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的典范·孔学的见证——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中译序

作者：蒋庆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载《商务圣经〈论语与算盘〉》，九洲图书出版社1994年10月第一版

二十八年前，予于“儒商”，曾三致志焉。因感神州“商道”淩夷，爰撰三文，次论“儒商”。后究心圣学，不复措意，置诸屉内，虽或刊行，流布末广。今儒士社建“儒商学宫”，推广“儒商”理念，弘扬“儒商”精神。予嘉其补益世道，增上孔学，遂寻出旧稿，改定润色，以供儒士社研习探讨，传布商界。今日儒运仍在蹇难，然私心窃望“儒商”传统能再兴乎中夏，不绝于士林。若儒士社真能再造“儒商”，重振“商道”，则子贡张謇必能复睹于当世，而拳拳之心必不负于往圣先贤也！

盘山叟蒋庆癸卯正月初八于深圳莲花山畔之繙经斋

涩泽荣一，生于1840年，卒于1931年，是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涩泽荣一享年91岁，作为日本企业界的领袖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参与了日本走向现代的整个历程，对日本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曾赴欧考察学习西方的产业制度，率先改革日本的租税和货币体制，推行新式的会计制度（复式簿记制度），最早引进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度（株式会社），创立了日本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日本第一国立银行（第一劝业银行），并参与创立或主持了日本5OO多家大企业，如王子制纸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坂纺织会社、东京海上保险公司、东京石川岛造船会社、大日本人造肥料会社、日本铁道会社等，这些企业已时逾百年，在今天的日本乃至世界仍具有巨大影响。

最可称道者，是涩泽荣一提出了“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的儒家式经营理论，为日本的经济发展确立了“义利合一”的指导原则，并且涩泽荣一以其儒商的典范影响了好几代日本企业家，为儒家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复兴作出了活生生的有力见证。

由于涩泽荣一在日本企业界与文化界的这一领袖地位与巨大贡献，他被誉为“日本企业之父”、“日本金融之王”、“日本近代经济的最高指导者”、“日本现代文明的创始人”。

涩泽荣一在其晚年，总结一生学习《论语》与经营企业的经验体会，将平日的讲演与言论汇集为《〈论语〉与算盘》一书，集中表达了儒家的经营理念与儒商的处世之道。总括其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01、工商兴邦是富民益民的立国之本

在传统日本，同传统中国一样，都把工商看作四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日本将工商贱称为“町人”），并认为《论语》讲的是修身治国的神圣道德训戒，与街头巷尾求田问舍的“货殖富贵”决不相容。但是，涩泽荣一一反传统的观点，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而只是反对不仁不义的富贵，若仁而义的富贵，孔子并不反对。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引了孔子的许多话来证明自己的看法。涩泽荣一指出，《论语·里仁篇》谓：“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论语·述而篇》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又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些话都证明了孔子不反对富贵，只是反对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富贵。通过这种对《论语》的新诠释，涩泽荣一破除了将富贵抽离道德而鄙视的传统观念，发掘出了《论语》中以仁义之道谋取富贵的真精神，在工商人士心中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为工商文明在日本的兴起作好了心理准备。

此外，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正是日本迈向现代的时代，涩泽荣一敏锐地观察到，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强盛，非走工商兴邦的道路不可。虽然政治法律的改革亦甚必要，但振兴工商实业则是富民强国的当务之急。

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中“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句话时指出，孔子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称为“圣”，而要做到“圣”，就必须用财富去施民济众；欲布周文王之政，需要的也是财富。涩泽荣一把财富看作完善个人生命与完善政治的先决条件，亦是在为追求利润进行合理性的解释，为工商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合理的基础。

涩泽荣一把工商兴邦看作是富民益民的立国之本，完全符合《论语》庶、富、教的思想和儒家贵民的精神。儒学是世间法，世间法的第一要义就是满足人类生存的物质需求，而这一物质需求只有通过工商实业的振兴发展才能获得。

无奈这一思想在儒学的发展史上被逐渐遗忘，直至涩泽荣一重新解释《论语》时才被发现。就此而论，涩泽荣一重新解释《论语》之功至巨；此外，涩泽荣一为追求财富作了合理的解释，为日本以及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的基础，其功又何可胜量哉！

02、“士魂商才”是儒者内圣外王的生命追求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这一理想是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理想的现代诠释或者说现代发展。所谓“士魂”，是指儒家义理薰陶出来的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道德精神；所谓“商才”，是指实现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道德精神所必须的商业才干。

