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黄炎”到“炎黄”
——先秦话语中炎帝形象的衍生
作者:刘全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六月初一日丁丑
耶稣2023年7月18日
尽管当代社会早已习惯将炎帝、黄帝合称为“炎黄”,但在中国早期的文献中,世人更习惯将两者合称为“黄炎”。由“黄炎”到“炎黄”的变化,并非仅仅是文字表层的调换,其背后蕴含着炎帝形象的衍生与身份建构的过程。
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祠壁画《黄炎结盟》作者/供图
炎帝被视为黄帝征伐的对象、姜姓的先祖
有关炎帝、黄帝的故事也许早有流传,但两者放在一起被书写于典籍则见于春秋时期。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黄帝与炎帝直接关联的话语出自《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的叙述。针对晋公子重耳的婚姻选择困境,司空季子举出黄帝与炎帝相互征伐的故事,在司空季子的话语逻辑中,黄帝、炎帝尽管同父同母,但却成长相异,进而造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通过司空季子的叙述可知,在春秋世人眼中,黄帝、炎帝为兄弟关系:两人同出于少典氏,本可以为同姓,但最终却异成而异德,分属姬姜两姓,进而走向了相互杀伐的境地。结合司空季子先言黄帝二十五子以成天下十二姓的话语逻辑,在黄帝与炎帝之间,司空季子推崇和褒扬的应是黄帝。
这一推崇心理也见之于晋国君臣的另外一场对话,即《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记晋文公与卜偃关于是否救助周襄王的占卜活动。针对晋文公是否勤王的疑问,卜偃的占辞是“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尽管卜偃没有明言黄帝征伐的结果,但晋国君臣得出吉利的结论,足以揭示黄帝是阪泉之战的胜利者,而炎帝则是失败者。
由这些对话内容可知,春秋之时,世人普遍认为炎帝与黄帝生活在同一时代,而且是被黄帝征伐的对象。以当时的历史语境而言,黄帝对炎帝的征伐,也蕴含着晋国与齐国之间的对抗和争霸过程:黄帝为姬姓先祖,而炎帝为姜姓先祖;晋齐两国分别是姬姜两姓的代表,自视为黄帝、炎帝的后裔。于此,黄帝与炎帝的征战则直接指向当时晋齐两国的较量和霸业。《左传》哀公九年所记史墨之言,便是这一观念认知的典型表现:面对晋军主帅赵简子是否救郑敌宋的犹疑,史墨的占辞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水胜火,伐姜则可”。显然,这是“黄帝战炎帝”在现实政治中又一次十分直接的隐喻。
春秋之时的“黄帝战炎帝”,经战国传至秦汉,以致与“黄帝战蚩尤”的故事相交融、缠绕,使得司马迁在撰写《五帝本纪》时以兼收并蓄的方式记载了黄帝与蚩尤、炎帝的两次征战,其前后又有神农氏作为时代的标识。太史公的这一书写为后世的争议埋下了伏笔,但却呈现出神农、炎帝、蚩尤相别为三人的认知。与司马迁的书写不同,贾谊《新书·益壤》则沿用春秋时期的古说,认为黄帝为炎帝之兄而“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与贾谊近似,《淮南子·兵略训》云“黄帝尝与炎帝战矣……炎帝为火灾,故黄帝擒之”,以证明“夫兵者,所以禁暴讨乱也”。这些文献的书写可以看作战国秦汉社会对“黄帝征伐炎帝”故事的进一步演绎,是对自古相传话语的执着坚守和复述延续。同时,与春秋社会不同的是,尽管他们都在言说“黄帝战炎帝”的故事,但却已不再凸显两者分属于姬姜两姓的先祖身份。这一书写和阐释指向的变化,蕴含着后世社会虽然仍在坚守“黄帝战炎帝”的古说,但话语内涵已经远离了姬姜两姓相别,不但与晋齐两国的争霸没有必然的关联,而且还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功能。
炎帝转变为先于黄帝的古帝王
与“黄帝战炎帝”被赋予新内涵不同,炎帝形象的衍生还存在着另一条路线,即炎帝不再是被黄帝征伐的对象,而成为先于黄帝的帝王。《逸周书·尝麦解》是目前所见同时记载炎帝、黄帝、蚩尤三人复杂关联的最早文本,它的书写也意味着炎帝的地位已被提升至黄帝之前。
结合文辞、思想内容和文本风格,一般认为《逸周书·尝麦解》成篇的时代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而这一时间点正是华夏大地族群融合、姓氏合一的时代,姬姜两姓已不再是区分炎帝、黄帝的重要标准,现实社会中族群的融合,也必然映照于炎黄关系的转变。在《逸周书·尝麦解》中,作者以朴实的笔法借周王之口,讲述了发生在炎帝、蚩尤、黄帝三人之间的统治、反叛、平乱的故事。其中,炎帝先于黄帝拥有天下,成为天下共主,统治着蚩尤、少昊。随后,蚩尤贪婪暴虐、蛮横反叛,逐迫炎帝以致天下大乱。在这一情况下,炎帝“乃说于黄帝”(让天下于黄帝,刘师培《周书补正》),于是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常”。显然,这里的炎帝已是能够传位于黄帝的前代天子。即使不把炎帝“乃说于黄帝”理解为炎帝的传位,两者也早已不是对抗征伐的关系,而是联合、结盟,进而对抗共同的敌人——蚩尤。
