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高峰对谈暨研讨会综述

来源：清华大学哲学系

时间：西元2023年10月7日

“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高峰对谈纪要

2023年9月22日下午，由清华大学哲学系与《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共同举办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研讨会，在一场“高峰对谈”中拉开序幕。对谈由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詹莹莹副教授主持，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老师，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程乐松教授，厦门大学哲学系谢晓东教授，以及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等参与本次讨论。

对谈内容

吴飞教授首先指出，应对现代的处境，有新旧两种形而上学进路，其核心的差异在于是否承认存在实体化的形而上学本体或者宗教性的人格神，或者说是否强调“超越”。他认为，首先要区分两种超越，即对个体的超越和对自然的超越。要否定的是对自然的超越而不是对个体的超越，如社会、文明的力量是超越于个体的，但不是超越于自然生活方式的绝对本体。西方18世纪以来的古今之争，源于古代和现代思维方式的根本差异，从历史进步的角度看，现代文明是对古典文明的超越、改造和断裂；但从古典的角度看，现代文明是没有价值的，20世纪以后的现代文明之特质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要回到古典文明中重新彰显德性的价值。在中国文明中，也存在古今的断裂，但其并非是不可调和的激烈冲突，古典中国文明本身是强调自然的，虽然重视历史，但是没有走向相对主义，与现代文明有着契合之处。因此关键是如何在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重塑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在这种重塑中，建立一种现代中国的形而上学可能是必要的。

吴飞  教授

谢晓东教授梳理了现代性与美德伦理学复兴的历史脉络，他指出，现代性最基本的两个要素是理性和自由。其中，理性是工具理性，强调效率；自由则与权利相关。而理性和自由背后的支撑因素，即一种“个体主义”。理性和自由也塑造了了以后果主义和义务论为代表的两种现代道德哲学；这两种道德哲学之间产生了持续的斗争，直到安斯康姆在1958年发表了《现代道德哲学》，对现代道德哲学进行了反思。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走向了古典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的复兴，后来麦金太尔、斯洛特等人也参与到这种运动中，对美德伦理学做出了丰富的阐发。国内的一些学者，如余纪元、黄勇、陈来等也以儒家伦理与美德伦理相对比。谢老师还指出，义务论和后果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底线伦理”，即让人“不要做坏人”；而美德伦理和儒家伦理对人有更高的要求，是让人“做个好人”，或者“成为君子”。

谢晓东教授

唐文明教授指出，“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是需要辨析的一组概念，实际上恰恰是“传统无道德，现代不文明”。从狭义而言的“道德”是一种现代的发明，指向康德式的义务。而安斯康姆、麦金太尔和威廉姆斯等人对现代道德都有过深刻的批评，道德如同一种“奴隶”制度，实际上是对人的限制。生活中的“规范性”来自于“伦理”本身，因此不能轻易把传统伦理和现代道德混淆。现代性强调的是私利的个人，放纵个人的私欲最终会导向“争夺”，不可能形成好的秩序，因此现代反而是“野蛮”的。就“超越”而言，超越个体而不超越自然，其实是一种“内在超越”，这种超越容易变成极权主义；要保证自然，本身就需要超越去保证自然的价值。美德伦理学在今天的复兴，实际上可以分为以斯洛特为代表的休谟主义美德伦理学和以麦金太尔为代表的美德伦理学；麦金太尔曾批评休谟，指出把人从共同体中剥离是不能真正理解个体的，对伦理的经验植根于对共同生活的肯定，而情感主义的美德伦理实际上无法解决现代性的困境。