也就是说，“士魂”是儒者内在生命成德成圣上达天德的存在境界，即“内圣”；“商才”是儒者外在事功成人成物济世益民的凭藉手段，即“外王”。“内圣外王”是儒家所追求的最完满的人格理想，在古代，“内圣外王”表现为立己立人尽伦尽制修己安民的政治道德实践，成就的是以仁道治世天下归往的圣王人格和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士君子人格。而在近代，涩泽荣一适应工商文明的需要，对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进行了创造性的现代转化，使儒家内外双修圣王合一的生命追求具有了新的内容和要求，即具有了工商文明的内容和要求。“土魂商才”理念薰陶出来的人既是有“内圣外王”生命追求的儒者，又是有实际工商才干的优秀企业家。

这种人格就是所谓“儒商”——其为“儒”，必须追求“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而具有士君子之魂；其为“商”，必须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管理之才。可见，“士魂商才”是儒商人格理想的最佳表达，涩泽荣一不仅提出了这一理念，并且身体力行，成为儒商的最高典范。用儒家的话来说，可谓在工商领域立人极矣！涩泽荣一之所以能够提出“士魂商才”的理念并身体力行，这同他幼年的教育和出身有密切关系，这里有必要作一简单介绍。

涩泽荣一出身在日本武州血洗岛的一个农民家庭，从7岁起就受业于儒家学者尾高忠淳，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经书和《史记》、《十八史略》等汉学典籍，深受儒家义理的薰陶，并具备了坚实的汉学基础。

在其青年时代，受其儒学老师的影响，十分仰慕武士的生活，曾作为一名武士参加了“尊王攘夷”的运动，后又做过德川庆喜的家臣。明治维新成功后，出任大藏大臣，掌理国家财政。后因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并认为日本强盛的当务之急在振兴工商实业，遂辞官而去，投身工商金融界，决心作一名商人。在涩泽荣一决定辞官做一名商人之前，心中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用现代存在主义的话来说，涩泽荣一经历了一次“存在选择的煎熬”。涩泽荣一非常清楚，商界亦如同政界一样，是一个利益争斗的场所，投身其中会被污染，甚至会被毁灭。但是，工商实业又为富民富国之所需，作为一个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儒者，我不入其中谁入其中！然欲入其中，若无道德的承担力，非但不能富民富国，连自己的人格亦终将不保，怎么办呢？涩泽荣一经过一番艰苦的思索，认定只能从《论语》中来寻找答案，即涩泽荣一认为只有用《论语》中儒家的道德理想来作为自己的心灵支柱，培养起自己的道德承担力，自己进入商界后才不会被污染毁灭，从而才能实现自己富民富国的理想。打定主意后，涩泽荣一遂“下定决心以《论语》的教导为标准，一生从事工商实业活动”。涩泽荣一在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非常感人：

“我明治六年辞官，进入本来就向往的实业界之后，我和《论语》就有了特别的关系。这就是我刚成为商人时，心中有所不安。即想到今后要在锱铢必较中度过一生，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呢？此时我想起以前学过的《论语》，《论语》里所说的是修己交人的日用之教，我可按照《论语》的教谕经商谋利。”

涩泽荣一用《论语》的教导来指导自己经商谋利的活动，培养出来的就是“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风范。所谓“士魂”的涵养，全在《论语》的熏习教诲。涩泽荣一之所以能提出这一划时代的儒商理念，完全得益于其幼时的儒学薰陶与青年时代的武士经历。其深研《四书》《五经》自不用说，而武士源于侠，侠按太史公的说法出自儒，故武士即儒士，涩泽荣一出身武士，即出身儒士，其为商人后仍以儒家道德精神为其生命之归依与人格之涵养，乃顺理成章也。

反观中国，不禁使人悲从中来！涩泽荣一力倡“士魂商才”，儒家的道德精神在日本孕育出了现代工业文明，而在中国则受到不肖子孙的辱骂摧残。至“文化大革命”，宣称要与传统作最彻底的决裂，在批林批孔中对儒家文化的破坏已登峰造极。

在国人近百年来对儒家传统不断加码的摧残破坏中，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已降到了最低点：既无“士魂”，亦无“商才”；既无安身立命成德成圣之教，亦无修己治世成人成物之具。中国士人的生命存在得不到源自天道性理的博大道德精神的支撑涵养，人格遂日趋卑琐浮荡，中无所守而甘被权力金钱役使作恶，富国富民之梦亦终未做成。

时至今日，国人开始觉悟，始信若无“商才”，富民强国不啻空话，于是遂讲求科技管理等工商致富之具；至于“士魂”，则懵然不知：不知自家生命之成德成圣是“商才”之基础，不知“内圣”与“外王”双修是儒商的最高人生典范，不知远大的道德理想是担当人欲横流之商海的精神力量，不知只有“商才”而无“士魂”决不能最终开出具有深厚精神基础的现代工业文明。

