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迎龙《春秋公羊经传解诂》整理说明（《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本）

书名：《春秋公羊经传解诂》

作者：［东汉］何休 解诂；吴迎龙 整理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编者按语】

为了聚焦学界经学研究的学术动态和分享经学研习过程的参考书目，《经学研究》公众号近期开设了新的推送栏目——「新书信息」。本栏目主要介绍近年来经学相关文献的出版信息和内容概要，与诸位同道展开更加丰富的学术交流。每期介绍的书籍文献，源自近几年与经学相关的出版物，大体分为「学者新着」「学术辑刊」「新校古籍」等三类。

本期介绍的是吴迎龙整理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三经汉魏古注丛书》本。

【作者简介】

吴迎龙，安徽安庆人，本科、硕士就读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春秋》学、三礼学及汉代经学史。

【内容概要】

《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为汉末何休所作，何氏精研六经，世儒无及，为着《解诂》，覃思十七年不窥门，而终成此《公羊》学最权威之读本。考虑到公羊学对中国古代政治的诸多影响，《解诂》也就成为了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必读书目，甚至是伦理修身层面外，理解孔子的重要途径。本次整理以余仁仲本与抚州本为主，参考了诸多校勘及研究成果，力图为读者呈现一个最清晰可靠的读本。

【目录】

整理說明   1

整理凡例   10

漢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11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13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桓公第二   45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莊公第三   92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閔公第四 161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僖公第五 168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文公第六 247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七 295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成公第八 346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九 392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昭公第十 458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一528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哀公第十二565

【序言】

汉司空掾任城樊何休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爲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是以治古学、贵文章者谓之俗儒，至使贾逵缘隙奋笔，以爲《公羊》可夺，《左氏》可兴。恨先师观听不决，多随二创。此世之余事，斯岂非守文、持论、败绩、失据之过哉！余窃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往者略依胡毋生条例“毋”，余仁仲本作“母”，抚州本、阮刻、《义疏》本皆作“毋”，今从抚州本改。]，多得其正，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

【整理帮助】

一、《公羊传》及其作者

孔子据鲁史旧文以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以至有子贡之叹：“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与天道，即是《易》与《春秋》之教。汉儒以爲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更有孔子作《春秋》爲汉立法之说。宋儒虽重性理，但于《春秋》亦极看重。邵雍以《春秋》爲“尽性之书”，程子亦言“学者不必他求，学《春秋》可以尽道矣”。

然而《春秋》文简义深，学者多不得其门而入。汉初传《春秋》者有五家，公羊氏、谷梁氏、左氏、邹氏和夹氏，惜“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惟三传得以传承。三传之解经，《左氏》详于事，《公》《谷》长于义。求原委本末，通古今之事，当读《左氏传》；玩文辞大义，辨圣人之志，则非《公羊》而不可。

关于《公羊传》的作者，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结论，《汉书·艺文志》载“《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公羊子，齐人”，没有明确作者的身份，顔师古注曰“名高。”这个说法大概是受了东汉戴宏的影响，戴宏以爲“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着于竹帛”。这个说法爲徐彦《公羊疏》所引，影响很大，但其实漏洞颇多，崔适就曾质疑：“自子夏至公羊寿，甫及五传，则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余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此外，《公羊传》中有明文称引的先师，除子公羊子之外，尚有子沈子、子司马子、子北宫子、子女子、鲁子、高子等人，可见《公羊传》是由公羊氏历代相传的说法，并没有十分有力的证据。

那《公羊传》又爲何以公羊爲名呢？事实上，在西汉前期，很可能并没有《公羊传》这一称呼。凡《史记》称引《公羊传》文本，都仅称之爲《春秋》，如《外戚世家》“《春秋》讥不亲迎”、《淮南衡山列传》“《春秋》曰：‘臣无将，将而诛。’”甚至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也未曾有《公羊传》的说法，而只称“《传》曰”。故而崔适认爲“西汉之初，所谓《春秋》者，合经与传而名焉者也。《传》者，后世所谓《公羊传》也，其始不但无《公羊传》之名，亦无《传》之名，统谓之《春秋》而已”。

《公羊传》的作者之所以难以确定，乃在于《春秋经》“口授相传”的特性。隐公二年何休注云“《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记于竹帛。”《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说“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爲有所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因爲“畏时远害”“知秦燔书”等等原因，孔子的微言大义无法通过书于竹帛的形式得以传承，只能在师徒之间口耳相传。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会将《公羊》的授受推之于子夏，虽然我们没有子夏传《春秋》的直接证据，但考虑到子夏在孔门以文学著称，且传经之功最大，托之于子夏，似乎也未爲不可。