唐文明 教授

程乐松教授认为，西方文明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告别传统的方式是建立在虚假的现代性自我认同上的。现代和传统在中国语境下呈现出一种割裂，面对现代文明时，其简单地把西方历时性的文明积累作为共时性的东西接受过来，由此打碎了中国的传统。文明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的建制，个体被安放在这个建制中，又反过来强化和推动这个建制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生活建制来自西方，但是又以传统的方式在运行，这导致了一种内部的张力，关键是要意识到中国和西方面对的是不同类型的现代性问题。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断裂是清楚的，传统文明实际上是以个体价值为中心，在生活实践中通过美德展现出人性的过程；而现代文明，则是“器物化”的，更强调效率。这带来了两个代价，一是从传统的自我实现变成了一种底线保障，二是从对个体超越性的肯定变成了抽象的个体，这种抽象个体的自我价值实现是建制化的。程老师进一步指出，“道德”可以分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纯粹的价值，比如正义；二是人在生活实践中的自我理解和定位，比如责任、权利；最后是规则性的价值，即要如何，应如何。现代性的问题是追求高度理性，因此不允许“飘在天空的价值”，要落实到规则。这导致美德缺失了超越性的保障而过快进入规则性的实践，于是美德变成了自我防卫而非人的潜能。或许关键是如何回到中国传统语境中，发明对人的价值性定位，这种价值性定位可以让美德有超越性保障，让我们回归道德价值；而且允许在严整的道德规范的基础上，仍然有超越的道德价值，这或许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程乐松 教授

杨义芹研究员指出《道德与文明》期刊的宗旨，一方面是为学者的研讨争论提供平台；另一方面则是担当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我们在今天面临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到现代的转化中间肯定是有某种过程的。中国谈论“复兴”，意味着要在历史的高点上往前推进，才可成为“复”与“兴”，但是到底要回到什么传统，仍然没有定论。在现代性物质文明发展时，人的自由度、幸福感甚至道德水平却没有提高，人在这种状态下反而是不幸福且被束缚的，这是哲学研究者应该要面对的问题。或许是现代的文明观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在我们讨论价值的时候还是明白的，但是如何落实在制度反而是困难的，这种价值和制度的张力也许是现代人迷茫的原因。中国传统道德的什么理念能够被我们今天所传承，什么理念和规范可以和现代结合，或许是学界应该关注的，也是这次会议想要讨论的。如果《道德与文明》能够在社会中有这方面的推动，也算是履行了自己的社会职责。

杨义芹 研究员

问答讨论

随后，各位老师围绕各自的理论展开了精彩的辩论。在“道德”与“文明”的问题上，唐文明老师指出现代意义的“道德”其实是一种奴隶道德，威廉姆斯认为，我们的生活塑造了我们伦理生活的根基，康德式的义务反而是对于伦理生活本身的“稀释”；伦理观念的建立本身是足够的，在此基础上的道德是多余的。程乐松老师指出，文明的内涵发生过断裂，现代性前的文明是涵括性概念，自然还没有绝对的对象化，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不需要区分的，所以道德就是冗余的概念。现代社会中，道德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明不再是涵括性的概念，而是相对于自然而言，人缺乏面对自然的能力，才需要在人际的建构中强调道德。

在“自然”和“超越”的问题上，各位老师就二者的定义，“自然”之上是否需要“超越”等展开了讨论。吴飞老师指出，自然其实是古典意义上的自然，而非是现代“自然科学”意义的自然，自然本身就是“生生”，不自然即是“造作”，儒道都是肯定自然而非超越自然的，在自然之前是否需要再去设置一个东西是存疑的。谢晓东老师提出“内在超越”是追溯到个体主体自身，但是却可能存在缺乏主体间性的问题，也无法走向“透明”。唐文明老师指出，“内在超越”和“内向超越”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内向超越实际上是史华慈创造的概念，是超越在先，但是超越有内化的过程；而内在超越是新儒家提出来的概念，实则是自己往上走。内在超越之所以可能走向极权主义，是因为没有超越者的“整体”可能会控制“个体”，现代性的“个体”反而通过外在超越才能保障，内在超越是无法保障的。自然实际上是儒家所谓的“性”或者道家的“真”，其都是需要通过“天”或者“理”来保证的，没有天，自然本身无法成立。程乐松老师指出，最自然的人实现的是宇宙和人之间的平衡，现代文明则走向了越来越不自然的过程，反而是把人限制在了纯人造的环境之中，远离了和原初自然相处的状态。