故当今中国工商企业界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找回失却了的“士魂”，用传统道德精神来支撑涵养企业家的人格生命，为工商实业的谋利活动安立一个合理的伦理动机，确立一个崇高的指导原则。要做到这一点，涩泽荣一就是工商企业界人士效法的最高典范，《〈论语〉与算盘》就是涵养“士魂”的最佳入门教材。若吾中国工商企业界人士能通过《〈论语〉与算盘》的阅读更进一步上升到直接研习《论语》，则“士魂”有望，“商才”不难矣！若吾工商企业界人士真能在自己生命中成就“士魂商才”的儒商理想，则实现中国式之现代工业文明又岂远乎哉！

03、“义利合一”是工商活动的基本原则

《〈论语〉与算盘》一书的基本精神是“义利合一”。所谓“义利合一”，按涩泽荣一的话来说，是“《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打算盘是利，《论语》是道德”，二者相互依存而不分离。也就是说，“不断依据《论语》（义）得出算盘（利）之理，又从算盘中悟出《论语》有真正的致富之道”。

在涩泽荣一看来，“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而完全的财富、正当的殖利必须伴随道德。”按照涩泽荣一的思想，“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则利即是义，义利不分，如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里仁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必定可久可大，应该出于“义”的考虑去做，即使目前有所亏损也在所不辞；而对国家公众无益的投机之利，必不久远，而不应该出于私利去考虑。涩泽荣一在谈及自己的经营活动时指出，其成功的投资都是出于公益（义）的考虑而非私利的考虑获至的。

“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承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的价值，不应该否定，但必须用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使其符合伦理的目的，如涩泽荣一在解释《论语·里仁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时指出，富与贵是万人之所欲，故有其正当性，但必须以正当的手段来获取之，才符合道德的目的。这里所谓正当手段，就是用《论语》中的道德训戒来规范与指导的手段。又涩泽荣一在解释《里仁篇》“放于利而行，多怨”时指出，如果只考虑他人的利益而不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宋襄之仁，（宋襄之仁是一种毫不利己的最高之仁，孔子在《春秋》经中曾大加赞扬。）宋襄之仁不适用于工商业领域，因为工商业必须以追求自己的利润为前提，但工商业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否则就会遭来世间的普遍怨恨，企业也就不可能长久获利。因此，为避免工商业损害社会的利益而遭致民众的怨恨，就必须用道德来规范其谋利的行为，在确信其行为合乎道德的情况下才去放手追求利润。

涩泽荣一“义利合一”的思想既承认谋利的正当性，又强调用《论语》的道德教训来指导谋利的活动。这种思想实际上不只是用道德来证成工商活动的合理性，更是用道德来规范工商活动的逐利性，使工商业的逐利活动不致不受约束地“放于利而行”危害社会。因此，涩泽荣一以“义利合一”为主线来对《论语》重新进行解释，并不违背儒家的精神。儒家孔、孟、荀均承认合理之“利”的正当性，同时又主张用“义”来规范约束“利”，从而使“利”成为实现“义”的“利”。

《易经》言“利者义之和”即是此义。即便是董仲舒言“正其义不谋其利”，亦只是对士君子的个人修身而言，不是对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而言，即董仲舒并不反对为他人与社会谋取合理之利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即不否定合乎“义”的“利”。至于宋儒“天理人欲之辨”，“天理”即是合乎“义”的“公利”，“人欲”则是违背“义”的“私利”，故宋儒只反对不合“天理”之“私利”，而不反对合乎“天理”之“公利”。

朱子尝言“人欲之中是天理”，“中”即是人欲之“利”处于“天理”之“义”的恰当约束状态。宋儒所推崇的《大学》有“散财民聚”的说法，认为为一己之不合理私利聚财是“货悖而入”终会“悖而出”，认为“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于此宋儒曾三致意焉，可证宋儒亦不反对“义利合一”。总之，如果我们从《〈论语〉与算盘》一书所开出的解释新角度去重新考察两千年来的儒家思想，我们就会发现“义利合一”是儒家一脉相承的根本原则。

涩泽荣一提出“义利合一”的谋利原则有其时代背景。在涩泽荣一生活的时代，日本正处于历史转型期，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混乱状态。表现在工商领域，就是商业道德败坏，商人放利而行，假冒伪劣商品盛行，社会普遍怨恨，人们对经商者均报以不齿的态度。针对这种情况，涩泽荣一认为，一个没有道德素质的民族是建立不起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因此，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取决于日本民族道德水准的提高，而要提高日本民族的道德水准，就必须用儒家的道德精神来薰陶日本人民。在工商领域，则必须用《论语》所揭示的“义利合一”的原则来指导工商谋利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商界人士的道德素质，为工商文明的兴起奠定人格的基础。

