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学术是一种生命的归宿

受访者：杨朝明

来源：“儒果儿”微信公众号

一、政道：儒家思想与新时代愿景

记者：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那您认为儒学研究在这方面该如何发力？

杨朝明老师（以下简称为“杨老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清楚地了解儒学和中华文化本身。世人包括外国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应该从孔子开始。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也就是以儒学为底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走向世界。

儒学在这方面如何发力，就涉及儒学研究的问题，一个是登峰，另一个是落地。登峰即讲清楚儒学的特质、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我们对儒学知之甚少，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中国。就像今天谈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自信一定基于中华文化自知。没有文化自知，就没有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谈不上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也就无从谈起。没有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自强，文化传播就成了问题。我们不少人似乎不缺少世界眼光，但是还应该更多树立中国意识，对自身有更多了解。我出过一本小书，是我的一本文集，取名《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目的是强调这个看法。

儒学要走向世界，具体如何发力，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搞清楚中国自己的儒学，因为近代以来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太多的误解、偏颇甚至错误认识。今天我们需要了解儒学、正本清源地认识儒学，这是一个大前提。当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文化，民族文化自信心、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就会自然生发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知道中国文化足以让我们平视世界，平等地与世界对话。

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要培养大批中华文化的传播人才，当然，我们也要汇通中西、有世界眼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国。

记者：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您认为儒学研究在未来应该如何守正创新、薪火相传，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杨老师：这是热点问题，也是重大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守正创新，这也是一个方法问题、一个原则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感触很深。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来到孔子研究院，我当时在孔子研究院工作，非常荣幸能陪同总书记视察孔子研究院，参加了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专家学者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鲜明地提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原则，要求我们搞好“四个讲清楚”，传递出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信号。从那以后，总书记在多次会议，多个场合，都对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重要论述，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大论断，为铸就文化新辉煌指明了方向。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铸就文化新辉煌，原则就是“守正”和“创新”。“守正”意味着继承，往回看是为了往前看。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在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守正”。比如我们读历史，历史有正史，重在为政。“政者，正也”。修身先正心，都是“正”的问题。中国文化特别强调一个“正”字。“正”就是不偏，就是不歪不斜。孔子“施教先以诗”，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思无邪”，为的是正心。所谓“礼也者，理也”，这样可以在年轻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在他们心灵中埋下“礼”的种子。

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发扬光大祖国文化精神，就要强调“守正”，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这是孔子文化观的精髓。不言而喻，礼的形式可以变化，但要像我们的先人很早就教导的“耳目役心”，即耳目役于心。只有透过形式把握实质，才能看清中国文化特性和特质，把握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立足站稳中华民族的文化立场，对传统文化作出时代性的阐释，让其在新的时代发挥作用。

我喜欢把中华文化比喻成一棵大树。为什么比喻成大树？因为我们常说“中华文化要有自己的根”，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生生不息的文明之树，这个大树的树干很粗壮（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因为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我们一定要领会这个“根”是什么，不然，如何培根固原？孔子思想之所以这么有影响力，就是因为他看得远，他的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能看见多远的过去，才有可能看清多远的未来，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是我们的独特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该让中华文明之树在新时代结出新的文明的花果。