对谈现场

最后，詹莹莹老师总结到“传统不传何来现代，道德不德何以文明”，本次讨论丰富了我们在中西、古今的视野中对道德、文明的理解，为我们思考传统、思考现代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对谈在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顺利结束。

综述：叶晴

“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简报

2023年9月22日至24日，由《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主办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成功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39所高校与科研单位的63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纪要

23日上午，研讨会开幕式在人文楼B203会议室举行，清华大学赵金刚副教授主持开幕式，《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杨义芹研究员、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致欢迎辞。

主题发言由《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的杨义芹研究员主持，共发表论文5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向世陵教授报告了《道德、仁义与德法之间》一文，指出“道德”与“仁义”密切关联，德与法相互呼应，儒法对立主要在治国方案，而不是对仁义本身的认识。复旦大学的林宏星教授报告了《认知、信念与行动——对荀子“知道”、“可道”到“守道以禁非道”的分析》一文，指出荀子的“可道”以“道”之“真”为前提和目标，而“道”作为一种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理性真理包含着强烈的规范性和评价性，一个人对“道”的所可意味着一个人对“道”的心肯意肯的心灵状态，而这一心灵状态本身便具有动机效力。清华大学哲学系唐文明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孝经>五刑章所示儒教律法思想发微》，强调解读“五刑”应从上古理想的治理秩序出发，不同的治理-教化模式因应于民性被败坏的程度，从而也因应于民众所犯之罪的恶的程度，也就是社会的乱的程度。也讨论了“三王肉刑”何以仍未脱离“德主刑辅，以刑弼德”的教化观念。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杨海文教授报告了《儒家生活中的小事大孝——以<孟子·尽心下·曾皙嗜羊枣章>为中心》一文，从单章解释史看，有从名物考证、义理解释、思想史比较三方面开展，而“极痴”的《曾皙嗜羊枣章》单章研究，因其揭示曾子以小事成就大孝而“深妙”。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旭东教授报告了《一种中国底层生命伦理学：基于善书的考察》一文，指出善书吸收佛、道的戒杀放生规训，包含了大量敬畏、关怀生命的内容，与理想主义气质的儒家生命伦理学不同，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特征。重味这些论辩，可以更深地思考人类中心主义预设的正当性。

第一场研讨会分为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其中，B203会议室分会场的主题是“先秦哲学”，会议由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陈继红老师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4篇。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陈壁生老师报告了《古典政教中的人伦——<孝经>中父子与君臣》一文，分析《孝经》所言的君臣父子之伦、忠孝之德所受非议，指出今人应重回人伦关系看待德性，不止是将各种德目抽象化，重新组合成为一个现代人可以理解的系统，而且更要将传统德目放到整个经典世界的大背景之中，对之加以重新认识与诠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古人的眼光看待古人。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李震老师报告了《战国儒家天人关系的几种类型》一文，认为学者常以天人相分、天人相合两类关系梳理，使儒家主流统被归为天人合一的类型，其间的差异被同质化、简单化。指出荀子之外，战国儒家天人关系其实存在思孟传统与《易传》传统两支。分析其间内在认取实现“同一”与外在“合德”的差异，点出此类差异有更深远的历史和理论根源。厦门大学谢晓东老师的《“制天命而用之”还是“制天而用之”？》一文，指出《荀子·天论》中命题的赞成者认为其体现了人定胜天的反天命论立场，中立者认为其具有裁制天生之万物为人所用的平实意涵，而贬之者则认为其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从上下文来看，该处的“命”字乃衍文，本来的用法应该是“制天而用之”。如是，则褒贬两种阐释的基础就消失了，平实的理解才是确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王正老师报告了《<吕氏春秋>的人禽关系论》一文，认为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杂家，主要是以黄老道家学说为思想架构，并颇多吸收了儒家的道德哲学理念，因此它以别、类等观念来谈论人禽之辨。儒家的观念是从仁爱或同情心的扩展、延伸形成的，杂家则是从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与理解形成的，所以后者可能更具有理性认识上的意义。

