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公不顾私

—— 孔德墉先生行状二三事

作者：张振涛

来源：《中国音乐学》2023年第2期

孔德墉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资料室”(图书馆的初期称呼)最早的负责人，为收藏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的三件事尤为突出：第一，参与接受盛家伦的两万册图书，第二，谋划接手郑颖孙180件乐器书谱，第三，确立音乐图书馆分类法。“三板斧”让资料收藏其道大光。图书馆最珍贵的一批藏品均出自他手，后人不能不对这位生命力超级旺盛、记忆力超级强健的创始人的回忆与口述刮目相看。是历史的恩赐还是孔德墉的存在推动了音乐图书馆拾级增高、最终担得起“天下第一楼”的盛名?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书谱收藏史的幸运，而受惠者更愿意将这种小概率的幸运解释为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

一个好的研究机构同时也必须是一个好的资料中心，独一无二的图书资料是衡量一家学术机构品次的重要标准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无论是宫廷藏书阁，还是私家藏书楼，基本上都没有音乐书谱的专藏，裹挟于“经史子集”夹缝中的音乐，若隐若现、若有若无。中国音乐研究所建立音乐图书馆的意义，就在于改写了不把音乐当回事的状况，以专业性、系统性、规模性，使无处安身的音乐学找到了独立门户的家。一批学者，一时俱起，网罗理董，以夜继朝，在简朴平静的年头致力于收藏事业，把尚未聚集的音乐典籍汇集一库，让学科大致摸清了丰厚家底。稿本、抄本、善本、孤本、珍本，囊丰箧盈，蔚为钜观，使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成为中国音乐资料库藏的无冕之王。如果把晚清以降音乐家为寻求自立而汇集音乐资料的目标视为一种连续行动的话，那么探视这座富甲四海、一峰独秀的图书馆，就是回视“兴废系乎时序”的历程。

2022年12月25日，孔德墉先生故去(享年96岁)。他是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开创者，也是“资料室”(图书馆最早称呼)最早的负责人。他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一尘不染的样子，定格于仅差五天的新年前夜。过去一年，单位名册上挂出了多次缟素，孔德墉、简其华、毛继增，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几位年逾九十的高龄长者，都于2022年谢世。他们代表的时代正在远去，而他们积累的库藏却永不消失。这篇诔文就是为了让历史记住他们留在来路上的深深辙痕，以免遗泽无复可识。

孔德墉先生做过一系列今天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大事，其中三件尤其突出：第一，参与接受盛家伦的2万册图书，第二，谋划接手郑颖孙180件乐器书谱，第三，确立音乐图书馆分类法。“三板斧”让资料收藏其道大光。图书馆最珍贵的一批藏品均出自他手，后人不能不对这位生命力超级旺盛却于最好时节不得不黯然离职的人投以歉愧目光。不知是他出生晚了还是时代早了，他遇到了孔氏家族“推尊入卑”最终成为反面角色的年头，昔日第一世家的荣耀带来了无尽麻烦。1957年，文彦出任资料室主任，实际上是对他的曲加革斥。虽有李元庆庇护，但进退皆受羁牵，意见屡遭蔽塞，60年代初成为第一批“下放干部”(他的用语“被淘汰”)，使他心灰意冷。“文革”时，屡遭批斗。之后，他再也不愿回到音乐研究所，先选择去了美术研究所，1980年转赴香港，继承家业，弃文从商。

199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在香港举办中国乐器展，他看着老器物的表情，让人感到比之人言，倒是默默无语却留下过年轻时代手泽的藏品让他“胸隐然痛，心砰然跃”(钱锺书语)。某种程度上讲，是乐器藏品让他心底回暖，尽释前嫌。可见博物馆具有一器以勾恩怨、一物以平沟壑的作用。2010年，他策划、出资、出版了《李元庆纪念文集》。让他赞美的人不多，李元庆是他真心拥戴的领导。这件事没人逼着他做。心甘情愿，出钱出力，与其说是对老领导的交代，毋宁说是对年轻岁月的遥寄。命运似乎又给了他一个反馈机会，让一辈子没有名分的“戍边卒”终于获得了在一本严肃著作上署名的光荣。因署名而正名，因丹心而汗青，多少慰藉了鬓霜时节“非官身”的寒心。他神采奕奕亲率我们到周巍峙家请其作序的路上，笑着说：“又去找组织了”。

