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之间：子贡庐墓六年与孔门的转型

作者：潘波涛

来源：《走进孔子》2023年第1期

子贡画像

“孔子既没，弟子思慕”（《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老师，集体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仍有弟子继续以某种方式来表达其“思慕”。子贡多庐墓三年就属此类。《孟子·滕文公上》记载：

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

子贡前后为孔子庐墓六年，通常被解读为子贡之于孔子的特殊情感，进而体现了子贡与孔子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师徒关系。

此种观点虽能解释子贡庐墓六年的动机——基于对孔子特殊的情感，却无法有效解释庐墓六年中子贡在孔门中身份地位发生的重大转变：由显到隐。而这又与子贡当时的特殊境遇或其对境遇的理解密切相关。明乎此，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子贡庐墓六年这一特殊行为背后的特殊行为逻辑。

一、过渡：作为后孔子时代孔门主心骨的子贡

孔子没后，弟子依礼为孔子守丧三年，正所谓“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这应该是弟子的集体活动，以此来追思孔子。

依据常理，此时孔门应该存有主事人，便于维系秩序。因史料所限，我们无法确切回答谁是、有几位及是否变动等问题，但可确认的是子贡在此期间有着领导地位。

上文所引史料记载了三年丧后弟子的反应。门人在三年丧后重回“治任”，接续自己原有的政治生活状态，是依礼而行。我们在此关注的是这类门人之于子贡的态度。他们在走之前，专门“入揖于子贡”，并且“相向而哭，皆失声”。这自然体现了同门之间的深厚情感，依依不舍。但是，门人揖别的对象具体到子贡，而不是其他弟子，就有了特别的含义：出门的弟子临行之前专门向子贡告别，体现了子贡此时在孔门有着特殊的身份地位，甚至说，子贡实质居于孔门主事人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担负起孔子生前之于孔门的领导角色。

孔子墓

孔子去世后，子贡在孔门有着特殊身份地位，还可以在其他事件中得到验证。

（一）子贡主导孔子丧礼标准确立过程

诚如前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孔子大兴私学，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相应地，孔子与弟子的师徒关系也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那么，孔子死后，弟子要根据何种礼制来送葬孔子，就成为弟子要面对的紧要课题。孔子生前对此也没有明确交代，弟子只能在既有礼制及社会惯例的基础上共同协商出一个规范标准。

既卒，门人疑所以服孔子者。子贡曰：“昔夫子之丧颜回也，若丧其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今请丧夫子如丧父而无服。”于是弟子皆吊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则由绖。子夏曰：“入宜绖可居，出则不绖。”子游曰：“吾闻诸夫子，丧朋友，居则绖，出则否。丧所尊，虽绖而出可也。”（《孔子家语·终记解》。《礼记·檀弓上》亦有此事的记载，只有子贡发言，未记其他弟子的立场。）

可见，以何标准为孔子守丧，一开始“门人疑……”子贡发话“曰”确定守丧的大原则，然后“弟子皆……”认同、接纳子贡的意见。子夏、子游虽就具体细节进行了补充、争论，但都没有质疑子贡确立的基本原则。这代表着子贡在弟子中有着相当高的威望。子贡关于孔子丧礼的价值认知及其背后关于孔子与弟子伦理关系的界定，基本都得到弟子的认同。

（二）子贡积极为孔子身后名辩护

孔子在生前虽已获得显名，但其死后，并没有盖棺定论，社会上仍存在着对孔子的质疑、贬抑声音。考虑到孔子与弟子本为一体，荣辱与共，孔子之名，不仅关系到孔子的身后形象，还关系到孔子弟子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声名。为此，子贡主动代表孔门发言，维护孔子权威。

1.批评鲁哀公不用孔子

哀公诔之曰：“旻天不吊，不憗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子贡曰：“君其不没于鲁乎！夫子之言曰：‘礼失则昏，名失则愆。失志为昏，失所为愆。’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称‘余一人’，非名也。”（《史记·孔子世家》）

子贡能够代表孔门弟子发言，敢于公然批评鲁哀公，本身就能说明子贡在孔门中特殊的身份地位。

2.反驳政治人物对孔子的贬低

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论语·子张》）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

叔孙武叔一再公开诋毁孔子，似与鲁君、季氏等所代表的鲁国执政者之于孔子“尊而不用”的立场有别，或有特别的因由。但叔孙武叔专门拿子贡来说事，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其对子贡之贤的认同，或者说，子贡之贤已经外扩出孔门。

3.反驳同门陈子禽对孔子的不敬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论语·子张》）

身为孔子弟子，陈子禽竟然认为子贡贤于孔子。此种认知立场在弟子中应属于异类，但也能说明至少在某些弟子那里认同子贡的权威。

无论之于孔门成员还是国家政治人物，子贡在孔子逝世后的孔门确实有着某种特殊的身份地位，有着较高的权威。同时，子贡也在相当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自己的身份，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