第一场研讨会B201会议室分会场的主题是“孟子哲学”，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郭清香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刘增光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4篇。复旦大学的徐波老师报告了《孟子性善论的论证及其思想流变》一文，指出孟子使用了大量的比喻和类比，比如水喻、植物之喻、犬马之喻等等来生动形象地解释人性论思想。在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上，后续学者又发展出了“性本善”论与“性恶论”两大谱系。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的秦晋楠老师报告了《孟子哲学中的“性”观念》一文，认为从人性“内容”的角度上讲，孟子认为人性就是心之四端、四德，也即一系列特殊的道德情感。在人性“内容”上，不仅是批评性善论的荀子与孟子看法不同，支持性善论的朱熹也持有不同意见。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赵金刚老师报告了《杞柳与骈拇》一文，指出孟子反对将人性视为材料、将仁义视为后天制作的成品的观点，这其实就是以《庄子·骈拇》为代表的人性论表达，即强调人性的真，以真来反对后天制作出来的善。孟子的人性论其实是真善合一的，人性的最终实现，是人性之真的自然展开。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徐翔老师报告了《被书写的说理性对话——从论说方式看<孟子>》一文，认为分析《孟子》在论说方式上的特点，“对话”显然是绕不开的环节。不能忽略《孟子》与《论语》的亲和性、《孟子》中对话的不同类型。孟子通过“书写的对话”所建立的儒家理论事业规模，仍是初步的。如何将这种初步的论理发展成为更精密的理论，甚至将其纳入更宽泛的四书系统，仍需进一步的思想冲动，这就为朱熹这些后儒的阐释留下了巨大的发挥空间。

23日下午的第二场研讨会分为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其中，人文楼B201分会场的主题是“政治与教化”，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蒋净柳老师主持，北京师范大学的许家星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5篇。广州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宋德刚老师报告了《“积”与“不积”——早期中国政治思想中的抑积传统》一文，认为早期的“积”是积累粮食，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发展，出现了过度积聚财物和贫富差距现象。周公的“敬德保民”包含了对统治者积聚财富的抑制，开启了“抑积”传统。后来老子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抑积传统，提出了“圣人不积”的思想，实际上是“不积”与“积德”的一体两面。来自天津社科院的李卓老师报告了《墨学“义道中心”的确立及其理论价值——以唐君毅的论证为中心》一文，认为现代学者对于墨学宗旨的理解和理据各不相同，相互之间也没有展开有效的学术讨论。经过唐君毅严密的辨析和论证，墨学的“义道中心说”或可被视为墨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这对于理解墨家论理学、儒墨关系，特别是以义为道德中心的新伦理学建设，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刘增光老师报告了《教化与制法：郑玄<论语注>中的孔子形象》一文，认为郑玄重新建构了《论语》的意义世界，勾画了孔子隐圣同凡的圣人形象。通过对《乡党》含义的发掘，郑玄营造了孔子生具圣性足以制作法度，却不遇王者的忧伤处境，但孔子不被凡人所知的“伤”却又可以转化为圣圣相知的“乐”，关键就在于孔子效法周公制礼作乐。郑玄以此表达了儒家所希冀的明王与贤者共治天下的政治理念，这与玄学、理学的相关讨论可以构成参照。来自西南民族大学的王亚中老师报告了《如何传道？——<论语笔解>中的教化思想发微》一文，认为韩愈的《师说》可以与其《原性》、《原道》关联理解，分别对应《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师说》提出了“传道”概念，体现的是对“修道之谓教”的理解，其具体涵义主要体现在他与李翱合注的《论语笔解》中。其非常强调“孔门四科”的核心地位，认为这是孔门教化的根本。来自国际关系学院的唐纪宇老师报告了《朱子<小学>中的道德塑造》一文，认为朱熹的礼学是儒家生活方式的重建，其《小学》有很强的实践意味，具有现实意义。《小学》关注如何从外在的行为塑造影响人的内心，其重心在于立教、明伦、敬身三个方面，既强调以德性为宗旨的教育目标，也注重从人伦出发对人进行教化。

