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永康 著《康梁学派：近代启蒙先锋》出版暨结语

书名：《康梁学派：近代启蒙先锋》

作者：马永康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作者简介】

马永康，广东广州人，哲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兼任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经典与解释等研究。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整理校注《格致新机 格致新法》（晚清西学丛书之一）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各1项。

【内容简介】

本书是《岭南学术思想丛书》的一种，论述“近代启蒙先锋”康梁学派的学术思想、社会活动，以康有为为主，以流亡前梁启超等康门弟子为辅，勾勒出康梁学派的流变图景，进而论述康梁学派学术思想中的问题及可能具有的理论意义。

【目 录】

绪论... 3

第一章  早年求学与“圣人情结”的确立... 4

第二章  “大讲西学”与初次上书不达... 13

第三章  讲学授徒与构建孔教计划... 28

第四章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 42

第五章  流亡海外的政治活动与理论建构... 71

第六章  晚年返国：孔教运动、张勋复辟与“天游”之学... 89

第七章  梁启超对康有为的追随与分途... 101

结语：作为近代启蒙先锋的康梁学派... 119

康有为年谱简编... 122

【结语】

作为近代启蒙先锋的康梁学派

康有为所处的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时，传统中国的大门已被炮火轰开。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世界历史中，正面临着“四千年之变局”。可是，国人普遍对西方世界了解不多，处于西学的“学问饥荒”中：“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1]由于未能了解外面的世界，绝大多数国人还沉浸在天朝大国的美梦中，并未意识到眼前的危机。

康有为则在“圣人情结”的推动下，早年确立了“务致诸生于极乐世界”的远大志向。在游历西人治理下的香港、上海后，他被眼前的繁荣景象震撼，敏锐发现西学也有其殊胜之处，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束缚，进而大攻西学。尽管他不懂西文，而当时的中译西书不多，但凭借其中学“妙悟”西学，获得了一般人所无法具备的世界眼光，形成了融学术和社会政治于一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2]的思想体系：在学术上，他在前人辨伪的基础上扫荡古文经学，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框架，并吸纳近代的政制及价值理念来重建孔教，企图使传统儒学能够继续发挥范导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对抗外来的西方宗教；在社会政治上，他意图仿效西方（前期主要以日本为样板，后期转向英国），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为落实其理念，他在广州万木草堂作育人才，并率领梁启超等弟子倡导变法。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后来获得光绪帝的赏识，以主导者的身份推动晚清的维新变法，希望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其做法偏于激进，未能广泛联结当时变法的力量，同时寄希望于无实权的光绪，根本无法对以抗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维新变法很快失败。他流亡海外后，周游列国以寻找救国良方，辛亥前后提出“虚君共和”，一面推动孔教运动，一面为落实其“虚君共和”主张而参与张勋复辟。张勋复辟的失败，致使原本发展迅猛的孔教运动遭受重创。他此后系统阐发“天游之学”，试图与《大同书》的制度建构相配合，以便济世救民。

纵观康有为一生，其济世救民之心无疑真诚，其立足于传统文化以实现国家富强之心基本一贯，但时人对他的前后看法则颇为不同。钱穆就说：“盖当前清时力主维新，举国目之为狂，至是力主守旧，举国又目之为怪云。”[3]晚清时的“狂”，意指其维新思想和做法具有激进性；民国后的“怪”，更多指其倡导“虚君共和”而显得保守。这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主要与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化致使评价标准快速转换相关，尽管他后期不如前期激进，但落差其实不算太大。如从事后之明来看，他前后期的思想对近代中国都有着不同的意义。

