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流劉咸炘，字鑑泉，別號囿齋，生於清光緒二十二年，卒於民國二十一年，得年僅三十有六。其祖槐軒（名沅，字止唐），乾隆舉人，不樂仕進，隱居成都講學，會通三教，以儒家心性之學與道家内丹功法冶於一爐，且注重經世，以儒門之教普及於社會下層，徒眾甚盛，儼然教主，門人稱爲槐軒教，俗稱劉門或劉門教，有《槐軒全書》行世。其子子維（名梖文），鑑泉父也，繼之講學，徒眾益盛。鑑泉幼承家學，五歲能屬文，九歲能自學，以讀書著述授徒終其身。著作已成者，都二百三十一種，四百七十五卷，取《說文》“推十合一”之義，彙爲《推十書》。中有《推十文》四卷，《推十詩》二卷。黃君曙輝合爲《劉咸炘詩文集》，點校行世。
    
    
    鑑泉以學著，不以文名，文集中自以論學者爲最勝。《自述》一篇，論己學之所從出，一爲其祖槐軒，一爲章實齋。謂槐軒乃私淑實齋者，然“槐軒言道，實齋言器；槐軒之言總於辨先天與後天，實齋之言總於辨統與類。凡事物之理，無過同與異，知者知此而已。先天與統同也，後天與類異也。槐軒明先天而略後天；實齋不知先天，雖亦言統，明類而已，又止詳文史之本體而略文史之所載”。文史之所載，即種種人事也，己之所究，正在於此。“故槐軒言同，吾言異；槐軒言一，吾言兩；槐軒言先天，吾言後天；槐軒言本，吾言末而已。”不取實齋“史學”之名而稱之爲人事學，其中最要者有三，曰遺傳、土風、時風，“要之爲氣質與風俗而已”。故其治史，獨出心裁，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如《遊俠述》、《唐士風論》、《北宋政變攷》、《明末三風略攷》諸篇，皆是也。
    
    
    更以遺傳、土風、時風三項剖析自身學問性情之所從出與所以得失之故。謂“蜀中學者多秉山水阻險之氣，能深不能廣，弊則穿鑿而不通達。吾則反之，專門不足，大方有餘，殆平原之性歟？先考溫良恭讓，雖疏者無間言，吾生母則剛直。故吾性怯於抗爭，惟恐忤人，有過於徇情之失。而又時卞急暴氣，乃至事親不能柔聲。惟好讀書，多默坐，故此病少見，而急性内抑，乃形成陰鬱，頗似俄羅斯人之具矛盾性。其不同者，柔多於剛耳。至於時風，則可謂無與。幼受庭訓，弱冠從兄，未嘗就外傅，根本未壞，父兄之恩也。枝葉之學，所謂知者，則皆出獨求，未奉教於耆碩，無講習之友朋，以是無廣益，亦以是不受俗習。若上下古今，合過去之人而較其位置，則有可言者”。又謂《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亦可曰‘化質之謂道’”，所謂修道之謂教，“亦可曰‘化俗之謂教’”。“性、道同也，質、俗異也，化非變也，因而正之也。因者，觀變，道家法也；正者，用中，儒家法也。先觀變而後用中，此其方法也。所施者子與史，於子知言，於史論世。”又謂“初得實齋法讀史，既乃推於子，又以推及西洋小説”。鑑泉治學，規模宏大，綱紀秩然，於此可見。“化質”、“化俗”二事，則爲其治學之鵠的也。
    
    
    鑑泉於中國思想學術，深有解會，以爲西人重於求知萬物，故以本體論、認識論爲主，自昔已然，而今尤甚，而中學則重於應對萬物，故“‘中國哲學’四字，本非妥定之稱”，不如依莊子而稱爲道術之爲適當。中華道術，大別有二，一曰人道，二曰羣理。（《推十書·子疏定本·子疏先講》）人道者，以仁爲主，以見性爲宗，乃德性之學，非口耳之學。哲學（此語本於希臘，意謂愛智）之清談，非所以見性也。是謂鑑泉論學之一貫見解。謂“十餘年來佛學之盛，實因哲學流行，圓妙居上，其效在於發智，而不在於扶德。故騰口說食、魭斷玩世之弊，未久而遂見”。槐軒“和會三教”之說，則非泛泛而談，固有“身心實功”者也。（《與蒙文通書》）而“近三百年來，求知之學，可謂大盛，然多徵實而少發揮，多發見而少整理”。自道其學術志向，則曰：“爲聖道足其條目，爲前人整其散亂，爲後人開其途徑，以合御分，以淺持博，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自述》）以爲學問之究竟，在於真見性善，“徒恃思維辨證所得之一二觀念，固不足恃，即一時乍悟所見之一境界，亦豈遂爲一得永得耶？”所以致疑於禪宗者，正因“疑其仍不免爲黑毧毧地耳”。（庚午四月十一日《與蒙文通書》）是故槐軒之教，“實較先儒進一步尋得實在著落。由辨証而知道之一觀念，由乍悟而領會之一境界，皆不可恃。不可恃，故先儒之進求深確者，往往兼取二氏，漸趨道教”。（《復徐季廣書》）
    
    
    其《三進》一文（《推十書·内書》卷四），於此發揮更詳。略謂：“漢以後，儒者之學凡三變。漢唐儒者止於粗迹，至宋始知反本，而兼取老、莊、釋氏；自明更求靜處之實得，而通丹家，合三教；皆求之愈切，入之愈深，每變而益進者也。”蓋欲究本體，必當治心，因乍見者要不可以持也；而欲求常持，“則必使撓亂之者皆不能撓亂”，因“人之行固本於心，而本於知識者淺而力小，本於情意者深而力大；情意又與生理相關，身心相連，心氣相使，治心者固不可忽氣”也。道家内丹之術，於心氣相使大有助益，自當兼取。德性之知，固非口耳之學者所能把握。是故鑑泉獨惡乎空談實踐者“日號於眾曰‘行旃行旃’”而其躬之不率、其行之無聞也。（《釋與》）
    
