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岳阳楼记”背后的一起腐败故事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宋仁宗：共治时代》

范仲淹《岳阳楼记》开篇即说：“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滕子京为何会谪守巴陵郡，这里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

大约庆历三年（1043）七八月，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郑戬给朝廷发来报告，检控前任知渭州张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知庆州滕宗谅（即滕子京）之前在知泾州任上，亦“枉费公用钱十六万缗”。随后，监察御史梁坚对张亢、滕宗谅发起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滕宗谅“用过官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必是侵欺入己”。

这里我们需要先弄明白一个概念：什么是“公用钱”、“公使钱”。

简单地说，公使钱是朝廷拨给领有节度使兼使相、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等荣衔的长官的个人津贴，“皆随月给受，如禄奉焉”。公使钱的数额，依长官的官阶分为若干等，从五百贯至二万贯不等。长官可以自由支配属于他的公使钱：“旧制，刺史以上所赐公使钱得私入”；“方镇别赐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公使钱）不隶州府，（长官）自以亲吏领之，岁杪上计则入其余”。

公用钱则是朝廷拨给中央机构与地方政府的特别办公经费，主要用于出于公务需要的宴请、招待、馈赠、捐赠、补助。公用钱的数额，“随州郡大小立等，岁自二百贯至五千贯止”，如宋真宗年间，朝廷拨给广州的公用钱为“五十万”钱（500贯）。公用钱必须由知州与通判联署签字才可以领用，“皆长吏与通判署籍连署以给用”，每一笔支出都要在账籍上登记清楚，接受审计。

不过宋朝人经常将“公用钱”也写成“公使钱”，以至于读史的人也常常将公用钱与公使钱的性质弄混淆了。

我们也可以说，宋朝的公用钱与公使钱相当于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特别费”。今日台湾地区的“特别费”其实也分为两块：其中二分之一需要用票据报销，并接受审查，类似于宋代的公用钱；另外二分之一则由行政长官按月签字领取，自由支配，无须记账、结算，类似于宋代的公使钱。大家应该记得，2007年马英九曾被检察官检控在台北市长任内涉嫌贪污“特别费”。但法官最后裁定，行政长官签字领取的那一半“特别费”，为“法定薪资外之实质补贴”，马英九不存在贪污“特别费”的行为。

时光倒流回到一千年前，张亢与滕宗谅面临的指控，跟马英九差不多。不过，有一点我们应该先说明：张亢、滕宗谅涉嫌滥用的，是属于地方政府公务经费性质的公用钱，而不是属于长官个人津贴性质的公使钱。

庆历年间，战争造成的沉重财政负担已将朝廷搞得焦头烂额，连仁宗皇帝与后宫嫔妃都要节衣缩食，以裁减浮费，守边的将领竟然大手大脚滥用公用钱，甚至侵吞公款，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仁宗见到御史的弹章，震怒，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今陕西彬县）成立一个临时法庭，“鞫其事”，调查张亢、滕宗谅究竟有没有贪污公款。

范仲淹站出来替两名老部下辩护：滕宗谅被指控挪用十六万贯公用钱，实是受了诬告，因为这十六万贯钱中，包含了十五万贯泾州诸军请用的钱数物料，“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滕宗谅“旧日疏散，又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至于张亢，尽管“不能重慎，为事率易”，但“昨在渭州，亦无大段过犯”。

范仲淹建议：邠州的临时法庭可先勘鞫干连人，并取来钱帛文帐磨勘，如果发现滕宗谅与张亢“显有欺隐入己”的罪证，再逮捕他们勘鞫；如果二人并无“欺隐入己”，只“差人取问，分析缘由，入急递闻奏，别取进止”。范仲淹还说，“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却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官便更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

但燕度在调查“公用钱案”时，却发现滕宗谅居然将登记“公用钱”的账簿销毁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滕宗谅为人豪迈，讲义气，不希望领取“公用钱”的人受到牵连，所以干脆“悉焚其籍，以灭姓名”，只承认自己花了三千贯“公用钱”，用于招待“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

张亢倒是爽快，供认自己曾“借公用钱买物”，但“事未发前，已还纳讫”；也曾“将公用钱回易到利息买马”，即以“公用钱”为本钱做生意，以获得的利润购买战马；还曾将一部分接待费赠送给“游索之人”，“自甘伏罪，乞不追究游索之人”。

负责调查“公用钱案”的燕度可不是省油的灯，将所有稍受牵连的人全都抓起来，“枝蔓勾追，直使尽邠州诸县枷杻”，“囚系满狱”。不审出滕宗谅与张亢的罪证决不罢休。另一位宋朝骁将狄青由于“曾随张亢入界”，也被“勾追照对”；燕度还发出文牒，劾问正在陕西巡边的枢密副使韩琦。

