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汴洛故家与绍兴政局中的尹焞

作者：孙逸超（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

来源：《中华文史论丛》2023年第2期

摘要：基于对二程门人的地域和家族身份的考察，本文揭示了二程门下最亲密的汴洛门人群体，他们渊源于与二程婚宦交游的汴洛地区的相族。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赵鼎所倚重的“伊川学”主要是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正是其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他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了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一样的观点。

既有的道学史研究偏重于人物生平与学派师承的考订，忽视了这些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政治和社会群体的背景，也就是道学的社会史研究。如果不能打破孤立的个案研究，就难以生动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互动关系。而传统的学派研究过分强调纵向的师承关系，掩盖了从不同维度观察人际关系以及群体的状况。本文就是要以家族史的视角考察道学作为社会群体的身份和地域。如果仅从师承的角度而言，谢良佐、杨时、尹焞等都是程门高弟，似乎无所轩轾。【1】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尹焞在学术上对程颐的笃守和传承，【2】可是如果放到具体的政治社会关系及群体来看，尹焞的意义和地位则尚有待发之覆。

说起道学的兴起，学界往往将他们的身份与地方精英士人相联系。如包弼德认为“理学在最初阶段的成功，是因为它为那些有雄心但入仕机会很小的地方精英士人提供了教育、社会联系、自我肯定、地方领导权”。【3】可是事实上，在二程的思想兴起之初，与之交游、传承其思想的学者却并不是地方精英，相反，将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他们是聚集于中央所在的汴洛地区的高级官僚家族群体。

学界已经注意到北宋时期洛阳作为文化中心的重要性，而二程也是洛阳文化圈中的一员。【4】至于对二程弟子的身份，及其与洛阳、汴洛地区的关系，则较少被注意到。【5】事实上，他们集中于汴洛周边地区，不只限于河南一府，又多是相族，具有相当强烈的中央高级官僚家族性格，他们是道学的滥觞。不仅如此，他们在绍兴政局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研究者对于赵鼎政治集团与“伊川学”、洛学的关系颇有讨论，特别注重赵鼎、张浚，以及秦桧与杨时、胡安国系洛学的政治关系。虽或提及对尹焞的召用，却仅在赵、张之争的背景下观察。【6】事实上，尹焞所代表的是赵鼎政治集团所倚重的道学流寓故家群体。尹焞入朝既反映了赵鼎集团的身份特性，也反映出道学早期的发展中，流寓故家作为传承主体的关键性作用。尹焞作为流寓故家的代表人物，其被赵鼎、范冲所举荐的意义也变得明朗起来。【7】

本文试图利用出土墓志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尽可能地重构尹焞家族的谱系，使得尹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及其所处的政治社会群体的特征变得明确起来。本文还利用了《宋集珍本丛刊》中的嘉靖九年刻本《和靖尹先生文集》、明钞本《河南先生文集》，嘉靖本相比四库本多出了最后两卷《墓志》、《祭文》、《荐状》等，而明钞本则在关键文字上得以校正四库本的讹误。这些材料对于了解尹焞所处的政治社会群体的状况是颇为重要的。

一 北宋二程的汴洛门人群体

(1) 二程的汴洛门人

在二程门人中，杨时、谢良佐、游酢等在既有研究中颇受重视，但实际上，有一个更值得注意的门人群体，他们既渊源于二程所处的洛阳学术圈，又是常侍二程左右、二程最为亲密的门人。本文称之为汴洛门人群体。【8】

在朱子编辑的《伊洛渊源録》中出现的二程门人中，籍贯为汴洛地区的，有刘绚、李吁、李参、朱光庭、邢恕、吕希哲、冯理、尹焞、孟厚、范棫、张绎、郭忠孝、范冲、晏敦复、邵溥、田述古、李处遯、畅大隐。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范文甫、申甫兄弟师事伊川，范文甫乃富弼外孙，洛阳人。【9】司马光之孙司马植在程颐晚年师事，“近时司马子立年逾二十，不甚知书，人多以为懦弱。后更激励苦学，不舍昼夜，从伊川、张思叔诸人讲求大义。数年之间，洛中人士翕然称之”。【10】杨国宝也是二程门人，且是二程得意门生。伊川曾说，“不幸七八年之间，同志共学之人，相继而逝。(原注： 刘质夫、李端伯、吕与叔、范巽之、杨应之相继而逝也。)”【11】前面四位都是二程高弟，则最后的杨应之也应当是被伊川认为在弟子之列。所谓“同志共学”乃是指其弟子。且吕本中说：“伊川尝言杨应之在交游中英气伟度，过絶于人，未见其比，可望以托吾道者!”【12】是杨氏颇能得伊川之学。而吕本中又说：“伊川先生尝识杨学士应之于江南，常称其伟度高识，絶人远甚。杨学士是时犹未师伊川也。”【13】然则后来杨应之师事伊川明矣。

还有一些籍贯为其他地区的门人，也已在生前徙居汴洛。如周纯明本为濮阳人，其父周长孺在卫州从学邵雍，去世后邵雍在洛阳为之操办丧事，而为周纯明娶程瑜之女，周纯明遂从伊川学。【14】因此周氏后来也应该是定居洛阳了。刘立之籍贯河间，可是“早孤，数岁即养于二程家”。【15】后来又娶程珫之女为妻，显然也是定居洛阳了。吴给是吴奎之孙，本为潍州北海人，但其父吴琯就已经为汝州人了。【16】再如蜀中的谯定，程颐晚年在洛阳，谯定曾前来洛阳学习。“后伊川得归，天授送至洛中而返。”【17】朱子虽否认谯定从学，却也承认其至洛，“及其至洛，则伊川下世矣”。【18】事实上，此后谯定曾定居洛阳。“受道于伊川，后弃乡里，隐河洛。”【19】因此靖康间胡舜陟荐状说，“涪陵人谯定……今居河南府。”【20】可见谯定在伊川卒后一直定居洛阳。如此一来，定居汴洛的门人至少还要再加上这四人，甚至更多。他们在二程的全部门人中占到相当大的比例。

(2) 汴洛门人的家族背景

除了地域特征，二程及其汴洛门人的家族背景同样值得注意。

首先，二程本是程羽之后，程羽深得太宗信任，曾知开封府，虽离拜相始终有一步之遥，太宗仍以文明殿学士宠之，班位在翰林学士之上，仅在枢密副使之下。【21】其族叔程琳官至参知政事，使得程氏家族名副其实地成为“相族”了。当然，二程毕竟与程琳关系较远，从婚姻关系来看，程琳直系家族成员的婚姻往往是相族，而二程家族则相对差不少。【22】但至少程颐的女婿之一李偲也是宰相李迪的曾孙，【23】程颢与李迪之姪李敏之、之孙李孝基都有较好的交情。【24】无论如何，程氏毕竟有“相族”的背景，这一点对于他们能够参与高级官僚家族的学术活动至关重要。

其次，二程的弟子多有“相族”的家族背景。本文的“相族”，并不一定就是其父祖为宰相，其外祖父、舅家、岳父家等有人为相，都算作相族。毕竟这些家族关系都会直接帮助到一个人的仕途，而与是否父系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因此，如吕希哲、司马植这种情形，父祖为相，自然毫无疑问为相族。还有晏敦复为晏殊曾孙、【25】吴给为吴奎之孙，【26】都是宰执的直系后裔。

还有一些汴洛门人，从父系家族成员来看虽没有宰执，但他们的岳父、外祖父等为宰相，也有相族的家族背景。如范冲的外祖父是吕公着，【27】其妹嫁司马植。【28】尹焞的外曾祖是陈尧咨。【29】郭逵拜枢密使，其子郭忠孝的岳父是范纯仁。【30】杨国宝的从舅是吕公着。【31】杨国宝从学二程实是受其表兄吕希哲的影响：“杨公国宝、邢公恕皆以公故从程氏学。”【32】范之才(文甫)、之翰(申甫)的外祖父是富弼，富弼又娶晏殊之女。【33】

