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郝大维：致力于全球当代儒学“第三期发展”

作者：王艳峰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四月廿九日乙巳

          耶稣2023年6月16日

美国汉学家郝大维（David L.Hall）的学术专长是文化哲学和美学，长期在得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任教。他与安乐哲共同对中国古典儒学进行了建构性诠释，在中西方比较哲学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郝大维和安乐哲在运用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资源进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有着高度的学术默契和长期合作，共同撰写《通过孔子而思》《由汉而思：中西文化中的自我、真理和超越性》《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等著作。他们提出的中西文化观及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方法，为全球视域下当代儒学的重构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位哲学家长达数十年的学术友谊和共同著作，更成为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

郝大维是现当代新儒学的代表性人物，在“儒学三期说”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该理论认为，中国儒学以海量包容的学术气质，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观点碰撞的过程中，使自身的学术内涵得到了拓展与完善。第一期的拓展是从春秋到汉代起步，儒学从鲁国的地方性知识拓展成了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第二期的拓展是从11世纪到17世纪逐渐成熟，儒学从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拓展为整个东亚地区的核心文化心理与亚洲共同价值。第三期的拓展是从18世纪至今，儒学面临从东亚核心文化心理延展到全球共同价值体系可选项的主要课题，可能成为西方世界乐于选择和接受的文化理念。在此背景下，“当代新儒学”的发展就具有了全球视野，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背景的学者共同参与儒学重建，并形成各种理论形态和学派。因此，郝大维与安乐哲基于对儒学的价值认同，倡导文明对话、文明互鉴，积极开展中西方比较哲学研究，为在全球视域下当代儒学的重新建构作出了突出成就，二人的研究成果也成为当代第三期儒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郝大维作为耶鲁大学与芝加哥大学共同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其学术观点受到所处时代哲学文化思潮的影响，尤其深受20世纪以怀特海为代表的过程哲学、以杜威为代表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以罗蒂为代表的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以及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影响。

“以相反相成、互相影响的方法解释世界”，这是怀特海哲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怀特海哲学中，郝大维发现了这种与中国东方智慧极为接近的思维模式，探寻到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并开始进行过程性、关联性、审美性及具体经验等的研究。其博士论文《经验的文明：一种怀特海式的文化理论》作为研究怀特海文化哲学的专著，对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对普遍性追求的幻想进行了拒斥，并致力于建构更加完善与成熟的当代文化哲学，这也为之后他与安乐哲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不定的凤凰：朝向后文化感悟方式的探索》和《爱欲与反讽：哲学无政府主义绪论》这两部著作可以看作是郝大维积极参与其所处时代哲学潮流的学术见证。他认为至高的统一的秩序、普遍适应的原则是不存在的，多元性才是世界的实际样态，这与安乐哲不谋而合。

安乐哲把二人合作的缘起归功于艾略特·道伊奇，也正是在艾略特·道伊奇主编的《东西方哲学》上，安乐哲读到郝大维发表的第一批进行东西方比较研究的论文，发现其核心论题与自己研究的问题极为契合，便开始与郝大维进行学术上的探讨，从此开启了一段默契的合作之旅。

（二）

郝大维、安乐哲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西方人大多是从传教士翻译的中国古代典籍以及他们寄回欧洲的书简中去认识中国。而传教士有意无意地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误读，造成了西方社会对东方文化的误解。比如，传教士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天”译作“Heaven”，这便使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也相信有天堂存在。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命”译作“Destiny”，无意中把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赋予了汉字“命”的涵义。诸如此类，都导致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误解。

郝大维、安乐哲认为，现当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在延续传教士的偏见和误读方面都负有责任。比如，有的学者在其人类思维的研究中提供了一种错误的研究方式，无视具体文化环境中人类思维模式的差异性，假定存在一种共同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而照此方式研究中国文化必将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有的学者则带有一种先验主义一元论的倾向，预先假定东西方有着共同的人类经验世界，对二者的差异性认识不足。

而一些致力于中西方文化差异研究的学者也给了郝大维与安乐哲诸多启发。比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和英国汉学家葛瑞汉。谢和耐认为，中国人有一种与西方人不同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这与中国人的伦理、宗教态度、社会和政治秩序有关。葛瑞汉的代表作《论道者》中对于中国关联性思维方式的论述也使郝大维、安乐哲受益颇多。

（三）

郝大维、安乐哲提出三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先验主义的一元论、先验主义的多元论和解释的多元论。他们是第三种比较方法的支持者，认为比较哲学的目标是跨文化沟通，中西哲学的比较为二者提供了自我理解与相互理解的机会，致力于寻找西方文化资源中与中国古典文化产生共鸣的新要素。

他们从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出发，重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并自觉采用叙述的方法而非理论建构的方法去描述这种差异。

他们站立在反对文化中心主义、文化简化主义的立场，批判了中国哲学经典的西方式解读，主张重建一套不受“欧洲中心主义”预设影响的、真正贴近中国人真实感受的中国哲学话语系统，还中国哲学以本来面目。此外，在为中国哲学正名的同时，为西方探寻解决其哲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药方。他们否认有任何要达到的终极真理，不再专注于寻找所谓共同规律，这也使得他们同时自觉地选用“椭圆语境”，即同时运用中西两个焦点来进行对比研究而不是采用单一的叙述视角。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