说起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杨荫浏、李元庆、黄翔鹏等，谈起资料，也会想到王世襄夫妇和有“扫地僧”之称的李文如，孔德墉则因几十年远居香港，成为一个被忽略的名字，如同隐士湮没于中心叙事。其实对图书馆收藏事业的贡献，大多数人远不如这位深藏不露的人。他应该成为“资料室”的叙述主角。

他收藏郑颖孙乐器的事，我在《怀满铿锵》(《中国音乐学》2009年第4期)一文已有叙述，此不赘。对于他的生平，尚待系统梳理，一篇行状，难以尽举。本文仅举三事，以见其功，也表达我们对孔德墉先生的哀思。

一、盛家伦书库

(一)藏书家

盛家伦(1910—1957)，因演唱电影《夜半歌声》插曲(田汉词、冼星海曲)而影响广泛。1935年他与吕骥、沙梅等在上海组织合唱团，从事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参与过“新音乐运动”的许多大事。他是中共地下组织成员，曾穿上国民党军装，借宪兵队的车，掩护田汉出逃。田汉观看俄罗斯作曲家阿甫夏洛穆夫创作的中国风格歌剧《孟姜女》后，直率地指出朗诵调食洋不化，引用盛家伦的话：“黄源洛的《秋子》用西洋标准的朗诵调，结果人们都学着用唱洋歌的调子念‘哪里来的奸贼，我把他丢在河里’，传为笑谈。如今《孟姜女》的‘看四下无人，不免脱下衣衫，亲自捞取便了’，‘你唱个歌儿，我放你过关，也就是了’，都同样可笑。”可见田汉与盛家伦关系非同寻常，并对其民族声乐鉴赏力大为钦佩。

1935年冼星海回国，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特科，委派盛家伦与周巍峙，做冼星海工作，争取其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这使冼星海改变了出国计划，转赴延安。

1953年起，盛家伦定编为中国音乐研究所“通讯研究员”。说来奇怪，他的名声不是因为演唱《夜半歌声》，而是因为藏书。他生平落拓，不利营谋，把钱都花在藏书上。术有专攻，藏有专类，在音乐领域，他的品鉴力到了在京城藏书圈内举足轻重、左右书价的程度，常以书霸式作风对付书商。孔德墉回忆道：

他家的地上，堆着一包袱一包袱的书，都是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送来的，东四“中国书店”那边的也有。书商在一函书中，拆出头一本和末一本，让他估价，看值多少钱。书商不懂音乐，叫他鉴定。什么朝代?品相好不好?大概多少钱?许多好书，盛家伦留了下来，没给人家钱，人家也不好意思要。

孔德墉回忆盛家伦与书商会面的场景，听他纵论天下藏书楼与各类版本，什么宋版、明版、秘书阁、道光本。各家藏书与自己的相比，先比有没有，后比什么版本，最后比开本、墨色、品相。在乐书、乐谱领域，他敢与任何藏家一争高下，所以，这种名声既让人意外也顺理成章。

(二)落魄者

盛家伦也有过“男儿何不觅封侯”的雄心。但1949年后，居功自傲，没有走上领导岗位，不免自甘沉沦。孔德墉继续道：

当时盛家伦40多岁，情绪不好，天天骂街。盛家伦是光棍，李元庆对我说：“你也没有女朋友(那时李元庆太太李肖，还忙活着给我介绍女朋友呢)，你就星期日到他那里学习吧。他懂得图书，你多请教，好为图书馆做点具体事。”

当时盛家伦住在王府井附近东单栖凤楼一个小院的二层楼内。先后同住的有黄苗子、郁风夫妇，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北京电影制片厂制片主任戴浩一家，时任文化部处长的邬析零一家。邬析零住楼下，盛家伦住楼上。楼下一间大厅和两间侧室，因吴祖光介绍，曾为上海《新民报晚刊》驻北京办事处。《新民报晚刊》总经理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常在此旅居。1957年“反右”后，小院被视为文人相聚的是非之地。主持运动的领导表示，不能让这批人住在一起。于是，黄苗子、郁风一家，搬到王世襄的芳嘉园小院。

