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诚 整理、杜预 集解《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出版暨前言（《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本）

书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本）

作者：[东周]左丘明 传；[西晋]杜预 集解；但诚 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作者简介】

但诚，陕西西乡人。曾任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编辑，现爲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社科编辑。学术兴趣在于古典文献学和传统语言文字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全新整理本，杜预注在《左传》诸多注释本中影响力最大、传习最爲广泛。本次整理以《四部丛刊》本爲底本，兴国军本爲校本，阮刻本爲工作本，参校石经等多种版本，吸收多种学术新成果；采取分传配经的形式，经传内容一一对应，便于学习史事。

【目录】

整理前言

整理凡例

春秋序

春秋经传集解隐公第一

春秋经传集解桓公第二

春秋经传集解庄公第三

春秋经传集解闵公第四

春秋经传集解僖上第五

春秋经传集解僖中第六

春秋经传集解僖下第七

春秋经传集解文上第八

春秋经传集解文下第九

春秋经传集解宣上第十

春秋经传集解宣下第十一

春秋经传集解成上第十二

春秋经传集解成下第十三

春秋经传集解襄元第十四

春秋经传集解襄二第十五

春秋经传集解襄三第十六

春秋经传集解襄四第十七

春秋经传集解襄五第十八

春秋经传集解襄六第十九

春秋经传集解昭元第二十

春秋经传集解昭二第二十一

春秋经传集解昭三第二十二

春秋经传集解昭四第二十三

春秋经传集解昭五第二十四

春秋经传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春秋经传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春秋经传集解定上第二十七

春秋经传集解定下第二十八

春秋经传集解哀上第二十九

春秋经传集解哀下第三十

【序言】

《春秋序》

[底本《春秋序》系据海盐·张氏·涉园藏宋·阮仲猷刊本补。]

《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爲所记之名也。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孟子》曰：“楚谓之《檮杌》，晋谓之《乘》，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书，诸所记注，多违旧章。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余则皆即用旧史。史有文质，辞有详略，不必改也。故《传》曰：“其善志。”又曰：“非圣人，孰能脩之。”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爲《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爲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怡然理顺“怡”，阮刻本作“恰”。]，然后爲得也。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脩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爲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

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是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训[以示大训“训”，阮刻本作“顺”。]，诸所讳辟，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或曰，《春秋》以错文见义，若如所论，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先儒所传，皆不其然。答曰，《春秋》虽以一字爲褒贬，然皆须数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错综爲六十四也。固当依《传》以爲断。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爲错综《经》文以尽其变[进不成爲错综经文以尽其变“成”，阮刻本作“得”。]，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爲异，专脩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揔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相与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说者以爲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危行言孙，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盖伤时王之政也。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爲感也。絶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终也。

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啓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文武之迹不坠“坠”，阮刻本作“队”，兴国军本同。]，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所书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历，即周正也；所称之公，即鲁隐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东周乎。’此其义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来，情见乎辞，言高则旨远，辞约则意微，此理之常，非隐之也。圣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后，方复隐讳以辟患，非所闻也。子路欲使门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论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经》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诬。据《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于所起，爲得其实。至于反袂拭面，称“吾道穷”，亦无取焉。

【整理前言】

“春秋”本爲周、秦时列国史书之通名，见于《国语·晋语七》《墨子·明鬼下》等篇章。儒家认爲，孔子据鲁国史书修撰而成《春秋》。《孟子·离娄下》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然而刘知几、王安石以后，攻击这个观点的学者就多了起来。今人研究认爲，“春秋”的义例（“书法”）在孔子之前已经流传，列国的史官建置、史书体裁、“书法”大体一致。故，“春秋”古已有之（罗士烈：“《春秋》”条，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春秋》所记起鲁隐公元年（前722），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録了242年的史事。今本《春秋》见于今本《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各约一万六千多字。三个版本的《春秋》存在异文，体现在人名、地名、种族名、时日，甚至对历史事件的记述等方面。清人毛奇龄《春秋简书刊误》、赵坦《春秋异文笺》和朱骏声《春秋异文笺》颇有揭示。哈佛燕京学社曾编纂《春秋经传引得》，以《公羊》经文附録《谷梁》《左传》经文之异文，颇便参阅。

《春秋》和《易》《书》《诗》《礼》《乐》一同被称爲“六经”（《庄子·天运》），在战国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讲述研习，传抄流布。秦亡后，《乐》散逸。汉武帝时其他几部书始称“五经”，立于学官。

《汉书·艺文志》载，解《春秋》者五家，邹氏于东汉失传；夹氏之学见于《七略》，然而班固也没有见到《夹氏传》原书。《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左传》的作者是和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刘向《别録》云：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张苍。

