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两面

作者：乔治·斯夏拉巴 著 吴万伟 译

来源：译者授权儒家网发布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和理查德·罗蒂持续一生的争论。

麦金泰尔与罗蒂，维克多·尤哈斯（Victor Juhasz）绘图

50年前，小威廉·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 Jr.）发誓再也不读自由主义的书了，他母亲写了一本书之后才有所改变。当时，自由主义如日中天，巴克利很可能是讨厌鼓吹者的那种必胜主义者的口吻和嘴脸。过去40多年，情况发生了改变：如今随便走过一个街区你很难不会遭遇人们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批评家们有怒目圆睁的自由女神支持者，推崇自由市场的自由意志论者，新古典经济学家，新伯克派保守主义者、天主教融合论者、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后现代主义者，当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评论的书：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思想传记》ALASDAIR MACINTYR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By Emile Perreau-Saussine; Nathan Pinkoski, trans.

《我们能希望什么？理查德·罗蒂的政治学随笔》WHAT CAN WE HOPE FOR? ESSAYS ON POLITICS By Richard Rorty; W.P. Malecki and Chris Voparil, eds.

有些人出类拔萃。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刚开始是以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学界批评家身份一炮走红，1982年出版的《自由主义即正义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民主的不满：美国寻找公共哲学》和《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性》的出版，他成为美国社群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和乌托邦》虽然基于明显的错误，这是连作者本人后来都承认的，却一直成为新兴的自由意志论者的圣经。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在《性契约》中批评自由主义在性和性别问题上的盲点，查尔斯·米尔斯（Charles Mills）在《种族契约》中批评了自由主义在种族问题上的盲点。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从左右两派批判自由主义---他是政治经济学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1991年，去世之前仅三年，他试图超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纠缠，出版了野心勃勃的著作《真实和唯一的天堂：进步及其评论家》。

在这场批评洪流中，最出人意外的畅销书或许是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1981年的《德性之后》，该书既是对自由主义的亚里士多德式批判又是对现代性问题的涵盖一切的诊断。包括作者麦金泰尔本人在内，没有人期待这样一本晦涩难懂和抽象的著作竟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本来暴躁易怒的保守派几乎毫无例外地表达敬意，而大部分自由派和左派（至少是关注哲学的那些人）也不得不表现出三分的敬意。在美国天主教知识分子群体中---美国思想界影响越来越大的存在---麦金泰尔迅速成为超级明星。作为圣母大学的荣休教授，虽然已经是93岁鲐背之年的老者，仍然是杰出的哲学家和影响力极大的自由主义批评家。

当然，自由主义并不缺乏捍卫者。其中之一就是一边解构传统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一边不遗余力地向英语读者介绍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哲学怪杰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他坚持认为自由主义远非不可救药了，如果有什么的话，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应该建立起统一战线。

两本新书帮助确定了罗蒂和麦金泰尔的自由主义辩论的框架。哲学家埃米尔·帕罗·沙辛（Émile Perreau-Saussine）的《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思想传记》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倒不如说是有关麦金泰尔主题的随笔。虽然有时候天马行空，有点儿像漫步聊天一般，但通俗易懂，引人入胜。虽然了解有关麦金泰尔生平的更多东西很有趣---一些八卦内容能给传记增添一些佐料---但帕罗沙辛的确帮助澄清了麦金泰尔复杂难解的论证。第二本书《我们能希望什么？理查德·罗蒂的政治学随笔》是作者死后出版的政治随笔集，集结在一起只是因为罗蒂对民主和平等的热烈追求。标题呼应了康德的“我能希望什么？”---这应该是哲学应该回答的根本问题之一。从“我”到“我们”的转变惹人注目： 团结是罗蒂政治哲学贯穿始终的主题。

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的演变轨迹非同寻常。出生于格拉斯哥中产阶级家庭，在伦敦长大，最初在曼彻斯特大学读书，后来到了牛津。他先后在曼彻斯特大学、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和美国若干大学教书，他的学术荣誉很多。刚开始是左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加入了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E.P. Thompson）的传奇期刊《新理性者》，该刊后来与《大学》和《左翼评论》一起在60年代组成《新左翼评论》。他是汤普森编辑的影响很大的宣言《出于冷漠》（Out of Apathy）的撰稿人，和后者一样对斯大林主义和工党感到幻灭。不过，虽然汤普森使用“社会主义人文主义”描述他的立场，但麦金泰尔的实际走向不同：不是偏离社会主义而是偏离人文主义。在英吉利海峡对岸，阿尔都塞（Althusser）领导的新一代巴黎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离开人文主义朝向完全排除人类能动性的结构主义。麦金泰尔虽确认人类的能动性，却认定它受到传统、共同体规范和上帝意志的制约。

