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志于学”到“不逾矩”的逻辑演进 ——对朱熹关于孔子生平自评译注的再认识

作者：陈小陆（安庆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摘要：朱熹对孔子生平自评的译注，主要存在四方面问题：1、神化了“不惑”和“耳顺”；2、以朱熹的天命观取代孔子的天命观；3、译注着眼在“下学”，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4、割裂了孔子一生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间的联系。孔子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前半生，学道、立道、信道；后半生，知天命、顺天命、合天命。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

关键词：孔子；朱熹；生平自评；道；天命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1]54这是孔子系统地对自己一生进行评价的一段话。对这段话，朱熹的译注对后世的影响比较大。孔子自评包括六句话，按原话的顺序，朱熹译注摘要如下：

1、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2、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3、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4、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5、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6、矩，法度之器。[1]54

就朱熹译注，笔者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对朱熹的第一和第二句译注，笔者表示认同，但从第三句开始一直到最后一句，笔者皆有不同观点。

一、对朱熹译注的再认识

（一）十五立志学道

学的核心是道。朱熹认为“志于学”即志于大学之道。孔子十五志于学，非学儒之职业，乃学儒之道义。钱穆进一步解释道：“孔子之所谓君子儒，乃在其职业上能守道义，以明道行道为主，不合道则宁弃职而去。”[2]故子曰“志于道”[1]94，“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1]71《大学》把学的内容明确而精炼地概括出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3

当然，还有很多学者认为，学的内容还有礼。但礼是道外化的表现形式，礼是立道、行道的适宜方式，学礼还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道。因此，子曰：“大哉圣人之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1]35学的核心还是道。

（二）三十立于道

如果说，孔子在“志于学”阶段，对道的理解还停留在方向感上，那么通过学习，孔子真切地感知和深刻地理解道对社会、国家和个人的重要。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1]167，“朝闻道，夕死可矣”[1]71。孔子因道而立，也可为道而死。之所以立于道，因天下失道久矣，需有人直道而行，匡扶正义。如孟子所谓：“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1]230这样才能做到不与世推移随其流而扬其波，俯仰于世间。至此，孔子始有一股独立精神在。孔子离鲁周游，就是他独立于道的最好体现，有所为有所不为。离鲁，不顺从世俗，不阿谀权贵，有所不为；开始周游列国，直道而行，乃有所为。

（三）四十坚信道

朱熹认为孔子到了四十岁，对万事万物内部的规定性及其彼此间的联系皆了然于胸，没有疑惑了。怎样才能做到“不惑”？看看朱熹译注“致知在格物”：“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1]4这种理解把获得知识的能力和程度神化了，把孔子也神化了。孔子有言“知者不惑”，但智有小大之别，穷事物之理乃小智，知人生之寄托乃大智。朱熹神化的是小智，非大智。且在小智方面，孔子并非什么都懂，孔子曾明确指出：“吾非生而知之者。”[1]98又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1]110这句话说明了孔子并非万事皆知的神人，他只不过掌握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对待具体知识上，孔子曾直言不讳地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1]142

孔子所谓“不惑”乃是不惑于“顺道救世”——道能救民于水火的信仰。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能在信仰的引导下，做到意志坚定、心中明亮，这才是不惑的大智者。四十多岁时，孔子作为一名智者已名满天下，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盼，对以道救世治国坚信不疑。公山不狃据费城背叛季氏，派使者邀请孔子协助。子路止之。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为东周乎！”[1]177这一年，孔子五十，由此事可见孔子对“顺道救世”的态度由“不惑”渐渐变得更加坚定，从而才有“五十而知天命”一说。

（四）五十知晓天赋使命

朱熹对天命的译注可以用一个现代化的名词来概括——物理，即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内在规定性。当然，朱熹认为物理乃是上天赋予的。他以自己的天命观来诠释孔子的天命观，且这种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所谓的“下学”阶段（下学是有关事物内部规定性的知识），还没有把孔子的人生境界上达到“天命”阶段，低估了孔子的人生境界。这种注释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