另外，有一些弟子本家族的直系亲属并没有出过宰执，但却与宰执沾亲带故。如朱光庭虽非相族，但其婿范镐，【34】乃是宰相范雍的曾孙，陈尧佐的曾外孙。【35】邢恕因吕希哲而从学二程，其子邢居实娶韩琦孙女。【36】又如谢良佐本身并非“相族”，但兄谢良弼岳父郭槩“善于择婿，赵清宪、陈无己、高昌庸、谢良弼，名位皆优，而谢独不甚显。其子乃任伯，后为参知政事。……赵、高子孙甥婿皆声华籍甚，数十年间为荐绅之荣耀焉”。【37】赵抃、谢任伯皆官至参知政事，子孙辈多官清望。可见谢良佐与相族也是有亲戚关系的。因此，本文的“相族”仍然是一种比较保守的估计，如果扩大家族背景的范围，二程弟子中“相族”阶层的比例会更高。

最后，还有一些汴洛门人虽然没有明显的相族背景，但是与二程家族有直接亲缘关系。刘立之的岳父是程珫，【38】周纯明的岳父是程瑜。【39】朱光庭的女婿是程颖，【4】0朱光庭之子朱纯之又娶程颢之女，【41】二程之父程珦是侯仲良的姑祖父。【42】后进门人张绎则娶程颐的族女。【43】他们因与二程有直接亲戚关系而带有相族背景，更重要的是，他们得以有更多的机会亲炙论学。

从这一现象来看，二程及其弟子家族的身份特点就很明显了，道学的缘起絶非一般士人甚至无科第者，相反，是具有显赫官僚身份的相族，特别是吕氏、二范氏、司马氏、富氏、晏氏、韩氏、陈氏，这些互相通婚的相族，是道学産生的摇篮。本文称之为“汴洛相族”，也就是主要活动于宋代洛阳、开封、郑州、许州、汝州地区的包括母族、妻族的相族群体。而二程的汴洛门人也正是以此一群体为主体的。

他们多在伊川晚年亲炙左右，如尹焞、范冲，“先生(尹焞)曰： 昔与范元长同见伊川”。【44】晏殊的曾孙、富弼的侄孙晏敦复也在程颐晚年从学。“时伊川道学为天下宗师，公不远千里而见焉，先生一见奇之。由是学问日益纯正，士类推重。”【45】晏敦复大观三年(1109)及第，前此二年程颐去世，晏敦复从学当在伊川晚年。司马光之孙司马植据说被托孤给邵伯温，“公休有子植，方数岁，公休素以属伯温”，【46】后来从学于程颐、张绎。司马康卒于元祐五年(1090)九月，【47】此时其子尚幼，纔数岁，即使以十岁计，司马植年逾二十，已是建中靖国元年以后；程颐六年后去世，故其从学必在程颐晚年。伊川晚年始终承学左右的门人中，有一大部分就是这样的汴洛相族子弟。

(3) 北宋中期的汴洛相族群体

二程早期的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家族关系，这大概是北宋中期普遍的学术传播方式，上述这些门人所属的相族，本就是二程交游的学术家族网络，也成为较早的二程学术的传播者。

神宗朝居于汴洛的有吕希哲、范纯仁、韩维、司马光等相族，他们与二程关系密切自不用说。郭逵官至枢密使，“初，范文正最先知公，奖拔之。韩忠献、富文忠、司马文正及今丞相范公皆称公不容口。某从祖忠文公(镇)尝曰： 吾游诸公间，每见郭公言必及深远”。【48】也颇受韩、富、司马、范纯仁、范镇等人的推崇。其子郭忠孝娶范纯仁之女，为伊川门人。【49】陈尧佐之孙陈知俭“今枢密副使吕公、端明殿学士司马公皆尝荐其才”。【50】为吕公著、司马光所荐，又与二程、司马光在洛阳经常聚会论学。与欧阳修、王安石、二程学术密切的田况娶富弼之妹。【51】富弼娶晏殊之女，【52】富弼外孙范氏兄弟、晏殊曾孙晏敦复都从学于二程。

还有一些汴洛相族子弟聚集于许州，号称“许党”，其中以“戊己四先生”【53】为代表的聚集于阳翟的士人群体特别引人瞩目。他们实际上是隐居于嵩山进行学术活动的学者。【54】在这些学者中，除了以文学创作为核心的群体，还有道学学术活动的一面。如田况子弟居许州阳翟，“诸田兄弟在阳翟县南十里竹林店居”。【55】田况官至枢密副使，其子侄辈如田亘、田昼等皆为名士。【56】四先生中的“崔德符、陈叔易，皆许昌先贤，俱从伊洛诸公游”。【57】陈叔易是陈尧叟的玄孙，名恬，也居阳翟涧上村，与田昼、晁以道等人交游甚密。【58】陈氏家族在洛阳一支与二程、司马光等论学密切，晁以道一宗司马光学术。阳翟还有相族辛氏，“伊川先生元丰间每岁自洛中往颍昌访韩持国，过阳翟，必为辛□留十数日”，元丰年间(1078—1085)韩维居许州长社县，程颐经常前去拜见，途经阳翟即与辛氏论学。当然可能还顺便见到田、晁等人。而辛氏与同安苏氏、程氏都有亲，“阳翟辛□，前辈贤者……苏子容丞相妻弟，而二程先生表叔”。【59】辛氏为相族始于辛仲甫，汾州孝义人，雍熙年间官至参知政事，【60】其孙辛有终是韩琦的嫂弟，【61】辛有则是苏颂岳父，【62】已经徙居阳翟。辛有则之孙女嫁苏颂之子苏熹，【63】伊川所拜见的辛某当是辛有则的子辈，与苏颂为表兄弟，徙居阳翟。苏颂子孙苏京、苏景谟又在许州与邹浩、游酢等人为友。【64】邹浩此时为颍昌府(许州)教授，因此得与田昼等人交游相乐。【65】以至于元祐七年言官弹劾“前颍昌府教授邹浩以媚道交结苏颂子弟，乃得除太学博士”。【66】阳翟之外，元丰年间范镇定居颍昌府，与韩维同在许州长社，“晚同里巷，出并舆，燕同席。周旋游处，且几十年”。【67】他们又与二程、范纯礼等人讨论道学问题。【68】

居阳翟的田氏、辛氏、陈氏、晁氏、苏氏等相族，与许州的其他相族韩氏及范纯仁、范镇家族，洛阳开封的苏氏、司马氏家族及郭逵、吕希哲等家族，主要集中于汴梁和洛阳之间的许州、郑州、汝州，二程早期的学术网络就诞生于这一汴洛相族群体之中。

田述古对二程执弟子礼，曾出入于邵、马门下，“邵、程、司马公皆重望，来者率巨公显人，门无杂宾，而明之独以白士羁旅其间，合堂同席，相视莫逆”。【69】田述古没有显赫的家族背景，他在二程、邵、司马门下的求学活动恰恰与那些“巨公显人”形成鲜明对照。换言之，正是“巨公显人”构成了程门的主体，田述古在他们之中纔会显得格外惹眼。这一生动的反差画面也恰恰使本文所考证的二程弟子的家族背景得到印证。

二 尹焞的身 份

尹焞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代表，也是程颐晚年身边的重要弟子。他的家族背景足以表明他在北宋时处于汴洛相族的婚姻圈内。尹焞祖父乃尹源，尹源、尹洙兄弟为仁宗朝之文学名士，古文运动之中流砥柱，自不必说，尹仲宣、尹源父子的墓志皆由欧阳修所写。

尹氏自尹文化明经及第起家，由太原迁居河南府。【70】尹焞是尹文化一支的嫡长，其父尹林是“源之元子，大父仲宣之长孙，曾大父文化之冢嗣也。承世嫡长，于属为尊”。【71】尹林本身就是名士衣冠之嫡裔。尹林娶陈尧咨之孙女、陈荣古之女陈氏，则陈尧咨是尹焞之外曾祖。【72】阆中陈氏乃是北宋显赫之相族，陈尧咨拜翰林学士，其兄陈尧叟真宗朝为枢密使，陈尧佐仁宗朝拜相，号为“三陈”。【73】“三人位将相，宋兴以来，言兄弟之贵者，以陈氏为盛。”【74】尹焞应举时正值元符党禁，程颐劝其应举出仕以养母，“母曰：‘吾知汝以为善养，不以禄养。’于是先生退，不复就举。程夫子闻之曰：‘贤哉，母也!’”这一受程颐赞扬的贤母即是陈氏。【75】