孔子说过一句话：“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温故”其实就是为守正，找到逻辑性、方向感，在继承基础上“知新”。《论语》中还有一句孔子弟子有子的话：“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亲”应该是“新”的通假字，“因”就是“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的“因”，说的是继承问题；“新”当然就是创新。以上提到的两句，都是关于继承和创新的方法、原则问题。守正创新要有科学的方法，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的保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强调“正”。为什么讲“为政以德”？道以明德，德以尊道，为政者尊道而行就不离正道。所谓“为政以德”，讲的是为政者正，有德的人才能为政，才能正。为政者正，就能引导世间的正。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守正，我们有“二十四史”被称为“正史”。经、史、子、集的中国图书分类，经就是我们的经典，里面蕴含中华常道；史部里面，正史一定放在前最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守正的传统，因而讲究“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追求。公与私相对，所谓“公”无非就是公共意识、公的意识。“为”是动词，天下为公就是讲求社会性。当我们每个人都思考社会性问题时，就不会片面强调自然性，这一点非常重要。美国有一个研究世界宗教的学者休斯顿·史密斯，他说过：“当一个人深度关注的中心，从个人转向家庭的时候，他就超越了自私自利。”中国人向来重视家。重视家就超越了个人主义。那人还说：“当关注中心从家庭移向社会时，便超越了裙带关系。当从社会移向国家时，便超越了狭隘的地方主义。当移向全人类时，则同民族沙文主义针锋相对。”中国主张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显示出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我在一次参加尼山文明论坛时讲到：“当一个民族能思考人类共同的命运的时候，也就选择了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最佳路径。”《尚书•尧典》有“协和万邦”的理念。中国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中华早期典籍中“天下”“万方”“四海”等辞层出不穷，这源于中国文化的开放大度，和谐包容，智慧持中，踏实稳重。对于爱与正义，几千年前中国人的信奉已经全然而彻底。任何文明的形成都会思考人的发展，都会从人自身出发。但出发点一样，最终方向却未必一致。

记者：在当代中国文化生活中，人们普遍面对的问题是，传统道德及情感与西方商业文化的冲突，您认为应该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进行创新性构建，以重新获得自洽？

杨老师：如今的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密切，我们既要有自己坚定的文化立场，同时又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开放的心态也就意味着包容世界上的各种优秀文化，同时也丰富自己。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也是如此，从儒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儒学只是其中一家。直至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才成为了官方正统学说，事实上汉代学术就是一种“综合学术”，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的特征。随着佛教本土化以及道教的传播，儒学的主流地位受到挑战。但儒学最终因为自身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又反将佛老思想纳入自身体系，使儒学得到创新和发展，宋明时期的哲学家们往往都“出入佛老”，但最后都还是“返于六经”，理学的诞生最终改变了“儒门淡薄”的窘境。步入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儒家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客观上也激发了中国儒学认识自己、反省自身、完善自我的动力，儒学有望在世界大变局之中再次复兴。

西方注重商业，资本主义关注资本，资本本身需要增值，因而强调最大利润。资本诞生于欧洲，却一定要突破欧洲疆界征服世界。在以资本为主导的情形下，它要把全世界的消费需求看成它的市场，把整个自然资源看成资本增值的材料。他们征服非欧洲民族，结束各民族的孤立发展，世界历史就是这样写就的。与之相对，社会主义以集体为中心，性质不同。大家都读过《孟子》，《孟子》开篇便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开口就谈利益。孟子对曰：“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个回答抓住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司马迁说“孟子述仲尼之意”，孔子思想博大精深，核心问题就是“人心”和“道心”，也就是“利”与“义”。

所谓“人心”，指的是人所具有的自然属性，但是除了这一点，人还具有社会属性，必须是一个社会的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会“想要怎么样”，而作为一个社会人必须思考“应该怎么样”。不言而喻，二者之间有时候是不统一的，当“想怎样”与“该怎样”相互矛盾冲突的时候，个人素养的高低便至关重要了。我们之所以追求“天理”，追求修身，做事合乎“道义”，是为了提升境界、提高素养，将“想”与“做”合二为一，将“知”与“行”高度统一。这样，尽管人心深不可测，但是也把持行为之“中”，既不胡思乱想，更不胡作非为。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性，它尤其讲究“修己的工夫”。

谈到商业文化于自身的影响，正如《孟子》所说，如果过分重视利益，就会“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谈中华文化受西方的影响，也出现了传统道德与商业文化间的冲突。实际上，这可以被理解为源于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而生发的民族自强意识，但西方商业文化的冲击的确使得人心不静，导致了过分强调市场经济而忽视我们固有的民族文化。而今，我们大力倡导中华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明明德”“致良知”，努力把“人心”和“道心”、“利”与“义”统一起来。