子贡的领导力对于因孔子之死而处于权威重心缺失的孔门尤其重要。孔子作为孔门长期唯一的权威重心，其去世会给弟子心理情感及孔门秩序造成严重冲击，使弟子们陷入悲痛、迷茫状态中。子贡勇于站出来，承担起领导责任，能够起到安稳人心、平稳过渡的效果。这也应是门人离去之时与子贡“相向而哭”真情流露的因由所在，他们正是在子贡的陪伴、引导之下走出了孔子之死那个最为困难的生活时段，之后开始按照自主意志前行。

二、迭代：子贡从孔门隐退

子贡对孔门的领导力并没有持续很久，就因子贡主动选择“独居三年”而告结束。如按照孔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价值观念，三年丧期后弟子也应该思考孔门何去何从。而孔门主导权不可避免会成为弟子竞争的重点，因为这直接关乎弟子彼此之间对孔门未来想象的竞争。

正是在此关键时刻，子贡却做出了“独居三年”的决定。即便不是彻底与外界断绝联系，此举也确实为子贡抽离出孔门世界可能的竞争，提供了某一可能空间，因为就形式上子贡可以依据自由意志来决定其是否参与或参与的程度。

子贡庐墓处

如是，子贡自主选择“独居三年”，名为“守墓”，为孔子尽孝，实则是以体面的方式退场，不再参与孔门具体事务。这或许才是子贡“独居三年”想要传递的信息。

同样让人意外的是，其他弟子对子贡“独居三年”行为选择的反应：既没有价值批判——此行为在礼制上是否正当；也未在行动上表达立场——或是认同、追随，或是挽留、阻拦。就现有史料而言，对子贡“独居三年”，弟子没有意见、反应，甚至给人一种乐见子贡退出的感觉。此后弟子开始按照各自的价值理念提出、推行孔门前行的方案。彼此之间当然存在分化、争论，但都不曾再试图请出子贡来参与乃至仲裁。最具代表性的事件就是弟子共立有若为师。

《孟子·滕文公上》讲到：

……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为孔门立师，弟子还要“以所事孔子事之”，立师实则就是为孔子选拔接班人，他也将是孔门这一组织集体的最高领导者“尊”。在这个意义上，弟子共立有若为师，应该是孔子逝世后孔门最为重大的事件，直接关系到孔门的发展走向。但是，从《孟子》记述来看，主导此事的是子夏、子张、子游三位弟子，而我们竟然在其间未见到子贡的身影。更值得关注的是，子夏他们基于“有若似圣人”要立有若为师，却无法获得孔门的普遍共识，曾子就表示反对。而且，我们相信不赞成立有若为师的弟子或门人，不可能仅有曾子一人，应该还有其他人，曾子应该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代表而已。面对曾子的反对，子夏他们宁肯选择“强曾子”这种比较激烈的手段，迫使曾子屈服，也不见双方有向子贡征询乃至仲裁的行为记载。这在相当程度上表明子夏、曾子等弟子坚持自己协调出一个结果，也不再期望子贡重新参与孔门事务。这或许意味着：之于子夏等与曾子双方而言，他们之间的分歧，远没有他们共同与子贡的分歧更为根本、严重。

如将孔子丧礼标准确立过程与弟子共立有若为师两个事件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区别：子贡之退与子夏、子张等弟子之进。考虑到这两事件之于孔门的重要性、严重性，我们基本可以据此认为：子夏等弟子代表逐渐走向孔门舞台中央，成为孔门新的主导力量。至此，孔门进入一个新时代。

从子贡主动选择“独居三年”来推知，子贡对此情势应该有着清醒的认知。事实上，子贡不仅在“独居三年”期间不公开参与孔门事务，即便在“独居三年”完成后，他也选择远离孔门。根据《左传》哀公二十六年、二十七年有关子贡活动的相关记载，子贡“独居三年”后，仍然活动于卫、鲁、齐等国，有其政治社会影响力。可见，借由“独居三年”，子贡已经不再亲身参与孔门事务，逐渐从孔门中心隐退。等到“独居三年”结束后，子贡直接连身都出走孔门。

三、进或退：一切为了孔子

子贡在孔子逝世后的孔门里，身份地位前后经过转变，而这又与子贡主动选择进与退相关。那么，子贡进与退的标准是什么？他为何前后有此不同的行为选择？相对言之，子贡在孔子死后，主动承担起孔门引领者角色，较让人理解。无论是安排好孔子丧葬还是积极为孔子辩护，又或努力维护孔门秩序，都是基于所谓“孝悌”之道。既然子贡自我认定其之于孔子及孔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他为何后来又自我退出“独居三年”，而不是继续领导孔门走向未来？或有人不能接受的是，因弟子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孔门逐步走向分化、分裂状态，子贡之退不是另一种不负责任吗？这难道就是子贡之于孔子的孝吗？