“《论语》中孔子所说之天，亦皆主宰之天。”即皆“皇天上帝，有人格的天、帝。”[3]孔子的天命是指上天的命令：命令他推行仁政，顺道救世。孔子的天命观是对西周以来“天命有德”天命观的继承。因为，孔子十分推崇周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65在《论语》中，孔子也没有对天命一词作出特别的说明，且孔子一向表明自己对待古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93。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1]144孔子说这话，不是夸夸其谈、空穴来风，而是根据自己在鲁从政的四五年经验和成果有感而发的。此时孔子在卫，年五十九。推行仁政，治理天下仍然是他念兹在兹的历史使命，也是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天命。

（五）六十顺从天命

朱熹认为此句意思就是“闻人言不假思索便知其义，这是学的最高境界”，在“下学”领域进一步神化了孔子。笔者认为，“六十而耳顺”乃承接前一句——“五十而知天命”而来，其宾语仍是“天命”，即“耳顺天命”。“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属于“下学”领域，学、立、不惑的宾语都是道，道的主要内容就是仁政；从五十开始则上达天命，进入人生新阶段，即知天命、顺天命、不逾天命即合天命。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1]157孔子之所以不怨不尤，因为有天命在，又何怨何尤乎？

顺天命指没有选择，随时随地听从天命的召唤，唯天命是从，天命所在，便是归宿，哪怕前有艰难险阻，也在所不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故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184“顺天命”是态度，是孔子在天命感召下勇往直前的专一，在艰难险阻面前的淡泊与淡定；“顺天命”是责任，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82的家国情怀；“顺天命”是信仰，是孔子对自己选择道路的终生坚持和坚定认同，是万流归海的势不可挡。

且孔子并非“无所违逆”，顺天命恰恰要违逆当时既得利益集团的意愿和纷扰的乱世，直道而行。

孔子顺天命的表现：隳三都、周游列国十四年而不辍，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既是顺天命的表现，也是违逆世俗的表现，顺与违是两位一体，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结果。

（六）七十而从心所欲皆与天命相合

此句乃合天命之谓也。“矩，法度之器”，朱熹如此注解。但笔者认为，此法度之器首先是指天之命令，其次才指世俗法度。年近七十返鲁，人事已尽，天命亦不违。孔子是圣人，但圣人首先是人，同样不免生老病死。人老不讲筋骨为能，顺应自然变化，结束了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孔子达亦济，穷亦济，退亦济。达则为政一方，造福百姓；穷则敬敷仁政，播种火种；退则有教无类，启发民智。达、穷、退之间，从心所欲，唯天命所在。

不逾矩非指不违背世俗。因为当时社会世俗者（尤其当权者）违天命众，而顺天命寡。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而仁政不行，深知难以与人为善，达则为朝中奸佞小人所斥，穷则为避世之人所讥。孔子困于宋、匡时，不能自已，有悲愤之言；也曾两次心动于叛臣之邀……此皆非“不逾矩”境界。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的孔子清楚的知道自己不能看见一个昌明的盛世，但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一个乐天达命的人。

孔子不仅于达、穷、退等方面不违天命，七十岁后，在平常言行处也能做到与世俗法度相合，即朱熹所谓的“不逾矩”。“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18，孔子以“中”、“和”之态继续从事着自己未竟事业，而且这种方式可能是最适宜的“达天命”方式。因为“致中和”则行稳，行稳则可致远，如水滴石穿，久久为功。“致中和”是手段，“达天命”是目的。

到了七十岁，孔子发现，顺天命除了从政这种立竿见影的做法外，还有一种更好更持续更彻底的做法，那就是“著书立说、兴办教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4]七十后，孔子做了两件事：著述和教书。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启发民智，普及仁政思想则星火燎原。若孔子周游列国是显性的战士，则晚年返鲁乃隐性的烈士。若周游列国推行仁政，乃“不合时宜”的激进行为，则把仁政思想普及到更多普通人心中，便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长远举措。这才是孔子顺民应天思想的体现，这才是孔子以退为进，从实际出发与天命相合，最大程度相合的战略举措。“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18至此，孔子完善了自己，找到了真正的自己，也最终成就了自己。