当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时，很多人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极大热情。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用自己的道德文化统摄西方文化，吸收世界上的一切优秀成果。这种“统摄”有多层含义，首先我们应该尝试站在财富之上思考财富之道，站在科技之上去思考“科技至上”。发展科技的必要性和意义毋庸置疑，但必须看到片面强调“科技至上”的危险性，就像一些生物化学研究成果反过来却在侵害人类一样，这是十分可怕的。以此类推，当片面强调利益的时候，会由此出现种种问题，同样也会反过来侵蚀我们。中国的企业、社会管理，要讲求管理之道，但在现实中却缺乏人文关怀。人的驱动力分为内驱动与外驱动。例如上班打卡之类，作为外部驱动有时可能无法保证效果。试想，一个连工作时间都不能保证的人，工作质量怎样得到保障。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的现象很难避免。再比如所谓末位淘汰制，在这种机制下，理论上人人随时都有可能被开除，那企业的凝聚力如何保证。总的来说，单纯的商业管理模式，都难以回答这些问题。而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如果将其融入到企业文化，使员工感受到温暖与尊重，人们便会全身心工作，实现内部驱动，自我驱动。日本的丰田等企业把西方管理思想和东方文化交汇，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例如在经营管理中以“利他哲学”著称的稻盛和夫，“利他”的“他”可以是客户，也可以是员工，时刻把客户与员工放在首位，企业才能够发展起来。稻盛和夫本人认为其经营哲学即是贯彻阳明心学的“致良知”。因此，当我们综合审视问题的时候，会发现中国的“道”真的是“不可须臾离也”。真正优秀的中国企业家需要以道御术，以中学为道、西学为术，中西合璧。

当“以道御术”可以真正实现时，人品、企品、产品便可以合为一体，发展也可以更加行稳致远。在这三位一体之中，人品尤为值得注意。儒家强调“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子罕》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就是强调自我提升、自我能动的重要性。这便是人的内在驱动力问题，“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有自己有仁德，制度才可能得到遵循，“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面对西方商业文化，站稳中华文化立场非常关键。只有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看清中国思想的高度与深度，才有可能在东西碰撞中站稳立场。以道御术，把握正学，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常言道：“邪人用正法，正法亦邪；正人用邪法，邪法亦正”，只有成为有道之人，用中华文化成就自我，才可能在东西碰撞中站稳立场，从而掌握话语权和主动权。

二、人道：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记者：儒家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当代社会强调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您认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统一性？作为一名人文学者，如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杨老师：儒家思想关注的实际上就是人本身，关注人性和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就表现在他的社会性上，只有这样才算是活出了自己生命的意义来。中国儒学把人放在天地之间，从而整体思考人之所以为人这样的问题。当人走向社会以后，需要追求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就需要基于我们每个人的修养。

上古时期，我们的先哲们就在思考，认为人应该顶天立地、效法天地之道。正如《易传》中的思维——提出天、地、人三才的宇宙模式。《孔子家语》鲁哀公问孔子：“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回答：“贵其不已也。”从孔子的论述，可以看出对“天道”认识的系统与深刻。人效法天道，就要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效法地道，就要博大宽厚、博大能容。西周初年，周公损益夏、商，制作周代礼乐。曲阜周公庙的一道牌坊所写“经天纬地”“制礼作乐”，表达了中国礼乐文明的意义。在我们中华文化传统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共同的遵循与追求。张载“四句教”说“为天地立心”，在这样意义上理解，就是人类应有一种客观的遵循，即读书人要通晓万物造化之理，效法、遵循天道。

关于“为生民立命”，《论语》最后一章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这就是孔子思想作为“君子之道”的总结了。真正的大人、君子一定要知命，这就是为生民立命。知命实际上就是要知天命、知使命。什么叫天命？即人在社会上应该有什么担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就应该了解外在赋予的使命与担当，这就是天命。意识到外在赋予的天命，就会加强修养，自觉地生发使命。比如，作为教师，就要立德树人；作为医生，就要治病救人。意识到自己是教师，就要内在生发使命感，就有可能是好老师。任何人都是一样，优秀的人有天命意识，有使命担当，从而引领社会，这就是“为生民立命”。如果要真正活出生命的价值，就要知道自己的道德使命，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

