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景与《典语》

作者：谷文国 刘晓霞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六月十四日庚寅

          耶稣2023年7月31日

《典语》是三国之际吴人陆景所撰，著作时间不详，最迟当不晚于吴天纪四年（280年）。是年，陆景遇害，年仅31岁。此书有感于东吴末年内忧外患的背景而作，针砭时弊，言无虚物，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然世已久佚，赖唐初魏征等人所编之《群书治要》得以保存其大概，内容既反映了陆景救弊于一时的殷切考虑，也逐渐凝练为一种治道主张，至今犹有可资取用的借鉴价值。

（一）

陆景，字士仁，出身吴郡陆氏，为江东大族，乃吴国名将陆抗之子、陆逊之孙。其弟陆机、陆云并称二陆，皆善属文作诗，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据《三国志·陆逊传》所载，陆景在其父死后领兵拜偏将军、中下督，后为王濬别军所杀。史传陆景“澡身好学，著书数十篇”，然篇目无存。详考史料，其中当即有《典语》一书。关于此书，世人罕有所知，由魏征“总知其务”的《隋书·经籍志》曾有著录，此时距陆景之年代已有300余年，湮没久矣。魏征将此书归于子部，属“儒者”一类，谓“《典语》十卷，《典语别》二卷并吴中夏督陆景撰，亡”。《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有“《典训》十卷，陆景撰”，列于儒家。揆诸史实，《典语别》当是魏征所谓“亡”者，而《典训》则是《典语》之误，唐以后即失传。宋明诸儒，无一人言及，可见其亡佚之久。《群书治要》一书由魏征、萧德言等人编撰于贞观初年，唐末亡佚，赖由日本遣唐使得以传世，迟至清代嘉庆年间才再次重返中土，保存了大量后世未见的唐前珍贵典籍，《典语》即是其中之一。《典语》因为《群书治要》收录之故，直至清末方才重见天日，为学者所详知。《典语》在《群书治要》中被归于子部，与《隋书》的安排一致，其初衷即在于此。

《群书治要》选录《典语》是目前所能见到此书的最全内容，皆与吴国当时的政治情势相关，是陆景治道思想的集中展示。从其标目可知其主旨亦皆与《群书治要》相契合，体现了传统儒家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可惜当时吴主昏庸无能，内外交困，旋即为晋所灭，此书亦随之湮没无闻。

（二）

治道是传统儒家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重要理念，代表了儒家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追求和理想，先儒论述多有所及。治道有清、浊之分，其根本在于人才。陆景认为要想实现治道清明，就必须敬贤诛恶，使贤愚各别，这既是圣帝明王统御六合、治理群生所必须担负的责任，同时也是现实中选官用人的内在理性要求。在陆景看来，世间治乱与国家安危，系于官人的选任，故而王者得人用人，不可不慎，其关键在于“敬贤而诛恶”。具体言之，“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昔日大舜举用八元、八恺之贤才，流放四凶之恶人，取得了垂拱而天下治的效果，冠德百王、光炎后世，其根本就在于所任得其人。可以说，贤人在位则治道清，奸佞干政则惑乱作，君道、臣职都要以此为重。

历史地看，天下广大，事务繁多，绝非一人所能董理，因而也必须通过分官别职，使人各守其位。然事有大小，人有优劣，所以官有尊卑、爵有等级，必须量才而用，任贤去恶。果能如此，则天下虽广必能治理，事务虽繁亦可解决。在陆景看来，在其位就必然要担负相应的职责，任其职同样必须知晓其职守，绝不能率意而为。比如三公，乃是君主治国之辅弼，其要在于匡扶社稷、宣化四方，若非天下俊德和当世良才，就不得选而用之。从另一方面来看，三公身居其位也不应该再插手祭祀、礼仪之类的琐细事，而要交给相应的官员。如果居高位者总是操心于细碎之事，就会使下属懈怠，也就难以成就大事。

如何才能辨别人之贤愚呢？陆景认为需要进行一番“推事效实”的工作。他指出，“夫料才覈能，治世之要也”，料即评估，覈即查验，也就是对人才的优劣予以勘察。在陆景看来，凡是人之才能，都有长短高下之别，明君需要裁而用之，尽量“任得其才、才堪其任”，使职位与能力相匹配。凡是用人而不能取得良好效果的，都是任人而不能尽其才的缘故。古圣贤王还通过奖赏、刑罚，“验之以实，效之以事，能推事效实，则贤愚明而治道清矣”。意思是说要考核人才之名实是否相符，既要循名责实，也要察言观效，即一方面要知道才有偏达，以便量才授用；另一方面要循其本性，才须堪其任方行。如此则能辨别贤愚，使治道清明。

（三）

对于君王而言，因为长期久处深宫，眼不得亲见臣下的得失，耳不得亲闻贤愚的评论，要想使治道清明，在敬贤诛恶之外，还必须君臣一体，上下协心。一方面，人主通过“立辅弼之臣，列官司之守，劝之以爵赏，诫之以刑罚。故明诫以效其功，考绩以核其能，德高者位尊，才优者任重”，并以此全面了解人才之优劣，广行政教，佐以治道；另一方面，“苟非其选，器不虚假；苟得其人，委之无疑”，官不虚设，人不疑用，选官用人务求精当，如果得到合适的人才就信而不疑。

按照陆景的观点，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应该如身、手一般，互相信任，“君之任臣，如身之信手；臣之事君，亦宜如手之系身。安则共乐，痛则同忧”。进言之，天子能听臣下之劝谏而改容纠偏，是因为重视臣下；而臣下之所以愿尽职于君上，则是为了报人主知人善任之德。这既是自古以来理想的君臣关系，也是现实中需要不断致力以期实现的一个目标。苟能上下协心以治世事，就会不待命而勉励有为，进退以礼，功成而世治。

在《典语》最后，陆景提出治国者应该施行恤民之道，这也是君臣上下协心以治世的必然要求。就其大者而言，人主在“综理四海，收养品庶”之时，要认识到“宫室壮观，出于民力；器服珍玩，生于民财；千乘万骑，由于民众。无此三者，则天子魁然独在，无所为尊者也”。赖由民力、民财、民众，才有了人主之尊，才有了国家的正常运行，所以明主贤君必然会心生恻隐，行不忍人之政，通过博爱、恕道，尽力满足民众的正当要求。陆景认为，容身之所、匹配之偶、充饥之粮、御寒之衣，此四者乃是“生民之本性，人情所共有”，明主治世，必定会恕下以身，与民同乐。这多少是一种与孟子的“仁政”颇为相似的思想主张，在陆景看来，如果人主能仁惠广洽，就会万方归化，国祚绵长。

总的来说，陆景在这本书中集中地提出了自己的治道观，除此之外还谈及了随时改制的通变思想以及昭德知功的重爵思想，有着鲜明的儒家特质，尤其是强调治国理政要广修文德、播其德教，更是有着恒常不变的价值意涵，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智慧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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