盛家伦家里除了两个沙发没别的。他生活起居很不正常，中午12点起床，所以我得下午去。礼拜天也一样，到那儿一块儿吃饭。吃饭也很奇怪，饭店外卖送粽子。要几个?我去也要两个。四个粽子，你来两个，我来两个。吃了聊天，他就开骂。1949年后，他自然应该当官，但他不买一些人的账。

没有人描述过盛家伦的内心，近在咫尺的孔德墉看到了他的短处。对组织认同，对领导不认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仕途。生活毫无规律，目中无人，难以相处，成为致命要害。他最大的贡献是帮助田汉逃避了国民党追捕，动员冼星海转道延安。对其艺术名声奠定影响最大的当然还是因为电影插曲的演唱者，这些导致了他过分自负，前功尽弃。他是有资格成为领导也渴望成为领导却因特殊原因而不能成为领导的人，这使他处境尴尬。

(三)抢占风波

1957年，盛家伦病倒了，他的藏书成了各个单位窥伺的目标。孔德墉叙述道：

刚开始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没上医院，后来来了车，送到病房，住了两个礼拜。

我每天去，护士提意见：“你负责这病人吗?病房都成了俱乐部了，你叫那些人赶快走，不许再来了，能养病吗?”后来病情恶化，是尿毒症。

盛家伦到医院后，把家里钥匙给了我。我就住在他家，看到衣柜里怎么一件衣服都没有。白天上医院，晚上回去，吃完饭再回屋。他的藏书，各单位都打算据为己有，因为涉及舞蹈、戏曲。文联的、舞协的(舞蹈家协会吴晓邦非常想要)、美协的、剧协的，争着要。

究竟是什么书，当时我也不知道。没功夫翻，他摆得很乱，都靠墙堆着。他住院期间，我把书翻完了，知道有些什么了。

有一本书据说是盛家伦写的。他生前说，你别动这个手稿。最后我才动的那本手稿。看完才知道，不是盛家伦写的，是潘怀素写的。他把潘怀素的稿子抄了一遍。我知道潘怀素有研究燕乐的稿子，就是这本。

病情转化，开始还挺好的。第二天找了个湖南籍大夫，开的药方是，一条独参汤。一条人参，我得去买呀。那时，不能随便买，是高干专供品。李凌等人来看过，我就坐着李凌的车，找到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瀚笙。阳瀚笙开了封信，让我去买。

杨梅珠斜街，有个小院，是专供高干商品的指定地点。不是一般商店，但也是商店，得有介绍信才能买东西。有700多元一条的人参，太贵了，买不起。虽然前两天我身上带着800块钱。后来买了460元一条的，赶快回去。医院给我开了一间房，拿了个电炉子，把人参放里边。煮呗，煮完后，十点多钟，但他已经咽不下去了。腿和脚，肿成面包一样。不行了，咽不下去了。搪瓷缸一小碗，喝不了了。一点多钟，盛家伦去世了。

那条人参，不是一块，是一整条，而且是野参，从头到尾的一条，有头有须，这么长一条，我得喝呀。还有个锦盒，里面还有渣，我磕到手里，一块儿吃了。吃了以后觉得怎么那么甜?看来是拿糖腌过的，甜得很。喝了独参汤，把电炉子、搪瓷杯交还，还了钥匙，去了火葬场。

在火葬场，我们一起推进去。我亲手给他捡骨灰，人家告诉我先捡哪块，后捡哪块，最后把天灵盖，摆在上面。我给他买了骨灰罐儿。他有一个舅舅，带他一块去买，得叫人家满意才行。到了安定门，看了一个古董罐儿，真不错，窑烧的，非常好。我们连夜写挽联，有替赵丹写的，还有替别人写的。追悼会来了很多名人，老一代电影人金山等都来了。