“口授相传”能让一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得以传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完全可以将《公羊传》的“作者”视爲孔子，然而经师代代相传，每代经师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补充，很难保证微言大义完全不産生偏差，这也就意味着在“着于竹帛”的定本産生以前，《公羊传》的“作者”应是历代经师这一群体。而后世之所以称之爲《公羊传》，或许与《公羊传》定本的産生有很大的关联，也就是所谓的“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着于竹帛”，虽然无法将公羊氏视作《公羊传》的“作者”，但我们今天读到的《公羊传》文本，确实是由他和弟子胡毋生等人共同撰就的，这一点大约能够成爲共识。

二、何休与两汉《公羊》学

整个两汉时期，作爲官学的《公羊》学，都是出自董仲舒一脉。董仲舒的再传弟子严彭祖和顔安乐，在西汉时都被立爲博士，到了东汉，光武恢复五经十四博士，这两家师法依然在列。只是随着章句之学的愈发冗杂，严、顔二家也未能独善，以至发展出“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爲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的局面，这个时候，作爲古学代表的《左传》学渐渐兴起，成爲了当时民间学术的主流，开始挑战《公羊传》的官学地位，何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

以往的学者习惯以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对立来理解何休的立场，其实这种对立更多是出于晚清以来学者的建构，未必符合东汉的历史实情，这一点今人早有论辨。如果仅仅考察东汉的学术状况，会发现并没有严格的今古文经学的对立，而只存在“古学”对于“今学”的反动，而所谓的“今学”，也就是被定爲官学的十四博士之学。

两汉官学的传授，尤爲重视对师法和家法的继承，这使得后学弟子很难对摆脱老师的约束，而学问的发展又关系到“利禄”的得失，他们只能在师说的基础上加以扩充，这就导致了“增师法至百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的困顿局面。自新莽到光武直到章帝，屡次诏令各家删减章句，以至有“博士弟子郭路，夜定旧说，死于烛下”。章句学的冗杂繁浮严重约束了经学的发展，于是在官学之外，逐渐兴起了对章句之学的反动。班固“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爲章句，举大义而已”，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爲章句”，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摆脱章句，追求博通，成为了当时学者的普遍风气。

在《后汉书·儒林列传》所载的九位《公羊》学者中，严氏有六人、顔氏一人，于李育但言其学《公羊春秋》，而不着家法。与其他几位皆曰“习《严氏春秋》”和“少习《顔氏春秋》”不同，《后汉书》并未帮助何休受过任何家法或者官学的训练，仅说其“爲人质朴讷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经，世儒无及”，这帮助他与东汉公羊官学的关系可能并不密切。《后汉书》还说他“注训《孝经》《论语》、风角七分，皆经纬典谟，不与守文同说”。可见何休的学术风格，与当时普遍流行的“古学”或许更爲接近。王鸣盛也曾指出“愚谓康成于邵公，虽意有不同，其归一也”。

之所以要强调何休与东汉《公羊》官学的距离，是爲了重新理解何休“两汉《公羊》学之集大成”的地位。如果我们认真比较董仲舒和何休的公羊学观点，会发现他们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很多。这样看来何休的《公羊》学似乎只是对董仲舒之学的简单继承，这个看法会严重影响我们对何休《公羊》学价值的判断。以多采《公羊》之说的《白虎通》爲例，在“即位改元”条它只说“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诸侯改元，即事社稷”。可见当时的《公羊》师说，对于桓、文、宣、成、襄、昭、哀诸公“即位”的理解较爲平实，到了何休却明言“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这似乎只是对礼制理解的小小分歧，但背后却牵连着何休“《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的重要理论。虽然“王鲁说”在董仲舒那里就已经初见端倪，但显然直到东汉初期，“王鲁说”仍未成爲《公羊》学内部一个贯彻全经的理论方法，而对“王鲁说”的申发，显然就是何休《解诂》的特有贡献。

除了这种对董仲舒的补充和阐发，何休也有对董仲舒的否定与扬弃，譬如在对待“天”的问题上，《公羊传》是十分谨慎的，《公羊》开篇虽然论及“元年春王正月”的“五始”之说，但其建构起的天人关系，只是爲了解决“王者受命”的合法性来源，“天”高高在上，与人道、王化自然不能完全混同，于是“天”就被搁置开去，以后的大义则以“王道”“礼义”作爲准则。显然，“天”在董仲舒的《公羊》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无论是“天人感应”还是“人副天数”，董仲舒都对《公羊传》的“天哲学”做了独到的阐发，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在何休的《解诂》中得到充分的继承。

何休对董仲舒后学的批判，也要远远多于继承。比如顔氏以孔子生后爲所见世，何休则以《演孔图》改正其说；再如宣公十七年“六月，癸卯，日有食之”。顔氏以爲十四日日食，而何休据隐公三年《传》“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推定此日当爲六月二日，而非十四日。还比如成公二年鞌之战，徐彦《疏》曰“《公羊说》《解疑论》皆讥丑父者，非何氏意”。可见何休在作《解诂》时，对于两汉《公羊》学旧说的批评，是非常深入的。

