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周官》今文说——儒家改制之“新王制”刍论
作者：蒋庆
丛书：奉元丛书（03）
出版社：[台南市]奉元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2022年7月
ISBN：978-986-06294-9-5

【作者简介】

蒋庆，字勿恤，号盘山叟，一九八二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先后任教于西南政法大学与深圳行政学院，一九九六年在贵州修文建龙场阳明精舍，任山长。

主要著作有《公羊学引论》——辽宁教育出版社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政治儒学》——台湾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最早出版，北京三联书店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生命信仰与王道政治》——台湾养正堂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以善致善》——与盛洪合著，上海三联书店初版，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儒学的时代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再论政治儒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广论政治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政治儒学默想录》——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儒教宪政秩序》——英文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二年出版：A CONFUCIAN CONSTITUTIONAL ORDER ——How China’s Ancient Past Can Shape Its Political Future)。《申论政治儒学》台湾养正堂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初版。

独译与合译著作有《基督的人生观》《当代政治神学文选》《自由与传统》《政治的罪恶》《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等。选编《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十二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目录】

序一（孙铁钢）
序二（蒋庆）

一、《周官》札记
二、《周官》问答
三、《周官》书简

序一

自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把线装书丢到茅厕里去」的口号之后，中国传承二千多年的文化遭到严重摧残，备受轻视。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经学。此后，不是学习欧美，就是师法苏联，传统文化弃置一旁。由于近些年来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迅猛，人民富裕起来了，国家也富裕起来了。因为富了，民族的自信心也随着来了。回顾富裕的原因，与中国文化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人民具有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发愤向上，克勤克俭的性格，中国人民具有这些优良的质量，所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因而也发现了传统文化的可贵，于是兴起发扬传统文化的行动。虽然传统文化有兴起之势，然而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经学，依然缺少人们的关爱。经学陷入不绝如缕的命运。在两岸中国人中，蒋庆先生是个异数，倡导经学，并且钻研经学。《〈周官〉今文说》就是他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

我们要认识《〈周官〉今文说》，就先简单回顾一下《周官》的来龙去脉。《周官》一书，是汉河间献王在汉景帝时代从民间所搜集到的古书。后来河间献王献给了汉朝廷。汉武帝还读过这本书，并下了「末世渎乱不验之书」的评语。既然汉武帝说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就又入了秘府，无人问津。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再校秘府图书，重新发现《周官》。王莽为了居摄「加九锡」寻找理论根据。《周官》一书正好可以提供「加九锡」的理论根据。大约在王莽居摄期间（公元六至八年）,《周官》改名《周礼》。《周官》就以《周礼》面向人世，同时《周礼》设立博士官。

新莽亡后，《周礼》的博士官废除，终东汉一朝，《周礼》的博士官就没恢复过。虽然西魏朝宇文泰任苏绰采《周礼》中的「六官」制定了中央官制，宋王安石采《周官》变法不成功。基本上，从东汉到晚清，《周官》一直不是显学。

《〈周官〉今文说》，从书名就知这本书的主旨。作者主张《周官》为今文。这在中国经学上可谓石破天惊之论，与二千年来的说法截然不同。也就是二千年来没有人这么说过。自《周官》发现之后，一直到晚清，不论是今文经学者，还是古文经学者，都把《周官》归之于古文经学。以《周官》为今文经学，而著书立说的，作者最第一人。以《周官》为今文学是本书在学术上的第一大贡献。

本书第二项贡献就是《周官》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作者能确定，成书年代就能确定。但成书年代虽确定，作者不一定能确定。关于《周官》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

一、西周初年周公所作。大部分古文经学者认为《周官》是周公治理国家的方略。

二、西周说。有近人蒙文通、朱谦之、陈汉平等学者。

三、舂秋说。有近人金景芳、刘起纡等学者。

四、战国说。东汉何休就主张此说。后有清人崔述、皮锡瑞，近人钱穆、郭沫若、顾颉刚、范文澜、杨向奎、齐思和、钱玄等学者。

五、秦汉之际说。清人毛奇龄，近人梁启超、胡适、史景成、陈连庆等学者。

本书作者认为《周官》一书是子夏居西河时带领他的学生李悝、吴起等所作。一是确定了作者，二是确定了年代。子夏、李悝、吴起等人都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时代的人。

本书第三项贡献，就是有利批驳了熊十力先生对于《周官》的解说。熊先生斩钉截铁的主张《周官》是孔子所怍，非孔子不能作《周官》。作者以《周官》是子夏及其弟子所作，绝非孔子所作。熊先生认为《周官》主张联邦制，作者也不认可。作者更批判了熊先生把《周官》附会为社会主义的作品。《周官》就是《周官》不必用现代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等去附会。
为了求全责备，本书亦有二项可议之处：一是引文没注出处；二是作者依传统尊敬古人的办法，不称姓名，只称字号。这种不注出处，只称字号，对于现代读者来说是种障碍，十分不便。因为读者不是个个熟习典籍，知出处何在？根据何在？读者也不是个个学识渊博，熟知古人的字号。不知其字号就不知其人。虽有这两项缺失，但于大体无伤。学术的成就，在于有创见。写作的形式、技术易改，但创见难得。这本书的创见可能会充满争议，但没有争议就如水过无痕，有争议就表示成功了。

是为序。

不学老叟 孙铁刚

序二


“政治儒学”者，孔子《春秋》之学也；孔子《春秋》之学者，“改制立法”之学也；“改制立法”之学者，创设善制建立人间合理之政治秩序也；人间合理之政治秩序者，法天地四时而治之王制也。故“政治儒学”以“改制”为首出，确乎为“制度儒学”也，而《周官》一经，正为“制度儒学”之冠，故为“政治儒学”之大宗也。然近世以降，言制度者必慕西学，思创设者必法西制，不知儒家自有强烈之创制精神、深邃之政制智慧、丰厚之制度资源与夫悠久之改制传统。而此四者安在？在《周官》也。千余年来，国人或以《周官》为周之旧典，或以《周官》为汉之古文，不知《周官》乃法《春秋》“改制立法”之大经大法，而为子夏率西河后学制作之今文巨典也。又千余年来，国人以“心性儒学”概儒学之全，不知有“政治儒学”，更遑论有“制度儒学”哉！于是乎儒家强烈之创制精神、深邃之政制智慧、丰厚之制度资源与夫悠久之改制传统遂绝，《周官》乃束之高阁，仅为故实之史与考据之资而已。悲乎！鉴于此，吾人当还《周官》之本来面目，知《周官》是“政治儒学”，是“制度儒学”，是“改制立法之学”，是创设善制建立人间合理政治秩序之学。一言以蔽之，知《周官》是法夫子创立“新王制”之今文之学也！夫如是，今之儒家，理当承续《周官》之创制精神、政制智慧、制度资源与改制传统，发皇夫子为后世“制义法”之今文学脉，冀于未来神州“新王制”之建构，不让于时学也！

盘山叟蒋庆辛丑疫中序于深圳莲花山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