这种天命、使命，有一个意识及意识生发的逻辑次第与逻辑过程。按照基督教的思维，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而中国人的思维则重视家庭，人首先属于一个家庭，离开了父母、兄姊就不可能成长起来，所以认为孝悌就是做人的根本。其他社会关系也需要这样的情义，由在家里做到的孝悌、爱敬，然后推广开去，由亲亲到“不独亲其亲”、由老老到“以及人之老”，到“泛爱众”。中国人由家而国铺就生命底色，这就是我们的家国情怀。

有家国情怀，就有了使命担当。中国重“教养”，辜鸿铭先生谈“中国人的精神”，认为：“孔子全部的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学’。”可以说非常精到！什么叫君子？我们夸一个人是君子，是说他是有教养的人。所谓有教有养，我们常说“养不教，父之过”，子女有养有教，父母才完成了使命。孩子被社会认可，实际就得到了社会价值的肯定。那么，在家庭教育中，必须先有孩子立什么志、走什么路、成怎样的人的思考。中国把家、国联系起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先修其身。所以，家庭伦理外推，影响到政治伦理、社会伦理，这就构成了国民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

儒学奠定了中国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从古到今一以贯之。所以，儒家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与当代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人文学者必须明白，今天学习的是祖国的传统文化，它是一种学术，但不仅仅是学术而已，它是一种人生意义和生命价值的追求。如果把这种人文文化推到社会，让更多人去了解、去理解、去践行，就可以培养更多对社会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的人，有益于家国天下。

记者：您曾经说过“孔子思想属于他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也有人说《论语》是“君子”之学，您认为孔子在《论语》中传递的是一种怎样的学问，它能为当今的社会治理与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什么借鉴与启发？

杨老师：刚才你说“儒学”比较大，《论语》比较小。实际上，儒学和《论语》似乎可以理解成大、小关系，但是论及儒学精神，《论语》其实是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研究儒学如果要读一本书，当然首先是《论语》。不论《论语》还是四书，包括《孔子家语》等，它们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当年，陈立夫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四书道贯》，四书的“道”都是一以贯之的，其精神是完全相通的。《论语》中的孔子思想、儒学中的文化精神，都是完全可以贯通的。孔子学说、儒学精神当然属于它的时代，它们是时代的产物。但是，它们又不仅仅属于那个时代，它们关注和讨论的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在继承以前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孔子儒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这是一种非常深沉的思索。

认识中国儒学，首先需要明白孔子“述而不作”的文化观。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儒学家，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非常尊崇，他们看到、理解并尊重以前的文化创造。例如，孔子常常梦见周公，这很能说明问题。孔子研究周公，思考周公，周公是孔子魂牵梦绕的人物。孔子思考历史，反思历史，与当时的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深刻省思，从而形成了他博大精深的思想学说。

研读儒家经典，走近孔子思想，即可清楚地认识到孔子思想是历史和现实相互结合的产物。《论语》等儒学典籍好像只是谈一些事情，《孔子家语》《孟子》《庄子》似乎也是这样，但它们表面谈“事”，实际上谈“理”，这就是“即事言理”，就事情来说理。《庄子》中记载的一些故事未必可信，其中也有些寓言，实际上这是形式，实质却是表达理。今天读经典一定要有“耳目役心”的能力，要透过文本，去思考思想义理。通过表层的“事”去理解其中的“理”，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这样，就不难发现，这些典籍讨论的是“道术”，是人类的根本性问题，而不是关于一时一地的“方术”。

