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风雅颂：《诗经》在俄罗斯传播的思考

作者：李春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867期第5版

俄罗斯学界从世界文学的高度给予《诗经》崇高的评价，充分肯定《诗经》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1880年，俄罗斯《诗经》学的奠基者——汉学家王西里撰写了世界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纲要》，他在书中写道：“《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也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联著名《诗经》学专家费德林把《诗经》界定为世界文学经典，其专著《〈诗经〉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指出：“《诗经》就其文学价值来说堪与《伊利亚特》《奥德赛》《摩罗衍那》《摩诃婆罗多》和《伊戈尔远征记》等世界文学杰作相媲美。”

异域的远行

19世纪中叶，《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开始发轫。1852年，俄国诗人、翻译家米哈伊洛夫首次选译了《诗经》，以《孔夫子的诗》为题，刊载于《莫斯科人》杂志。自此，《诗经》开启了在俄罗斯文化视域中的游历。

受当时欧洲“中国热”的影响，19世纪的《诗经》俄译大多转译自法文、英文等译本。相关译作主要有：1852年，米哈伊洛夫翻译的《唐风·羔裘》；1896年，彼得堡出版了《中日诗歌》，其中收录了梅尔查洛瓦娅翻译的《小雅·楚茨》、米勒译的《郑风·羔裘》、米哈伊洛夫译的《邶风·燕燕》。诗人们的转译虽与原作相去甚远，但成为了《诗经》在俄罗斯传播的滥觞。

20世纪，《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呈现欣欣向荣之势。1957年，《诗经》俄译的巅峰之作——汉学家施图金的《诗经》全译本出版。施图金耗时二十余年完成了这部里程碑式的译著，施译本成为迄今为止俄罗斯学界公认的最权威的《诗经》俄译本。施译本不仅是俄罗斯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西方第一个韵体全译本。因此，施图金的《诗经》译本在世界《诗经》学史上同样占据重要位置。这一时期收录《诗经》选译的还有：叶戈里耶夫和马尔科夫的《中国之笛》收录《邶风·静女》等五首作品；波兹涅耶娃翻译的《豳风·七月》和《魏风·硕鼠》被收入《东方古代文学》；克拉芙佐娃的《中国古典诗歌》收录了《国风》14首、《大雅》1首、《小雅》4首、《颂》3首。

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文化交流的深入，俄罗斯的《诗经》译介呈现持续发展之势。2015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在莫斯科出版《诗经》新译本。这是一部汉学家和诗人合作翻译的经典之作。译本由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卢基扬诺夫做学术翻译，诗人阿布拉缅科加工为诗体译本。该书作为新世纪中俄文化交流的代表作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的资助，并在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俄文版首发式。这一时期收录《诗经》选译的还有孟列夫的《中国诗歌》、克拉芙佐娃编选的《中国文学选读》等。

悠远的回声

百余年来，得益于俄罗斯汉学界自发自为的翻译，《诗经》在迥异于中国文化的俄罗斯文化语境中得到广泛的传播，经久不衰，从未间断。俄罗斯汉学家和诗人怀着高度热情译介《诗经》。关于采用何种诗体进行翻译，采用直译还是意译，汉学家观点各异。有些汉学家主张采用非韵诗体（散体形式），如王西里；有些则采用直译押韵诗体，如阿理克和施图金；有些则采用意译押韵诗体，如阿布拉缅科和卢基扬诺夫。诗人阿布拉缅科提倡“以诗译诗”，他始终遵循以下翻译原则：以俄语的诗歌文体呈现中华经典文化之魅力。阿氏认为，诗之成为诗，在于诗歌讲究神韵。阿氏认为，诠释《诗经》，其关键不在于中俄语言形式的相互转换是否精确，而在于原诗中的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是否得到保留与传达，原诗所蕴含的文化意象、诗歌意境能否被俄罗斯读者理解和感受。因此，阿氏主张把《诗经》的诗意用贴切俄罗斯读者审美习惯的语句表达出来。总之，无论采用何种诗体，译文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译者是否透彻了解《诗经》原诗的内容、艺术风格，以及译者本人是否具备广博的学识、深厚的语言基础和高超的翻译技能。

俄罗斯学界深刻认识到《诗经》的文学价值。阿理克在《中国古代经典〈诗经〉俄译之前提》一文中重点关注了《诗经》的文学价值。费德林的《〈诗经〉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不仅是俄罗斯第一部《诗经》研究专著，而且是世界上首部研究《诗经》文学艺术价值的专著。费德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诗经》的起源、诗歌主题及艺术手段三个方面，深入阐述了《诗经》的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俄罗斯学界对《诗经》的民间文学性质的关注始于王西里，“《诗经》传达了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习俗和礼仪的见证；《诗经》是一部民间诗歌集，《国风》是中国民间文学的基础”。