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伦理学和历史哲学继续令麦金泰尔痴迷不已。斯大林主义虽然被认为令人厌恶，但并没有让马克思主义信誉扫地。麦金泰尔坚持认为，“如今在莫斯科占支配地位的集体沙皇式野蛮独裁可以被认为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本质没有任何相关性，就像教皇博尔吉亚（Borgia）的生平与基督教的道德实质没有关系一样。”最终，麦金泰尔的确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理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感到不满，尽管如此，他仍然维持了对其道德和思想严肃性的极大尊重。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1968）可以说是他告别新左派的标志，他用下面这经过修饰的致敬词作为结尾：

自由派和基督教徒都太善于忘记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世界唯一系统的教义，已经被翻译成人们表达的希望，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些希望只能用宗教术语表现出来，变成理解社会的世俗工程和表现人类可能性和历史的手段，这是将现在从过去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从而构建未来的手段。相反，自由主义简单地放弃了希望的美德。在自由派看来，未来已经变成了放大了的现在。

自由主义难以定义是臭名昭著的。在政治上的激进派麦金泰尔看来，自由派是那些虽然宣称关心弱势群体，却没有意图容许他们拥有更大社会权力的人。从散落在他后期著作的零碎暗示来看，那些体现平等思想的同情在右倾文章中一直都存在。1996年，在被问及他的马克思主义时期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价值观时，麦金泰尔回答说，“我喜欢看到富人被吊死在最近的电线杆上。”因为日益沉溺于前现代哲学的承诺，自由主义似乎越来越成为现代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理性主义、世俗主义、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德性之后》将其宽广的政治和哲学兴趣结合起来，逐渐成了对整个文明的批判。

在麦金泰尔看来，在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的道德推理的演变中，自由主义崛起的对比最为明显和令人担忧。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古典传统建立在共同的宇宙和社会秩序概念之上，即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阿奎那的神学。两位思想家---和几百年之前的很多人一样---都相信起因和权威的等级差异体系，其中巅峰就是超级存在---即上帝。但是，16世纪和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破坏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新教的宗教改革引入了若干异质性的新神学。作为回应，18世纪和19世纪的道德哲学家包括休谟、亚当·斯密、狄德罗、康德、边沁、密尔等在内都试图为道德提供理性的但非形而上学的辩护。在麦金泰尔看来，他们所有人都没有取得成功。

麦金泰尔论证说，到了20世纪，道德与理性彻底割裂开来。道德理论的支配形式变成了“情感主义”（emotivism），即这样的观念---评价性的声明不过是偏爱的表现而已。“X好”不过意味着“我喜欢X”，但被伪装成为事实命题以便操纵听者。当然，情感主义者看待事物的方式不同。对他们来说，“我喜欢X”意味着“我喜欢X。这是我的整体立场，这是X与其吻合的方式，如果我们谈论一阵子，你可能也会喜欢上X的。”但是，麦金泰尔绝不接受这种说法。进行道德论证的唯一诚实方式不是充满想象力的和解而是“理性辩护”---基于人类目标做出的严谨演绎过程。在麦金泰尔看来，情感主义让诚实的交流变得根本不可能；我们只能相互哄骗。

《德性之后》的最初章节着手谈论这种哲学死胡同的文化后果。缺乏宇宙秩序，连同其相关的目标或者目的，使得现代社会陷入广泛存在的失范、肤浅和自恋之中。麦金泰尔声称，现代文化已经演变为若干代表性的人格特征，最明显的是经理、治疗师、唯美主义者，他们都善于操控。前两者动用虚幻的专业知识去达到雇员或病人不明白的目标；第三者将他人当作用来消费的有趣的情感。现代道德生活成了一系列时断时续的争吵和微妙的意志冲突，因为缺乏得到公认的道德权威，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解决。