比如，孔子五十余岁任中都宰，为政一年，他就把这里建成了“示范区”，成为各地效仿学习的样板，《孔子家语》和《史记》都记载当时诸侯国都来学习。鲁定公问他，用你的办法治理鲁国可不可以，他自信地说：“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又如，子张向孔子请教能否知道十代以后的情形。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夏、商、周三代之礼是递相“损益”的关系，所损益的是礼的形式。在继承夏、商的基础上，周朝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在孔子看来，周代礼乐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根本原则，只要人类还生活在一起，这种原则就是不会变的，比如说尊重、和谐、友好、爱敬等，这些道德伦理原则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所以孔子说：“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从三代到十世到百世，这是时间的绵延；从中都到鲁国到天下，这是空间的放大。由此可以想到，孔子的思维属于他那个时代，但也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其思想的时空维度很不得了，他思考人类相处的基本的、根本的法则。有一次，孔子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怎样做才能无不通达，即《论语》记载的“子张问行”。“行”就是路，就是通达。孔子告诉他“言忠信，行笃敬”六个字。说话忠信，做事笃敬，只要说话做事做好了，“虽蛮貊之邦，行矣”。走到文化不同的地方，走到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行得通。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如果说话没有顾忌，做事没有笃敬精神，即使在你的村子、街道、社区，也照样行不通。孔子提到“蛮貊之邦”，说明他思考的不是一时一地。用庄子的话说，天下学术有方术、道术，孔子学说显然不是方术而是道术。

孔子思想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就是靠前面提到的“君子之学”。君子和小人相对，“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君子是引领社会的人，所谓“政者，正也”。《论语》的开头说到君子：“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的结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仅《论语》开头、结尾都谈君子，一部《论语》不到一万六千字，“君子”出现了一百零七次，频率特别高。《论语》也是社会管理之学，君子“以明德引领风尚”，有道德的人在其位，为政以德，社会才能正。《论语》还是修身之学，人如果没有德性，成不了有教养的人，就无法“学而优则仕”，无法担当和引领。社会上一大批君子大人产生了，有一批精英在支撑，社会就进入了理想状态。四书里面有《大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指是大格局的人，格局大的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思维宏阔，才能引领社会健康前行。《论语》既是修身之学，也是管理之学。我们学习儒学，学习中华传统，学习《论语》等经典，这首先是修身的学问。虽然我们不一定人人走上仕途，但每个人的格局大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才能高起来，民族复兴才能更加顺利。

另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即不只有入仕当官才是为政。有人问孔子：您常常说为政的问题，您为什么不亲自为政？孔子回答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这难道不是为政吗？用孝悌之道影响周围的人，影响到社会，影响到政治，这其实也是为政。“为政”的“为”是修为，把自己修得正了，就能发挥引领作用。个人修养好了，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每个人都修养好了，社会就达到了理想状态。

辜鸿铭曾说：“孔子在国教中教导人们，君子之道，人的廉耻感，不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所有社会和文明合理的、永久的、绝对的基础。”此外还有别的吗？比如《春秋》，里面谈到的名分、大义十分关键。孔子也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等经典和《论语》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只是《论语》能比较直观地告诉我们如何去做，有“正实而切事”的特点，与我们的行为关系密切。《论语》把道理说得很直白，不用进行专门的研究，也很容易知晓其含义。所以钱穆先生说，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承担两大职责，第一是自己读《论语》，第二是劝人读《论语》。

三、学道：学术方法和治学精神

记者：您的《论语诠解》一书立足学术前沿，结合新近出土文献进行深入研究，补充了孔子和早期儒学研究的不足，并对一些《论语》误读提出了新见，能否请您举例谈谈您在该书中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

杨老师：如果想要在研究儒家文化和早期的文明领域有所突破，那么一方面，在对传世文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所持有的材料的再分析能力与具体方法十分重要；另一方面更需要新材料，也就是出土文献的新发掘。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我们所说的学术创新，或材料新，或观点新，或方法新，就是这个道理。