此外，尹洙之子尹构娶司农少卿李禹卿之女，而李禹卿乃范纯仁之舅氏，范仲淹的妻弟。【76】范氏父子既是相门，又是名士。李禹卿另一女嫁曾巩。【77】另一子尹朴自幼由韩琦抚养，“教育之如子弟”。韩琦判大名府，荐为幕属。【78】尹洙有两个女婿，张景宪和谢景平，【79】尹洙爱张景宪之才，“两以女配之”。【80】张景宪祖父张去华、父亲张师德，二人皆状元及第。张氏号称“西都名族”，张景宪外祖父为名相李沆，【81】姑父是向敏中。【82】张景宪与其父张师德、叔父张师锡都在洛阳城中与司马光、邵雍等人交游最密切。【83张景宪与尹氏之女所嫁韩宗质、富直清，皆相族子弟。【84】因此张景宪具有多重汴洛相族背景。至于谢景平，其父谢绛与尹洙为仁宗前期洛阳古文群体中的同道。谢景初、景平、景回兄弟也都是京洛显宦名士。所以尹焞的堂姑父、婶婶家族都是名门相族。

图1 尹氏家族关系图

尹源、尹洙兄弟生前虽名震一时，但官运并不通显，其子孙也多不显。但他们通过与陈氏、范氏等相族衣冠联姻，使得其家族在汴洛官僚家族群体中占据一席之地。

尹焞幼年丧父，与堂叔尹楫比邻而居，“不幸生五岁而孤，与叔父居处相邻，无旬浃不见顔色”。【85】尹楫自己没有出仕，其父祖官亦不显，尹仲舒由尹文化荫得官，至比部员外郎。其子尹渭娶太子中舍张嘉言之女。【86】尹渭之子尹楫初娶中散大夫张仲容之女，乃从五品，虽非侍从，但以尹楫的身份能娶其女也算高攀了。【87】尹氏家族成员仕途一直不显，却一贯高攀。这给少年时代的尹焞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和机遇。尹焞之父尹林早逝，其母陈氏“穷苦困厄，守节自誓”。【88】尹焞的堂叔尹材，是尹源的三弟尹湘之子。【89】二人私交甚笃，尹材为尹林书写墓志。陈氏让尹材住到他们家，教育二子尹炜、尹焞。“从叔材甘贫乐道，无屋以居，夫人擗舍以处之，使二子从学，乡人莫不称叹焉。”【90】尹材在洛阳即颇有清誉，司马光初居洛阳，问贤士于邵雍，邵雍即以尹材、田述古、张云卿三人荐。元祐元年司马光入相，以遗逸荐尹材、田述古为学官。【91】可见尹材本与邵雍相知甚深，日后即进于温公门下，自然与二程也不会陌生。尹焞回忆幼时跟随尹材学习的岁月，“焞少年居乡里，文正温公来谒叔父讳材，得侍立左右”。【92】与尹材一同受荐的田述古也在二程、邵雍门下，又因邵雍推荐从游司马光，“明之独以白士羁旅其间，合堂同席，相视莫逆”。【93】而田述古“娶尹师鲁族家子河南县主簿仲甫之女，遂徙家河南”。【94】与尹材还有亲戚关系，论起辈分，田述古还是尹材的堂姑父。

尹焞的母亲是陈尧咨的孙女，陈氏家族中有陈尧佐之孙陈知俭，字公廙，元丰年间与二程、司马光等人在洛阳城中经常聚会。【95】陈知俭与司马光比邻而居，曾为刊刻陈尧佐文集与司马光朝夕讨论，“光虽未获展际，然与令侄公廙相知，为日固久。……前岁公廙校正先集，欲刻板摹之，广传于世。光幸以邻居，公廙每有一事未明，一字未正，必垂访问。”【96】陈公廙与尹焞母亲陈氏同辈，所以陈公廙是尹焞的堂舅。尹焞回忆少年时的聚会场景：“陈公廙，予之舅氏也。元丰戊午(元年，1078)，卜居于洛，后一年为此会，少年常至其处。时先生在会中有此文。”【97】尹焞之父尹林于熙宁八年(1075)去世，尹焞在元丰初年就有机会随堂舅见到与会的二程。陈尧叟长子陈师古，其曾孙陈恬，字叔易，“居阳翟涧上村，故号涧上丈人”。【98】也是元丰、元祐年间活跃于汴洛地区的名士，已见上文。陈叔易还为二程门人冯理作墓志铭，故尹焞与冯理在伊川门下甚为交好。【99】陈叔易活跃于汴洛相族名士圈中，也与程门和尹焞有着联系。【100】

可见尹材、陈知俭、陈恬、田述古都处于以邵、程、司马等巨公显人为核心的汴洛相族名士圈中。熙丰年间尹焞的少年时代即受此薰陶，元祐二年(1087)正式从学伊川【101】絶非偶然。尹焞虽因苏昞从学伊川，实际却是由于其家族所积累的婚姻关系纔有可能实现的。

因此尹焞家族具备了相门之裔、名士之后的特征，实际处于汴洛官僚家族群体之中心。而尹焞因系伊川高弟且寿考，伊川去世后成为了汴洛门人的核心人物。范冲称其“实为乡闾之所尊礼，士夫之所矜式”。“乡闾”就是洛阳以及汴洛地区，“士夫”则是强调其官僚家族的特质。李心传评价道：“颐死，聚徒洛中，非吊丧问疾不出户，士大夫尊仰之。”【102】尹焞在程颐去世后就得到了汴洛官僚家族的尊崇。

三 尹焞入朝与赵鼎政治集团

绍兴初年有着名的“三魂”之说，其中：“工部侍郎杨时为还魂，谓其身死而道犹行也。”【103】绍兴五年(1135)四月杨时卒。龟山云亡，不论是对于程学的学术传承还是赵鼎的政治集团而言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所谓“身死而道犹行”显示出杨时作为政治和学术资源的影响力和意义之所在，意味着此后的政治学术时代依旧笼罩在龟山的影响之下。但另一方面，杨时毕竟去世了，需要一个人物来继承他的位置，不论是学术还是政治意义上的。

取代龟山位置而入朝的是尹焞。龟山于绍兴五年四月去世，六月十五日范冲即举尹焞代之。【104】范冲之所以荐举尹焞，不只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学术渊源和交游，更重要的是南渡以后道学的主体就是由北宋时的“汴洛相族”延续而来的“流寓故家”。他们是赵鼎政治集团所倚重的主要群体，而尹焞南渡后自然由二程的汴洛相族门人转为了道学流寓故家，恰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在赵鼎集团中，作为流寓故家的道学学者及其追随者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例如范冲、吕本中、吕用中、曾开、曾几、晏敦复，以及常同、折彦质、王庶、魏矼等，都是当时曾任要职的道学流寓故家，以及在北宋时就作为道学家的追随者，而在赵鼎集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且与二程、尹焞有着学术关系。