那么，这个目标（Telos）是什么？单单依靠目标就能让我们获得救赎吗？“目标”就像“存在”和“辩证法”是哲学史上最重要最调皮的术语之一。大致上说，它的意思是“基本本质”、“终极目标”、“目的”、“目标、“实现”。在麦金泰尔看来，道德哲学除非从正确理解我们的目标开始，否则就是徒劳的。只有掌握了真正的目标，我们才能判断我们的义务、我们的美德是什么，才能让我们去实现这些东西。

在麦金泰尔看来，人类目标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理性幸福”。这听起来有些令人讨厌，甚至平淡无奇。但是，对人类而言，为什么理性比爱和美更加必不可少呢？为什么它比痛苦更普遍？比同情和勇气更高贵呢？毕竟，它的基本本质是什么？它是人类物种的每个成员都有的东西吗？那么，暂时或永久失去理性的人难道就不是人了吗？

位于麦金泰尔哲学核心的目标概念存在致命的缺陷。他坚持认为人类生活的目标或者目的是在客观上能够发现的东西，对智人（Homo sapiens）的每个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目标并非事实问题而是选择问题。我们并不是像科学或哲学调查研究的结果而发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确定目标是在经过想象力和情感努力之后实现的。人性是能够适应任何数量的目标的。除了依靠有关终极目标的形而上学论证之外，达成道德共识还存在其他的、更好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的方式。两个人在争论某物是否善的时候可能提供实际的理由，其中一个人认为另外一个人被误导了，或者暗示另一个人的论证是错误的。如果不能达成一致，他们可能提出与争论相关的原则和价值观，如果能够就如何用来解决分歧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他们就能达成共识。但是，在很多困难的案例中，仅仅依靠事实和逻辑是不够的。争论者不得不向对方揭示其立场背后的信念、体验和希望的整个脚手架，每个人都试图用新的眼光看待这个议题---更准确地说，带着扩展了的道德想象力看待问题。

这是描述我们的道德生活的方法，比寻找“理性辩护”更好。所谓的没完没了的和难以解决的分歧被麦金泰尔哀叹惋惜，其实它们应该被视为对话：长久的全社会范围的讨论，有时候是依靠暴力解决的问题（奴隶制），但是至少常常能达成共识，甚至取得进步。我们有关种族隔离法和跨种族婚姻的全国性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已经终结。我们有关女性的全面人权的对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终结，虽然共和党人和福音派人士似乎还在试图重新讨论。我们有关同性恋的对话愉快地终结，我们有关大麻合法化的对话---或许还有迷幻类药物---似乎也很有希望。我们有关经济不平等和复兴新政的对话很不幸地没有任何进展----但曾经有过新政的事实还是给人抱有希望的理由。我们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对话还几乎没有开始。麦金泰尔坚持认为，现代多元主义让道德和政治进步根本不可能的说法似乎与历史事实不符。有时候，所谓的令人遗憾的多元主义实际上产生了值得向往的后果。与麦金泰尔相反，道德判断融合了理性和情感。休谟挑衅性地提出这个真理---理性总是情感的奴仆。詹姆士和杜威等实用主义者的意思是，将想象力等同于我们的主要道德潜能。难怪罗蒂写到，我们应该期待道德进步主要来自小说家、记者、民族志学者、人种学家和其他详细描述的提供者的著作，而非来自哲学。

麦金泰尔哀叹的不仅仅是现代性的黑暗面---所谓的操纵、浅薄、无目标、及碎片化。他嘲讽说，甚至自由主义最精致的成就也空洞无物。天赋人权的现实意义并不比巫师或独角兽更多；《人权法案》、《独立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等文件都是“虚构”之物，并没有客观的理性论证。但是，那些伟大的文件既非哲学论证也非依靠这些论证，比如《人权法案》意味着“正如文件的法令显示的那样，没有人应该仅仅因为不是贵族就被剥夺选举权或者竞选公职的权利，或者办报或者从事其他政治活动的权利。”它并不意味着“隐蔽的形而上学领域存在着被称为权利的像幽灵一样的实体，我们必须从那里引申出组织政治生活的方式。”

