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三代”情结

作者：夏静（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六月初七日癸未

          耶稣2023年7月24日

“三代”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指夏、商、西周，秦以后也开始包括东周，并且一直沿用下来。“三代”所创造的高度文化成就受到了处于思想交锋中先秦诸子的追捧。回望“三代”，是中华思想文化向后看思维定式的显著标识之一，由此也形成了古代文学批评传统中独具民族文化特质的“三代”情结，这一特质在齐梁时期的刘勰身上体现得极为鲜明。《文心雕龙》中“三代”一词，出现七次，夏、商、周出现的次数更多，至于尧、舜、禹、汤、文、武等三代圣王则是高频出现，作为“三代”文化载体的“六经”以及乐舞、乐器、乐歌、礼制、礼器等也被其一一拾掇进去，从而展现出一幅具有浓郁“三代”政教文化色彩的历史画面。在儒、释、道三家之学并立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的这一偏好，独树一帜，的确不同于这一时期那些伟大的批评家。刘勰的“三代”情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郁郁乎文哉”的价值导向，一是“征圣立言”的神圣书写，一是“原始表末”的路径依赖。

“郁郁乎文哉”的价值导向。“郁郁乎文哉”的说法，源于孔子。孔子以传承宗周文明为己任，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对“三代”文化一往情深，故而有“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的感慨。孔子以“三代”礼乐文化为“文”的思想对刘勰的影响很深。对“三代”文化成就，刘勰推崇备至，“斯文之兴，盛于三代”（《文心雕龙·铭箴》），“三代政暇，文翰颇疏”（《书记》），“三代所兴，询及刍荛”（《议对》）；对周代更是不吝赞美之词，“周监二代，文理弥盛”（《章表》），“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征圣》），“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诔碑》）。他秉持以礼乐之文为“文”的正统理念，在“三代”礼乐文化的各种载体中探寻“文”的源头，致力于阐释各种文体皆源于“六经”。《原道》篇开宗明义，刘勰明确断定“文”乃“三才”之文、礼乐之文，天文、地文和人文以反映天经地义之至理而具有一致，以此作为全书弥纶群言、原始要终的基础。从天文到地文到人文的同一性推断可以看出，刘勰对商周以来天、地、人“三才”合一宇宙观、世界观的全面吸收与赓续发展。从《征圣》篇“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语义所指来看，刘勰不仅将“文”的源头指向“三代”，而且宗周的色彩极为鲜明。纵观《文心雕龙》一书，“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序志》）的总体原则，均是在三代“尚文”观念的笼罩下，在“郁郁乎文哉”的价值导向中形成的。

“征圣立言”的神圣书写。“征圣立言”思想，源于“轴心期”诸子。晚周以来，五霸七雄纷争，社会激烈变迁，诸子欲拨乱反正，但人微言轻，遂借托古构想，借尧、舜、汤、武打压霸主，灌输王道理想。在思想谱系与文化心态上，诸子塑造了上古帝王的伟大人格与传承谱系。孔子对此不遗余力，墨子道夏禹，孟子言必称尧舜，许行则为神农之言，庄子臆造古圣先王之说（罗根泽《晚周诸子反古考》），以此建构古史的“黄金时代”。这是“三代”情结产生的历史语境，也是中国历史上道统思想的历史依据。刘勰对前代圣王不乏溢美之辞，有着鲜明的圣王崇拜意识，视前代圣王言行举止为万世不变之遵循，诸如“玄圣创典”“素王述训”“文王患忧”“公旦多材”“夫子继圣”（《原道》）的赞誉；又诸如“帝轩刻舆”“大禹勒筍簴”“成汤盘盂”“武王户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欹器”（《铭箴》）的褒扬。刘勰有着明确的“征圣立言”意图，所谓“征圣立言”就是为文学立法，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文心雕龙》全书中有那么多的文学法则，譬如“体有六义”（《宗经》）、“八体”（《体性》）、“三准”（《镕裁》）、“四对”（《丽辞》）、“练字四要”（《练字》）、“二患”（神思）、“立文之道，其理有三”（《情采》）、“六观”（《知音》），等等。从《原道》开篇来看，刘勰宣称本书的写作目的，就在于传达“道”的神圣性、验证“圣”的合法性和效仿“经”的永恒性，他坚守荀子以来原道、征圣、宗经的立场，捍卫“三代”以来神圣书写的意图，可谓异常坚定。

“原始以表末”的路径依赖。“究始终”“探表末”是《文心雕龙》写作方法上的主要依凭，刘勰称之为“原始以表末”，也称之为“原始要终”。历史地看这一思想的源头，一是源于《周易》，并经由汉代司马迁的阐发；一是源于墨子的“三表法”，是对“有本”“有原”“有用”三条标准的阐发。在《史传》《章句》《附会》《时序》诸篇中，刘勰反复提及“原始要终”，并于终篇归纳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序志》）四种写作方法，可谓心心念念、不厌其烦。刘勰长于“原始以表末”的研究方法，《文心雕龙》各篇均以此方法来论述文学问题。譬如《明诗》篇，刘勰以“铺观列代”“撮举同异”为原则，将诗歌之“始”上溯到葛天氏之乐，历述黄帝、唐、虞、夏、商、周时期的代表作品，在此基础上叙述汉代以后四言诗、五言诗的演化历程。他秉承“究始终”“探表末”的法则，当一个问题不得解时，将其“始”追溯到“三代”，便会进入正统的谱系，获得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这是包括刘勰在内的古代学者的常见写法，在古籍中屡屡可见，是古典时代的传统，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见于《文心雕龙》一书，如《辨骚》：“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诏策》：“命之为义，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诰誓。”《养气》：“三代春秋，虽沿世弥缛，并适分胸臆，非牵课才外也。”《才略》：“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辞令华采，可略而详也。”凡此种种，振叶寻根、观澜索源，“三代”情结的印记清晰可见。这种探究问题原委、始末，并将其追溯到“三代”的路数，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重要书写路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刘勰在写作方法上的路径依赖。

刘勰虽然深知“时运交移”“与世推移”（《时序》）的道理，也明了“三代玉瑞，汉世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书记》），遵循着从省从简的趋势，但在其有意的建构、刻意的修饰甚或不经意的陈述中，或多或少地都流露出对“三代”的仰慕之情。回望“三代”也是中华思想史上一个常见的主题，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价值导向、书写方式与方法路径。就此而言，刘勰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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