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家三策重报国

——清代关学大儒王心敬与他的家风

作者：张天社（西安文理学院关中书院院长、教授）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六月廿五日辛丑

          耶稣2023年8月11日

王心敬著《关学续编》，接续冯从吾《关学编》构建的关学传承脉络。（资料图片）

王心敬十分重视家风家教，曾将写给儿子的十三封家书汇编成了《训子帖》。（资料图片）

布衣终身，立志成圣成贤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横渠四句”。横渠先生，即是宋代大儒张载，“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自张载开创关学，此派绵延至清末，名家辈出。

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曾著《关学编》，为33位关学大儒立传，构建了从北宋张载到明代王之士的关学传承谱系。清代，许多关学士人对《关学编》进行了增补，其中较为重要的一部是王心敬的《关学续编》。

王心敬（1656—1738），字尔缉，号丰川，陕西鄠县（今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人，清代关学大儒，主要生活在康熙、雍正时期。王心敬十岁时，父亲去世，十七岁时伯父亦亡。他家境贫寒，体质瘦弱，但学习刻苦，每晚擎灯就读，伯母陈氏、母亲李氏东西就座陪伴，虽风雨凛冽，往往鸡鸣未已。其母听说周至李二曲很有名望，就让他前往拜师学习，其母以纺织供他读书。李二曲有感于其母大义，特作《母教》一文，称赞王心敬之母如同孟母一般。

王心敬在编写《关学续编》时，将关学谱系远溯至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这些圣贤与宋元及以后的关学大儒，“同汇而共编，亦觉无大小浅深之差别”，标出圣、贤、儒三种。宋代大儒周敦颐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语，王心敬这一做法亦在鼓励学者希圣、希贤，“自可至于圣、至于贤”。

母亲李氏对于王心敬关怀有加，要求甚高，常说“人生要当以圣贤为期”。有一回，母亲问王心敬：“学圣贤者如何用功？”王心敬回答：“以存心尽性为实履，成己成物为分量。”母亲说：“汝便如此学去，若让古人独步，非夫也！”

十年后，王心敬学成归来，为感谢老师教诲，在家乡创办了二曲书院，并亲自讲学，一时学生猛增，他也声望日隆。雍正时期，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来陕督学，曾向他求教。内阁首辅鄂尔泰仰慕他的学识，凡朝廷大员来陕，一定要他们代其向王心敬问好。王心敬曾应湖北巡抚陈诜、江苏巡抚张伯行之邀，先后讲学于武昌江汉书院、苏州紫阳书院，传播关学，名动南方。

王心敬学以致用，重视农业生产，著有《区田圃田说》，主张土地综合利用，在田地周围种桑，田内种植蔬菜、苎麻、谷物，使一亩土地的收益成倍增长。他还著有《井利说》，主张凿井灌溉，使粮食产量大增。

王心敬一生淡泊名利。他读书讲学，耕稼田间，贤名远播，朝野尽知，却不肯出仕。陕西总督、巡抚等多次以“隐逸”“真儒”等名义向朝廷举荐，他都婉言拒绝。康熙、雍正时期两次“奉旨特征”，他也以年老多病推辞。王心敬虽以布衣终老，但他并不反对儿孙、弟子参加科举，取得功名，报效国家，反而对他们多有期许，常常殷切嘱托。

重视家教，总结人生经验口授家训

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心敬已52岁，其母亲也年逾七十，家中还有两个弟弟、四个儿子、三个侄子、三个孙子，以及儿媳、孙女、仆役等五十多人。王心敬的母亲李氏“家教整严”，常以古代十世同居的大家族为榜样，王心敬也一直希望家庭和睦相处，于是在过年之前，他“略仿古训，参以时宜”，总结了半世甘苦经验所得，口授家训，由其第三子王勣、孙子王师睦等笔录而成，这就是《丰川家训》。

《丰川家训》的目的在于“示训于家，令其诵守”,以便从“经久之法”中得“经久之家”。此外，王心敬还将写给儿子的十三封家书汇编成了《训子帖》，还为家人制定了一部礼仪规范《丰川家规》，希望后代遵守，这些都是对《丰川家训》的有益补充。他说：“余言至此，余心滋惧矣。凡我子孙，可不念哉？”从中可见他对家训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和对家族子弟的殷切期望。