美国缔造者相信那些像幽灵一样的实体，与他们相比更少这种观念的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论证我们为何要确认这些真理呢？我们的论证其实很简单：“我们相信普通人，最终来说只能依靠终极的政治权力---劝说来统治。”我们可以进一步解释，但麦金泰尔未必会感到满意，在他看来，缺乏抽象的、非人的权威是自由主义的致命性缺陷。自由主义是纯粹负面的，是给权威施加的限制。麦金泰尔写到，自由主义原则“没有给我们需要追求的目标，没有理想或愿景来为我们的政治行动赋予意义。他们从来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许没有，但是，他们的确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再受到等级差异体系的束缚，这在现代时代之前毁掉过这么多的人，对此我们感激不尽。

 在为《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写的序言中，保守派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马内特（Pierre Manent当代法国政治哲学关键人物,被美国《旗帜周刊》誉为“最深刻的欧洲怀疑主义哲学家”）赞许地注意到麦金泰尔长达50年的“稳定不变的反自由派愤怒核心”，但狡猾地观察到“自由主义的替代品全都声誉扫地。没有一个将人类组织起来的原则能够在胜利时还受到如此多批判，在被如此诋毁时还能取得这么多胜利。”对此判断，麦金泰尔可能赞同，虽然未必采用如此得意洋洋神气活现的口吻。他可能认为自由主义可能要长期存在，虽然并非因为它有可迅速恢复的弹性或是最不坏的替代选择。相反，自由主义是让植物枯萎的危害和有毒迷雾，永久性地笼罩在我们的文化和政治风景上，“在此阶段重要的是构建地方形式的共同体，在其中，依靠维持文明和智慧的道德的生活帮助我们度过漫长的黑暗时代。”

在几乎所有方面，理查德·罗蒂都是与麦金泰尔正好对立的一极，除了这一点之外：两人都喜欢和尊重对方。罗蒂是反基础主义者（anti-foundationalist），而麦金泰尔严厉地坚持认为，没有形而上学基础的哲学不过是虚构。罗蒂认为，我们的最高道德和政治义务是减少痛苦和增加快乐；麦金泰尔认为，要遵循我们的共同体传统确定的美德之路，受到共同体目的观和人生目标的指导。罗蒂认为，启蒙以及它背后的批判精神开启了历史上幸运的新时代，在此阶段，个人和社会解放至少有了可能性。麦金泰尔则认为，我们能够在那种解放下还能生存下来实在是命运女神的眷顾。罗蒂喜欢区分启蒙理性和启蒙自由主义。他赞同麦金泰尔的观点，即启蒙理性---将道德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尝试---失败了。但是，他认为启蒙自由主义---平等、言论自由、普选权、政教分离---取得了无比荣耀的成功，是人类的最好希望。麦金泰尔则除了他依靠的天主教之外，并不抱多大希望。

罗蒂似乎觉得，他的哲学大碗身份意味着有义务对当今政治议题发表评论，而麦金泰尔似乎觉得，他的哲学明星身份意味着自己有义务保持缄默。结果，罗蒂在他去世之前的20年里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而麦金泰尔则一直为小圈子专业人士写作。

罗蒂出生于1931年，在以思想和政治活动为典型特征的家庭长大。他的父母是记者、教师、积极分子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朋友，年轻的罗蒂很早就接受了他们激进的民主平等观。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很快就爬上学术阶梯的顶端，在30出头时就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但是，在他获得了这个职业的所有绚丽奖项和深深陶醉在从巴黎进口的理论之后，他离开哲学系前往弗吉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谋职，在那里他可以想教什么就教什么。

罗蒂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左派，他自称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派或者自由派---不管他使用什么名称，他认为很少可能让对话脱轨倾覆。因为对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身份认同政治和阶级政治之间的分裂感到担忧，他写了《筑就我们的国家：20世纪美国左派思想》敦促新旧左派，改革左派和学界左派，更笼统的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建立起统一战线。他警告说，他们需要团结起来，防止下面很可能出现的场景：

工会会员和尚未组织起来的无技术工人迟早会意识到政府并没有试图防止工资继续下降，也没有试图防止就业岗位出口。大约在同时，他们也将意识到郊区白领工人---自己也特别害怕被裁员---不要被征税太多以便为他人提供社会保障。

在那点上会出现某些裂缝。非郊区选民将决定这个系统已经失败，开始寻找可以支持的政治强人---那些愿意向他们保证一旦上台就采取措施的人，沾沾自喜的官僚、诡计多端的律师、待遇优厚的推销员和后现代主义者教授统统将不再能够发号施令。