举荐尹焞的范冲就是道学流寓故家，他与作为政治集团中心的赵鼎、折彦质等，都与尹焞素有学术渊源。首先，范冲是洛阳的相族之后，程颐的入室弟子。范冲乃范祖禹之子，范镇之姪孙。【105】范镇官至翰林学士，所谓“执政四入头”之一。范祖禹亦官至翰林学士，而其岳父乃宰相吕公着。【106】因此吕公著乃是范冲之外祖父，范冲自是相门之后。而范镇与程颐过从甚密，程颐与苏轼一党因国忌供馔起争执，范祖禹亦坚决站在程颐一边，“于是范纯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107】因此其子范冲从学伊川可说是理所当然。其次，范冲与尹焞同在伊川门下，素有学术渊懿。伊川晚岁在洛阳讲学，尹焞、张绎是一直侍奉左右的高弟。【108】范冲家在洛阳，作为门人，亦得常常参与讨论。在那时范冲就已和伊川、尹焞渊源颇深。朱胜非作为旁观者和批判者说：“绍兴四年(1134)赵鼎作相，姻家范冲亦洛人。……冲云家有颐书，镂板传布，谓之伊川学，鼎主之。凡习读者，往往进用。……尹焞年七十，冲荐之，云旧识伊川。并进焞《论语解》，云得颐余论。”【109】范冲因在伊川门下学习，自然有便利获得伊川的着作。不过范冲所藏的伊川之书可能主要是他所记録或搜集而来的语録。朱胜非说：“所谓颐书者，小编杂语、浅陋乖僻之说。初则惟冲为之，已而其徒多为之。”【110】不过朱胜非说开始只有范冲编有语録恐怕是不正确的。显然编辑语録的二程门人甚多，只是南宋初年任官显赫的程门弟子中范冲比较突出，朱胜非也只知道范冲，对其他道学家并不了解，故有此说。无论如何，范冲与伊川的这层关系，导致了他和赵鼎配合宣导“伊川学”。而他与尹焞同在伊川晚年从学的经历，又使二人有着深刻的友谊。

此外，当时范氏家族不止范冲一人从学伊川，范温亦曾与伊川门下有来往，“范温讥张思叔曰： 买取锦屏三亩地，蒲轮未至且躬耕。先生(伊川)闻之曰： 于张绎有何加损也?”【111】范温与吕本中也颇有交情，“范元实崇宁中过符离，别后寄予书云……”【112】范温寄书吕本中讨论“自得”、“随事观理”等义理问题，确实是在这一学术圈中。范冲之堂弟范淑亦与尹焞相善，“焞之门人范淑自洛阳以经侍和靖入蜀”，【113】可见其实为尹焞门人。尹焞南逃入蜀，范淑跟他一起前往。范淑据胡昭曦考乃是范百之之孙，与范冲为堂兄弟。【114】而范淑为后来回到华阳故乡的范冲的堂兄弟范洋写了墓志铭，115可见范百之之后诸房关系密切。因此范冲荐举尹焞恐怕除了自己的交情外，当时范淑等家乡的堂兄弟在之间传递信息也有功劳。

再次，范冲与赵鼎有姻亲关系，二人既在地缘上同属汴洛流寓士人，“赵鼎作相，姻家范冲亦洛人”。【116】又在学术上同尊伊川学，而且很可能赵鼎对于伊川的了解多是从范冲处得知的，因而在当时的赵鼎政治集团中二人处于核心地位，推动伊川学。因此延揽尹焞当然与作为这一政治集团核心的赵鼎密不可分。而赵鼎与范冲作为伊川汴洛门人群体在政治上的核心，后代也保持密切关系。绍兴二十年(1150)，赵鼎之子赵汾奉鼎归葬常山县，章杰欲罗织罪名，而闽北道学群体中的翁蒙之暗中庇护，章杰“追汾与故侍读范冲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117】可见两个家族仍在政治事件中被捆绑在一起。而范仲彪后在闽北道学群体的庇护下避祸崇安，把司马光的中原文献带到闽北，朱子正是在此时受到范氏啓迪的。【118】

最后，赵鼎之党羽折彦质乃是“西人”，【119】他在政治上是赵鼎的股肱，寺地遵认为他是赵鼎集团中的流寓华北系。【120】他在洛阳时也曾问学尹焞，他在祭文中回忆：“昔在西洛，见公闲居，执经问疑，每慙善诱。……公今已矣，我复何师?”【121】因此荐举尹焞时他也专门上荐状说：“西都士人渊薮，上下服其学行，足以继横渠、伊川之后。”【122】这是他在洛阳亲历其门下的感受。

从范冲与尹焞二人的关系以及二人家族同处汴洛官僚家族群体看，范冲荐举尹焞，实际上是汴洛故家流寓江南后的重建。而他们共同拥有伊川门人的身份和道学的资源，在政治和学术上颇为当时所急需。【123】而作为政治集团的核心，赵鼎主伊川学，折彦质又与尹焞颇有师友渊源。因此尹焞的登场，在政治上应元祐“故家”之需求，由赵、折等有学术渊源之政界要员襄助；学术上所代表的即是道学流寓故家，与范冲、吕本中等道学故家渊源深厚，而这一群体又是从汴洛相族与二程汴洛门人群体中衍生出来的。正因如此，赵鼎、范冲推出同为流寓故家代表的尹焞纔成为了不二人选。

四 尹焞门人与汴洛故家

尹焞入朝既代表了汴洛流寓故家群体的重生，其道学交游之渊源亦自二程的汴洛门人中延展而来。而他在洛阳时的交游及门人，以及南渡后的主要弟子，其主体也都是流寓故家以及汴洛相族之后，这对道学流寓故家在学术和政治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整合力量。除了上文提到的赵鼎、范冲、折彦质等人及其家族，他们中，还不乏吕本中、曾几、曾开、王庶等这些在赵鼎集团中颇为活跃的政治人物。而他们与尹焞之间的学问关系，不只是个人之间，更是家族之间长期而复杂的政治、学术联系。

尹焞南渡入蜀首先蒙冯忠恕之照应。【124】冯忠恕乃伊川门人冯理之子。冯理是汝州人，在汴洛范围之内，遵从伊川之教甚谨。“东皋冯圣先尝学于伊川，其子名忠恕。尝问于和靖曰： 其父晚年不信阴阳拘忌之说，更不择日，亦无避忌。恐是伊川家风。”【125】冯理在平日生活中也不用流行的阴阳之说，一从伊川之家风，可见其作为汴洛故家对于此等家族礼俗的重视。而其子冯忠恕则以此问于和靖。可见二家在伊川门下关系颇密切。尹焞回忆起当年在伊川门下同学的情景：“余友圣先，每至洛见先生，多同处以讲此道也。”“东皋处士冯圣先，余同门之友也。汝洛相去甚远，圣先至，必同处讲学，忘钻仰之劳。”【126】冯理乃汝州人，往来于汝洛之间问学伊川。当年冯理一到洛阳，必定和尹焞一起讲论学问，可见情谊颇深。因此，尹焞到了涪陵后也多蒙其子冯忠恕照顾。

绍兴七年(1137)八月八日郦琼兵变，赵鼎旋复相，尹焞亦迅速从江州出发抵达建康。闰十月入对，正式在朝廷亮相，供职馆阁。此后，道学的流寓衣冠纷纷前来问学，尹焞借此在学术上强化了流寓故家的力量。

前来问学尹焞的有当时一流的衣冠门第，如东莱吕氏、桐木韩氏、赣州曾氏。吕本中于绍兴七年闰十月初二除太常少卿，十一月上辞章，应在本年年底到达建康。【127】绍兴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提举太平观，随即离开临安赴严州。【128】这段时间吕本中先后与尹焞同在建康、临安。而且八月前后一度同在史馆，更有机会讲论学问。王时敏所记《师说》、《紫微杂说》中多有吕紫微之问答。“紫微吕公领子文同学于先生。”【129】吕本中不仅自己从学尹焞，还和其子共同问学，对和靖推崇甚至。“居仁时得书，勉倡此道。”【130】是以和靖为道学领袖。后来又推荐上饶王德修(时敏)前往问学，记録尹焞的语録为《师说》三卷。【131】东莱吕氏家族除了吕本中外，还有吕稽中，乃是尹焞高弟。吕稽中兄弟是吕钦问之子，132吕希绩之孙，吕公着之曾孙，吕希哲与吕希绩为亲兄弟，吕钦问与吕本中交往密切。【133】吕稽中在洛阳时就是尹焞门人，他在祭文中说：“惟末小子，若弟坚中，今二十年，先生是从。”【134】和靖卒于绍兴十二年(1142)，逆推二十年，乃是宣和四年(1122)。此时吕稽中、坚中兄弟就因其为相族子弟，且家族与道学久有渊源的缘故从学和靖。南渡之后，衣冠流离，吕稽中与流寓蜀中的和靖见面，当时“张公浚宣抚川陕，门人吕稽中为计议官，延请馆先生于阆中，遂至遂宁，”【135】听说和靖流寓蜀中便帮他安顿。而此时尹焞即已对吕稽中颇有传道之期，“念昔阆中，先生顾语。曰吾老矣，将子是付。”136日后尹焞也说：“疑处更与德元商量。德元相随亦久，想不至错。”尹焞对吕稽中可谓信赖备至，以为得其所传。尹焞最后定居会稽时吕稽中也在身边，【137】还托付他整理遗稿。【138】稽中所録之《尹和靖语》今残存在《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中，且为尹焞撰墓志铭。因此，吕稽中也颇以传道自任，“先生逝矣，微言斯絶。我二三子，斯中道絶”。【139】而其弟吕坚中应当也经常和吕稽中在一起，向尹焞问学。尹焞托付吕氏兄弟传道，正是其“故家”性格的典型表现，和靖仍期望于故家相族之内传承道学，而作为东莱吕氏之裔，吕稽中也欣然自任。尹焞门下东莱吕氏的弟子还有吕和问、吕广问兄弟。【140】他们在北宋就从学尹焞，后来流寓婺源，与当地士人家族讲学。【141】