人文楼B203分会场的主题是“道家与玄学”，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春颖老师主持，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孙钦香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4篇。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袁艾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容乃公”：<老子>中的宽容与知识正义》，文章从积极的和消极两方面，论证老子文本中蕴含的“宽容”的正义性。宽容不仅仅是对不同，与多样性的包容，或漠不关心。宽容是是对我们有理由不认同和具有道德缺陷的行为、信仰的忍耐和容许。老子正义性包含了两方面。一是分配正义。二是宽容所带来的认知正义。来自湖南师范大学的文贤庆老师报告了《走向实践的道家知识论》一文，认为老子通过“绝圣弃智”表达了无知之知才是真知，而庄子通过“齐万物为一”表达了无己才是真知。老庄认为无论是通过经验感知，还是概念认知，都只是在物的层面获得小知，而不能真正地获得有关“道”的真知。对“道”之真知的认识来自人们心灵证悟的主观精神状态，这种状态被概括为“虚心明神”，是一种通过实践智慧去体证悟“道”的行知。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王文东老师报告了《如何在民德论的视域里反对人类社会普遍的异化形态——以庄子德政思想为主的分析》一文，指出人类社会能否以“德”治政，既是评价政治行为的正当性从而成为社会核心价值的一个基础，也是衡量人类能否达到预期的德性之治从而过有秩序生活的一个准则。在庄子视域里，“德”从为政领域归属天下人，他以天下人之“德”能否实现作为评价政治的核心价值，其德政思想的侧重是一种“民德论”，不仅探究了“至德之世”的民德本性以及“德衰”之实况之本因——天下的变质与人性异化，而且对如何回归于“德”进行了深度反省。重庆大学哲学系的邝其立老师报告了《天道式微：论老庄思想对魏晋儒学的影响》一文，指出从王弼和郭象的《论语》学中，可以看出许多老庄思想影响的痕迹，是当时儒学涉玄的表征。通过考察王弼、郭象《论语》学中孔子形象的独特之处，可以窥知老庄思想对于魏晋儒学的影响：教化力量的削弱。而促成涉玄儒学趋于消极的根本原因则是超越维度的淡化。