随着特朗普的当选，这个设想出来的场景变成了现实。这个段落迅速走红，罗蒂死后不久被广泛称赞为具有先见之明的预言家。

罗蒂的其他政治著作《偶然、反讽与团结》或许是其最好的作品。罗蒂论证说，为了政治目的，拥抱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奥威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与他人达成哲学契约并不重要，充满想象力地认同他们才是最重要的。对于实用主义者罗蒂而言，没不存在普遍可靠的具有约束力的道德真理或政治真理。不可能说服人们去支持团结或其他美德。没有什么“人类本质”或者“事物本质”可以被用来当作道德或政治秩序的基础。他写到，自由派的正义论是建立在“并不比历史事实更深刻的东西”的基础上，这意味着若没有诸如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机构保护，人们将不太能够找到自己的私人救赎之道，创造自己的私人自我形象，重新编织其信念和欲望网络。这种确认基于承认偶然性的团结就是罗蒂政治学的脚手架。很难说这偏离麦金泰尔的理论有多么远。令人好奇的是，麦金泰尔为此书写了书评，最后不无幽默感地提出恶作剧的建议，“在这些篇幅里可能藏着一本渴望被漏掉的小说。”我猜想罗蒂会将此作为一种赞美。

《我们能够希望什么？》是从罗蒂的档案中精选若干话题的文章中编辑而成的文集，遵循最近出版的《作为反权威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模式，只不过哲学性更强一些。收录在《我们能够希望什么》中的18篇文章每篇都讨论了一篇随笔大小的话题---经济不平等（“让富人更有钱”“回归阶级政治”）、全球化（美国平等能够在全球经济下幸存吗？）、文化政治（学界民主化）、国际事务（无法预测的美国帝国，五十万兰头盔），充满人性关怀、敏锐精辟而且文笔优雅。

最令人难忘的或许是“从2096年回望过去”，这是一位无名演讲者对21世纪的评论。此人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痛苦和怨愤催生出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国民冲突，结果到了这个世纪中期产生了军事独裁。最终民主展望党（the Democratic Vistas Party）恢复了文官统治，但人人都感到内疚和懊悔，美国例外主义受到极大的削弱。“与100年前（1996）的美国人相比，我们成了孤立主义者的、没有雄心壮志的中等国家国民。”这位演讲者的结论是“一切都取决于如何维持美国博爱的脆弱意识不遭到破坏。” 这样的道德寓意体现在该问提及惠特曼（Whitman）的《民主主义憧憬》和爱德华·贝拉米（Bellamy）的《回顾》。

在这最后一本书中，正如在其他所有作品中那样，罗蒂有两大目标：首先，显示传统哲学是多么微不足道；其次是显示这个事实的重要性是多么少---也就是说，我们的道德生活并非建立在原则推演上，相反，更多依靠的是同情、团结和道德想象力。英国诗人雪莱在两个世纪之前就在《为诗辩护》中说过：

一个大好人必须具有最细致和最博大的想象力；他必须将自己放在另一个人或很多其他人的位置上；人类同胞的痛苦和快乐必须成为他自己的痛苦和快乐。道德善的伟大工具就是想象力。

这种想象力---不是道德哲学，不是与终极目标一致，而是被他人的痛苦所感动的潜能。这是高深复杂的哲学家罗蒂提出的如此惊人的简单信息。但是，用来评价这个世界的现状，这个观点也许并不肤浅。

作者简介：乔治斯夏拉巴（George Scialabba），其随笔集《只是一种声音》2023年8月即将由Verso出版。

Alasdair MacIntyre and Richard Rorty’s Lifelong Argument | The Nation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1. 【乔治·斯夏拉巴】哲学应该退场了吗？——《实用主义是反威权主义》简评 - 儒家网 (rujiazg.com) 2021-12-08

2. 哲学应该“安乐死”吗？ (weibo.com)《思庐哲学》2021-12-09

3. 克劳福德著《头脑之外的世界》简评_爱思想 (aisixiang.com) 2016-03-03

4. 思想生活不是贵族的休闲——为哲学找一块栖身之地 (thepaper.cn) 2020-11-06

5. 思考，但不必成功 (sohu.com) 2021-02-06

6. 在失败的可能性很大时_斯夏拉巴 (sohu.com) 2021-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