此事发生于1957年，正值“反右”。李元庆让孔德墉不要回所，有意避开，天天泡在盛家整理图书。

吕骥早就给我布置了任务，他说：“你这两个月不能离开(我刚结婚呢)，就得在那儿待着。各单位都会来抢书。住医院的钱，是我们音乐研究所出的。这个理对不对?想要书，得先拿钱来。你们没拿钱，这就不好说了。书怎么处理呢?你得记好，他是赠送给中国音乐研究所的。明确这一点，别人就不来抢了。”

为了不让别的单位抢，就得先登报，先发《光明日报》。那天晚上，吕骥对我说：“你拟个稿吧。”我说：“不行，我拟稿还得给李元庆看，你拟稿就不用给李元庆看了。”其实我已经和李元庆商量了，这是李元庆让我这样说的。

吕骥给我的任务还有找自传，他连个自传都没有交给过组织。他的信很多。我主要是找遗嘱，假如遗嘱说要送给别人，我们就麻烦了。但确实没有。

李元庆和邬析零，同在延安，交情深厚。邬析零答应，第二天发稿。一见报，其他单位全都傻了。名正言顺，归音乐研究所了。

我住了两个多月，后来资料室的周昌璧等人也来参加了登记、入账、分类。我在那儿整理，她们登记。

李元庆还派了王世襄、杨友鸿、何稚洁等人一起参与了书目清理造册工作。

(四)营构既成

这段故事，刀光剑影，幕幕惊险，场场惊心。表面上是“盛家伦遗嘱将藏书约两万册全部捐赠中国音乐研究所”，实际上是吕骥、邬析零、李元庆、孔德墉合作导演的一场接收大戏。吕骥顶层设计，命笔定调；邬析零保驾护航，弥缝曲护；李元庆深谋远虑，未雨绸缪；孔德墉贴身跟进，亲力亲为。四位音乐家，上下贯通，前后一心，终于把这批珍贵藏书尽收囊中。图书馆分量，平添千钧。

孔德墉是我所见过的记忆力最强的人，几十年前发生的事，何年何月何时何人，脱口而出，许多细节，描述清晰，极富画面感。我之所以尽量保持文本的口述形式(难免的讹误略有矫正)，也是想保留这份栩栩如生、颇具现场感的叙述。这则故事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大事记》中只有短短一行字：“1957年5月10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盛家伦在北京病逝，终年47岁。盛家伦遗嘱将藏书约两万册全部捐赠中国音乐研究所。”然而，人们无法想象这字里行间却深藏了天机。发生于1957年的波澜不惊的事件，没有参与者的讲述，谁也不敢相信，更无法以书面方式流传下来被世人知晓。他的口述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有关资料收藏的“常规定势”。原来汇集宝藏，不仅要靠购买、捐赠，还要“斗智斗勇”“明争暗强”，甚至上下其手，里外联通。想到这里，就不禁冒出一身冷汗来——幸亏孔先生的手脚麻利，更幸亏他的超强大脑！

文学家也无法设计藏书主人濒临去世之际，另一位主角跑前跑后、暗中揣度并意外获得吞咽一根百年老参的“插部”以增加紧张之外的风趣幽默的添枝接叶。至于他与吕骥、李元庆栩栩如生的对话，更是小说家无以描绘的妙笔生花，这些引出无限焦虑感的“桥段”，都增加了收藏的紧张度。吕骥、李元庆以惊人的洞察力和行政执行力，定调定规，没让转手过程，一波三折。单位发文，等于宣告所有权。结果急转直下，主人耗尽一生精力与最后一丝气力渴望找到藏书最好归宿的托付，没有白白耗费。孔德墉重任在肩，站立台中，成为整个故事的串场人，戏剧效果超出想象。

当各单位图书馆还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分得一杯羹时，盛家伦藏书已经原封不动地躺到了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的新书架上，仿佛书架外的争夺与它们的命运毫不相干。光看目录，便会有开卷惊人、云霞满篇之感；再看品相，更会生出“过屠门而大嚼”的过瘾。超大开本的《律吕正义》，如同刚印出来依然散发墨香的《魏氏乐器图》(1780年)、《乐学轨范》、《荀勖笛律图注》(1800年)，纸白如玉、字墨如漆的《瑟谱》(1813年)、《拟瑟谱》(1691年)，闻所未闻的《水云笛谱》、《赵氏昆腔笛谱》(1844年抄本八册)、《双忽雷本事》(1910年)......一本本、一册册、一套套，全是好书!看到这些就会明白，盛家伦是位名副其实的行家里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眼光独到，下手准确。

