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口述与文本:两汉经学今古文新议

栏目:文化杂谈
发布时间:2023-05-23 12:31:49
标签:两汉经学

口述与文本:两汉经学今古文新议

作者:杨军(吉林大学历史研究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初一日丁丑

          耶稣2023年5月19日

 

孔子之前,“学在官府”的教育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基本是各种实用技能的培训,不涉及文本教育。孔子确立六经为新的教学内容,保留礼、乐两种技能培训科目,另设诗、书、易、春秋四门课程,皆为文本教育。孔子晚年始编定六经,才有了固定的文本。此前的儒家教学活动显然仍受传统教学方式影响,以口授而不是以文本学习为主要方式。孔子的教学结合口述与文本,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

 

坚守口述传统的今文经

 

在孔子编定六经以后,儒家的教学形式仍旧以口述为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对传统技能培训教学内容的继承。《礼记·内则》:“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教,内而不出。”按不同年龄段进行礼、乐、射、御、书、数的学习,教学活动显然都是口授形式的。其二,儒家六经的教学重视的是口述讲解,而不是文本学习,比较典型的是《春秋》。据《汉书·艺文志》,《春秋》虽经孔子写定,“及未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谷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传《春秋》的四家之学,不仅夹氏根本没有文本,即便后来立于学者的公羊、谷梁两家最初也是全凭口传,至西汉初年始写为定本,形成最终的文本。

 

正是以口述为主的教学活动特点,使儒家能够经历秦始皇“焚书坑儒”而顽强地生存下来。《汉书·艺文志》说《诗经》“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恐怕不是《诗经》特有的现象,而是儒家经典普遍的特点。即使最不利于讽诵的《尚书》,由汉初派晁错等人赴济南从伏生学习这一史事来看,也是非常重视口传的,因而不是将文本送到首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以口述为主的教学活动也衍生出两类文本,一类是学生的记录,另一类是学者的创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凡六艺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以及现代大量发现的与六经有关的简帛文献,大多应属于这类作品。受秦始皇焚书冲击最大的,无疑也是此类作品。

 

秦始皇焚书使儒家经学教育更加重视口述形式,因此,西汉初期的儒家经学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口述特点。较为典型的是,《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史记索隐》解释:“谓申公不作诗传,但教授”,申公不作诗传,其教学活动显然完全依赖口述。在这种学术氛围下,西汉初立五经博士,基本沿袭口述传统,就是必然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所谓今文经学,最大的特点在于重视口授讲解经典的微言大义。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抨击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可谓一语中的。

 

向文本转轨的今文经

 

西汉立五经博士之前,今文经已经存在将口传内容写为文本的倾向。此转轨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是沿袭先秦传统,出现学者创作的单篇作品;后期发展为学者将个人对某部经的阐释要点写成著作。

 

以《周易》为例,《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兴,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皆著《易传》数篇。”参照《汉书·艺文志》提到“易传”,周氏、杨氏、蔡公、韩氏、王氏皆为二篇来看,显然其文本就是《周易》上下经,不包括《十翼》,更不包括经师讲解的内容,教学内容完全是口传,那么,所谓周王孙、齐服生、王同等“皆著《易传》数篇”,并不是关于《周易》的著作,而是经师本人创作的单篇作品。《汉书·艺文志》也出现了“丁氏八篇”,证明丁宽的讲解已经成书。《汉书·儒林传》称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丁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正是《易经》官学三家的祖师。据《汉书·艺文志》:“《章句》,施、孟、梁丘氏各二篇”,三家皆有《章句》,这种传统显然可以上溯至丁宽的《小章句》。所谓“训故举大谊”可以证明,正是由丁宽开始,形成经师将个人阐释要点写成著作的新风尚。

 

需要注意的是,西汉易学未立于学官的两家——费直、高相,《汉书·儒林传》强调其皆无《章句》。由此来看,完全依赖口传、没有任何文本的学派,是不能被立于学官的。也就是说,西汉立于学官的所谓今文经学,是传统口述经学的一个新兴支派,既重视口授传统,又开始将口口相传的内容整理成文本。两者缺一,皆不得立于学官。公羊、谷梁两家得立于学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已将口述内容整理成文本。

 

五经博士的设立,推动了经学内容由口述向文本的转轨。口授内容直接写成文本,带来的最直接弊端是文本的烦琐。《汉书·艺文志》:“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桓谭《新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皆可以证明这一点。

 

今文经学向文本转轨导致的新现象,是针对文本的学习与研究。王充《论衡》:“王莽之时,省五经章句,皆为二十万。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即是一例。

 

寻求原始文本的古文经

 

提倡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的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提及古文经的来源:“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据《汉书·景十三王传》,汉景帝前三年(前154)刘余封鲁恭王,在位25年,死于公元前129年,则其坏孔宅壁必在公元前129年以前,距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超过7年。而“臧于秘府”的所谓“古文旧书”,其年代更早。概言之,古文经的发现并不晚于立五经博士。其之所以不得立于学官,并非因为晚出,而是因为其仅有文本却没有讲授的口述系统。刘歆也提到,博士反对立古文的理由是“猥以不诵绝之”。至刘歆时,今文博士仍以“不诵”即没有口述系统为由,反对将古文经立于学官。可见,这才是最初古文经未立于学官的真正原因。

 

提倡古文经的学者认为,古文经的文本时代更早,因此更具权威性和准确性。《汉书·刘歆传》说得很清楚:“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今文经学“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裂变式发展,相对于古文经学的唯一文本,也呈现为权威性和准确性的削弱。《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显然是为了证明古文经更具权威性与准确性。

 

总之,在重视口述传承的时代,古老的文本未得到应有重视。在今文经向文本转轨之后,由于越来越重视文本,也就出现了对今文经文本形成之前的古老文本的重视,这就是所谓古文经学的兴起。

 

早期古文经学只是针对文本的学习与研究。《汉书·刘歆传》:“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刘歆的贡献在于,仿照今文经学的特点,创造出古文经学的章句、义理,形成古文经学的口述传授体系,因而至东汉古文大兴。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一样,也同时具备口述与文本两个体系,这才是古文经最终得立于学官的根本原因。

 

两汉经学的最大特点是其以口述为主、文本为辅的传承方式。至郑玄遍注群经,已开始向重视文本转轨。三国以后,对经典的注疏之学兴起,传承与学习主要是针对文本,而口述则日渐衰退。这是后代经学与两汉经学的最大差异。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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