尹焞在馆阁期间，桐木韩氏之韩元吉亦来向尹焞问学。韩元吉淳熙六年(1179)时曾回忆“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时，遂四十一寒暑矣”。【142】其子韩淲云尹焞“在道山时，先公尝拜之”。143淳熙六年上推四十一年乃绍兴八年(1138)，道山乃秘书省。尹焞于绍兴七年闰十月除秘书郎，八年二月为秘书少监，韩元吉从学正在此时。【144】其家有二程《师说》，“间有异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编者，得所先也”。【145】韩元吉编家藏二程语録以尹和靖所传者为首，可见其宗主和靖之学的态度。

尹焞退居平江时曾几亦前来问学，曾几晚年有诗回忆：“重游吴子国，又入虎丘山。……无复尹和靖，西菴空掩关。”曾几自注：“余二十年前尝到此山中，是时和靖寓居西菴。”【146】尹焞亦云：“曾宪来寓虎丘，日获相见，或云可居旬日。”【147】尹焞于绍兴九年(1139)始居虎丘，十年九月自平江往桐庐。【148】曾几从学当在绍兴九年，是时为浙西提刑，故和靖称其为“曾宪”。因虎丘在平江城外数里，曾几公务之余前往的机会可能不算太多。但是一旦去了虎丘便“日获相见”，讨论还是非常深入的，直到绍兴末年，曾几还时常回忆起当时的问学经历。【149】

除了这些一流的故家相族子弟外，还有其他一些相族子弟南渡后从学尹焞。绍兴九年正月，尹焞除宫观，二十日至平江，寓虎丘，门人吕稽中、吕坚中、祁宽、蔡仍、蔡迨、黄循圣等随侍。【150】蔡仍字子因，是蔡卞之子，王安石的外孙。“蔡元度娶荆公之女，封福国夫人，止一子，子因仍是也。”【151】自是相门子弟。蔡迨是蔡齐之孙，许昌人。韩元吉为考官时曾以文卷来访，得到韩元吉赏识，“议论从容，有故家典则”，【152】也是相族之后。后来流寓四川犍为，在绍兴末年又因韩元吉之荐来临安，不幸卒于平江。【153】徐度乃是靖康中太宰徐处仁之子，与和靖有问答。【154】日后朱子拜谒徐度称其为“和静门人”，又以和靖之言行授朱子。【155】刘挚之孙刘芮，“学于孙奇甫，其后遍游尹和靖、胡文定之门，所造粹然”。【156】其另一孙刘荀着有《明本释》，开篇首引《论语》，次引伊川，再次即河南尹和靖，则其所推尊亦可见矣。【157】

始终在尹焞身边的祁宽也颇受东莱吕本中推崇：“闻道祁居士，抄书手未停。……十年事夫子，今日得仪型。”【158】“何时更得相从去，细话丛林旧葛藤。”【159】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祁宽本身是湖北均州人，【160】南渡后寓居江州庐山，也是流寓士人，因得从学尹焞而为故家所推重。除了吕本中外，李邦献所着之《省心杂言》，祁宽之序为首。李邦献乃“浪子宰相”太宰李邦彦之弟，怀州人。【161】赵鼎集团的核心人物西人王庶也曾赠诗下贤。【162】可见其颇为流寓之北人所重。

最后，尹焞的两个女婿邢纯、程暐也是汴洛故家之后。邢纯是邢恕之孙，既是流寓故家，又属于道学的汴洛门人群体。【163】据王梓材之说，程暐是伊川之孙。164可见尹焞儿女的婚姻关系，在北宋时作为汴洛道学群体而缔结，到了南宋就都成了流寓故家的一份子。

可见，尹焞在北宋时的门人以及南渡后的这些弟子也都是流寓故家乃至相族之后，他们的学术、家族渊源使之盘根错节地构成了在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群体。他们不仅在绍兴初年赵鼎集团中占据重要地位，秦桧死后，吕广问、徐度、曾几、韩元吉等曾从学尹焞的道学流寓故家又逐渐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对绍兴末年的政局産生影响。

五 绍兴末年最后的出场

对于绍兴末年道学流寓故家的再登场，贺允中功不可没。尽管陈康伯往往因其居相位之显赫而在道学群体中受到重视，然而就对于道学家的提携举荐而言，是远不及贺允中的。陈康伯对于道学的倾向也许没有想象的那麽明显，而主要是以持重老成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贺允中是北方流寓士人，原居汝阳，南渡后徙居临海。【165】在绍兴初年与赵鼎、李光相善，“公素善赵丞相鼎、李参政光”。【166】据说他是受李光举荐，“子忱绍兴初以李泰发荐，落致仕”。【167】不过由于那时他资历尚浅，也并非核心人物，处在赵鼎集团的外缘，秦桧当政后虽受抑制，但多数时间仍在地方上任职。【168】由于他的道学性格不强，保证了他在绍兴末年能够在汤鹏举对道学的排挤中屹立不倒。不过他作为北方流寓士人，政治上对于赵鼎集团、学术上对于道学其实有着明显的偏好。而这一点在他荐士的过程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韩元吉称他：“雅有知人之鉴。所荐至辅相侍从者十数，次亦名闻当世。”【169】所谓“名闻当世”是指当时的“名士”，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道学家。王明清则说他是“晚节末路，持禄固位而已”。【170】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热衷于举荐道学名士，笼络流寓故家，就是持禄固位的手段。

早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三月贺允中就荐曾几、范如圭、叶顒、韩元龙等人。【171】曾几、范如圭自不用说，是道学的代表人物，韩元龙是韩元吉之兄，至于叶顒，干道二年(1166)十二月拜左相，“首荐汪应辰、王十朋、陈良翰、周操、陈之茂、芮烨、林光朝”，【172】其亲道学的“名士”倾向非常明显，其中还有不少道学家。不过贺允中这一次荐举效果并不明显，只有曾几在十月汤鹏举罢出后守秘书少监，次年七月拜礼部侍郎，但在叶义问的压力下，十月即请祠。

贺允中荐举道学之士真正开始在政治上发挥影响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六月以后。六月二十六日沈该罢相，七月即拜贺允中为参知政事。【173】贺允中拜相后，立即荐举道学之士。八月十一日，知大宗正丞刘珙为正字，用贺允中荐也。大理司直胡宪守正字，十三日，召徐度、吕广问、朱熹、韩元吉赴行在，皆用辅臣荐也。【174】徐度、吕广问、韩元吉皆为尹焞弟子，则其所举荐者皆为道学家。此处没有明言“辅臣”为谁，据韩元吉自己说：“某顷少年，荷公鉴裁，辱荐于朝。”【175】“某愚不佞，荷知遇为甚异。属者，弟兄皆辱论荐。”【176】则是由贺允中荐。【177】至于吕广问，他与陈康伯有姻连，必不会由陈康伯所荐，当时在朝宰辅除了陈康伯外只有贺允中会这样集中地荐举道学之士。至于胡宪在六月就已以大理司直召，此时改除秘书省正字而召，胡宪遂赴朝。【178】此后随着完顔亮南侵的形势日趋明显，高宗重用主战和备战派官僚，道学群体便陆续还朝，道学流寓故家群体自然也在其列。