十五至三十岁，确立志向，偏重接受知识阶段；三十至四十岁，立于道，信仰加固阶段；四十至五十岁，在反思的基础上信仰更加坚定阶段；五十至六十岁，信仰加固上达天命阶段；六十至七十岁，天命内化阶段；七十以后，止于至善，合天命阶段。当然，这里用数字标注的六个阶段并非实指，而是一个大概的范畴，且每一较低阶段皆是后一阶段的基础，每一较高阶段皆包含有较低阶段。

从大的方面看，孔子的一生分为两个部分：前半生，学道、立道、信道，最终达到“知者不惑”阶段，坚信仁政能改变天下混乱的局面。后半生，知天命、顺天命、合天命。知天命是领悟；顺天命是对知天命的内化过程；合天命是顺天命的结果，此时孔子与天命融合为一。“学道、立道、信道”是社会需要和引导，有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知天命、顺天命、合天命”是孔子内在的自觉追求，是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也是孔子努力把天命落实到实践中去的过程。

故孔子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相统一。

二、朱熹的局限

（一）局限于“下学”，错解了“天命”

朱熹对孔子自评的理解一直停留在“下学”这个阶段，没能上达到“天命”阶段，因为他把“天命”等同于“下学”，故在逻辑上无法随孔子自评而不断演进。因此，割裂了孔子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间的联系。

应该从人生境界这个角度来理解孔子后半生，而不是从对具体知识拥有和把握这个角度来理解。若从后者理解，那孔子便成为无所不知的智能机器人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孔子也有不知处。 子曰：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1]98子曰：“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1]110孔子困于宋、困于匡时，不是用具体知识具体办法来解决当下问题，而是对道对天命坚信不疑从而产生一种顺道顺天命的处理问题方式。孔子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人生境界即人生大智慧，而不是知识大全，更不是先知先觉的神秘。

弟子颜回由衷赞道：“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5]167这是顺天命的坚定，也是合天命的悲壮。

（二）局限于学习，忽略了实践

受第一种局限的影响，朱熹认为孔子自评之目的是“勉进后人”，故译注始终在“学”字上下功夫。其实，孔子非常注重学以致用，孔子曾强调：熟读《诗》三百首后，授予他政事，却办不了；出使四方，却不能选择《诗》的词句针对性地应答。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从五十一岁开始从政至周游列国十四年，孔子一直在寻求学以致用的契机。“吾岂瓠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177孔子不遇于时，不合于世，担心学不能用，成为像瓠瓜一样的摆设，故发哀叹、出愤声，事功才是孔子后半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的终极追求。朱熹译注在“学”上做文章，忽视了孔子强烈的实践意愿，自然就错解了天命，割裂了孔子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之间的联系。

三、结语

孔子最大的愿望是：推行仁政，治理天下。但天下治理，不仅需要自上而下地推行仁政，也需要百姓自下而上地主动积极参与进来。周游列国推行仁政踽踽独行、屡屡受挫，何不退而著书立说、传播思想、开启民智。既然推行仁政自上而下困难重重，何不另辟蹊径，走一条放眼未来、自下而上的道路。而自下而上推行仁政首要工作是开启民智，这也是孔子在实践中领悟出来的真理。

孔子一生一直在修道，修己之道终成集大成者；修他人之道，遂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孔子最大最持久的成就是完善和践行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儒家精神代代相传，铸就了中华民族之魂。故，孔子被后人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

后辈若能达到孔子的不惑阶段便难能可贵，但后辈更应该学习的是孔子一生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不管我们身处何种状态，只要有孔子一样的人生态度和生命精神，人生才显得更加宝贵、生命才显得更加绚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6]。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钱穆.孔子传[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8.
 
[3]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二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81.
 
[4]孟庆祥·孟繁红.孔子集语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27-128.
 
[5]王国轩等译注.孔子家语[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司马迁.史记[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