23日下午的第三场研讨会也分为两个分会场，其中人文楼B201分会场的主题是“中西比较”，会议由天津社科院的段素革老师主持，厦门大学哲学系的谢晓东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6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郭清香老师报告了《何以成王？——古希腊哲人王与先秦圣王的一个比较》一文，认为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存在着哲学家和王者的悖论：最理想的王是哲学家，而哲学家不愿为王。先秦各家对理想王者的设想是内圣外王，有着和哲人王相似的结构，《庄子》中设计了圣人让王归隐的理想之路，同样有着不愿为王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中西文化给出了不同的处理，二者或可互相为镜。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李涛老师报告了《王阳明的良知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的比较》一文，认为通过比较王阳明的良知与亚里士多德的明智，可以从古今中西视角探讨二者的同异。第一，知是知非。两者都既知普遍又知个别，既知目的又知手段。第二，情理合一。明智是理性与欲求的合一，良知是好善恶恶。第三，知行合一。明智是感觉性的行动，良知本体是知行合一。第四，从实践理性与沉思理性二分的视角来看，实践的明智不是最高的美德，之上还有沉思的智慧，而良知背后没有更高的东西。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王楷老师报告了《生命、价值与自我——儒家亲子伦理的价值基础及其现代境遇》一文，指出基于一种祛魅而不解构的理论自觉，试图在现代性视角之下审视并重理儒家亲子伦理的价值基础。儒家孝道以亲生子这一自然事实作为存在论基础，不仅解释人的由来，更规定了人之所是。但在现代性视角下，仅仅基于亲生子这一生理事件的孝道只是干瘪的生殖崇拜，不足以从自然推出价值，儒家亲子伦理的价值基础尚待重理。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许家星老师报告了《忠恕之道的意义诠释与普世伦理、道德金律》一文，认为忠恕之道在普遍伦理、道德金律的视域下得到了新的重视，但是对其有肯定也有批评或修证的不同观点。以积极和消极诠释忠恕似乎与历代的诠释传统不符，忠恕并不会导致中心主义，而是以他者为重的立场，其意义丰富，体现了儒家修身治国、道德与政治同构、理性与情感融合的特质，其形而上意义也应该得到今人的重视。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哲学系的王珏老师报告了《亲子之爱、回报之爱与亲亲之爱——从中西间视野重审孝道的道德基础》一文，她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亲子关系范式，其中，康德以世界公民为亲子关系的范式，美国学者简·英格莉希在现代语境中重新确立友爱作为理解亲子之间伦理关系的起点，但这两种范式都把主体想象为原子式的个体。而儒家的孝道伦理和亲亲范式与之有很大的不同，其把握了人性中更为深刻的关联，更加具有道德吸引力。来自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宗教研究所的孙海燕老师报告了《人性建构中的“母性”与“妻性”——一种基于儒、耶女性伦理的文化比较研究》一文，他认为儒家和基督教的女性伦理呈现出人性的差异：儒家是“屈妻而申母”，张扬了女性的“母性”面而压抑了“妻性”面，体现了父系家庭伦理的纵贯性特征；基督宗教“疏母而申妻”，张扬了女性的“妻性”面而压抑了“母性”面，体现了人神“两个世界”下的平等性特征。它们各有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缘，追本溯源，儒家是农业文明大背景下宗法父权制、孝道伦理等多种因素结合的现世伦理，基督宗教则是基于上帝一神论信仰的宗教伦理。

人文楼B203分会场的主题是“宋明道德哲学”，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院的徐波老师主持，由国际关系学院的唐纪宇老师评议，共发表论文6篇。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孙钦香老师报告了《宋明理学“仁义固有”说：超越性与内在性的“之间”》一文，指出“仁义固有”说是广义宋明儒学所共享的思想资源，其在宋明学者的讨论中，又可以区分出“本心之固有”和“人性之固有”两种诠释径路，这是由于其对“心”和“心性”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对于“固有”是源于天命还是道德理性或者自由意志的问题，或许需要强调的是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保持二者之张力，也是道德必然性与自由意志的“之间”，这是所有有限生命本有的命运，保有和警惕意志类型的主观性特征的有效和限度。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春颖老师的《“人者天地之心”在宋代的诠释与发展》一文，指出宋儒阐发“人者天地之心”的过程，充分展现了宋代理学对传统儒学的建构，并将其运用到经典阐释中，影响了明清两代的经典注释。宋儒对《礼记》“人者天地之心”的解释中，增加了生意和万物一体两个重要内涵。复见天地之心、人者天地之心、生生、仁、万物一体、为天地立心等概念命题，原本有各自的经典来源和思想内涵，它们在宋代理学的建构中交汇、互释，获得内涵的深化和扩展。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海波老师报告了《“性统心情”与“心统性情”：二程、湖湘与朱子的心性观比较》一文，指出“性统心情”与“心统性情”的差异，体现了二程、朱子对心性关系的不同理解。二程的心性论以“性”为中心，主张心性情合一，心与理一，具有本心的观念。程门后学及湖湘学派继承了二程的心性论；朱子的“心统性情”思想，以心为主，在心具众理的基础上，突出了心作为气之灵所具有的气的因素，其力图剔除佛教影响，向先亲儒学“个体的心”回归，重视心的经验特性，否认超越的本心。首都师范大学的陈睿超老师报告了《实然何以推出应然——北宋道学开创的实质性进路》一文，指出实然与应然之分是困扰现代西方伦理思想的重要问题，赫斯特豪斯的“实质性进路”被认为是指向了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先秦以降的儒家哲学也存在沟通实然和引入干的实质性进路，但在宋代以前通常采用以实然天道秩类推人世价值秩序的方式，忽略了价值应然性区别于天道法则的独有特质。张载与二程则独辟蹊径，分别通过其“气本论”与“理本论”的哲学建构昭示出契合于价值应然性特质的客观天道模式，以更完备的理论形态建立了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联。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何青翰老师报告了《克服“溺爱”——论朱子<大学>思想中的“家教”》一文，认为朱子对家的理解一方面接受了张载《西铭》中“宇宙大家庭”的架构，一方面强调由具体的父子关系而衍生的“爱”“敬”之情。在《大学章句》“修身齐家”章的注解中，“常人之情”“陷于一偏”“溺爱”是理解朱子“家教”的关键线索。“家教”既要凝练“格致诚正”的工夫成果，又要考量“门内之治”的特殊处境。《大学》之“家教”由内向外，修齐治平，需要实践智慧的运用，使之克其偏私而不失于爱，争其不义而不失于敬。来自武汉大学哲学院的廖璨璨老师报告了《“克己即由己”：方以智的仁礼观与晚明“克己复礼”论》一文，指出方以智对于仁礼关系的思考，延续了理学中关于天理人欲之辩的传统下，对“礼”也特别重视，而如何在己身之仁作为道德主体的前提下安顿制度仪节形式之礼，是方以智在诠释“克己复礼”时要回应的问题。他采用了朱熹“以胜训克”的解释进路，给予外在形式化的“礼”以合理依据，又吸取了易学中“剥烂复反”的思想资源，在形上学层面化解了“克己”与“由己”的“己”可能存在的解释差异，认为“克己即由己”呈现出人在自我节制和自我实现这两方面是同一进路。