随着完顔亮被杀，高宗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此后对金采取何种政策，仍成为问题。研究者已指出，当时臣僚的主张很难简单用“和”与“战”来区分。即使在“主战派”中也有不同之意见，这就使得“主战派”这一概括本身産生了动摇。如张维玲认为，很难简单分成主战与主和两派。汤思退与张浚两派实非主战与主和之争，而是“主和”与“反和”之争。【179】以“反和”来概括张浚集团是恰当的。本文将注意到，道学流寓故家尽管支持张浚登场，可是他们都持主和之论。

“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180】这些主战论者主要是张浚门人，而作为流寓故家代表的韩元吉在隆兴元年(1163)四月张浚举兵前夕专门劝诫张浚持重，且主张议和：

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日后之图。”【181】

韩元吉的论点是主张以和为上。如果金人不愿和而来战，则守以自治；如果金人愿和则当和；战则断然不可。他认为今日之和与当年秦桧屈己求和性质不同。大概是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现在是基本平等的和议，而非有君臣尊卑之殊。此书信不存于今本《南涧甲乙稿》。但《南涧甲乙稿》中有《谢张魏公书》，首言：“某愚贱无似，比承少傅相公入觐，幸获趋拜屦舄之光。不量固陋，妄以狂瞽之言，干渎严听。岂谓未赐诛责，特枉书教，慰藉甚厚。”182似是之前有投书面见张浚，议论颇歧，应即周密所见之书信。而今存此信中韩元吉又劝张浚虚心纳谏求善，仍希望他改变用兵计划。

就在孝宗即位召用张浚入朝之时，吕广问、徐度等道学元老相继请外。

上问公： 和议成否?公曰：“彼利吾弊，何患不和?但既和之后，勿以为无事，宜思患豫防之。”183

上践阼，疏十有二事以献，其言深切，皆留中不出。兼同修国史。请外，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184】

吕广问认为和议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金人也必然想议和。他在孝宗即位后不久上疏言事，皆留中不出，想必涉及到和战问题。此时孝宗欲用张浚主战，如果吕广问亦不主和，当得褒扬擢用，不当留中。而吕广问感到当时孝宗主张用兵，与自己主张不合，故而请外。同时，徐度亦在孝宗即位五个月后奉祠，“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一月十四日，诏权尚书吏部侍郎徐度除右文殿修撰、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从所乞也”。【185】而这次奉祠是徐度主动请求的，韩元吉为其代写谢表。【186】“同日，诏权尚书礼部侍郎吕广问除集英殿修撰、知池州。”【187】徐度与吕广问二人同日罢职，絶非偶然。在这个当口道学元老的离朝，是值得注意的。如果他们积极支持张浚用兵，絶不会在孝宗即位这一大好形势下离开权力中枢。显然他们都是主和派。当时韩元吉在劝诫张浚未果之后其实也想奉祠，但由于被人举荐，没有坚决离开，“方怀乞外以便亲，敢谓叙迁而易命”。【188】

以上是道学流寓故家的态度，韩元吉、吕广问、徐度、曾几都曾问学于尹焞。与以张浚为中心的湖湘、闽北道学家不同，他们都持“主和论”。这一现象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是学者型官僚，可是因为其家族深厚的政治传统，对于中央政府决策的参与和了解度是相当高的，因此在面对和战问题时表现出沉着与持重，而采取和议的主张。寺地遵认为隆兴主战派是四川、福建地主构成的官僚集团，而主和派则是代表了江南、两浙地主的利益。【189】本文则认为，与其用地域利益来考量他们的决策，倒不如用中央故家与地方新兴的官僚加以区分。

不论日后的政局与政策如何，隆兴以后道学流寓故家逐渐退出了政权的核心，尹焞这一汴洛相族门人在政治上的号召力已然不再，取代他们的将是两浙、福建、四川的新兴官僚们。以吕祖谦、韩元吉等流寓故家之后为代表，他们仍然成为干淳时代道学的领袖人物。不过也正是在此时，新兴的地方道学家开始对他们形成挑战。随着日后朱陆官方学术地位的确立，道学流寓故家这一传承道学的主体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尹焞的历史地位也逐渐被淹没和淡化。

注释
 
1徐远和《洛学源流》，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页191—258。李敬峰《二程后学研究》第二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
 
2张建坤《尹焞对〈论语〉和〈孟子〉的诠释及其对洛学的笃守式继承》，《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页41—48;陈石军《程颐〈易传〉成书流传新论》，《周易研究》2021年第4期，页60—63;蔡方鹿、姜雪《尹焞的理学思想及其对程颐思想的传播》，《中原文化研究》2021年第4期，页58—60。
 
3[美] 包弼德着，[新加坡] 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01。
 
4洛阳作为与开封相对的文化中心凝聚学者，其在北宋时期的重要性，特别是体现出的道统与政统、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可以参考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页24—27。肖红兵《居洛士宦与北宋神哲朝政》(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考察了神哲朝在洛阳的官僚，以及他们与朝政的关系。二程与洛阳士大夫的渊源和交游，以及“洛学”的人文地理含义，可参考陆敏珍《北宋时期的洛阳与洛学》，《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页117—124。
 
5纪晏如考察了邵雍与尹洙兄弟等洛阳士人的交游，涉及到了张景宪、刘绚、李吁家族，与二程的汴洛门人群体重叠。纪晏如《邵雍迁居洛阳前期关系网络初探:以尹洙为线索》，《政治大学历史学报》2020年5月，页5—23。肖红兵注意到了程氏门人中以洛阳为主的京西地域的门人，以及日后尹焞的重要性。肖红兵《居洛士宦与北宋神哲朝政》，页29—33。但考察较为简略，而且程氏门人包括二程本身的活动也不只限于洛阳，而他们的相族身份特征也有待抉发。
 
6高纪春《赵鼎集团的瓦解与洛学之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高纪春《秦桧与洛学》，《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陈振《略论南宋时期“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派》，《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页460—468。梁太济《赵鼎张浚分歧及其与道学的关系》，《梁太济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关长龙对道学群体的进用过程与秦桧、赵鼎政治集团的关系有详细的梳理。氏撰《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页268—298。最新的研究继续强调胡安国和杨时系的重要性，如藕蕾《南宋初年赵鼎集团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页17—21。
 
7“道学”和“道学家”的概念本身较为复杂。余英时在其《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频繁使用“道学型士大夫”的概念，但他们并非都是道学家，余英时也未做明白界定。张维玲对“道学型士大夫”做了较为清晰的定义:“以服膺伊洛、二程之学的道学家为核心，再扩大到同情理学，在行事作风上与道学家有类似形态的士大夫。” 氏撰《从南宋中期反近习政争看道学型士大夫对“恢复”态度的转变》，台湾大学历史学系硕士论文，2009年，页8。黄宽重又将其称为“道学官僚”，同时又区分了“道学群体”和“道学追随者”。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8年，页5。本文的道学群体并不局限于官僚，虽然赵鼎集团中的道学家都是官僚，但他们是从更广泛的一个流寓故家群体中来的。而这一群体中又有黄宽重所述的“道学群体”、“道学追随者”之别。本文在讨论道学流寓故家群体时是包含此二者的。
 
8本文的“汴洛”地区是指北宋的京畿路和京西北路。这是为了研究的方便而按照行政区划所作的划分。实际上他们的学术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开封府、河南府及其周边的郑州、许州、汝州。
 
9吕本中《师友杂志》，《全宋笔记》第3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页17。
 
10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全宋笔记》第6编第5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页54。
 
1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一《祭朱公掞文》，《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页644。
 
12吕本中《童蒙训》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98册，页534下。
 
13吕本中《童蒙训》卷上，页517下。
 
14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六，《全宋笔记》第2编第7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页221。
 
15朱熹《伊洛渊源録》卷一一，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2册，页1106。
 
16李昭玘《乐静集》卷二九《吴彦律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2册，页398上。
 
17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61。
 
18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三《答汪尚书》十一书，《朱子全书》，21册，页1312。
 
