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受访者：王学斌（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教授）

采访者：孔新峰（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何青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师）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多年来，福建省福州市持续推进古厝保护工作，对三坊七巷等历史街区内的文物建筑，进行重点保护修缮。如今，这些“古厝博物馆”全部对民众免费开放，成为市民休闲娱乐好去处。图为民众在三坊七巷游玩。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6月10日，“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展”在四川成都博物馆开展。图为游客参观展览。中新社记者 安源 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实践，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大意义。本报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进行解读。

主持人：王学斌（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研究”项目组首席专家，教授）

与谈人：孔新峰（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济宁市儒学尼山学者）何青翰（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教师）

中华文明呈现了强大的连续性，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承前启后，缔造了层层积淀、根系相通的文明成果

王学斌：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毫无疑问，连续性应是我们理解与把握中华文明诸多特质中最鲜明且最直观的一个，不过鲜明与直观不代表我们对于连续性的关注仅停留在单纯线性时间维度层面。故本次特邀二位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突出连续性的内在机理作一探讨。

何青翰：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无数文明湮灭了，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保持着鲜明文化传统与制度活力。从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剧烈的政治变革或思想革命，从而将既有的秩序架构彻底摧毁，以便重新建设。然而，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可见其迥异于其他文明的一大特性——中华文明呈现了强大的连续性，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承前启后，缔造了层层积淀、根系相通的文明成果。对于这种深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特点，我们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了解其本质逻辑。

天人关系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基石。“天”是中华文明的终极信仰所在，言“人”则不可不言“天”。《尚书·泰誓》对天人关系作出了清晰的刻画：“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与作为最终真理的宇宙、天地相对应，人之本心根源于天，故而人在世间最为可贵，一切人间活动都应该以实现人的意义为根本诉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认为道就在宇宙天地之中，阴阳变化，四季更替，正如《周易》所揭示的那样，充盈着生生不息的精神与力量。在天人贯通、天生人成的大前提下，中华文明长久地保持着奋进的、乐观的现世态度。如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正是这种实在的、积极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孕育了中国人乐观而刚健的文明品质。从大禹治水，到汤武革命，从周公制礼作乐，到商鞅变法，正是对于“天”或“自然”的信任及尊重、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确认，中国人才会前赴后继地追求一个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职的理想世界。这种一以贯之的奋斗精神及其理想主义，使得中华文明得以超越具体的时空局限，持续不断地赋予每一个中国人存在的理由与力量，从而决定了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自觉、自愿，并不会因为一时一地的失败、挫折而改换门庭、数典忘祖。

孔新峰：突出强调中华文明连续性，旨在阐明“我们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历史认同问题，却直接关系到“我们是谁”及“我们为何可以称之为‘我们’”的重大政治认同问题。文化认同之所以能够深入民间、深入人心，进而促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仅靠制度与法律、权力和利益关系调整是远远不够的，离不开道统的约束，离不开士大夫的学问修养和人格培育，离不开教化对于民风的引导和劝谕。汉代“循吏”的观念十分流行，兼为儒者的循吏，以儒家的礼乐教化为准绳改易风俗。以礼乐大传统化民成俗，追求政治统一之外的文化统一，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某种“文化—政治”上的一体多元，进而使得中华文明连续性成为超越地域乃至超越族群的通识。正如钱穆先生所见：“魏晋南北朝时代民族新分子之掺杂，只引起了中国社会秩序之新调整，宗教新信仰之传入，只扩大了中国思想领域之新疆界。在中国文化史里，只见有‘吸收、融合和扩大’，不见有‘分裂、斗争与消灭’。”

