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
作者:彭晓芸
原载《环球时报》2012年2月24日



 　　2012的春节由于韩寒“代笔门”而变得漫长了。元宵已过，微博硝烟依旧，这场持续月余的网络公民运动丝毫没有退潮的迹象。这不是“方韩大战”，因为参与者有作家、文学教授、法学学者、新闻工作者等等诸多领域，更有大量不知名的网民。这也不仅仅是微博论辩，沉寂多时的凯迪、天涯等网络社区，在这场质疑韩寒的网络运动中，被动员起来了，爆发出激烈的民间思想火花，共同拷问着社会的诚信底线------韩寒不幸成为了被解剖的“麻雀”。

 
　　知识分子、传统媒体在这场网络自发运动中，几近被抛弃，大大滞后于这种即时性的交互式自媒体，加上他们占有信息的不对称和固有的成见，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后知后觉，成为了网民们抨击和摒弃的对象。在启蒙与反启蒙的悖论之中，这一次，是公民对知识界和传统媒体话语权的挑战，乃至对知识分子的反启蒙，诸多精彩的篇章出自非实名的网民之手，他们诉求的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对真相的渴望，他们自发启动了一场守护社会道德底线的公民网络行动。
 
　　无独有偶，香港特区传来关于唐英年被媒体及公众质疑住宅违建的新闻，微博上同一批人，一片欢呼，认为对官员这样的监督大快人心。那么，对于公民偶像、知识分子“传声筒”韩寒的质疑，应当得到怎样的反馈呢？知识分子以及传统媒体人，能否秉持不偏不倚的公正之心，做个同情同理的观察者呢？从目前的舆论风暴来看，学会“骂政府”并不代表学会了应对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力的反制，监督者也还没有准备好成为被监督对象，一部分知识分子及传统媒体人恐怕需要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撇开体制的天花板，当我们在广阔的公民社会自行博弈之时，被政府和自己以外的第三方窥视，那是必要的历练。公民作为社群而存在，道德的自律与他律是多元共同体得以自洽相容的价值基础，否认这一价值基础，指望超越道德约束的绑架站队来凝聚起反抗的力量，终将缘木求鱼，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互相羁绊、跌倒不起。
 
　　一个月前，微博上质疑韩寒，是一件极为“冒犯”的事情，任意一个发难者均可招致疯狂的抵制和谩骂。而今，随着事情的推进，说理的深入，大量普及逻辑和论辩常识的文章、帖子涌现，谩骂的声音渐渐少了，理性讨论的声音多了。即便如此，这小小的纷扰还是令不少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大呼受不了，认为如此讨论呈现的是“暴戾”之气，有的干脆拎起“文革”的棍子乱打一通，意欲喝止在他们眼里近乎“异端”的声音。在一部分脆弱的知识分子看来，谩骂倒是可以无视，而对一位公众人物、民意代表的合理怀疑却被扣上了“文革”、“文字狱”的帽子-------即便这种质疑来自民间社会自己而非公权力。
 
　　与其说来自民间社会的质疑之声冒犯了一个“韩寒”和他的“粉丝”，不如说来自公民社会的挑战冒犯了知识分子和传统媒体的优越感。在这一轮公共论辩的浪潮中，弄潮儿除了多年从事打假工作的方舟子，更是公民的舞台，自媒体的发达，微博工具的广泛运用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权权力格局，这一回，与知识分子争夺话语权的，不再是公权力和黑压压的天花板，而是笼罩在知识分子自己身上的“脆弱之幕”。
 
　　有的知识分子怕阵营“分裂”，有的怕微博广场上乱糟糟的“喧哗”，说到底还是书斋式的浪漫主义和对威权的渴望，他们看不到公民自我启蒙和自我救赎的过程已经展示了民间社会坚韧的一面，他们恐怕更加不愿意承认，在公民社会这个舞台，专业权威不再是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民间社会自有高人化解专业壁垒，而去中心化的网络互动与分工协作则宣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终结。可以说，这场网络社会运动，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示范了扳倒偶像神话的可能性，其目标及实现方式恰恰达到了目的和手段的内在一致，就这一点而言，“质疑韩寒”恐怕是一道独特的大众文化景观，传统媒体应当感到自惭形秽及危机感。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学者张德胜多年前著有《儒家伦理与秩序情结》一书，对儒家伦理进行了社会学的透视，指出中国人有害怕动乱、向往秩序的倾向，他通过历史分析，指出此一文化现象早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逐渐形成，由于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动乱，予社会以创伤性的冲击，一种“谈乱而色变”的社会心理情结，于焉产生。这样的论断自有可商榷之处，但作为中国人的一种自我观照和文化反省，倒是颇有值得深思之处，尤其是对于素来有士大夫情结的知识分子来说，慎思之余，当有打破束缚自我的藩篱、拓进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更新之志。
 
　　中国有“瓷器国”之戏言，是否当真如瓷器般脆弱不堪一击？从韩寒事件的公共舆论风潮来看，知识分子远不及民间社会坚韧，民间社会早已做好准备面对偶像的坍塌，而部分知识分子却紧紧拽着偶像的衣角不放，仿佛中国社会就脆弱得承受不了一位青年领袖的幻灭似的，这恐怕是知识分子急于寻找代言人的怯懦与自私，无论韩寒最终是谁，他过去是什么，未来成为什么，都不应当成为羁绊知识分子前进的绕不过去的坎，而由韩寒代笔门引发的观念分歧，更加不应当成为社会撕裂的鸿沟，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大可从中重新发现社会，拥抱民间社会的可爱，放下身段，接受来自民间的启蒙与反启蒙。
 
　　当双方因价值或利益结成暂时的联盟，试图演绎一种类似协商式民主的公开论辩之时，吸引了大量的围观者，你恐怕难以去责备受众的注意力被吸纳过来，因为这场论辩极具挑战性，说服与被说服，批评与反批评，都需要极为考究细致的论辩技巧，加上大量民间高手的参与，事件演进过程的戏剧性和充满悬念，也就形成了空前的观赏性，不少网民大呼从中学到了逻辑、文学、法律、推理、考据等等多方面知识。中间立场的人在双方展示论据的过程中，纷纷公开表态支持某一方、被某一方说服，抑或提出新的反质疑，这个过程具有足够的自发色彩，难以被协调、被操纵，公民的自主意见表达，也不再因媒体话语权的问题而被限制，他们在微博或网络社区平台上，得到了扁平化的表达，人人拥有一个麦克风。
 
　　如是一种景象，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无动于衷呢？缘何还要以为这样的细化了的议题不如民主革命等宏大议题有价值呢？恰恰由于议题足够的具体、低门槛，网民们才有了持续参与的条件，没有什么比直接的参与更加能够锤炼公民的公共理性了。
 
　　公民社会的活力就在于，它不能被规定，它也从来不齐步走，而是紧随着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兴趣、利益等动力而转移，企图对公共事务进行议程设置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一轮论辩浪潮中，或许感到了小小的失落，但我以为，这种失落恰恰呈现了民间社会的进步，意味着公民社会可能潜藏着巨大的实力和活力，只待激活。
 
　　这是一堂民主公开课和一趟思辨之旅，它活泼地证明：中国不再愿意供奉“瓷娃娃”，非理性的威慑与谩骂无济于事，理性的社会力正在崛起中。
 
　　《环球时报》2012年2月24日，见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