19王质《雪山集》卷一六《泛兰舟》，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9册，页507上。
 
20汪藻《靖康要録笺注》卷一一，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页1157。
 
21程氏家族的详细情形见王曾瑜《河南程氏家族研究》，《锱铢编》，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77—278。
 
22王曾瑜先生也曾指出这一点，见《河南程氏家族研究》，页294。
 
23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书先公自撰墓志后》，页646;《祭李通直文》，页663。程颢《李公(孝基)墓志铭》，郭茂育、刘继保《宋代墓志辑释》，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255。
 
24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四《李寺丞墓志铭》，页497。
 
25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49册，页607上。
 
26李昭玘《乐静集》卷二九《吴彦律墓志铭》，页398上，400上。
 
27《宋史》卷三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页10794。
 
28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乞避亲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0册，页123下。
 
29详见下文。
 
30曾肇《曲阜集》卷三《范忠宣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1册，页380上。
 
31吕本中《师友杂志》，页21。
 
32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録》卷八之二引《家传》，《朱子全书》，12册，页640。
 
33吕本中《师友杂志》，页17。韩维《南阳集》卷二九《富文忠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1册，页753上。
 
34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三《集贤院学士知潞州朱公墓志铭》，页474上。
 
35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六《范大夫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04册，页706下—707下。
 
36晁以道《景迂生集》卷一九《邢惇夫墓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18册，页369上。
 
37王明清《挥麈后録》卷七，《全宋笔记》第6编第1册，页178。
 
3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叔父朝奉墓志铭》，页656。
 
3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四《程殿丞墓志铭》，页497。
 
40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三《集贤院学士知潞州朱公墓志铭》，页474上。
 
41韩维《南阳集》卷二九《程伯纯墓志铭》，页757下。
 
4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一二《上谷郡君家传》，页653。
 
43朱熹《伊洛渊源録》卷一二，页1080。
 
44祁宽《尹和靖语》，《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二，页437。
 
45李幼武《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九，页607上。
 
46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八，页244。
 
47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一《直集贤院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司马君墓志铭》，页454下。
 
48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公墓志铭》，页449上。
 
49曾肇《曲阜集》卷三《范忠宣墓志铭》，页380上。
 
50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八《朝奉郎陈君墓志铭》，页424下—425上。
 
51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永嘉郡夫人富氏墓志铭》，页430下。
 
52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二二《晏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页354。
 
53张邦基《墨庄漫録》卷四，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112。
 
54严维哲《“嵩山记忆”:北宋许党士人群体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成因》，《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20年3月，页73—75。
 
55吕本中《师友杂志》，页18。
 
56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六《太子太保宣简田公神道碑铭》，页710上—710下;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永嘉郡夫人富氏墓志铭》，页431上。范纯仁说田况“无子，以弟之子至安为嗣，卒，又以至平为后焉”。事在熙宁七年(1074)。而范祖禹说:“无男子，以宣简公(田况)弟之子至安为后。公薨，至安终太常寺太祝。复以公弟之子旦嗣。”事在元祐年间。则志平在田况死后继为其嗣，又改名为旦。旦、亘、昼皆有“旦”字，都是田况之侄。
 
57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全宋笔记》第6编第9册，页126。
 
58陈恬隐居嵩山期间的交游参见魏崇周《陈恬事迹及思想考论》，《文艺评论》2016年第11期，页68—76;赵耀文《亦仕亦隐:陈恬的仕宦与交游考略》，杜泽逊主编《国学季刊》第10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页89—100。
 
59吕本中《师友杂志》，页18。
 
60王称《东都事略》卷三六，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页287。
 
61韩琦《安阳集》卷二二《韩氏家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89册，页336上。
 
62曾肇《曲阜集》卷三《赠苏司空墓志铭》，页385上。
 
63黄庭坚《山谷全书·外集》卷二二《辛夫人墓志铭》，舒大刚主编《宋集珍本丛刊》，26册，北京，线装书局影印，2004年，页64上。
 
6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故中散大夫致仕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65册，页323下。
 
65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五，页214。
 
6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页11487。
 
67韩维《南阳集》卷三《忠文范公神道碑》，页762下。
 
68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页71;张新国《〈二程遗书〉“昨日之会”节考释》，《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页488—491。
 
69刘跂《学易集》卷八《田明之行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21册，页620下。
 
70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二六《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仲宣)墓志铭》，页399。
 
71尹材《尹次山墓志铭》，《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69册，页334。
 
72尹焞《宋陈夫人墓志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2册，页635。
 
73陈氏家族的具体情况参见胡昭曦、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蔡东洲《宋代阆州陈氏研究》，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
 
74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八《朝奉郎陈君墓志铭》，页424上。
 
75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墓志铭》，《宋集珍本丛刊》，32册，页70下。
 
76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五《尹判官墓志铭》，页704上。
 
77曾肇《曲阜集》卷三《子固先生行状》，页386上。
 
78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九，页269。
 
79韩琦《安阳集》卷四七《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洙)墓表》，页511上。
 
80范纯仁《范忠宣集》卷一六《太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张公(景宪)行状》，页714下。
 
81本图所据文献:《欧阳修全集》卷二六《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仲宣)墓志铭》;《欧阳修全集》卷三《太常博士尹君(源)墓志铭》;《安阳集》卷四七《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洙)墓表》、《故河南尹君(朴)墓志铭》;《范忠宣集》卷一五《尹判官(构)墓志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2册，《宋故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夫人福昌县君陈氏墓志铭》、《有宋进士尹君(楫)墓志铭》;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録》(北宋卷)，《尹渭墓志》;《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墓志铭》。尹仲宣实有七子，长三人为源、洙、湘。欧阳修以其余四子为冲、淑、沂、泳，蔡襄以泳为澄，且曰:“皆中进士科……冲、淑并早亡，沂尚幼。”(蔡襄《蔡襄集》卷三七《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页678)二文皆在宝元元年，而至和元年韩琦以涛、泳未仕，并先公(尹洙)而卒，冲为秀州华亭县主簿。则淑又名涛，早亡，而韩琦混淆冲、泳二人?欧阳修所撰墓志以尹源有四子，材、植、机、桴(《欧阳修全集》卷三《太常博士尹君(源)墓志铭》，页452)。实则其长子为林。盖误记或误刻耳。尹焞原有五子，坤、城、堪、增，皆早丧。均，洛阳之陷，与张令人皆死。南渡后以其弟尹烛之子墺继嗣。墺又早卒无子，以尹烈之孙镇为其执丧。《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墓志铭》，页72上。
 
82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长乐郡君尹氏墓志铭》，页431下。
 
83祖无择《龙学文集》卷一五《向公神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8册，页866上。
 
84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八，页237—238。
 
85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三九《长乐郡君尹氏墓志铭》，页432上。张去华家族的婚姻关系可参考胡坤、常志峰《物勒工名北宋碑石刻工家族缑山霍氏试考》，《宋史研究论丛》第26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0年，页464。
 
86尹焞《有宋进士尹君(楫)墓志铭》，《宋代石刻文献全编》，2册，页635。
 
87何新所编《新出宋代墓志碑刻辑録》(北宋卷)，《尹渭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页247。
 
88尹焞《有宋进士尹君(楫)墓志铭》，页635。
 
89尹焞《宋故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夫人福昌县君陈氏墓志铭》，页636。
 
90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一四《故三班奉职尹府君墓志铭并序》，《宋集珍本丛刊》，3册，页415下。四库本作“男名林”，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090册，页72上，误。当以明钞本作“材”为正。
 
91尹焞《宋故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夫人福昌县君陈氏墓志铭》，页636。
 
92邵伯温《邵氏闻见録》卷一八，页244。
 
93尹焞《和靖集》卷三《题温公庄子节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36册，页23下。
 
94刘跂《学易集》卷八《田明之行状》，页620下。
 
95刘跂《学易集》卷八《田明之行状》，页620上。
 
96程颢、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八《禊饮诗序》，页584。陈公廙治居洛阳，程颐往会且赋诗。“颍川陈公廙始治洛居……元丰乙未(当为乙丑，八年，1085)，首修禊事。公廙好古重道，所会皆儒学之士。”又有《河南程氏文集》卷三《陈公廙园修禊事席上赋》，页486。
 
