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菁书院：晚清东南学术重镇

作者：李颖

来源《学习时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三年岁次癸卯七月初三日戊申

          耶稣2023年8月18日

书院作为私人或官方所设的教育机构，曾对中国古代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清代，大多数书院沦为专攻科举制艺的场所，基本丧失了学术研究的功能。而南菁书院却以“汉宋兼采”的经学研究、勤奋朴实的学术风气、刻书劝学的教育探索重振书院辉煌，成为晚清东南学术重镇，在近代发挥着经学枢纽作用。

南方之学，得其菁华

光绪八年（1882年），江苏学政黄体芳在两江总督左宗棠的鼎力支持下，于江苏省江阴县城内中街创建南菁书院，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建成，院舍共有七进，依次为头门、讲堂、课生斋舍、藏书楼并会客所、掌教住宅、斋舍、观星台。至此，南菁书院与江苏学政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任学政都主管南菁书院事务，直到这一官职被取消。学政的主要职责是掌管岁科两试，巡察师生优劣，向朝廷举荐人才等，他们为南菁书院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撑和政策支持，加上邀请了权威大儒讲学掌教，江苏学子纷至沓来，并逐渐发现了书院选址的智慧，江阴县处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中心，又在长江江面最狭窄之处，水运便利、四通八达，且相比省城少了很多人情请托之举，更有利于专心读书治学。

黄体芳师承永嘉学派，秉持经世致用的思想，经常上书“言时政得失”。他察觉到江苏的学风日益衰退，多数书院专注科举应试训练，荒废了学术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以儒家经学为核心，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乾嘉时期汉学（考据学）最盛，与注重“性命义理”的宋学（理学）不同，汉学致力于“诂训名物”，即广泛搜集资料、归纳研究古籍，其贡献是整理了古代典籍并总结了传统文化，但也存在不通时务、不切实际的缺点。清朝后期，曾国藩等人将义理、考据、词章、经世糅合在一起，开辟“汉宋兼采”的学术主流，主张融通汉学、宋学研究儒家经学，使濒临颓势的经学研究焕发出新的生机。黄体芳受此影响并将其贯彻于书院建设中，从他的《南菁书院记》中，鲜明可见“汉宋兼采”的学术思想和积极用世的治学精神，以及培养经世致用人才报国的教育志向。因此，南菁书院从诞生起就被寄予了延续经学研究、转变衰退学风、培养优秀人才的厚望。黄体芳特意援引朱子《子游祠堂记》中“南方之学，得其菁华”为书院命名，希望师生不忘读书治学的初心，并祭祀汉儒郑公及理学家朱子于藏书楼，奠定了南菁书院“汉宋兼采”经学研究的主基调。

大儒主讲，专注学术

学政负责南菁书院的管理事务，院长则负责具体的教学辅导。南菁书院建成后，黄体芳邀请了大儒张文虎任院长。张文虎在经学、史学、文学、中西数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更有坚定的学术志向，即使一生命途多舛、漂泊东西、体衰多病，仍不曾荒废学术研究。可惜他只主讲了4个月就因足疾返回故乡，不久后与世长辞。第二任院长是被称为东南大儒、理学大师的黄以周。他治学并不严守汉宋壁垒，也不刻意调和汉学与宋学，只单纯以学术研究为导向，遵循实事求是、惟善是从的原则，在《南菁书院立主议》《南菁书院讲学记》中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理念，并采取以礼学来解释理学的方式。黄以周从光绪十年（1884年）至二十四年（1898年）掌教南菁书院整整15年时间，其读书治学、为人处世的理念对南菁诸生影响深远。他经常与学生“讲贯”“进讲”和坐而论道，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术观点，《子思子辑解》就是教学相长的成果。院长与学生的亲厚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大多数院长事务繁忙，“遥领”（不在当地主持）书院，每月只出现一两次。黄以周耳提面命、提倡学术争鸣的教育方式不仅帮助学生迅速成长，也结下丰厚的师生情谊，王兆芳效仿孔门弟子为孔子编订《论语》的行为，辑录黄以周的言论形成《儆季子粹言》二卷，还有学生自筹资金将其书稿《经训比义》校雠、刊印。

南菁书院的学生并非普通人，是由学政调取江苏各府州连续数年在岁科试中名列一等的生员，即已取得功名的举人、贡生、监生等，再经过严格的甄别考试录取，分为经学和古学两场，前者“性理附焉”，后者“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取得超等、特等名次的学生会被录取为内课生（住院生），经学和古学各20人，取得一等名次的只能作为外课生走读。所有学生每月要参加月初和月中的考试，即月课，每年有10次，同样有经学、古学两门试卷，根据名次来发放奖学金并决定是否被淘汰。这保证了南菁书院的生源质量，也督促其不遗余力勤勉治学。南菁书院虽要求严格，但学风非常自由，不要求课堂听讲，而是鼓励个人潜心研究，遇到问题再请教。藏书楼就成为专注治学的场所，初建时，左宗棠曾咨会有书局的省份将局刻官书各备一部存于此，黄体芳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书局汇聚刻书储存，可见藏书之丰富。有记载称，“府君横经其中，陈书发箧，遍观其所藏，又得交四方知名之士，晦明风雨，雅有攻错，其进诣无有限量”。很多学生刻苦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患上了近视而“鼻常黑”，非得把鼻子凑到书纸上才能看清楚字，鼻尖经常沾着墨而变成黑色。

