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为“王书”三说

作者：慕朵生

来源：“春秋学微”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初一日丙子

          耶稣2023年9月15日

《春秋》是史书、经书、政书、礼书、刑书、宪书云云，知之者夥矣。《春秋》之为“王书”，则须作必要的说明，而其要有三：

一曰《春秋》是推明王道、以达王事的书。所谓“推明王道”，就是讲明圣王之道。石介说：“道始于伏羲，成终于孔子。”王船山说：“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大体意思是，二帝三王等古之圣王的为王之道，到了孔子这里变得更加清晰明确、系统深刻，变得更有神圣性和权威性。司马迁认为，《春秋》就是孔子推明这种王道的书。《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所谓“以达王事”，就是行使了君王的权力、实现了圣王的治理。同样是《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之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春秋》推明王道、以达王事，是儒家特别是今文经学家的基本共识，如董子说《春秋》“记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立新王之道”而“作新王之事”。

一曰《春秋》的作者孔子被称尊为“素王”。所谓“素王”，就是指有圣王之德而无圣王之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是儒家的一大主张。《中庸》云“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即不是君王不制作礼乐、不颁布制度、不订正文献等。孔子并非不知道制作典籍、赏罚天下是天子之事而君王之权，但斯文在兹、当仁不让，忧天下淆乱、惧世间暴行，乃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以庶人布衣制作礼乐、笔削《春秋》，甚至明言制作《春秋》是“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又曰“吾因行事，加吾王心焉，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孟子亦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之所以发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的慨叹，就是因为他以庶民布衣制作了《春秋》，理解孔子的人自然会认为孔子是为了推明王道、拯救天下；不理解孔子的人则会指责孔子僭越王权、擅作《春秋》。总体看，儒家和历史多以孔子为素王[1]，孔子制作《春秋》是明“素王之道”、著“素王之业”。如王充云：“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王意。按《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因此，孔子是素王，而素王之书是为“王书”，或者视为“王制”“王典”，这种说法是成立的。

一曰《春秋》虽为书籍文献，但其功用非常之大，堪比圣王治理国家、平定天下，甚或说《春秋》就是一代新王、圣王。孟子认为，历史上天下曾遭遇三次大的劫难：第一次是自然灾害，即尧舜时期的浩荡洪水危害生民；第二是文明危机，即殷商末年野蛮的夷狄侵犯华夏、凶猛的野兽泛滥成灾；第三次是世道衰微，即春秋时期出现了各种邪说暴行。面对三次大的灾难，有三位圣人迭次出焉：“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是说，大禹、周公、孔子三人，分别解除了人类危机、拯救了人类文明。孟子并非不知大禹是圣王、周公为人臣而孔子只是一庶人焉，而是从捍卫人类生存和文明的角度，将三人并列为圣王的，将《春秋》比作新王的。后来孔子被尊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董子、何休等儒家皆云“以《春秋》当新王”，大体皆是从孔子具备圣王之德、《春秋》具备圣王之功立论起义的。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春秋》为“王书”。世间在位的时王、俗王，自以为“大权在手、天下独尊”，故常不承认孔子为素王为圣王，不承认孔子制作《春秋》为“天子之事”，不承认有高于王权王位的圣王和王道。康熙御准《日讲春秋解义》的“纲领”部分，上来即讲孟子云“《春秋》，夫子之事也。”将公认的“天子”二字篡改为“夫子”一词，俗王小孔子而轻《春秋》之心昭然若揭也。

[1] 案：孔子是“素王”，既是今文经学家的主张，也是大部分古文经学家的观点，如古文家贾逵说：“孔子揽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阮元说：“今文家谓孔子伤麟死而作《春秋》，则孔子以麟自况也；而古文家谓孔子成《春秋》而麟来，麟为书成之瑞应……二说实同，皆以孔子为素王也。”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