此种质疑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其间暗含着一种价值认知：“一”要好于“分”。其实很多弟子亦有此想法，子夏等弟子共立有若为师，多少也有继续维持孔门统一的意图。但是，孔子逝世后孔门分化具有某种必然性，难以逆转。而这本就根源于孔子。“大思想家之所以为大，不仅在于他提出的问题异常深刻，思人之所不敢思，发人之所未曾发，而且往往也由于，他涉及的问题异常广泛，触及人类知识的许许多多、方方面面。他所达到的思想上的深度与广度，标志着那个时代所可能到达的深度与广度，非一般人之力所能及。所以，一位大思想家一旦故去，他的弟子们，纵以恪守师说为务，其实所能做到的，往往是各守一说，各执一端，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像粉碎了的玉璧一样，分崩离析以去，历史越是靠前，情况越是如此。”（庞朴：《孔孟之间——郭店楚简的思想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如是，即使子贡继续领导孔门，也不会根本改变这一历史进程，至多只能做到延缓这一趋势，或者暂时维系孔门某种形式的“一统”。且不论子贡是否有此力量能够弥合内在的分化潜流，即使能做到，最后的结果也未必就好。后来被立为师的有若不久就被赶下师座的结局即为明证。

孔门弟子的世代更替，绝不只是他们各自在孔门身份地位的转化，还关系到他们各自关于孔门未来的想象能否得到落实的机会。钱穆先生有言：“余考孔门弟子，盖有前后辈之别。前辈者，问学于孔子去鲁之先，后辈则从游于孔子返鲁之后。如子路，冉有，宰我，子贡，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原宪，子羔，公西华，则孔门之前辈也。游，夏，子张，曾子，有若，樊迟，漆雕开，澹台灭明，则孔门之后辈也。虽同列孔子之门，而前后风尚，已有不同。由，求，予，赐志在从政，游，夏，有，曾，乃攻文学，前辈则致力于事功，后辈则研精于礼乐，此其不同一也。……”（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在此，钱氏正确地指出了：孔门前辈弟子与后辈弟子之别，绝不只是入门时间的早晚，更是“风尚”、志向的差异。他还具体指出了“风尚”差异的内容：前期弟子重事功，后期重礼乐。目标的差异又使得他们现实生活重心存在不同：前期多志在从政，后期则多志在文学。

《先秦诸子系年》书影

至此，问题就变成：他们哪个更合乎孔子之志？我们可以从孔子晚年对学与仕关系的重新思考角度进行理解。

众所周知，孔子主张“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但是，孔子晚年特别凸显“好学”的价值，甚至有将其提升为最为重要道德目标的倾向。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孔子会“独赞”颜回“好学”。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

孔子赞颜回“好学”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颜回是孔门弟子中唯一或最为“好学”的，且是无止境的“学”；二是“好学”此时在孔子眼里已然成为颜回最为重要的德行。“不迁怒，不贰过”等德行，都是以“好学”为基础，或者说是从“好学”过程中逐渐养成的。孔子此时说颜回“好学”，不只是为颜回个体的特质，而是期望所有弟子都应该具有颜回这种“好学”的德行，具有普遍的意义。孔子希望弟子们要将人生重心放在“读书”“为学”之上，放在个体道德修身之上，使自己努力先成为“君子”“仁人”。相应地，求仕、得君行道不必然是弟子行道的首要目标。事实上，颜回终身都不曾求仕与政，也强化了孔子的这一倾向。

这一思想也体现在孔子重新诠释了“为政”概念范畴。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或谓”所指向的“为政”，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即入仕才是为政。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也包含着“位”与“政”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位”就要通过“仕”即君主的任命来获得。其实，孔子之前坚持的“得君行道”亦是建立在这种政治观念之上。而在此处，孔子重新界定了“为政”的内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孝、悌本属于个人道德修身范畴。经孔子重新定义，也成为“为政”的内容。这使得孝（悌）这种“私德”具有“公德”的社会性质。个体道德修身即“克己”“正己”“正身”等，也就成为“为政”的起点，只要自己愿意，人人皆可成为政治主体。修身、修德也就是为政、与政。至此，孔子为儒士寻找到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道路，深刻影响到弟子对“仕”正当性、必要性的认知。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某些儒士借助“曲道”“从君”来实现“得君行道”的正当性。

正如前面一再讲的，子贡始终志于入仕、从政。这就与后期弟子的志向追求有所区别。不论是个人人生规划，还是孔门未来想象，子贡与子夏等后期弟子也存在严重差异。可以想见，长此以往，两者也难免会产生冲突。崔述云：“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于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后学所宗耳。”（转引自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后期弟子，在情感上或许还保持对子贡的尊重，但是，在价值追求上俨然已与子贡不是同路人。在当时孔门有着较高权威的子贡的存在，使得后期弟子无法完全按自身意志来规划孔门未来。换句话说，各自关于孔门未来的想象存在差异，子贡的领导力可能会成为孔门转型的障碍。因为，不论子贡本身的立场如何，较高的权威使其在孔门存在本身就会发生影响力，使得后期弟子难以完全按照己意来规划孔门的未来，尤其体现在对入仕、从政等行为的价值批判上面。

如果我们关于后期弟子相对更符合孔子之于孔门未来想象的认识成立的话，根据子贡“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荀子·子道》）的价值观念，子贡之退就是对孔子之志的顺从，就是对孔子的孝。同时，这也为后期弟子的上位创造了有利空间，避免了同门相互之间可能的争论，可为智。

作者简介：

潘波涛，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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