尽管《尝麦解》的作者仍然在凸显黄帝的功绩和德行,但其中,炎帝在面对威胁时主动与黄帝联合、结盟,甚至可能传位于黄帝。从这一层面来看,后世社会一直流传的“炎黄结盟”故事,最早可追溯至《逸周书·尝麦解》的书写:作者的主观目的在于解释“当今”秩序形成的开端,但在客观上揭示出黄炎关系已由并时并列逐渐转变为前后相次。
炎帝先于黄帝的表达,并非仅见于《逸周书·尝麦解》,还见于《管子·封禅》:作者在列举远古帝王的封禅活动时,将“炎帝封泰山”置于神农、黄帝之间,呈现出炎帝早于黄帝的认知。除此之外,阴阳五行知识体系的“五方帝”“五色帝”,将炎帝配置于孟仲季三夏、黄帝配置于季夏之末(《礼记·月令》)。也许这里的“炎帝”“黄帝”还不具有古帝的身份,但是随着话语的交融,季节月序的先后也必然蕴含着炎帝、黄帝在位时间的先后。同时,《管子·封禅》虽透露出神农与炎帝是不同的两位帝王,但两者前后相连,而且《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明言天子在炎帝主宰的季夏之时不可“妨神农之事”。于此,这些话语也蕴含着炎帝与神农逐渐融合为一的契机。关于炎帝与神农合一的时间,顾颉刚认为应以西汉末年的《世经》为标志。结合贾谊、司马迁等对炎帝故事的叙述,这一判断是准确的。换言之,借助于先秦时期的相关话语,在西汉中后期,炎帝与神农逐渐合二为一。同时,炎帝也借助神农在世人心中的威名,顺理成章地成为“三皇”之一,被称之为“炎帝神农氏”。
炎帝被提升的原因与炎帝之德的流延
炎帝被提升至黄帝之前、成为先于黄帝的天下共主,并非向壁虚构、毫无依凭,而是存在着德行观念和族群认同的根据。
在春秋社会,尽管流传着炎帝被黄帝征伐甚至失败的故事,但同时世人也在传颂着炎帝的盛德。《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云:“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其中,炎帝处在黄帝之后,采用的是火纪、以火名官,蕴含着郯子对炎帝盛德的肯定。因为在讲述先祖少皞氏以鸟名官之后,郯子明言“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言辞之中带有无限的伤感和惋惜。在郯子看来,“不能纪远”的颛顼在德行上是有亏欠的,难以与少皞氏、黄帝氏、炎帝氏、共工氏、太皞氏相比。显然,在郯子心目中,炎帝之德是值得后人褒扬和继承的。
同样的内涵,也展现于春秋时期周王室太子晋的话语中:《国语·周语下》记载周王室的太子晋劝谏周灵王说,共工之从孙四岳辅佐大禹治水成功之后,帝尧“祚四岳国,命为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对此,韦昭《国语注》指出太子晋所说的四岳即姜姓之先,也是炎帝的后裔。结合太子晋的话语逻辑,韦昭所言契合于《国语》原文的本意。四岳、炎帝的后裔关联至春秋时代的社会现实,太子晋认为那些兴衰沉浮的国家或部族都可以称为“黄炎之后”,即“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换言之,在太子晋看来,那些夏禹、四岳的后世子孙可被统称为“黄炎之后”。无疑,炎帝的盛德已经指向现实社会的政治秩序,成为姜姓子孙立国行政乃至世代不绝的合法性根据。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作为天子继承人的太子晋所说“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的真正意思,在于强调后世子孙对于炎帝盛德的接续和继承。这一深层的话语内涵折射出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炎帝是一位具有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也正是因为炎帝的盛德,作为姜姓的齐、许等国才获得了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
显然,与郯子相比,太子晋对炎帝之德流延于后世的表达,更为清晰、明确。同时,在两人的话语中,炎帝不具有先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的特质。如果一定要区分炎帝、黄帝先后次序的话,那么两人的表述都是黄帝在前、炎帝在后,特别是在太子晋的话语中,“黄炎之后”的称谓展示出他与司空季子、卜偃一样,延续着黄帝、炎帝同时并列而又推崇黄帝的认知。不过,太子晋、郯子的话语足可说明,在春秋时人的观念中,炎帝是一位盛德流延于后世的帝王。伴随着族群融合、姓氏合一时代的真正到来,姬姜两姓早已不是区分华夏人群的重要标准。于此,炎帝具有盛德的认知使得炎帝的地位得以提升,进而在时间次序上先于黄帝,成为天下共主。
总之,在中国早期的话语中,炎帝形象存在着明显的变化过程,炎帝之德的流延是世人建构炎黄关系的话语根据,而族群融合则是炎帝身份得以转变的深层根据。由此,不但“炎黄结盟”的故事得以书写,原本的“黄炎之后”也逐渐转变为“炎黄之后”。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先秦两汉话语中五帝形象的衍生与相关文献的形成研究”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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