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多年不断裂，其中内在的制度积累、思想传承、风俗沿袭、观念相因等原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王学斌：的确，中华文明得以连续不断、返本开新，得益于各种外在与内在因素之化合作用，否则历史连续性便不可能源远流长。除自然地理格局、先天气候条件等客观情形外，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不断裂，其中内在的制度积累、思想传承、风俗沿袭、观念相因等原因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何青翰：中华文明既有高明的哲学与文化，更有务实、精深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自三代以来，周公“制礼作乐”，为广土众民的治理设立了“亲亲”“尊尊”“贤贤”相结合的基本原则。秦代再造了中国的大一统格局，其制度成果由两汉加以消化并巩固。“经”带有规范、标准、真理的含义。汉武帝时期，为儒家所推崇的先王经典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经学中所蕴含的人伦、礼乐、天人关系，深刻地影响此后中国的文教体系，成为了古代中国人的知识来源以及道德规范。魏晋而至于唐宋的中国历经多次大规模混乱而最终得以安定。在此期间，秦汉时代所奠基的大一统受到了多次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秦汉以来的职官制度、封爵制度、选官制度等构成行政系统的诸多具体安排，亦经历了多次调整与重塑。在宏观的思想观念之下，从两汉的内外廷制度到唐代的三省六部制，从两汉的察举制到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包括官员的权力范围、行政设计、选拔机制，这些具体而切实的问题内在地决定着古代中国的政治走向。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中国内部在经济、文化、政治等领域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飞跃。自宋初确立“文治”的国策，扩大科举规模，归并地方财政、军权，一举消除了唐代藩镇的重大隐患，并实现了由贵族政治转向平民政治的历史性转变。自宋代以后，唐代以前的门阀制度为寒门庶族的崛起所打破，重农抑商的经济策略为繁荣的城市商业活动以及海运贸易所冲击，尽管专制君权的因素仍旧强大，但一个蕴含着近现代文官政府、平民社会精神的中国已经初见雏形。明清时期的中国在我们的固有印象中已经趋于保守、封闭、落后，实际上，在西方文明展开大航海时代的同时，明清中国仍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世界历史的宏大进程，同时对内进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总而言之，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一部制度改革史，中国人以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精神，贯彻着“以民为本”“选贤举能”等基础原则，使之不断适应新的发展需求，保持本有的理想信念，由此形成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的制度保障。

孔新峰：谈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能忽视史学的重要作用。沈刚伯先生曾指出：“在古代，有史学的只有东方的中国与西方的希腊”。而在史料汲取运用上，“中国重文，西方重献”；在史籍叙述时段上，“早期西方的历史，在时间上都不出八九十年，但中国则将材料整理而为贯通两千年的钜史，有如《史记》。”中国史书的连续性特点是中国文明连续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中国历代史家群体的贡献。此种特点的形成原因，一是有史官职司和修史机构作为制度上的保证，二是有历代史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正统意识作为思想上的保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虽然我们今天从博物馆和遗址中能够欣赏到这些古老文字的残片遗迹，但它们都是已经死去了的文字。而汉字作为人类四大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不曾中断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历代史乘的文字载体多为汉字，且史乘本身构成中华文明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华传统学术的重要研习对象，这就进一步助推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传承赓续。

注重把握历史线索背后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何青翰：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于中华文明既有的脉络有着清晰的认识，知其源流，明其原理，这样才能在整体上帮助我们对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在新时代谱写更加生动的文化传承发展新篇章。

孔新峰：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本质论意义上的一成不变，而是以“亦新亦旧”确保“亘古亘今”的“常中之变”。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其余四个突出特性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关系。连续性为创新性提供了所守之“正”、由来之“源”，创新性为连续性提供了革故鼎新、汲古开新的发展动力，确保“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连续性丰富了统一性的时间维度，统一性为连续性提供了主体意识与担纲群体，确立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连续性既在包容性中客观地、历史地呈现，又借助包容性不捐细流遂成不断之洪流，汇聚成一体多元的历史取向、和谐格局与开放胸怀；举世仅见、难能可贵的连续性使得中华文明倍加珍惜和平，近悦远来、美美与共的和平性又确保了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可大可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赓续中华文明连续性，要牢固树立“通古今”的历史意识。正如龚自珍《定庵续集》所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一个国家的历史叙事，直接关系到其共同体建构和国家认同塑造。“大要有大的样子”，古也要有古的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站立在浸润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大地上，拥有14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更应当基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事功。

王学斌：“突出的连续性”不仅确证了5000多年一以贯之的中国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形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延续的历史精神。在亘古亘今的变迁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深邃的历史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历史的民族”，特别重视对自身历史的传承与借鉴，具有浓厚深沉的历史精神。除却具体的人、事与制度外，“连续性”要求我们注重把握历史线索背后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这是中国历史传统中的内核层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传承与弘扬中国历史精神，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否则“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