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朝有“李佳琦之问”，司马光与王安石会怎么回应？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我们都爱宋朝”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八月初五日庚辰

          耶稣2023年9月19日

假设北宋熙宁年间，有人提出一个“李佳琦之问”：“79文钱贵吗？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收入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那么王安石、司马光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司马光也许会说：“人何以贫穷如斯，确实需要找找自己原因。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又说：“夫民之所以有贫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识差长，忧深思远，宁劳筋骨，恶衣菲食，终不肯取债于人，故其家常有嬴馀而不至狼狈也。贫者啙窳（懒惰之意）偷生，不为远虑，一醉日富，无复嬴馀，急则取债於人，积不能偿，至于鬻妻卖子，冻馁填沟壑，而不知自悔也。”这段话比较晓白，简言之，就是认为一个人之所以穷，纯是咎由自取，所以，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抑兼并”。

王安石则也许会说：许多人之所以贫困潦倒，是因为被兼并之家割韭菜，而官府不但未能施以援手，还进一步盘剥他们。早年王安石写过一首《兼并》诗，表达过这个意思：“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所以王安石主政后推行变法，而变法的主旨之一就是“抑兼并”，比如为让农村贫民免受民间高利贷的剥削，王安石用“青苗法”为农民提供相对低息的贷款；为让贩运于各城市的客商免受行团大商人的剥削，王安石用“市易法”为客商、铺商搭建一个相对更公平的交易平台。

不妨说，司马光代表了一种右翼思路，王安石代表了一种左翼思路。坦率地说，我是承认司马光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又认为王安石的理想更为高远。如果理性地分析，司马光的主张很容易导致出现富贫分化悬殊的问题，王安石的主张又难免令人产生是否会导致“政府扩权”“劫富济贫”的疑虑。如何两害相权取其轻，如何在左右之间达成某种利益平衡，直到今天，这还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这里我不打算对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主张作出藏否、褒贬，只来说说王安石变法的“抑兼并”是不是“劫富济贫”，澄清一些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误解。

宋人所说的“兼并”，指资本雄厚、有能力操纵价格的大商人，以及田连阡陌的大地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宗旨之一都是“抑兼并”。

对王安石的“抑兼并”，苏辙是非常不满的，提出强烈批评：“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富民之利焉可夺？今天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习惯于认为，王安石变法中的“抑兼并”乃是传统中国缺乏产权保护、官府可随意剥夺私人财产的体现。但如果我们读过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段对话，就会知道这个看法无非是今人的想当然而已——

宋神宗说：“但设法以利害殴（驱）民，使知所趋避，则可。若夺人已有之田为制限，则不可。”王安石说：“如何可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此其势固不可行，纵可行，亦未为利。”

也就是说，针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兼并，宋神宗与王安石都反对“遽夺其田以赋贫民”，所谓“抑兼并”，无非是通过利害关系驱动民间选择，比如对兼并之家课以重税。

对城市中资本雄厚、有能力操纵价格的大商人当如何“抑兼并”，宋神宗与王安石也有过一段对话，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具体主张。

王安石提出在“市易法”中明确规定：“兼并之家，较固（垄断）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务觉察申三司，按置以法。”宋神宗则要求删去这一条款，并解释说：“已有律，自可施行，故不须立条。”

王安石说：“虽有律，未尝行，又未尝委官司振举（整顿），须先申明，使兼并知所避。”

神宗说：“若但设法倾之，即兼并自不能为害。”所谓“设法倾之”，意思是说，朝廷可以想办法让民间的兼并之家相竞争、相掣肘，这样他们便难以勾结起来垄断市场。

王安石说：“若不敢明立法令，但设法相倾，即是纸铺孙家所为。孙乃百姓，制百姓不得，止当如此，岂有天下主亦为孙家所为也？”认为国家应当明立法令，禁止兼并之家垄断市场，而非无所作为，毕竟政府不同于民间豪富，政府有立法权，有能力建立更公平的市场秩序。尽管如此，王安石也从没有想过要直接剥夺富商的财产分给贫民，只是主张政府明确立法、禁止豪商垄断市场而已。今天的发达国家不也出台了反垄断法吗？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宋神宗与王安石主张的“抑兼并”，其实并非如苏辙所言的“欲破富民以惠贫民”，更不是今人想象的“随意剥夺私人财产”，而是通过“设法以利害驱民”的方式调节贫富，比如对兼并之家课以重税（这是“均税法”的内容），要求官户出助役钱（这是“募役法”的内容），削弱豪商操纵市场的能力（这是“市易法”的内容），减少农民对民间高利贷的需求（这是“青苗法”的内容）。如果王安石有心有权“随意剥夺私人财产”，那用得着如此大费周折吗？

实际上，苏辙年轻时比王安石激进得多了，可谓是一个狂热的左翼青年，他曾向宋仁宗提议：“臣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这才是“欲破富民以惠贫民”、“随意剥夺私人财产”啊。不知道这个狂热左翼青年怎么摇身一变，反过来怒怼王安石的《兼并》诗。

最后说几句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图书。梁启超的《王荆公传》盛赞王安石及其变法，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凡涉王安石处，极尽抹黑之能事。两者笔下的王安石其实都不是真实的王安石，而是一个符号，是作者之意识形态的投射。

《王荆公传》对扭转王安石叙事的陈旧惯性功莫大焉，《苏东坡》的文学激情更是特别容易打动人心，但从历史传记的角度来说，两者都是不合格的，特别是《苏东坡传》，不知道已经将多少读者带到阴沟里去了。

托大说一句，我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自信是迄今为止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呈现最为详尽、评价最为公道的一部王安石传记。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