后世解读《春秋》有义、例两条径路，董仲舒解《春秋》虽以义爲主，但同时也提倡以“以辞解经”。何休没有继承董仲舒的方法论，而是“略依胡毋生《条例》，多得其正。”至于义的层面，何休对董仲舒的《公羊》理论做了非常系统的补充和发挥，总结出了“三科九旨”的核心义理，成爲了后世《公羊》学的理论支柱。可以说，何休虽然与董仲舒的《公羊》学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但他对于义、例两个层面的系统阐发，显然更有功于经典。而在这两个层面之外，何休还重视以礼解经，这一思路经过后世学者凌曙、陈立等人的阐发，也成爲了理解何休《公羊》学的一个重要维度。

需要格外强调的是，虽然自董仲舒以至何休爲《公羊》学的系统建构了许多新的内容，但并不能因爲这些内容是被建构的，就不认可它们是《公羊》内在的义理。任何经学理论的建构，都是基于经文本身的阐发。在《公羊》学家看来，建构不是创造，而是彰明，是使原本隐微不见的义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激发。正因爲这个特点，经学才有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性，《春秋》也才有了《公羊传》所说“制义以俟后圣”的理论可能。

三、《公羊传》及《解诂》的版本

《公羊传》的版本流传相对清晰，《汉书·艺文志》载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又有“《公羊传》十一卷”，可知两汉时《春秋》经传别行，到了《隋书·经籍志》只载“《春秋公羊传》十二卷”，则此时经传已合爲一体。宋以前的《公羊传》版本，仅有唐·开成石经本保存较爲完整。而宋刻白文本《公羊传》，目前也仅有一部流传，藏于国家图书馆，不分卷，半叶二十行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有眉栏，节录《释文》。

不附注疏的白文本并非儒家经籍的主流版本，存世的敦煌写本中，儒家经籍也以经注本爲主，最早雕版刊行的北宋·国子监本九经，也同样是经注本。整个两宋时期，经注本都是儒家经籍的主流，直到越州刻八行注疏本和建阳坊刻十行注疏本的出现，注疏本才慢慢取代了经注本，成爲后世的主流。

在《公羊传》的经注本系统中，目前所存最重要的有两种：

1.宋·淳熙间抚州公使库刻绍熙四年重修本，简称抚州本。十二卷，附《释文》一卷。半叶十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三字，白口，四周双边。此本仅存世一部，藏于国家图书馆，有《古逸丛书三编》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2.宋·绍熙二年建阳·余仁仲万卷堂刻本，简称余仁仲本。十二卷，《释文》散于注文之后。半叶十一行十九字，小字双行二十七字，细黑口，左右双边。此本存世两部，分别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图藏本有清·道光四年汪氏问礼堂影刻本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台北藏本曾归常熟·瞿氏鐡琴铜剑楼所藏，《四部丛刊》本即据此影印。

需要注意的是，建阳坊刻十行注疏本，作爲后世诸多通行注疏本的祖本，其经注部分，很可能直接源出于余仁仲本。刁小龙先生曾对各版本《公羊传》的异文加以比对，并指出“余仁仲本实乃衆本之祖也”。而抚州本则与越州刻八行注疏本关系更爲密切，成爲与余仁仲本并行的另一系统。

当然，余仁仲本的国图藏本与台北故宫藏本也有一些微小的差异，例如隐元年注“段无弟文”，国图本“段”作“叚”，台北本则作“段”；又如隐八年注“宿本小国不当卒”，国图本“本”作“卒”，台北本则作“本”；还有庄九年传“曷爲不与公复雠”，国图本“雠”后有“辞”字，台北本则无；再比如闵元年《释文》“子女子音汝”，国图本脱去，台北本则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根据张丽娟先生的研究，国图本与台北本应是初印本与重修后印本的关系，故而台北本对于国图本的诸多错漏，都有所改正。显然，从校勘的角度来说，台北故宫藏本是更好的选择。

此次整理，即以《四部丛刊》所印余仁仲本与抚州本互校，经文部分参校以唐开成石经本、宋刻白文本；注文部分参校以清嘉庆二十年阮刻南昌府学本《春秋公羊传注疏》及《续清经解》本《公羊义疏》。点校方面，陈立所作《公羊义疏》集历代《公羊》学之大成，是本次点校的重要依据，同时也参考了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黄侃句读本《春秋公羊传注疏》，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各自出版的繁体标点本《春秋公羊传注疏》。

依照丛书体例，本次整理有如下几个调整。第一，不录《经典释文》；第二，将夹注改爲段后注，并将文本过长的段落适当分段以便阅读；第三，重新排版，以一年爲一章，一则经传爲一节，章节前添加标注以便翻检。第四，全书年、时、月、日皆当断开爲宜，限于丛书的统一体例，本次整理不予断开。

吴迎龙

二〇二〇年五月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