    
    論學之文如此者，集中固時時可遇，然終以墓志、壽言等應酬文字居多。自謂“受人之請，不得不爲文，而無所取材焉，吾困於是者屢矣”。（《賴丕丞先生暨德配王孺人六十壽言》）然於無可奈何之中，時復藉此以抒己之情，講己之學。如《余斐成先生暨德配陸夫人六旬雙壽壽言》發揮亂世須仁尤亟之論，曰：“仁義興則世治，廢則世亂；先哲之恒言也。吾謂治世亟義，亂世尤亟仁。非歧之也，仁固爲本也。孟子特言仁義，而七篇尤詳於仁。今之無義，尤甚於戰國，而非義之義，反滋多以賊其仁。聼其言，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察其心，則惻隱之心存焉者寡。故苟有能行仁者，雖廣狹有殊，而希貴則一。”《歐陽席儒先生六十壽言》則發揮鄉治之義，謂“合羣於鄉，華夏之大經也。綱紀既隳，民散不繫，而鄉治之需益急”。然自古至今，士人雖爲四民之首，而言多行少，“加之以異説，因之以弊俗，書等身，言盈耳，而德不洽一鄉，行不徵一國”，更何況人各持一義，彼此是非，朝暮改易。以此逐流之身而議安土之業，能收和壹之效乎？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歐陽席儒者，即其人也，雖無赫赫之名，而鄉治以賴。如此落墨，可謂借題發揮，而又善頌者也。
    
    
    爲家人戚友所撰墓志傳記等，最可見其爲人之篤實與真率。《亡妻事述》一首，其顯例也。爲摯友唐迪風（君毅之父）、吳碧柳（芳吉）所作別傳，於其人之精神氣象、論學宗旨，抉出無餘。以古文義法論，或未臻精純，然以傳人言，則可謂信史。鑑泉論文，固專主志事者也。
    
    
    其論詩也，先亦以志事爲主，而後覺此說“偏重於理史觀，於詩之本質或反遺失”。謂“昔人氣格韻理諸說，偏弊已見，吾所不取，而重風輕騷、尚質救文之旨，又自信甚深，不肯棄也”。於是取殷璠“文質相濟，風騷兩共”之旨，亦即劉彥和所謂風骨，以爲準繩，甄選歷代之詩，自漢至唐，最爲四卷，名曰《風骨集》。後又選錄宋以後詩，至今人鄭子尹、黃公度諸人，都爲四卷，曰《風骨續集》。鑑泉論詩宗旨，可於此二編見之。
    
    
    自謂於選詩也，棄之者凡五：“一則應酬草率，無真情者；二則情流蕩而無節者；三則多寫物象，多用故實，主爲客掩者；四則詞氣平實，文分多而詩分少者；五則僅以句傳，或多疵累者。”要之，“有風無骨，有骨無風，皆所不取”。《風骨集》印成後，於《學衡》雜志得見繆彥威（鉞）先生《詮詩》一文，大爲歎服，以爲“究本括末，簡要超常，不獨非時流鈔勦蕪冗者比，即先士名論，亦未有是”；謂己之所論辨，實不越乎是。於是附印於《風骨集》之末。彥威此文謂：“詩之質有三，一曰深遠之思，一曰溫厚之情，一曰靈銳之感。夫詩者，言之精也，情之華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隱顯同符，表裏合契。故詩中之思，即詩人之思也；詩中之情，即詩人之情也。然凡鄙淺近之思不足貴，必期乎深遠焉；虔矯偏激之情不足尚，必期乎溫厚焉。又西人論文學，率重想像，騁玄思於無極，挫萬物於筆端，飾色增奇，文章司命。而欲想像豐融，必慧心善感，故以靈銳之感殿焉。”鑑泉論詩之宗旨，亦可謂盡於此數語矣。
    
    
    其自作詩，雖或未盡副其所期，然能棄五弊，述真情，泰半有爲而作。如《自狀詩》五首，直抒己志，不加雕琢，多說實話，與尋章摘句者旨趣迥異。（自評曰：“白體耳。猶有十三四不自然。實話可存，亦有趣。”）《七十元》一首，自注“歎不均也”，云：“七十元一箇女。送錢來時眉如弓，送女去時淚如雨。銀元白如玉，枯骨變成肉。女兒嬌如花，剜肉棄他家。人命輕，七十銀元買一生。人命重，一箇嬌兒當糧用。寄語朱門賢少年，休談人道與平權。一夜輸贏數，已抵貧家賣女錢。”真慨乎其言之也。悲閔之情，側怛之語，不減杜陵。又《傷兵》云：“槍聲纔發人已倒，蛇行田中嚙青草。遙窺同伴強相呼，願乞一槍令死早。前日街頭驅入營，新裝今已染赬腥。手護腰囊猶不釋，臨行領得錢三百。”悲天憫人之懷，興觀羣怨之旨，發於不容已之情，藹然仁者之言也。鑑泉詩之真價，當於此等處求之。
    
    
    黃君曙輝，嗜古好學，志在發潛德之幽光，維文化於不墜，整理行世之舊籍，不知凡幾。今點校《推十詩文集》畢，以余於鑑泉之學，粗識端緒，因命作序，不敢辭。讀鑑泉是集者，或有取於斯，是爲至願。
    
    
    歲次庚寅八月二十五日上海嚴壽澂完稿於星洲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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