从书目上便可得知，盛家伦是位有学养的收藏家，没有音乐学积累，无从判断典籍价值。还有个细节耐人寻味，盛家伦把潘怀素研究燕乐的手稿(翻译日本音乐学家林谦三的书稿)抄了一遍，这份抄本令人意外。燕乐宫调研究，不是简单理论问题，愿意花气力抄写这类书稿，足见素养。由此可知，盛家伦虽未留下文字，但藏书确有学养支撑，绝非仅凭爱好就能够收集上万册音乐古籍那么简单的事。他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仅是位唱歌家。

本雅明说：“书籍并不是因为收藏者而活了过来，而是收藏者通过书籍得到了生命。”“盛库”之名，就是让盛家伦不朽的丰碑。

(五)专藏“盛库”

李元庆批专款定做了一批书架，辟为特藏，单独建立了索书号，简称“盛库”。

带玻璃门的书柜，是从北郊木材厂定做的，质量非常好。木头烤干了，烘干的湿度要特别注意，木头太干，以后就弓了，或者翘了，走形。一走形，玻璃门就关不严。跟普通书架不一样。

东直门外新源里西一楼的图书馆和音乐史、乐器陈列室，是两个打卡地。一个位于底层，一个位于顶层。天庭地基，顶天立地。一层格局，南北两分，中间一堵承重墙。前后切为三大隔间。外间是阅览室和出借口，内里是书库。书库分两部分，外是外借图书，内是版本库。版本库的亮区，就是“盛库”。当年大部分书架都是横栏式，只有“盛库”带玻璃门，那无疑是“贵族身份”的标志。

书库的每本书都有数本，部分对外借阅，一本存放版本库。孤本、善本，只允许在馆内查阅，不外借。需要借阅时，需经资料室主任签字。阅览室一侧摆放着音乐刊物、词典、类书等工具书，开架取拿，坐下来即可坐拥书城。

书库内排列书柜，沿左墙形成一条长廊。数列分隔，庋藏书籍。书架顶头贴有标签，按中文字母排序。找书就是根据索书号和信息查找。许多管理员对什么书放什么地方，门清儿，一看书名，即能准确找到第几排、第几架、第几层、第几本。我无数次见过李文如、王秋萍，看到书名即刻走到书架前抽出书来的事，那种功夫，就是用心的结果。

这是个吉祥年。两万册珍贵典籍收入图书馆。这应该是花费一生精力致力于音乐图书收藏的盛家伦最理想的归宿。吕骥、李元庆尽管持重，谈及这份遗产，也会狡黠一笑。孔德墉的行为，让人感到风雨时代练就的应对复杂局面的高超能力和专业智慧。新主人出手不凡，让藏书名正言顺地归属到老主人同属的音乐界。

二、收集与购书

(一)德国人留下的书

1949年后，许多外国人离开中国。许多单位的图书馆，由此获得了藏书。当然也有一些流散市场。李文如回忆，北京“东安市场”有家很大的二手书店，许多宝贝被识货者购买。1954年中国音乐研究所资料室成立，不久便迎来了第一批宝贝，即外国人留下的书。这件事也发生于1956至1957年间。孔德墉回忆道：

吕骥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金紫光很熟，都是延安出来的，年龄差不多。我跟吕骥说，我看到金紫光接受了一批外国人的书，能不能上那儿去看看。吕骥说可以呀!他给我写了封信。

金紫光说，这批书籍是接收德国人的，是德国人临走时留下的......边军是人民艺术剧院办公室主任，当时30来岁。他说：“需要的你拿走，给我留点。”我想，也不能全拿走。这批书有音乐、有戏曲，凡是戏曲的，中国音乐研究所已有的，都不要。另外看到版本好的，我说：“咱们俩换吧。”他说：“你随便拿，书都在箱子里没动。”我每天在他们楼里，开箱子看书。看看哪些归我，做一份清单。清册上表格密密麻麻，满满几张纸。最后决定，哪些书交给我，哪些不要，双方盖章，拿走了。