优质的生源基础、大儒的倾囊相授、丰富的藏书资源、宽松的学术氛围以及刻苦的求学精神，使南菁书院逐渐成为晚清东南学术重镇，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数十年来，大江南北才隽之士，多出其中”。

开设书局，刻书劝学

书院很早就具备了藏书和出版的功能，到了清代，刻书劝学成为教育事业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嘉庆之后，书院、书局经常以刊刻图书与学术教育并行一体，如阮元的诂经精舍和曾国藩的金陵书局等。

王先谦在黄体芳之后担任江苏学政，基本延续了之前的管理制度，另邀请了缪荃孙作为古学掌教院长，教授“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黄以周仍是经学掌教院长，两人配合默契，学生受益良多。王先谦上任后就奏准了在南菁书院设南菁书局刊刻了《皇清经解续编》，与阮元在广州学海堂刊刻的《皇清经解》共同构成清代重要的两部经学丛书。该书收录经义、语言学、典章制度、名物考释等内容，共1430卷，刊刻了近3年时间，当时留存在南菁书院的印版有17362板，为清代经学研究作了圆满总结，堪称晚清经学研究史上的大事，也为后世经学研究留下了珍贵资料。《皇清经解续编》的校雠工作由学署幕友和书院课生担任，要求严格、谨慎小心，每一卷末留下校对者姓名，一般是两名，分初校和复校两步。南菁学子在编辑、校对过程中，拓展了学术视野，夯实了学术功底，也学习了出版知识，参与其中的唐文治、陈庆年、丁国钧等都成了杰出的专家学者。之后，南菁书局又刊刻了《南菁书院丛书》，分8集共41种，144卷，收录了清人的经史著作，第四、五集是南菁书院学生的学术成果。中华书局在1984年出版了《登科记考》点校本就是以《南菁书院丛书》木刻本为底本的，这是清代唯一的刻本，可见其学术价值、历史价值。此外，南菁书局还刊刻了《清嘉集》初编、二编、三编，是王先谦在任时岁科两试优秀作品集，《江左制艺辑存》则收录了嘉庆以来江苏士人的制艺名作。

南菁书局刊刻图书的探索，传播了南菁书院的学术成果，丰富了学术研究方法，激励着诸生勤勉治学，培养了很多礼学、经学人才。可惜南菁书局未能保存太久，下一位江苏学政杨颐到任后，将裁撤的书局房屋改建为课生斋舍，扩大了书院建筑规模。但刻书劝学的活动并未终止，光绪十五年（1889年）冬，黄以周和缪荃孙将学生优秀课卷汇编为《南菁讲舍文集》。光绪二十年（1894年），黄以周又选编学生优秀作品刊刻《南菁文钞二集》。

经学枢纽，艰难改制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战败的刺激使变法呼声日益高涨。南菁诸生也由经史研究转向对时务的关注，书写了很多针砭时弊、文风激烈的文章，后被院长丁立钧汇编刊刻于《南菁文钞三集》。时任江苏学政的龙湛霖上奏“宜令各兼习西学一门，以裨实用”。奏章是由幕友谭嗣同代写的，主张南菁诸生在经义词章之外再兼习一门西学，还筹款购置制造机器和测量图绘器具，甚至派课生去上海机器局学习，可惜改革过于生硬，未能取得实效。随着“百日维新”失败宣告破产，仍然恢复了南菁书院旧制。

1901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为挽救清朝统治，清政府又推行“新政”，下令所有书院改制为学堂。时任江苏学政的李殿林将南菁书院改为了高等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计划将其改为高等文科学堂，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中途夭折了。但南菁人秉持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的书院精神以及扎实的经学研究方法、经验、成果走向民间各领域，化为琳琅满目的点点星辰照耀着更多人，尤其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影响较大，京师大学堂的教师顾栋臣、丁福保、汪荣宝、白作霖等均出自南菁，北京大学也有很多南菁学者，如田其田、孟森、夏仁虎等，也有一些进入商务印书馆、申报等从事办报、编刊、著述工作，使南菁书院在近代持续发挥着经学枢纽作用。

如今，南菁书院历经沧桑成为一所中学，校名从书院、学堂到中学几经更改，但“南菁”二字从未改变，刻苦朴学、实事求是的南菁风骨代代相传，原有的建筑、匾额、楹联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南菁书院记》《南菁书院讲学记》等6块书院碑刻、《皇清经解续编》以及那一口书香沾染的古井仍在诉说着往日盛名，延续着书院弦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