《丰川家训》共有“立身、治家、莅仕”三部分，分为上、中、下三卷。

在“治家”中，王心敬提出了“治家三策”——“身膺仕籍者，须教之国尔忘私，公尔忘身；方事进取者，须教之矢志致主，立心报国；即畎亩耕稼之人，亦须教之急公尚义，安分守法。”

这是王心敬家训的核心内容，已经担任官职的人，必须教育他为了国事要忘记私事，为了公事要忘记家事；正在求学进取的人，必须教育他立志效力朝廷，一心报国；即使在田间耕作之人，也必须教育他热心公益，崇尚道义，安分守法。

王心敬对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人生不分穷达，都有当尽的责任。也就是说，由于职责不同，每个人都应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责尽力，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领域做出成就。在那个时代，王心敬的这一思想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王心敬将人分为三种，有针对性地提出“做人之道”。第一种，身膺仕籍之人，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必须教之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第二种，求学进取之人，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必须教之学有所长，立志报国；第三种，即使田亩耕稼之人，智识有限，也必须教之急公尚义，遵法守纪。这三种“做人之道”，正好对应“治家三策”。只有如此，才是“传家教子良法”，才能成为“康宁顺泰之家”。

王心敬的“治家三策”，核心是一个“公”字，无论是治家，还是治国，都须“以公为要”。要关心国家、团体利益，要公平公正。他说，“家之不和，每起于不公”，“为公”才能消弭矛盾，“公正”才能以理服人，治国如此，治家也如此。他叮嘱儿子：“尔兄弟幸于心气清明时，其仔细咀味之尔父之言，是影响引诱，抑是真实不虚也耶？言之不觉呕心，尔等幸无视为寻常家谕而等闲读过也。”

居官之道不仅要清慎勤敏，还须仁明公正

王心敬家国情怀深厚，他认为“治家之道，与国无异，非法严政肃，无由齐一；非前创后继，无由绵长。”他严格以《丰川家训》要求家中子侄，以“治家三策”训诫、激励家族中的出仕者、求学者以及在家劳作的人。

王心敬的次子王功曾任湖南新田县令，幼子王勍曾任广西全州知州、浔州知府，其弟子陈庆门曾知安徽亳州、四川达州等地。王心敬说，居官之道，前人总结了“清、慎、勤、敏”四字，使人少犯错误，但还必须加上“仁、明、公、正”四个字，要主动作为，才算完善。

王心敬对“居官之要”中的“清廉”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廉自是官吏本分内事”，是官员必备的品质。官员失职，“十九在于不廉”，“不廉”将产生许多社会顽疾。只要“做官一廉，便有许多好事功”。

他还认为：“凡官职，无论大小高卑，莫不各有宜尽之道。”所以不要过分看重官阶高低，而要光明正大，端洁公正，宽仁待民，为国尽忠，做一个勤政爱民、报效国家的“真循良”。他说：“若更背公营私，徇身忘国，是人尚可问也！”

对于求学进取之人，他根据自己读书讲学的经验，要求不论贫富贵贱，都须努力学习，遵守道义，立志报国。读书要读儒家经典，才能明事理，知廉耻，才能“行志达道”“明体达用”，而不能学习“谶纬星相术数”，更不能寡廉鲜耻，如此是“败家丧品”。不论进退出处，都要做到“处且为真儒硕士，出且为循良名臣。”

对于一般居家之人，包括农夫、医者、畜牧者等，他要求以忠厚为本，以勤俭为要，以热心公益、奉公守法、睦邻善友为美，这样可以保存家庭元气，“自然善气发祥，家道永昌矣。”

在《训子帖》中，王心敬说，无论立身、治家，还是莅仕，“守法最安，为善最乐，修德最吉，好义最荣。”这是对“治家三策”的最好诠释，也是《丰川家训》的基础和前提。他强调：“循此四最，久而不替，便是人间万福之本，百祥之源。”

王心敬虽为一介布衣，却继承了关中理学的优良传统，时时念及国家利益，注重不同人群的个人修养，体现了一位关学大儒的良知和担当。《丰川家训》充满了正能量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品质，在清代带来了一股家训新风，在今天也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和借鉴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研究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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