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逸臣劳：晚周诸子共识背后的“舆论战”

作者：刘子珍（清华大学史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师）

来源：《文史天地》2023年第8期

晚周诸子百家争鸣，彼此诘难，势同冰炭不同器，但他们在君臣孰劳问题上却表现出难得的一致。“君逸臣劳”论调在晚周诸子著述中频见，俨然成为诸子共同的政治理想。如《管子·宙合》曰：“君出令佚，故立于左；臣任力劳，故立于右。”《荀子·君道》将“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视为“人主之要守”；《慎子·民杂》有云：“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韩非子·主道》认为“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方可谓“贤主之经”云云。

在晚周诸子文献中，“君逸臣劳”还往往有“恭己”“不下席”“垂衣裳”“垂拱”等表述。如《论语·卫灵公》记述孔子之言，“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戴礼记·主言》也见孔子相类表述，“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亦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荀子·王霸》云：“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韩非子·初见秦》曰：“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此类表述均旨在表现君主安逸无忧的高超治政能力。

诸子像

至于如何实现“君逸臣劳”政治理想，晚周诸子也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即君主应尚贤与能，知人善任，如此君主方可超然于繁杂的具体行政事务。如《管子·君臣上》有云：“是以为人君者，坐万物之原，而官诸生之职者也。选贤论材而待之以法，举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胜收也。”《墨子·尚贤上》“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荀子·君道》亦云：“明主急得其人，而暗主急得其势。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势，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又如《慎子·民杂》曰：“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君逸乐而臣任劳。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无与焉，仰成而已。”云云。

周代礼器——编钟

在晚周诸子看来，君臣为政之别在于“主道知人，臣道知事”，君臣权责分明，方可长治久安，否则君臣易位，危害邦家社稷。如《管子·君臣上》曰：“是以上及下之事谓之矫，下及上之事谓之胜。为上而矫，悖也。为下而胜，逆也。国家有悖逆反迕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纪也。”《七臣七主》亦反对“劳主不明分职，上下相干，臣主同则，刑振以丰，丰振以刻，去之而乱，临之而殆，则后世何得”；《墨子·所染》指出“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官。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意，然国逾危，身逾辱”；《荀子·王霸》云：“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韩非子·扬权》有云：“上下易用，国故不治。”《慎子·民杂》则曰：“人君自任而务为善以先下，则是代下负任蒙劳也，臣反逸矣。”马王堆帛书《九主》批判“劳君”，认为“能悟不能反道，自为其邦者，主劳臣佚”。

实际上，君臣孰劳孰逸本质上反映的是君主治道的问题。晚周诸子“君逸臣劳”的共同政治理想背后却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不同的生成理路，即在如何实现君臣相协，各安其位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可以说展开激烈的“舆论战”。

对儒家而言，“君逸臣劳”强调君主践行德政，上下各安其位，君惠臣忠，邦家政治秩序井然。如《论语·颜渊》有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滕文公上》：“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对此，清华简《治政之道》有更为详尽表述，其文曰“上不为上之道，以欲下之治，则亦不可得。上风，下草。上之所好，下亦好之；上之所恶，下亦恶之。故为上者不可不慎”。再如《荀子·君道》云“上好礼仪，尚贤使能，无贪利之心，则下亦将綦辞让、致忠信而谨于臣子矣”。在儒家看来，德性政治的价值在于君主的自觉践行与维护，需躬行垂范，“树立为臣民的道德楷模”，通过道德教化，以德服人，使民知耻尚礼，实现天下大治。

与儒家德性政治主导下的“君逸臣劳”不同，道家倡言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老子》第3章有言：“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7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庄子·在宥》曰：“何谓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与人道也，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天道》曰：“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后来的道法家亦强调顺应天道、虚静无为的治政方略。《管子·形势》曰：“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心术上》有言：“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马王堆帛书《道原》：“上虚下静而道得其正。信能无欲，可为民命。上信无事，则万物周遍。分之以其分，而万民不争。授之以其名，而万物自定。”

需注意的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已并非局限于理论上争鸣，而是开始探索其在现实政治的可能性，任法刑德成为实现无为而治的政治基础。道法家将“道”政治化，赋予“法”自然理性内涵，强调法令对于邦家政治的重要性。《管子·任法》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尹文子》曰：“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効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马王堆帛书《九主》也有相类观点，鼓吹能够“法天地之则”的“法君”。

老子《道德经》

法家秉承推崇法令的思想，注重循名责实和刑德赏罚。《商君书·赏刑》曰：“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韩非子·二柄》云：“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法家倡言法治，从根本上自然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但还有更为现实的政治利害考量。首先，法家对当时君主虽有崇位而难有俊才的现实有深刻的认识。《慎子·民杂》提到“君之智，未必最贤于众也，以未最贤而欲以善尽被下，则不赡矣”。其次，法家认识到即便君主睿智神武，其治政精力也是有限的客观现实，亦如《民杂》所言“若使君之智最贤，以一君而尽赡下则劳，劳则有倦，倦则衰，衰则复反于不赡之道也”。而“法”以其客观性，“为君主判断是非曲直提供了一套客观易知的形式化规范体系”。最后，君主尚法出令，臣子分工治事，君臣职责分明，可避免因治政失察而损害君主权威。《韩非子·主道》有云：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穷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穷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明君无为而治，群臣恪尽职守，其原因在于君主能够知人善任，赏罚分明，使群臣尽其智慧与才干。即便君主行政有过错，则使其臣担负罪责，并不损害君主的声望。因此，即便君主并无贤才，也并非睿智，但仍为贤士之师长与君正，使臣任其劳而君主坐享其成。

综上所述，“君逸臣劳”是晚周诸子政治诉求与治政理念的理想化表达，其目的均是宣扬治国方略的效果，以张大其学说的影响力。晚周之世，士人阶层壮大，他们提出不同的政治学说，或秉承德性政治传统，注重道德教化，或改弦更张，崇尚道法，循名责实，又或效法天地，重道务虚，尚静无为，无不希望能参与邦家政治，将一家之学说变为治国之方略，所谓“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氾论训》）。然而，从现实经验不难推知，“君逸臣劳”也仅仅是理想政治中的应然表述，而非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实然存在。因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只有臣子承担邦家繁重政务，而君主却能无所事事，安逸无忧。

因此，晚周诸子“君逸臣劳”理念不能作片面化理解，因为这是在特定的政治诉求下构建出的政治理念，其内涵存在一定的限度。具言之，一方面强调君主需保持其在君臣关系中绝对主导地位，避免奸佞当道，以下犯上，威胁君权；另一方面君主需明确权责界限，不可过分干预具体行政事务，尤其要注重士人在具体政治事务中的重要作用，知人善任，选贤与能，各司其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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