孔德墉向吕骥申报，调拨外国人离境时留下的书。成箱、成捆、成函、成套，洋装书、线装书。最后，抄成清单。那时人本分，孔德墉只拿与音乐相关的书，没有大包圆。吕骥充分利用制度优越性，调拨资源，占得先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这批一分钱不花的书尽收囊中。

(二)各地收集

1955年，李元庆派王世襄、孔德墉到南京、苏州、镇海、合肥等地收购音乐图书(《中国音乐研究所大事记·1955年》)。王世襄是鉴书行家，识货懂书，双目如炬。在摆放着越来越多被时代淘汰的书籍中，敢于把民间唱本和经卷并置其上。两人四处奔波，没有禁忌，只要符合专业需要，不合时宜，也统统放入书筐。

琉璃厂是圣地。有几间书店，除了下面一层新书，上面全是旧书。他们很快搞清了音乐书放在哪个角落，战利品往往来自足迹未到的地方。孔德墉仰颈搜索，入神入境，每次都不会空手而归。

1952年，孔德墉在天津遇到宋版《册府元龟》的雕版，200元买下，后来将木版捐赠中华书局。当时，收集古籍并非难事，但必须懂行。他们在天津买了不少书，大部分由王世襄鉴定。

三、初建分类法

查阅者进图书馆就是为了找资料，管理者就是为了让读者找到资料。提供捷径，是图书馆负责人的天职。当时的孔德墉，既不知道四库分类，也不知道“中图分类法”，更没听说过西方分类法，却像没有指南针仅凭着感觉就找对了方向的探险家一样，找到了捷径。

1958年，图书馆制定出《中国音乐研所图书分类表》《汉语拼音著者取号方案》，图书登录、分编，建立了四套目录卡，使音乐图书分类成为现代目录学的分支。这些都建立在孔德墉初期探索上。他回忆道：

1954年，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设计了“音乐分类法”。有了图书，怎么分类?做目录卡片，著录目录、书名目录、拼音目录、分类目录，做了好多事。不懂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系主任刘国钧[7](比我大20多岁)处请教。这个老头真不错!我请教他，他还叫我到他家吃饭。他著有《中国图书分类法》，但书中的音乐分类相当简单，我得自己细分。我找他学分类学，再加上我的音乐知识，弄出一个初稿。让他看过之后，我再改，改完后，他再看，最后制定出来一份音乐分类法。

后来我又认识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张兆，也处得非常好。这些人都是学者，我那时年轻，不到30岁。人家看我肯干，愿意教我。他介绍，我吸收，完全是自学，闭门造车，弄出来了。刘国钧肯定了我，说音乐分类法确实在中国图书管理系统上首屈一指。他说：“别人弄不了，你懂行。”我说：“我这不都是现学的吗!”

那时候只有大的分类框架，比方说民歌、戏曲、说唱，再从里面分出几类。我的分类按十进位作，0、1、2、3、4、5......按照刘国钧十进位体系派生。一个大类下面，分成小类。比如音乐史是1，下面再分1.1、1.2、1.11、1.21......就这样派生小类。根据馆藏，逐渐丰富补充。

中国音乐研究所使用的分类法，就是在此基础上搞的。半年后，文彦拿去了，我也就不管了。这件事，是我开始做的，后来人家不叫我管了。设计分类法，没人表扬我，但我确实拿它当个事业，而且确实发挥了作用。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后来也参考了这个分类法。

由大而小，逐项细化，生成逻辑。孔德墉竟然找到了留学美国的一流学者刘国钧，并将音乐图书纳入现代知识体系。“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200页，我读了400页，因为反复看，扩大了范围。”实用的图书分类，处处体现着他遍遍锤打的痕迹。