到了西汉，《左传》传至贾护、刘歆，才开始流行起来。《汉书•儒林传•房凤》云：

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爲《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爲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爲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爲御史，数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爲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季君，哀帝时待诏爲郞，授苍梧·陈钦·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将军。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

唐代以后，左丘明作《左传》认识逐渐被学者所怀疑，如赵匡、陆淳、王安石等。清人姚鼐在《左传补注自序》（《清儒学案•惜抱学案上•姚先生鼐•，中华书局，2008年）中进一步指出：

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虞卿传荀卿，盖后人屡有附益。其爲丘明说经之旧，及爲后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书，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爲吴起爲之者盖尤多。

清季以降，西学东渐，海内外学者从卜筮预言（应验情况）、语言学、天文历法等角度推测其成书时间。今人综合各方面研究成果，认爲《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期（杨伯峻爲《春秋左传注》所撰《前言》中“左传成书年代”部分断定《左传》成书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其作者则有多种说法：卫聚贤、徐中舒主张爲子夏说；姚鼐、章太炎、钱穆、郭沫若、童书业等学者主张吴起说；赵光贤则提出了鲁国左姓人作《左传》的说法——均可备一说。

关于《左传》的性质，有的学者认爲《左传》本爲解经而作，后来发展爲独立存在的史书（洪业：《春秋经传引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而近来也有学者认爲其功能本爲历代经师讲解《春秋》之参考，乃独立的纪事本末体史事汇编，颇类今日之“教辅”（王和：《左传探源（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当然，这些“历来纠缠不清的问题，有的问题也许永远不会得出人所公认的结论”（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外，今本《国语》纂辑列国史料，记述西周末年到春秋时贵族言论，有不少内容可与《左传》参证，故又称之爲《春秋外传》。

刘歆校书治《左传》，引之以解经（《春秋》），“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左传》在西汉时期属古文经，但长期未获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也没有固定称呼，“左氏春秋”“左氏”“春秋左氏传”“春秋左氏”“古文春秋左氏传”之名见于诸书。《左传》在汉代单行，传至西晋，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十数家学者解释的基础上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和《左传》合爲一书，依年附“传”于“经”，自成专门之学。

杜预字符凯，京兆·杜陵人，官镇南大将军，有“《左传》癖”，所著今存《春秋经传集解》，其自序《春秋经传集解》曰：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得爲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传，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爲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经之条贯，必出于传，传之义例，总归诸凡，推变例以正褒贬，简二传而去异端，盖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错，则备论而阙之，以俟后贤。然刘子骏创通大义，贾景伯父子、许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颍子严者，虽浅近，亦复名家，故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同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又《经典释文叙録》云：“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卷，杜氏合而释之，故曰《经传集解》。”唐人专宗杜注，及唐·孔颖达等奉敕撰定《正义》，序曰：

其前汉传《左氏》者，有张苍、贾谊、尹咸、刘歆，后汉有郑衆、贾逵、服虔、许惠卿，各爲诂训。然杂取《公羊》《谷梁》以释《左氏》，此乃以冠双履，将丝综麻，方凿圆枘，其可入乎？晋世杜元凯又爲《左氏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所谓子应乎母，以胶投漆，虽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优劣，杜爲甲矣。故晋、宋传授，以至于今。

而《正义》则是以刘炫《春秋左传述义》爲基础删定而成。《正义》序曰：

爲义疏者，有沈文何、苏宽、刘炫。沈氏于义例粗可，于经传极疏；苏氏不体本文，唯旁攻贾、服；刘炫于数君之内，实爲翘楚。今据以爲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若两义俱违，则特申短见。

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由北周入隋，官太学博士。《隋书·儒林传》说他和刘焯：

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

《正义》序又云：

刘炫于数君之内实爲翘楚，然聪惠辨博，固亦罕俦，而探颐钩深，未能致远。又意在攻伐，性好非毁，规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余条，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然比诸义疏，犹有可观。

虽然孔颖达认爲《春秋左传述义》还存在一些缺点，但他遍稽群典，注重实证，是“继杜预以后又一位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春秋左传》经传完帙今存最早者爲唐（文宗）开成石经，乃朝廷所立九经定本。开成石经《春秋左传》虽只有白文，但它所据底本却爲经注本。经本上虽标明经文来源爲某家注，而实际操作时却参考衆本，不守一家，被诟病“乖师法”。《旧唐书•文宗本纪》云：

时上好文，郑覃以经义啓导，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经博士，依后汉·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学，创立《石壁九经》，诸儒校正讹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复校字体，又乖师法，故石经立后数十年，名儒皆不窥之，以爲芜累甚矣。