《诗经》所蕴含的深厚中国文化吸引了俄罗斯学者的目光。克拉芙佐娃在《中国古代诗歌文化学分析》一书中，以《诗经》为基础，从文化学角度探析了中国诗学传统的起源及特点。克拉芙佐娃把《诗经》置于宽广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进行全面的考析，聚焦《诗经》与其他典籍的联系，通过考察其间的细微差别发现问题，企图通过研究《诗经》，全方位探索中国历史与文化，并把探寻问题的根源和本质作为最终研究目标。

汉语博大精深，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俄罗斯学界对《诗经》的语言学性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费德林认为，从语言学角度看，《诗经》就是一部古汉语典籍，可以用它所提供的珍贵材料研究古汉语语音、古汉语历史及其演变的情况。瓦赫金的《论〈诗经〉中的重复句》论述了同一诗句在不同的篇章中出现的语言功能。俄罗斯学界认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视觉”上就包含着一个栩栩如生、直观可感的意象世界，“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用汉字组合起来的《诗经》诗意是感悟的，而不是分析的；是隐喻的，而不是实指的；是想象的，而不是叙说的。

“风、雅、颂、赋、比、兴”六义是《诗经》的重要艺术特点。李谢维奇的《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详细介绍了六义的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含义。比如他阐释了汉代郑众、西晋挚虞、南北朝钟嵘等对“兴”的不同观点。汉学家指出，“中国诗歌注重修辞，或叙述（即赋），或比喻（即比）或形象的引入（即兴），其中，‘兴’是《诗经》独特的艺术特点，即通过描写某种特殊的自然现象或是描述事物的发展过程，引发读者对内容的思考及情感的共鸣。”

《诗经》在俄罗斯传播的思考

百余年来，俄罗斯学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诗经》进行了译介，译本纷纭繁杂（全译、选译本近20种），俄罗斯学界对《诗经》的研究成果颇丰。同时，《诗经》在俄罗斯的传播亦遭遇了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变异，由此也引发了谁来译、怎么译、为谁译的思考。

翻译是中国古典诗歌走向世界的关键。再经典的文本也要经由翻译，才能在他国的文化土壤里获得“后起的生命”。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生命起点的《诗经》，其翻译过程中凸显出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过程中共有的核心问题。《诗经》俄译者在翻译中遇到的种种尴尬，很好地诠释了文本在“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中的重塑过程及转换模式，反映了为异质文学、文化提供对话平台的艰难及必要性。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必然需要通过翻译实践去开启传播与接受的途径。然而由于中俄文化差异，经过译者的文化过滤，不可避免地会生发出种种驳离于原义的误读和变异。如何看待这些误读和变异，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问题。

我们认为，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国译者把握内容不被曲解，同时给予母语译者在叙事和表达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同时，基于中俄语言文化的差异，面对不同受众，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针对普通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化尚存较大“认知差”的现状，归化翻译应成为培养读者阅读兴趣的主要翻译策略。我们应当给予“认知差”弥合过程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更要给予优秀译者的专业判断更多尊重与信任。使用意译和归化策略的译作中存在适度的变异，有利于消除普通俄罗斯读者的阅读障碍，降低读者的认知难度，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扩大其传播的受众面。

针对具有一定汉学背景的研究型读者的学术研究性译本，异化翻译策略则有利于推进中俄学术交流。采用文内直译和文后释译的策略是我们的首选。文内直译形式保证译文的简洁明了，文后释义部分则应以详赡为主，力争释义的学术性和准确性。例如，在翻译《诗经》里的中国古代乐器“琴”“瑟”和“笙”时，阿布拉缅科和孟列夫的译文“цинь”“сэ”和“шэн”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即文内直译和文后释译的策略，更好地传达了原文的文化特色。其中的“琴”类似于俄罗斯人熟悉的齐特拉琴，“瑟”则类似于古斯里琴。基于这种相似性，施图金和玛丽的译文使用归化翻译策略，用齐特拉琴“цитра”和古斯里琴“гусли”来翻译“琴”和“瑟”，这种翻译的变异降低了普通俄罗斯读者的阅读难度，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和传播面。

《诗经》在俄罗斯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影响说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俄罗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诗经》俄传亦推动了中俄文明对话，加深了中俄文化互鉴与融合，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一个典型文化传播案例。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跨文化视域下《二十四诗品》在西方的译介与研究”（22XJA751003）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