24日上午的第一场研讨会分为两个分会场同时举行。其中，B203会议室分会场的的主题是“传统道德的现代审视”，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的冯琳老师主持，复旦大学的徐波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5篇。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的皮迷迷老师报告了《“孝”中之“敬”的塑造》一文，指出“孝”中之“敬”对理解儒家“孝”的本义与“圣人制作”如何平衡天人关系十分关键。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海超老师报告了《开放心灵视域下儒家“戒慎恐惧”工夫审思》一文，提出当代儒学绝对不能遮蔽作为自然情感反应的“戒慎恐惧”，因为此种“戒慎恐惧”之意向对象的广泛性、因时变化性，是开放心灵的重要情感表征，也是人的主体性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华南师范大学的詹莹莹老师报告了《“克己复礼”的美德与规范之维》一文，辨析“克己复礼”与“仁”的关系，从人伦与天道、自我与共同体的角度探究其中蕴含的美德与规范之维。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儒学高等研究院的蔡杰老师报告了《中国传统“伦理”概念考辨》一文，分析“伦理”在不同层面与维度上的深刻意义，指出“伦理”决定了中国文明的特质，中国文明是一种“伦理”之教。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孟庆楠老师报告了《个体与合体：儒家视域中人伦关系的生成结构》一文，指出在人伦关系交织而成的生成结构中，个体的首要意义不是由个体的权利所界定的，而是取决于个体在各种人伦关系之中所担负的角色以及相应的责任。