孔德墉也有过著书立说的想法，但积累没有留下来。他说：

我还做了一个副业，编辑油印了“二百种旧期刊音乐资料索引”，把《东方杂志》全翻了一篇。北京图书馆有一大批《东方杂志》，剩下的在上海图书馆。当年想出版，但领导不支持。二百种旧期刊编完后(只有几样不是音乐期刊)，都排好了，放在十二盒卡片盖里。“文革”时，知道将被查抄，我自己把它们烧了。今天返回来看，太可惜了，那是我自己烧的呀!害怕呀!当时心灰意冷，凉到底了。可惜了那套《索引》。

这则故事，让人痛心。李文如编辑大型工具书《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也是个逐渐积累的结果。

四、结语

杨荫浏、李元庆一代学者全面收集乐书、乐谱的事业，积小致巨，众少成多，以暗致明，以微致显。兴之于“接收”，继之于“盛库”，昌之于梅兰芳、程砚秋、郑颖孙的乐器捐赠，盛之于乐谱、琴谱、乐书的田野收求、八方汇流。

我因羁旅香港而在中国乐器展之际结识了孔先生，幸运地听到了他的故事。讲述地点，变换数次，第一次是他那座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海湾的巨大客厅的落地窗前，第二次是在位于旺角与他的豪宅相反、狭小的公司办公室内，还有数次是在他的商业帝国的饭店餐桌上。我开始埋头记录，时时忘了书写而不得不改为录音，因为那些“过去的事情”，高潮迭起，一波三折，孔先生兴致所至，“如健马在御，蹀蹀不能止”(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

孔德墉十几岁走出曲阜，不像孔府里的多数人坐享其成，不愿离开。他熟稔曲阜通向济南的道路，告诉我那条路原本也可以从大运河上扬帆而至。那不是孔子周游列国时盘旋的地界，是朱棣南下被铁铉阻挡的咽喉要道。当年齐鲁地界的著名琴家詹澄秋是否留意过这位行色匆匆、呼啸而过的同乡，但他就在詹澄秋眼皮子底下发现了音色品相俱佳的宋琴“轻雷”。1958年我尚懵懂无知，当然不知今生有缘的“忘年交”沿着我将来北上的道路风尘仆仆地南下。第一次采访后，我乘坐天星码头的航船回新界，沐浴维多利亚海湾的强风，禁不住为孔先生一生事与愿违、志功相背的经历嗟叹。伫立甲板，夕阳欲颓，蓦然想到他当年走出曲阜的年轻身影和不得已离开中国音乐研究所投奔香港的中年背影。对他的采访使我认识到，他的确是机构的“脊梁”，是我所遇到的靠一己之力改变机构含金量的梁柱之一。积器在藏，犹风在吹，而人不见；积书在库，犹日添长，而人不知。但乐谱、唱本可证，琴谱、抄本可证，垒在“盛库”书架上的一册册线装书可证，而最好的见证还是亲历者讲述来路时的咸涩泪水。从他口中我才了解了半个世纪前他做的那些风鸣骨惊的往事。概观其平生，怎能不发为深喟!

“十七年”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隐藏民间的书山曲海，敞开一扇扇大门，让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图书馆拾级增高，在专业排行榜上渐成崇阁。这到底是历史的恩赐还是因为李元庆、孔德墉、王世襄等人的存在而改写了走向?无论是历史选择了李元庆、孔德墉、王世襄，还是他们选择了这份事业，都是音乐图书收藏的幸运。没有上述收藏，图书馆就担不起中国音乐学“天下第一楼”的盛名。如果说王世襄以默默著述方式改变了藏书品质的话(编著不能署名的《中国音乐书谱志》)，那么孔德墉则以惊天动地的行为改变了收藏状况。两人同心辅政，让一批深藏厚闭、隐形灭迹的藏书，大光于天下。

口述史应当尽量减少回述的个人色彩，但看到这类人物所起的作用又怎能禁得住崇仰?以著述为评定标准的习惯是种蹈袭：实际上没有包括行动执行力所体现的覃思深功的考量，而在“立德立言立功”的分级中过分仰仗了书写。或许祭文常常难以把握历史评定的边界把情绪化的语调流露出来——但这样的语调就是为了给历史叙述留下我们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评判标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