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实践性内容的哲学意蕴

作者：张浩浩（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论语》一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卓越代表，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具体表现。它是一本“交谈”式的经典。孔子在与弟子及他人的交谈之中，创设情境，将“大道”的智慧具体化，给予人们为人处世的明确指导。《论语》与西方“启示性”和“思辨性”的宗教或哲学经典有显著的不同，他不引导人们追求“彼岸世界”，也不只是纯粹的哲学思辨，而是面向现实世界，解决实际问题。孔子毫无疑问是一位东方式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存在“道”“仁”“命”等抽象的哲思，不过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外，《论语》之中更凸显的一种实践哲学。孔子着眼于天地之中的“人”，立足于“人”的生命实践，引导人们修道德，进而参悟出通向人与内在自我、与他人、与自然万物等和谐存在的“道”。“道不远人”，它实在而具体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需要我们用心体悟。这也是《论语》所揭示的具有实践性和普遍性的智慧。

一、学以成人

理学家程颐说过：“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之后又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李泽厚也指出，读《论语》不能只将其视为知识性的文本，更多需要领会其中的实践性内容，将其落实于自我的身心发展层面。

《学而》是《论语》的首篇，不管这是有意编排，还是无意之举。“学”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体系中都是基础性内容。在教育心理学中，“学习”是指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由于练习或反复经验而产生的行为或行为潜能的相对持久的变化。这是极为科学且客观的阐述，将学习内容、实践和结果表达出来。与之相比，孔子在《论语》中阐述的“学”的内容则独具特色。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阐明了“学”与“习”的关系。“学”是起始点，“习”是落脚点。“学”是对基本知识技能和道德伦理的认知、领悟，而最后通过“习”，即经常性的实践，来完成“学”的整个过程。“学”的效果呈现在于“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该句辩证地揭示了“学”与“思”是认识过程中的一对矛盾，通过“学”，我们获取的不过是经验性的内容，而这些经验质料在反思、自省和批判之中，使我们得到真知。“学”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在于它促使官学下移，赋予僵化的血缘宗法社会新的活力，底层人民可以通过“学”的努力而实现人生目标，进而为建立官僚制奠定基础。

“学”在《论语》之中有两种实践性内涵：其一是基本的学习知识或者技能；其二是学习“为人”和“行事”。有关知识和技能方面，孔子追求天文地理和“六艺”等基本的自然人文知识。“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其表明“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人处世”，能够成为品德高尚的君子。知识和技能虽然重要，但是处于第二位，需要分清主次。《论语》中提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和“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文和艺是载体，最终要紧紧围绕着“道”“德”“仁”“礼”等核心内容。“学”的状态，一方面是“学而不厌”，要勤奋刻苦；另一方面达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将“学”践行于自我的日常生活。

“学”最高层次在于“觉”。安乐哲和罗思文在《〈论语〉 的哲学诠释》中表明要将“学”视为客观世界概念的传授，转变为“觉”，成为一个不可传递的环节。知识和技能的模仿、实践以及道德伦理的规范只是一种基础途径，“觉”的实现在于认知能力和精神境界的提高，并体现在行为实践中。另外，有关“学”的境界问题。首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当人们用愉悦的状态自发去“学”，才能步入学习的佳境。然后“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让“学”作为日常生活提升自我的主要手段，沉浸其中，形成习惯，由学习而丰富和完善自我，达到“乐”的境界。

哲学是为了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马克思的诸多哲学著作都提出了人在自由的改造世界的活动中产生了人的类本质。显而易见，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不自觉的将“学”指向了人的本体，明确了人的一生就是在“学”的实践中铺展开来。“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有不同于神性和动物性的人性（human nature），人之所以拥有动物所没有的各种能力情感，是人类自己通过历史和教育创造出来的，人造就了自己。人之所以能如此造就，是因为‘学而第一’。”（李泽厚著《中国哲学如何登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二、闻以达道

“看”与“听”是人类认识世界最基本的两种手段。“听”在一定程度上往往被认为是“看”的补充，但是“听”进入哲学层面，则是人类认知的纵向发展。它让人们不在只局限于“眼前的表象”，更多的是一种“心”的领悟和智慧的催生。古人言：“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竹简《文子》也有记载：“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这里提到“心听”和“神听”，已经不局限于器官的感知，更是一种“听”的进阶，在《论语》中称之为“闻”。

往曰听，来曰闻。“听”是外在信息的摄取，“闻”是将获取的信息进行反馈、领悟，存在理性思考和情感判断。“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孔子得知别人对他是否懂礼的质疑，并没有局限于“听”而直接反应，而是基于“闻”进行理性的判断。除此之外，“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和“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涉及的“闻”皆是主动感知和理性体认。

《论语》之中涉及“闻”的有多方面的内容。在政治层面，“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孔子每游历一个地方就要去关注政治信息，这里的“闻政”是对统治者的个人修养在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呈现以及“礼”在国家治理上发挥作用的评判。在个人修养和境界方面，“闻道”是最高层次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的一些经验性的道理是可以通过“听”和进阶后的“闻”去认知到，但是“性与天道”这种高深的智慧，需要一种超越式的“闻”，可以体悟道的“闻”。把握超越式的“闻”，便可以如同孔子说的那般“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在“闻道”之后，将其停留在认识或者仅仅是获取智慧的层面，并非是孔子所推崇的。“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论是从政还是修身，孔子希望人们能将“闻”的内容付诸实践，否则则是令人担忧的一件事。最后要像孔子对“闻”的践行那样，达到“耳顺”的境界。