康有为前期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非常重大，并形成了康梁学派。康梁学派大致可从梁启超1890年师从康有为算起，按梁启超的自述，由于其持论屡与康有为不合，于1902年后分裂。在康梁学派存续的十来年中，康有为提供其原创思想，而梁启超主要是追随并大力宣传鼓吹他的思想。他们一起开学会、办报刊、设博物馆（书藏）等，尤其是梁启超通过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的文论，[4]使得康学在社会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要理解康梁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和意义，需要了解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整体变迁。对此，梁启超1922年撰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将近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概括为“三期”，并作了自我定位：第一期是“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向西方学习器物之学，所指为曾国藩等主导的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向西方学习政制，所指为康梁等的变法维新；第三期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所指为新文化运动。[5]梁氏的概括就具体思想家而言虽可有商榷，毕竟思想家的思想往往具有前瞻性，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已提出“立宪法”“开议会”，含有一定的政制意味，但就社会整体而言，基本准确。梁氏将康梁学派作为制度层面的代表，无疑把握住了康梁学派的重心。康有为对“变事”与“变法”的区分，将统筹全局的政制变更作为变法的内容，可看到其对政制的关注；梁氏著名的《变法通议》，尽管重在文化教育，但是服务于政制变革。但需要注意的是，倡导政制必然涉及价值，因为政制需要以价值理念作为基础，不可能离开价值而独立自存。因而，康梁在倡导政制变革时，也鼓吹平等、自立（由）、民权等价值，以支持其追求的政制。康有为曾自称“仆在中国实首创言公理、首创言民权者”。[6]此处的所谓“公理”，指普遍性的理则和价值，包括平等、自主等内容。[7]尽管其说有夸张之处，“民权”显然非其“首创言”，但可以看到，他也在倡导近代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其“公理”就溢出了制度的范围。

除了康梁自身的说法之外，时人苏舆则从保守派的立场概括了康梁学派的“罪状”：“伪六籍，灭圣经也；讬改制，乱成宪也；倡平等，堕纲常也；伸民权，无君上也；孔子纪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8]这从另一侧面总结了康梁学派对当时社会思想的冲击。除了“倡平等”“伸民权”之外，所说的“伪经”、孔子改制、孔子纪年，都与康有为的孔教理论相关。这表明其经学带有很强的颠覆性。康有为对古文经典的整体怀疑，让诸子和孔子一起参与创教改制，尽管主观意图仍是尊经尊孔，但客观上却冲击了尊经尊圣的传统思想；所阐发的“三世三统”说，则以孔子的名义破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守旧思想，展现出制度需因时而变、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政治图景。他的本意是重塑经学的权威，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传统经学的作用，使时人不再盲从于经学的权威。后续顾颉刚、钱玄同等的“古史辨”运动就受到他的启发。

尽管康梁学派所宣传的政制及价值理念等大多不是首倡，但由于他们采用了开学会等形式，更重要的是采用了报刊这一重要媒介，使得相关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所产生的社会效应非早前思想家所可比拟。这些主张和思想，以变革政制为重心，连同平等、自主等价值理念，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君主集权制度，开通了社会思想风气。朱执信、吴玉章、林伯渠、柳亚子、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一大批知识分子都曾受到康梁思想的洗礼。

综上可见，尽管康梁学派存续的时间不长，但他们沿着洋务运动时期学习西方的路向，从器物层面转进到政制层面，并连带较广泛宣传了平等、自主等价值，起到了近代启蒙先锋的作用。后续的新文化运动，则接续着康梁学派在文化层面上作了更激烈的推进。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康有为在康梁学派分裂后所提出的主张和思想，虽然被认为保守，但其意义也不可低估。比如他前后期均致力的重建孔教理论，其主要意图是解决传统儒学与现代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任何国家的富强、繁荣都需要植根于传统文化，离开传统文化的富强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想法无疑具有先见性。传统一经形成，就先在于群体并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群体，因而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特性。历史表明，无视这些特性而企望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往往无功而返。当然，这不是倡导简单地回到他的孔教理论，而是要回到他的思考路径上：如何基于传统文化来实现现代化。这也是现代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此而言，康有为作为最早系统处理这一问题的近代知识分子，其具体思考不一定完全合理，但应可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经验借鉴。为此，他的后期思想也不应被贴上“保守”标签而轻视。

注释：
 
[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7页。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97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703页。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6页。
[5]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九，第43—45页。
[6]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康有为全集》第六集，第314页。
[7] 马永康：《康有为与“公理”》，《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
[8] 苏舆：《序》，《翼教丛编》，第1页。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