基于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大批新材料的发现，李学勤先生提出要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呼吁走出疑古时代。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疑古时代”，持疑古态度的学者们往往认为某些传世文献为后人伪作，怀疑材料的真实性。新出土的大批早期时代的资料便可佐证传世文献的真实性，并警示人们怀疑过勇会造成认识上的偏颇。我们今天发现的新出土文献，例如殷墟灰坑的甲骨文，湖南里耶古井中的秦简等，自汉代之前便被深埋地下，在几千年后重见天日，解决了许多待解之谜。人们十分幸运地看到了前人未曾得见的文献，“疑古时代”所产生的一些争议也迎刃而解。

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而言，出土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代学者王国维先生特别倡导“二重证据法”，就是基于新出土材料带来了许多突破性发现。对于中华古代文明研究而言，可以极大地推进学术前进的步伐。我个人的一些研究，包括《论语诠解》一书，都注意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我刚刚完成的《至圣孔子》这本书，是研究孔子的一本专书。在写作的时候，我特别重视材料的选择和使用，从而避免认识的简单化。当然，我们也需审慎地对待新出土的文献材料，所谓“思虑通明而辞不专”，还尽量与各种传世文献综合参验，特别注意形成“证据链条”。我前几年主编过一本《正本清源说孔子》，还有一本《孔孟正源》，都是为了对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正本清源。例如《论语》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还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论语·阳货》）等等。在新出土文献基础上，以往的一些误读与偏颇都可以得到弥补或纠正，可谓破解了一些“千年误读”。所以，注重新材料，不仅仅是《论语》，儒学研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研究都可以由此开出新局面。做古典学术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出土文献。在尽量详实、丰富的文献基础上，才能有学术创新。

《论语》这本书，可以说代表了整个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数千年的传统思想。如果将《论语》与《孔子家语》结合起来，就会看到孔子更加丰富的思想世界，孔子和《论语》研究一定会开出一个崭新局面。孔子对于尧、舜、禹的尊重，对于周公的追思，对于三代礼乐的研究，都体现出孔子学说的广阔背景及其思想的超越与深刻。在研究《论语》时，不能进行望文生义的简单理解，要尽可能多地掌握资料，才有学术突破与创新。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您的治学之道和对青年学生的寄语。

杨老师：想做好学术，一定要保持对学术的敬畏之心。我觉得，学术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归宿，尤其对于人文学者而言更是如此。因此，人的成长，最重要的是立志于学，致力于涵养心性，心无旁骛，方能安心于此。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定静之后购书、读书、讲书、写书。所谓“虑”，学习各种治学方法，善于学习，见善“纳诸其身”。我们今天的学习方法，在古籍经典中早有提示。

孔子施教，在于“成之以文德”，治学先修身。《论语》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是孔子走出的、启示的最佳路径。比如，仅看《孔子家语·在厄》篇里孔子那句“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也不会说孔子以“君子”自许，就违背了“谦虚的美德”。尤其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而言，对学术保有敬畏心，还要有谦卑的态度，“读书未到康成处，不敢高声论圣贤”，每念及此，不觉惶恐自勉！

对于青年学生，我们要走好人生路，首先是一个立志问题。立志，当然是越早越好。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自述十五岁立志于学，向我们表达了一个重要信息，即要想走好自己的人生路，首先要志向选择。阳明先生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什么志？立多大的志？阳明先生说：“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早期儒家也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要有灵性，更要有德性。首先要做一个有格局的人，做一个人格饱满的人。“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就是为人之义，做到了有礼义而后成人。就像传统中国的士人，成人之后先立志成为有修养的大人、君子，知是非、明荣辱、能担当、敢引领。而后追求更高境界，成圣成贤。这是立志的题中应有之义。

立志之后，就要坚守，择善固执，诚外无物。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要分辨善恶、荣辱、是非。有这样的坚守，就能在义利选择、生死考验中站稳脚跟。人之修为至诚无息，立于天地间，刚健有为，博大宽厚，做一个大写的人。

杨朝明教授简介

杨朝明，1962年出生，山东梁山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走进孔子》主编。历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和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古代文明和孔子儒学研究，出版《鲁文化史》《周公事迹研究》《儒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综合研究》《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三代文化与儒学的形成》等著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