此外，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之《春秋左传正义·引据各本目録》指出：

……宣公上、下俱经后梁重刻，上卷原刻尚存五六行，下卷仅三之一。僖公篇亦有数段后人重刊，然字迹远胜后梁所镌。崑山·顾炎武标举误字，此经独多，皆非唐本之旧也。

开成石经在刊刻之时已是随刊随改，后又磨修旁增，而《仪礼》《左传》《谷梁》部分经文损毁，朱梁时加以补刻，严可均、冯登府、钱大昕、王朝图片均有考证，今人刘最长、朱捷元、卢桂兰、李琳娜论之甚详。后梁补刻以外，明·嘉靖地震后亦有较大规模补刻。因此，今本《开成石经左传》的层次极爲复杂，使用须谨慎。

石经本身流传不便，学者多据拓本校经。拓本今存多种，民国·皕忍堂主张宗昌委托陶湘的摹刻本（下文简称“皕忍堂本石经”）则是最爲流行之本（中华书局1997年影印本“影印说明”称其残缺处按阮刻本经文双钩补足，然二者不合之例亦见）。王叔岷曾以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开雕之重刊宋本《左传注疏》爲考校之底本，并征引清阮元《校勘记》、王引之《经义述闻》、俞樾《群经平议》、日本·竹添光鸿《左传会笺》、金泽文库卷子、隋·唐旧钞卷子本、台北·世界书局缩景刊唐石经（1953年，台北·世界书局曾据皕忍堂本和松崎慊堂[明复]《月令》影印行世，王氏所依即此）、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本进行考校（王叔岷：《左传考校》，中研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8年初版，中华书局2007年影印）。苏芃《读左脞録》（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也曾据“皕忍堂本石经”校经。此外，日本学者松崎慊堂（明复）的《缩刻唐石经》“在唐石经的基础上，广采宋、元椠本及日本古本，校勘文字，辨析异体，其间既引述清儒考证成果，亦兼下己意”，有一定参考价值（刘玉才：《松崎慊堂与缩刻唐石经刍议》，《岭南学报》复刊号第一、二合刊，2015年3月）。

唐石经传至五代，国子监加注刊刻诸经，两宋国子监因之。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夏，闻人模（《湖北金石志》作“闻人谟”）任兴国军（治今湖北省·阳新县）教授，“乃按监本即参诸路本而校勘其一二舛误，并考诸家字说而订正其偏旁点画，粗得大概”（闻人模：《兴国军本〈春秋经传集解〉卷末跋》），嘉定九年（公元1216年）刻成，是爲兴国军刻本（下文简称“兴国军本”）。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寮藏兴国军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经传识异》一卷，原爲金泽文库旧藏。该本半叶八行，行十七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左右双边。其中，卷三、四、二十、二一、二六至二八爲抄配。杨守敬在东瀛曾得见该本，认爲“今世所存宋本《左传》，无有善于此者”，因谋刻入《古逸丛书》，惜未果。该本除附刻《经传识异》一卷外，原还附刻有陆德明《经典释文》作《春秋左氏音义》五卷，后与原本分散，单独流传，今藏日本·尊经阁文库。此外，日本·静嘉堂、中国国家图书馆均藏有兴国军学本《春秋经传集解》，然并非完帙。

此外，《春秋经传集解》今尚有江阴郡刻本、抚州公使库本、临川郡·江公亮跋刊本、蜀刻大字本等宋本存世。“诸经注本多与金泽文库卷子本同，兴国军学本往往有异。”（傅刚：《〈春秋经传集解经〉注本宋版略说》，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4期。）再者，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曾被《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流布较广。然诸本彼此关系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

此外，据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详考》统计存敦煌、吐鲁番残卷数十件。日本亦现存此书唐写本卷二（杨伯峻断爲隋初，见《春秋左传注·凡例》，中华书局，2009年版。台湾·有正书局曾加以影印）、平安时代抄本若干，和镰仓时期抄本三十卷（金泽文库旧藏，现藏宫内厅书陵部。竹添光鸿撰《左氏会笺》曾用爲底本）。

