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完成，整体转入新阶段

记者：赵婀娜 吴月

来源：《人民日报》（2023年05月18日第10版）

图为《儒藏》“精华编”。况山摄

初夏燕园，满目葱茏。北京大学图书馆内，“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儒藏》‘精华编’成果展”吸引了不少师生的目光。

未名湖畔，古朴素雅的才斋，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学者正埋首古籍，开始新一阶段的工作。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工程日前已完成“精华编”中国部分的整理出版，同时，“精华编”数据库试运行上线，单行本也将在两年内完成出版。这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顺利完成，《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传薪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儒藏》“精华编”成果展中，几十幅图片讲述着编纂过程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在《儒藏》工程发起人和主持者汤一介的照片前，许多师生驻足、怀想。

2003年起，在北京大学支持下，《儒藏》工程在教育部和全国社科规划办先后立项，著名学者汤一介出任首席专家。2004年，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负责组织实施编纂工作。2014年，汤一介辞世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博接任《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

《儒藏》工程是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文化工程和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也是在现代技术和学术标准之下，囊括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覆盖中国典籍与域外经典的一次重大学术实践，旨在对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工程浩大，头绪繁多，仅在《儒藏》“精华编”阶段，北大就邀集了近百所高校与研究机构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开展联合攻关。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汤一介的家训，也是《儒藏》工程编纂过程的真实写照。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总编纂孙钦善回忆，对于如何编纂出版“精华编”，曾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影印出版，另一种是校点排印出版。“尽管有人认为后一种方式更为繁难，但经过反复斟酌，我们还是决定用校点排印的方式整理出版。”他说，因为这种方式方便读者阅读，也为与数字化接轨提供必要基础，便于检索、利用。

“如今，经过近20年的努力，《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510种、282册全部整理完成，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近2亿字。韩国之部89种37册、日本之部51种18册、越南之部20种2册正在推进中。”王博说，《儒藏》编纂背后，代表着汤一介等学人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重新认识。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根植在5000年的文明历史之上，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也是当代学人的重要使命。

编纂 “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清晨8时，北京大学才斋二楼，《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的中青年学者已陆续投入工作。《儒藏》的每一部稿件，经校点者整理后都会交到这里，进入审稿加工流程。

《儒藏》“精华编”主体部分的完成，耗时近20年。“2005年，博士毕业加入中心时，我才28岁。一晃，已过去18年。”中心副主任沙志利说。

“慢”在何处？难在何处？

沙志利向记者展示了《儒藏》“精华编”工作流程简图。从“确定责任编委”“审读样稿”“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并签章”到“出版社核清样，发印”，共有11道流程。如此繁复的流程，只为保证成果质量。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编纂团队时刻保持敬畏之心。在2007年的《儒藏》“精华编”出版座谈会上，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就曾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沙志利介绍，为统一体例、规范校点、保障质量，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制定了“精华编”《凡例》《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校点细则》等具体编纂体例，还建立了一系列严密的工作流程。一部书稿从交稿到正式出版，均须经过样稿审核、全稿初审、通审、抽审、抽校、复校、复审、质量检查等数次严格审定，出版社还要进行三校三审。

成果质量，重点体现在校勘和标点两方面。做好校勘，首先要正确选择底本和校本。《儒藏》“精华编”《凡例》提出，确定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版本为底本，精选有校勘价值的版本为校本。“这一原则具体落实到500余部儒学文献的整理工作中，是极其艰难复杂的过程。”中心研究员张丽娟说，要通过充分调查研究，明晰版本源流，精心选择底本和校本，努力确立《儒藏》“精华编”的学术品质。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谷建的书桌上，有一部稿件的校点底稿，其中密布各种颜色的字迹：红色是校点者所作的标点和校勘记，绿色是通审人的审读意见，紫色则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责任编委的复核处理意见。厚厚的稿件审读工作流程卡里，保存着一份份初审意见、通审意见、编辑处理意见、编委复核意见。其中一些纸张，已淡淡泛黄。

“皓首啃经”，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的微信群名。“遇到特别难处理的稿子，或者与各方沟通不顺利时，难免会心浮气躁。但静下心来，‘啃’下一个个难题，最后总会豁然开朗。”中心副研究员李峻岫说。

《儒藏》“精华编”的主编、校点者们，也对这些流程印象深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志峰，至今保留着与中心研究员李畅然讨论校点问题的往来邮件。“以通信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对于把握校点质量和进度有很大帮助。”在他看来，《儒藏》编纂的过程，也是古籍领域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

展望 “充分利用数字人文的最新成果，推进古籍数字化”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心馆，《儒藏》“精华编”典藏常有师生阅览使用。与此同时，“精华编”数字化平台已上线试运行，汇集阅读、检索、数据分析等多种功能，呈现了纸质整理版图书的内容和样式，借助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文献价值，方便更多研究者查阅学习。

“读书会里，10余名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硕博研究生，一起研读了欧阳修的50余篇作品。”在老师指导下，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张鸿鸣与同学们选择了《儒藏》本《欧阳修全集》作为读本。在他看来，《儒藏》本底本选择科学、标点妥帖通顺，为同学们带来了很大帮助。

中心副主任杨韶蓉说，为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一套文本精善、阅读方便、检索便捷的儒家文献集成，嘉惠学林，涵育文化生机，是《儒藏》学人的共同愿望。

据介绍，按照汤一介的设想，《儒藏》编纂工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儒藏》“精华编”，第二阶段则是全本《儒藏》，计划收书3000余种（含“精华编”），约10亿—12亿字，将以中国丰富的儒学典籍文献为基础，基本囊括中国、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文献。目前，全本工作已有序展开。

“最重要的，是把下一步的工作做好。”今年已79岁的《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魏常海，时时牵挂着《儒藏》编纂，经常来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指导工作。据了解，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已邀请资深学者、专家共同讨论，总结“精华编”工作经验，围绕规模、选目、工作队伍、数字化技术、组织方式等进行讨论，确立了全本《儒藏》基本的工作方向。

王博介绍，与20年前相比，《儒藏》的编纂如今有着更好的社会环境、学术积累和技术支撑，“数字人文领域发展迅速，在古籍整理、研究和普及中的作用日益显著。下一步工作将充分利用数字人文的最新成果，推进古籍数字化。”

有人将《儒藏》工程的参与者们亲切地称呼为“儒藏人”，“儒藏人”里有知名学者，更有许多默默无闻、埋首案头工作的普通编委、编辑。他们皓首穷经，他们甘之如饴。“我们将继续有序、扎实、高效地继续做好《儒藏》全本的编纂研究和出版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民族复兴、繁荣人类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王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