三、行以践仁礼

在《论语》之中，“学”“闻”等获得认知、修养提高的手段和“行”的理想规范和人格追求的践行，构成孔子“知行观”的核心内容。中国哲学上的“知行”问题实际上就是认识和实践一对哲学范畴。“行”的本意为“行走”，后来逐渐将人的实践活动都纳入“行”的范围。对“知”与“行”关系的探讨是理解“行”的哲学意蕴的第一步。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人最初的禀赋大致都是相近的。“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生而就知的是最高层次的，是圣人，而普通大众则依靠“学”而“知”。“学而知之”“闻而知之”等具体的实践是实现“知”的主要路径。有关“学”和“闻”的具体内容，上文已有阐释，不再赘述。孔子在《论语》中展现的“知行观”是一个循环的过程。“知而行之”然后“行而知之”，从“学”和“闻”等途径获得的“知”，要运用到“行”的实践中，相关的知识与技能需要“时习之”和“温故而知新”，“仁礼”规范则需要在日常的行为实践中呈现；另外，经验的“知”需要“行”来验证和引申。“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孔子通过对管仲违背礼的“行”，来批判其不知礼。然后提出“闻一知十”，利用具体的一次实践，推理出普遍性的“知”。

孔子有关“行”的内容在《论语》里有系统的体系。首先，孔子极为重视“行”，提倡年轻人多投身于实践，“行有余力，则以学问”，要求“多行少言”，即“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次，“行”的规范在于“仁礼”，体现在“学习”“亲亲”“修身”和“理政”等方面。学习的根本在于时常躬行实践；在“亲亲”方面，“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孔子认为，观其“行”是检验是否尽孝道的最佳途径；在修身层面，为人要“行己由耻”和“言行一致”。行事上，三思而后行，需要做到“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论语·为政》），而非“言不及义，好行小慧”（《论语·卫灵公》）。处世中，要“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最后，君子之“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于符合并践行“仁礼”的具体要求；在理政方面，“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君主治国理政的实践要在礼的规范下，追求和谐的目标。同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统治者只有推行“德政”“仁政”，才能得到众人的拥戴。

四、教以育人安天下

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论语》一书便蕴含了丰富的以“教”为核心的教育教学实践理论。孔子教育存在两个核心内容，即“育人”和“安天下”（为政），以达到孕育君子和圣王的理想目标。在“育人”方面，孔子认为教育者首先做好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规范自我品行，摆正自我。然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坚持丰富和提升自己，对教育工作始终报以热忱。教育者对待求学者要做到“有教无类”。现代人对“有教无类”多有误读，儒家视域下的“有教无类”，并非现代的所有人都平等地接受无差别的教育，而是需要践行“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主动自觉求教，才可以接受儒家平等教育，向教育者奉上赠礼是主动求教的展现。孔子曾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这里孔子并不是歧视部分人，而是指出与君子相对的“小人”和处于古代男权社会附庸的“女子”没有主动或者自主性，因此难以教养，亲近或者疏远他们都存在弊端。对于相关的教育理念和践行，孔子有多方面表述：其一，因材施教，“ 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面对不同程度的学生，孔子认为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其二，启发诱导，“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八佾》），孔子极力提倡启发式教育，开发学生潜能，传授学习方法，对当今的教学实践仍具有借鉴意义；其三，诗教乐教，“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孔子认为诗乐等艺术形式，能够提高人的道德修养，进而维护“礼”的秩序。通过这些途径，孔子认为能培育出具有“仁义礼智信”的君子。

当然，统治者除了通过受教具有君子相应的能力和品格之外，还应知道“为政”的理念和举措，从而教化万民。孔子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政治理念，他认为统治者应该用仁义道德感召民众，用礼规范人民的行为，让人民有耻辱感，自觉划定行为的原则和底线。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仁”是内在、个人的积极的、主动的道德尺度，“礼”则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标准，因此“德”与“礼”的践行是治国理政的基础。就具体的政治实践，即行政方面，需要“为政以德”。“德”是“仁”的外化，是其具体的呈现，在行政上，更要将“德”贯彻始终。“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群星拱之”（《论语·为政》），这里就直接点明，君主施行德政仁治，才会得到天下臣民的拥戴。推行德政，君主要率先垂范，做到“正己”和“正名”。“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君主要效仿尧舜，勤政为民，其自身的修养和行为的规范至关重要，构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秩序的核心。然后“正名”，使其符合“天道人伦”，确定统治的合法性。具体到教化民众的路径上：其一，选贤举能，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重贤臣，修文德是治国的首要之义；其二，宽以待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政令不能只是向民众施加压迫，而要顺应百姓的生存发展，不欺民，不过度扰民，使得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在孔子“为政”思想指导和践行下，统治者可以上顺天命，下得民心，成为圣王，开辟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