以上略述石经及经注本系统。

《春秋左传正义》撰成后以写本自单行，今存日本·正宗寺单疏写本（据南宋国子监翻刻北宋国子监本）爲最早。至宁宗·庆元六年（1200），沈作宾（清代学者关于此本记述中，多将“沈作宾”误作“沈中宾”）合刻诸经注本，继承了后唐时田敏校刻的国子监九经，阮元《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序》称其“毕集最善”，是爲八行本，即经注疏本系统（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南宋民间刻书风气浓厚。光宗淳熙、绍熙年间，余仁仲·万卷堂在福建刊刻诸经注附释音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曾据台北“央图”藏本影印。该本对十行本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而十行本则是明、清以来各种刻本的祖本。嘉靖年间，江以达、李元阳以十行本汇刻《十三经》的经、注疏、释文，即闽本（沈畅：《江以达发起主持校勘闽本十三经注疏史事考论》，《中国经学》第27辑）。万历二十一年（1593），北京国子监据闽本刻成北监本。乾隆十二年（1747），武英殿据北监本刻成《十三经注疏》，“第一次形成经、注、疏、释文俱全的本子”（杜泽逊：《微湖山堂丛稿·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这个本子既有翰林句读，卷末还附有考证。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阮元主持的《十三经注疏》刻成，《左传》底本系元刻明修十行本（袁媛：《春秋左传注疏校勘记·整理帮助》，见刘玉才主编：《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以上大致源流，参野间文史《左传注疏诸版本系谱》（野间文史：《读五经正义札记（九）·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について》，载《东洋古典学研究》第18集，2004年）、《十三经注疏版本系统概略图》（野间文史：《读五经正义札记（四）·李学勤主编〈标点本十三经注疏（简体版）〉管见》，载《东洋古典学研究》第11集，2001年）。

本次整理的主要目的是给读者提供一个相对简明而便捷的杜预注本，以反映杜预的理解爲宗旨。后世学者的有些句读、校勘意见固然也很有道理，但和杜注意见不一的，一般从杜预读，但以脚注形式择要介绍这些意见，供读者参考。

准此，这次工作以《四部丛刊》初编（玉田·蒋氏藏宋刊巾箱本）爲底本，以清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刊本爲工作本，兴国军本爲校本，参校皕忍堂本石经、金泽文库卷子等版本。不録底本《春秋序》后的《春秋二十国年表》，循丛书通例不録《经典释文》。爲了便于阅读，全书仿《公羊》《谷梁》依事分传配经，杜注“无传”者自明；传“无经”者，则在“传”前标记“〔左氏附〕”字样。

校记务求简洁，根据情况择要迻録阮校意见。校勘方面还参考了王叔岷《左传考校》、苏芃《读左脞録》、李玉娇《阮刻本春秋左传正义校勘札记》、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王天然《蜀石经〈春秋经传集解〉》残拓校理》（主要是襄公十年至十五年《经》《传》、昭公二年《传》）等学者及出土文献方面的学术成果；标点方面则参考了乾隆四年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专名标记主要参考了陈厚耀、常茂来《增订春秋世族源流图考》、顾栋高《春秋大事表》、陈槃的《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譔异》（三订本）、杨伯峻《春秋左传词典》、方铉琛《左传人物名号研究》；分传配经则参考了1985年中国书店影印1936年世界书局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和《春秋经传引得·春秋经传》（聂崇岐执笔）。

据刘家和《春秋三传与其底本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和乔秀岩《版本的缺环或历史概念的形成》考证，1936年世界书局本《宋元人注四书五经》的五经底本，是嘉庆年间扬州·鲍氏编刊的《四书五经》（或者是其覆刻本）；扬州鲍氏《四书五经》则是据《钦定春秋传说汇纂》增删调整而成。（刘家和：《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乔秀岩、叶纯芳：《文献学读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另外，分三《传》配《经》，明代已有。如周统的《春秋三传通经合纂》，“其书合三传爲一编，分上下二格。下格以经文爲主，然后以《左传》列首，以《公》《谷》二传附之其后。其有经无传者，固但録经文，不敢遗漏。至于无经之传，如《左传》首载‘惠公元妃孟子’之类。凡先经以始事者，亦附之经文之前，惟事系附録，与经不属。及《公》《谷》传内或误或复者，则间从省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通经合纂十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

《春秋经传集解》并非首次标点整理。早在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以《四部丛刊》本爲底本，标点出版了该书（题爲《春秋左传集解》）。分爨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继承了这个整理本（名爲《春秋经传集解》），屡有重印，影响极大。然时代条件所限，该书的整理留了一些遗憾，我们除了参考陈煦《评〈春秋左传集解〉标点本的段落划分》《评〈春秋左传集解〉标点本之标点》、陈增杰《〈春秋左传集解〉标点商榷》、方韬《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研究·上海古籍版〈春秋经传集解〉点校商榷》等研究成果，也曾向了解整理过程的李国章先生请教，在此致谢。

此整理本依照条目分传配经的合编形式是由徐渊提议的，因此题名爲《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合编本）》，后续还计划推出按照编年前经后传的传统形式整理本。本次整理由阙海执底本、陆杰执兴国军本、但诚执工作本分别标点后对读校雠。后由但诚依事分传配经、撰成校勘记并统稿。在本书完稿的最后阶段，由徐渊改定了全部编号。由于时间仓促——当然更主要的是统稿者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定有不少，请读者不吝赐正。

但诚

二〇二一年七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