97司马光《司马光集》卷六二《答新知磁州陈大夫游古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287。
 
98尹焞《和靖集》卷三《书伊川先生修禊序帖》，页23下。
 
99韩淲《涧泉日记》卷上，页105。
 
100尹焞《和靖集》卷三《跋冯圣先墓志》，页24上。
 
101魏崇周《陈恬事迹及思想考论》，页73—75。但和靖年谱中说尹焞“妣陈氏，涧上陈公廙字叔易之女”(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6上)。则不然。这是把涧上陈恬叔易、陈知俭公廙和陈荣古三人混为一谈了，陈恬虽然名声颇着，但论辈分他是陈公廙和尹母陈氏的侄孙。三人分别是陈尧叟、陈尧佐、陈尧咨的后代。
 
102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6下。
 
10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页1505。
 
10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八八，页1476。
 
10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九，页1505。
 
106详细的世系参考王德毅《宋代的成都范氏及其世系》，《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页284;胡昭曦《宋代“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宋代蜀学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胡昭曦《蜀学研究与文物资料——宋代成都范氏墓志新见》，《旭水斋存稿》，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页202。
 
107《宋史》卷三三七《范祖禹传》，页10795。
 
108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页416。
 
109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页414。
 
110朱胜非《秀水闲居録》，引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八八，页1477。
 
11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八八，页1477。
 
11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页418。
 
113吕本中《师友杂志》，页13。
 
114李石《方舟集》卷一《自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9册，页647上。
 
115参见胡昭曦所整理的世系表，胡昭曦《蜀学研究与文物资料》，页202。
 
116范淑《范元嘉墓志铭》，转引自胡昭曦《蜀学研究与文物资料》，页194—195。
 
11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八八，页1477。
 
1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六一，页2616。
 
119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141。事又见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一《司农寺丞翁君墓碣铭》，《朱子全书》，25册，页4230。
 
120折彦质出自府州折氏将门，世与西夏为敌，金兵入寇折彦质曾领兵抗金。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页58—60。
 
121[日] 寺地遵着，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页120。
 
122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折仲古枢密祭和靖先生文》，页74下—75上。
 
123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孙逢吉题和靖语録后》，页77上。
 
124不仅是赵鼎对伊川学的私人喜好，更重要的是元祐符号的重建。元祐之政不仅是高宗的政治和政策导向，也是因为隆祐太后高宗纔能获得其即位的正当性。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页72—76。
 
125尹焞《和靖集》卷三《跋冯圣先墓志》:“兵火之余，奔窜来涪陵，再获与其子会聚。”页24上。
 
126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二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85册，页839下—840上。
 
127尹焞《和靖集》卷三《跋冯圣先墓志》，页24上。
 
128王兆鹏《吕本中年谱》，《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页424。
 
129王兆鹏《吕本中年谱》，页430。
 
130尹焞《和靖集》卷五《师说》上，页38上。
 
131尹焞《和靖集》卷三《答祁居之》，页26上。
 
132韩淲《涧泉日记》卷中，页110。
 
133《白沙圩吕氏宗谱》，转引自郑嘉励《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志》，《唐宋历史评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页199。
 
134姚红《宋代东莱吕氏家族及其文献考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页44。
 
135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吕德元祭和靖先生文》，页75上。
 
136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8下—9上。
 
137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吕德元祭和靖先生文》，页75上。
 
138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12下。
 
139尹焞《和靖集》卷七《师说下》，页50上。
 
140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吕德元祭和靖先生文》，页75上。
 
141程洵《克庵先生尊德性斋小集》卷三《锺山先生行状》，《续修四库全书》(13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2年，页177上—177下:“于是有罗公兄弟曰和问、曰广问者，和靖尹先生高第，传伊洛致知笃敬之学”。按“罗”字当为“吕”字之误，和问、广问兄弟乃是吕夷简兄弟宗简之曾孙，参见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左太中大夫充龙图阁待制致仕赠左正奉大夫吕公墓志铭》，页312下。
 
142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三《跋吕仁甫诸公帖》，《朱子全书》，24册，页3935;卷八二《跋滕南夫溪堂集》，页3877。
 
14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书和靖先生手书石刻后》，页255上。
 
144韩淲《涧泉日记》卷中，页108。
 
145韩酉山以为在平江从学，恐误。韩酉山《韩南涧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页24—25。
 
14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六《书师说后》，页253上。
 
147曾几《茶山集》卷四《游虎丘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36册，页504上。
 
148尹焞《和靖集》卷三《答王信伯》，页25上。
 
149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12下。
 
150林之奇《拙斋纪闻》多有曾几向尹焞问学的记録，如“少蓬尝问尹和靖”，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40册，页374下。洪迈《容斋四笔》卷一五《官称别名》:“秘书监为大蓬，少监为少蓬。”《全宋笔记》第5编第6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页378。少蓬指曾几，曾几绍兴二十七年十月官秘书少监。林之奇绍兴二十六年九月入馆为正字，二十九年六月为校书郎。陈騤《南宋馆阁録·续録》卷七、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页84，113，121。《纪闻》乃其在秘书省所记，曾几为少蓬正在此时。
 
151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年谱》，页12下。
 
152王明清《挥麈録余话》卷二，《全宋笔记》第6编第2册，页66。
 
153韩淲《涧泉日记》卷中，页109;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荐郭见义蔡迨札子》，页143上。
 
154陆游《渭南文集》卷二七《跋之罘先生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63册，页518下;卷二八《跋蔡肩吾所作蘧府君墓志铭》，页523上—523下。
 
155尹焞《和靖集》卷七《师说附録》引《涪陵记善録》，页52上。
 
156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一《记和静先生五事》，页3405。
 
157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元城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页840。
 
158刘荀《明本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703册，页160下—161上。
 
159吕本中《东莱诗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136册，页802下。
 
160吕本中《东莱诗集》卷一九，页816上—下。
 
161吕本中《东莱诗集》卷一九“若忆均阳祁处士”，页816上。
 
162李邦献《省心杂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98册，页546下—547上。
 
163朱熹《朱文公文集》卷八一《跋王枢密赠祁居之诗》，页3846。
 
164尹焞《和靖尹先生文集》卷一《墓志铭》，页72上。
 
165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二七，页1018。王曾瑜以为是二程之姪孙，氏撰《河南程氏家族研究》，页314。今按，名以“日”旁，应该是二程的孙辈。
 
166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三四，《宋元方志丛刊》(7)，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90年，页7550下。
 
16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贺公墓志铭》，页321上。
 
168王明清《挥麈后録》卷三，页130。
 
169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贺公墓志铭》，页319上。
 
170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贺公墓志铭》，页321上。
 
171王明清《挥麈后録》卷三，页130。
 
17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七六，页2908。
 
173《宋史》卷三八四《叶顒传》，页11821。
 
17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八二，页3031;卷一八三，页3042。
 
17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録》卷一八三，页3049。
 
17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资政殿大学士左通议大夫致仕贺公墓志铭》，页318上。
 
17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三《上贺参政书》，页184下。
 
178韩元吉之用贺允中荐，又见韩酉山《韩南涧年谱》，页74—75。当时参与荐举的还有樊光远。且《南涧甲乙稿》中并无陈康伯谢啓，亦可见非其所荐。
 
17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八《晦庵先生非素隐》，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页632，及《道命録》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页46，皆以为陈康伯荐，乃是推测之词。
 
180张维玲《从南宋中期反近习政争看道学型士大夫对“恢复”态度的转变》，页23，24。
 
181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页27。其中汪应辰并不主战，盖周密误记。
 
182周密《齐东野语》卷二《符离之师》，页28。
 
183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二《谢张魏公书》，页174下。
 
18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左太中大夫充龙图阁待制致仕赠左正奉大夫吕公墓志铭》，页312下。
 
185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二《左太中大夫充龙图阁待制致仕赠左正奉大夫吕公墓志铭》，页313下。
 
186《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页5913上。
 
187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八《代徐侍郎谢宫祠表》，页107上。
 
188《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页5913上。
 
189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二《谢司农寺丞啓》，页162下。
 
190[日] 寺地遵着，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页371—372，381—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