人文楼B201的分会场主题是“传统道德与现代应用”，会议由四川社科院的颜冲老师主持，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海波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5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李记芬老师报告了《友爱与道德关系的哲学探讨》一文，指出友爱强调朋友彼此之间的亲密关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中西哲学历来都十分强调友爱与道德的一致性。但也有学者对此一致性提出质疑，主张友爱与道德存在一定的张力，或主张友谊与道德各自有独立的价值。对此质疑，基于儒家和合文化和“深层和谐”的立场看，友爱与道德应当是两种不同德性之间的关系；和谐处理这两种不同德性即和爱，可以有助于我们最终理想生活的追求。来自《道德与文明》杂志社的贾谋老师报告了《如何对情感冷漠者进行道德教化——从“宰予不仁”看儒家伦理学的三种对策》一文，认为儒家的道德教化理论向来以外推人性中本自有之的“仁”为主，但如果现在就有一个生性冷漠、不愿关怀他人的人在，儒家学者们又该如何教化他？儒家学者们对此问题给出了三种对策，可将它们概括为性三品、人皆可为尧舜和人之性恶，不可少顷舍礼义。其中前两个对策分别代表了汉代和宋明儒家的主流思想，它们各有利弊，第三个对策由荀子首创，而董仲舒在其基础上进行的改造使得它相对于前两个对策更为合学理和现实。来自厦门大学哲学系的申祖胜老师报告了《陆世仪之“居敬”思想及其现代启示》一文，指出陆世仪继承朱子学，以道德人格的完善作为人生的终极关怀与追求，其学说重躬行、尚体悟。居敬作为一种方法、工夫、手段，对其理解预设了身心的体验。静存动察以治心并使心显露天理，进而将此天理贯彻到行为上，来成就种种人事，这是陆世仪居敬论的一个基本特色，其路线是下学上达，其目的在于与天合德，其内容是伦理的，其态度则带有宗教般的修持色彩。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的郭明老师报告了《儒家求“强”观的伦理内涵与现代启示》一文，指出求“强”实践往往造成“恃强凌弱”等众多伦理问题。如何规范人的求“强”行为，是儒家伦理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儒家认为个人最应追求的“强”是“中和之强”，为此需要“学以自强”来提升个人本领和修养，以“礼义”为具体的行为范导。儒家求“强”观启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所求之“强”的伦理反思、对求“强”主体的价值引导和对求“强”全过程的伦理规约。来自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海学刊杂志社的焦德明老师报告了《从诠释学到“批判理论”：走向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儒家功夫哲学》一文，指出功夫诠释学是功夫哲学的基本形态，但它不仅有着自身的矛盾（语言问题、实践问题），而且在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也无力帮助人类实现真正的自我转化。因此，拓展视野到“批判理论”，构建一种对治异化劳动、促进社会变革的功夫哲学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第二场的主题是传统道德与现代世界，会议由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颜荻老师主持，中国人民大学李记芬老师担任评议人，共发表论文4篇。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的王晓洁老师报告了《超越与经世：熊十力人生哲学的两大面向》一文，指出熊十力的人生哲学具有超越与经世两大基本面向，实现了形上与形下的统一，代表了近现代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和世道人心所做出的一种理论探索与现实努力。安徽大学哲学学院的左稀老师报告了《迈克尔·斯洛特认知德性观溯源》一文，指出对迈克尔·斯洛特从中国哲学的阴/阳概念入手阐发出一种独特的认知德性观。对其溯源，能明确当代德性知识论中“能力德性”与“特质德性”之争的由来，明晰斯洛特对亚里士多德和休谟观点的继承与推进。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佳宝老师报告了《伦理学何为？——基于威廉斯反思伦理学理论的限度及其可能出路》一文，对纳斯鲍姆给出批判性分析，并解释和论证威廉斯的“联邦制伦理学”构想以及对“伦理学何为”这一问题的可能回答。南京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陈继红老师报告了《“五四”前后中国传统道德世界主义叙事的三重进路——以杜亚泉、梁启超、李大钊为中心的讨论》一文，注意到在东西文化融合中创造面向世界的普遍性道德的时代背景，围绕杜、梁、李三位代表人物的理论进路讨论如何开展了传统道德的世界主义叙事。

24日中午，由《道德与文明》杂志社、清华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圆满闭幕，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教授发表闭幕致辞。唐老师对到场的各位老师与会务人员表示感谢，期待与《道德与文明》杂志社开展更多合作。

在热烈的掌声中，“传统道德与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顺利落下帷幕。

综述 | 叶 晴、王欣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