燕度的做法，受到谏官欧阳修的抗议：“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谅使过公用钱，因何劾问大臣议边事？显是节外生事，正违推勘敕条。况枢密副使是辅弼之任，宣抚使将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镇抚。今若无故遭一狱吏侵欺，而陛下不与主张，则今后奉君命出使者，皆为边鄙所轻”；而狄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慢，不过失于检点，致误侵使而已。……谨备边防，正藉勇将，况如青者无三两人，可惜因些小公用钱，于此要人之际，自将青等为贼拘囚，使贼闻之，以为得计”。

欧阳修强烈建议：别选官员调查“公用钱案”，尽早“取勘结绝”，将燕度“别付所司，勘罪行遣”。不过仁宗没有同意这么做。

现任知渭州尹洙也替狄青辩解：“臣窃见自来武臣，将所赐公使钱，诸杂使用，便同己物。其狄青于公用钱物，即无毫分私用。……伏望圣慈垂察，特降朝旨，晓谕狄青，庶令安心，专虑边事。”仁宗同意了。

燕度在陕西调查了三四个月，就掌握的证词、证据而言，都未能证实张亢与滕宗谅将公用钱“侵欺入己”。平心而论，张亢与滕宗谅都不像是私吞公用钱的贪官，但这两个人花钱都十分大方，张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滕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因此，若说他们“枉费公用钱”，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滕宗谅的犯罪情节尤其严重，因为他将账本烧掉了，公用钱是怎么花的，又是哪些人接受了馈赠，成了一笔糊涂账。

那么，应该如何处分张亢与滕宗谅呢？

（范仲淹画像）

范仲淹提出，张亢、滕宗谅薄惩即可，因为他们都没有侵吞公款，只是滥用公用钱，张亢虽然存在借公用钱回易的情节，但根据编敕，“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至于滕宗谅以公用钱“馈遗游士故人”，也是本朝惯例。

范仲淹还告诉仁宗皇帝：“臣昨与韩琦在泾州，同使公用钱，曾为庆州签判、秘书丞马倩身亡，本人家贫亲老，与钱一百贯文；又泾州保定知县、大理寺丞刘袭礼丁父忧，家贫起发不得，与钱一百贯文；又虢州推官、监环州入中陈叔度丁父忧，家贫无依，与钱五十贯文；又进士黄通来泾州相看，与钱五十贯文。并是一面将公使库钱回易到利息相兼使用，即不曾侵使系省官钱。”如果这么做有罪，那么“臣与韩琦亦有上件与人钱物罪状，须至自劾”，请皇上也“将臣与韩琦用钱事状，一处定断，以正典刑”。

枢密使杜衍却“欲深罪滕宗谅”。杜衍的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滕宗谅烧掉账本的行为，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性质可比张亢恶劣多了。

仁宗经再三权衡，决定听从范仲淹之言，对张亢、滕宗谅都从轻发落，于庆历四年（1044）正月，将张亢降为四方馆使、本路钤辖；滕宗谅降一级官阶，保留天章阁待制的荣衔，贬知虢州（今河南灵宝市）。

但是，仁宗对滕宗谅的从轻发落受到御史台的强烈反对。御史中丞王拱辰上书说：“赏罚者，朝廷之所以令天下也。此柄一失，则善恶不足以惩劝。今滕宗谅在边，盗用公使钱，不俟具狱，止削一官，皆以谓所坐太轻，未合至公。张亢本列武臣，不知朝廷大意，不欲以督过之，臣不复言。宗谅则不然，事既发，乃将所支文历，悉皆焚去。原心揣情，慢忽朝廷，非亢之比。”又说，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他就辞职不干了：“臣所以不避而固争者，诚恐来者相效，而陛下之法遂废矣。臣明日更不敢入朝，乞赐责降一小郡，以戒妄言。”

监察御史里行李京也上章弹奏：“滕宗谅在庆州所为不法，而朝廷止降一官，移知虢州。近闻兴元府西县又奏，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两，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宗谅职在近侍，而乱法太甚，仍虑昨来推劾状中，犹未及贩茶之事，宜夺天章阁待制，以惩贪墨之人。”

最后，仁宗不得不“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在二月份重新下诏，将滕宗谅贬到蛮荒之地岳州（今湖南岳阳）。诏书发布后，仁宗宣王拱辰赴御史台上班，并安慰他：“言事官第自振职，勿以朝廷未行为沮己，而辄请解去以取直名。自今有当言者，宜力陈无避。”

被贬知岳州的滕宗谅却不怎么计较穷山恶水，上任不久，便决定重新修葺岳州的岳阳楼。这一次，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而是采用了类似“众筹”的办法——岳州有不少“老赖”，欠债不还。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意思是说，凡是讨不回债款的债主，如果愿意将他们的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于是“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

滕宗谅自己掌管这笔巨款，“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按王拱辰的说法，滕宗谅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自入者亦不鲜焉”，可是“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但王拱辰的说法并无证据，我不相信滕宗谅是贪赃之徒，因为他去世时，身无长物，“及卒，无余财”。

岳阳楼建成，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又请大书法家苏舜钦手书《岳阳楼记》，刻于石碑；再请著名篆书家邵觫为《岳阳楼记》石碑“篆额”，时人将滕楼、范记、苏书、邵篆合称为“天下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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