任何一部或一篇文献。竹书“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意”这三句话，不仅是对孔子诗学之基本原则的揭示，而且是对先秦儒家诗学之一般原则的揭示，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说，《孔子诗论》将人们对于孔子及早期儒家诗学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出土简帛书证明了孔子之孙——子思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先秦儒家，其思想是先秦儒学乃至中国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中，子思子及其思想遭到了学者的严重忽视，《中庸》与子思分离，且其著作时代通常被放后于秦汉之际。《史记·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隋书·音乐志》载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这一传统说法长期受到否定。现在看来，传统说法仍然是可靠的。《礼记》将《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四篇连抄在一起，这不会是无缘无故的；而郭店简和上博简《缁衣》的发现，则直接证明了司马迁、沈约说的可信可靠。而简帛书《五行》的出土不但揭示了“思孟五行”说（《荀子·非十二子》）的具体内容，而且由于其与《中庸》具有文本和思想上的密切联系，故“子思作《中庸》”的传统说法重新变得可信起来。《五行》和《中庸》这两篇文章均以修身成德爲主题，从一定意思上来说，它们代表了先秦儒学的思想深度。而因此，子思子在先秦儒学史上的地位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对人君之最高权位的合法性问题的思考，是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儒学对于此一问题的看法或观点是什么，因爲文献不足征，所以人们的认识往往是模糊的，有的学者甚至没有意识到此一问题。综合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容成氏》《子羔》等篇来看，战国早期儒家对于天子最高权位之合法性的思考已经达到了相当复杂和深刻的地步：《唐虞之道》强调了“爱亲”与“尊贤”的统一；《容成氏》阐明了能让性是能禅性的前提，并对禅让和世袭两种制度作了区别和评价；《子羔》篇则认爲“德贤”比“神种”（“天之子”）更爲重要，更具合法性。总结起来，这三篇竹书从理论上发展了孔子的尧舜禹禅让说，是先秦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孟子与万章关于天子之权位的对话（《孟子·万章上》）纔是合理的。此外，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包含了衆多关于治道或治理哲学的佚书，它们大大丰富和深化了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儒家民本主义治理哲学的思想内涵。

以上所列数点，大体上以中国哲学爲视角，在几个方面显示了出土简帛文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它们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还原和重构具有重要的作用。出土简帛书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是当代中国学界和国际汉学界的大事和盛事，目前仍处于其整理和研究的高峰阶段。从内容看，上博竹书很重要，思想含量很高。自2013年以后，学者对于上博楚竹书的整理和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书专门研究了上博简的哲学文献，这包括思想研究和注译两个部分。我们希望，本书的注译部分能够给中国哲学界进入上博竹书提供一条方便途径；同时希望，本书的思想研究部分能够给人们理解上博竹书的思想提供一些观点、问题和啓示。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深化上博竹书的研究，有助于推进先秦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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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