历史往往有相似之处。今日之中国，正处在涩泽荣一曾经历过的历史转型期，工商领域亦出现了普遍的失范与混乱，不道德的现象比涩泽荣一时代的日本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表现在假冒伪劣商品上更是令人发指，人心已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与为人的底线！鉴于这种情况，提高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培养工商界人士的道德素质，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涩泽荣一揭橥的“义利合一”的原则正是儒家道德放之工商领域而行之有效的原则。愿吾工商实业中人奉“义利合一”原则为圭臬，自觉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使卑下的谋利动机升华为崇高的践义行为，庶几人心可正，而民富国强亦将有望矣！

04、“《论语》+ 算盘”是东西合璧的成功尝试

《论语》源自中国，是传统东亚儒家文化圈共奉的经典，故《论语》代表着东方文明；而算盘，虽代表利，然要最大限度地谋利就必须讲求最有效的谋利之具，故算盘同时亦代表着谋利的最佳手段。如果只讲求谋利之道德性质（《论语》之道德训戒），而不讲求最有效的谋利之具（算盘之精准计算），则亦不能有效地实现富民富国的大义，即不能有效地实现谋取“公利”的道德目的。

因此，涩泽荣一不仅重视谋利的道德性质，亦重视谋利的有效工具，讲求谋利的成功与效率。涩泽荣一虽立志以《论语》作为自己“终生处世的法则”，但涩泽荣一并不保守，而是积极地引进、吸收西方的各种工商制度，使其为谋利的道德目的服务。涩泽荣一在考察欧洲的产业制度后得出一个结论：要富国富民，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就必须学习引进西方的股份制度，因为涩泽荣一认为，股份制度可以把社会的闲散小资金聚集起来进行投资，在短时间内创造出巨大的财富来为国计民生服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涩泽荣一创立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第一劝业银行。

此外，涩泽荣一又引进西方的会计制度、财政制度，参照西制改革日本的税收制度和货币制度。涩泽荣一大胆地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改革日本的传统制度，都是从算盘谋利的有效性来考虑的。通过这种西制的引进和改造，涩泽荣一巧妙地把东西文明结合起来：《论语》的道德训戒代表东方文明，算盘的有效性代表西方文明，二者的结合可谓天衣无缝，圆融无碍。故我们说涩泽荣一“《论语》+ 算盘”的模式是东西合璧的成功尝试。

时至今日，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谋利之具在不断改进，故“《论语》+ 算盘”的模式可以发展为“《论语》+ 电脑”或“《论语》+ ××”的模式，但不管怎样变，《论语》均代表儒家永恒的道德理念，而所“+ 之××”则可代表任何西方先进的谋利之具。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正在处在建立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重大关头，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是否能在我国建成，关键在这一制度的核心是否建立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上。

鉴于此，涩泽荣一“《论语》+ 算盘”的模式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是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的精神基础和价值源头。中国式的企业制度，如果用涩泽荣一的思想来表述，就是“《论语》+有效谋利之具”的企业制度。《论语》代表的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人在中国用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来建立中国式的企业制度，比起涩泽荣一在日本用中国文化来建立日本式的企业制度更名正言顺，更亲切自然。

在日本，“《论语》+ 算盘”的模式只可称为东方模式；而在中国，“《论语》+ 算盘”的模式则可堂堂正正地称为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论语》+ 算盘”的模式正是近百年来热爱中国文化的先贤们追求的“中体西用”理念在工商实业领域应有的表现形态。遗憾的是，这一理念在中国没有开花结果而在他邦则以“东体西用”的形式发芽生根。回顾这一沉痛的历史，仰瞻他邦的成功经验，我们再也不能走全盘西化否定传统的老路了。我们现在从日本返哺“《论语》+ 算盘”的经营理念，只要我们不愿做中国文化的不肖子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虔诚与智慧去培育这一理念，使这一理念在其故土灵根再植，满国飘香。

《〈论语〉与算盘》一书共10章，每章都是涩泽荣一用《论语》指导其经营活动的心得体会，句句都浸透着一位八旬老人谆谆教诲的慈父心肠，故以上概述远远不能穷尽其全部内容，读者须从该书字里行间家常式的话语中细心体味其精神的博大精微。吾友李尚公先生悲当今商风之不正，士习之浇漓；感涩泽翁思想之纯正，人格之宏伟，辗转委托在日留学之友王平、闽京华夫妇觅回原版《〈论语〉与算盘》，并托人译讫。其对治时代痼疾之悲愿，嘉惠士林之苦心，吾知其欲使儒商复活于今日，在中国工商界为孔学作见证也。又九洲图书出版社决定率先在国内大陆出版是书，此时正值吾国建立中国式企业制度之际，此补益世运之功又可想而知矣。尚公及编辑张海涛先生索序于余，余感佩涩泽翁之“儒商”典范，故乐为之序云。

孔元二千五百四十六年、西元一千九百九十四年八月蒋庆序于深圳布心花园布心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