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敬 著《周易正解 易领》整理本出版

书名：《周易正解 易领》（易学典籍选刊）

作者：[明]郝敬 撰  向辉 点校

出版社：中华书局

以《五经》《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型塑了中华人文精神，是我们永恒的经典。经典常读常新，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眼光去重新理解了经典，一方面是因为前贤为我们留下了诸多阐释经典的著作，用他们的言说带给我们全新的体验。

朱自清（1898—1948）在《经典常谈》中以略带调侃的语言说，我们都熟习八卦、阴阳和五行，它们所代表着的道理还是大部分人的信仰，它们所代表着的语言还支配着大部分人的生活，“行人不至，谋事未成，财运欠通，婚姻待决，子息不旺，乃至种种疾病疑难，许多人都会去求签问卜，算命看相，可见影响之大。讲五行的经典，现在有《尚书·洪范》，讲八卦的便是《周易》。”在朱自清看来，我们要读《周易》之类的经典，不是为了立竿见影的实用，而是在于一种文化，通过经典的训练，养成一种文化的素养。

《周易正解 易领》（易学典籍选刊），[明]郝敬 撰  向辉 点校

01、“易”以贯之

六经是中国古典人文精神所系，历来为学者所重。历代解经大师且不必论，即便从文学而言，经典也被视为师法的典范。比如南北朝时的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中主张，经典是永恒的，读经典能“开学养正，昭明有融”，文章之道就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心雕龙·序志》）在刘勰看来，《周易》等经典既有性情之道，也有文理之辞，值得我们反复研究。“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文心雕龙·宗经》）谈论天道的《周易》，既神妙又实用，既智慧深邃又文辞精美，既言语得当又富含哲理，所以孔夫子读《周易》留下来韦编三绝的典故，读它也就有探骊得珠的效用。总之，在刘勰看来，诸如《周易》之类的经典，是我们的经典，是我们学习的典范，用经典来衡量一切文学作品也就理所当然。

与刘勰不同，现代学者则多把《周易》在内的古籍作历史的文献和学术的资料来看。考察古代历史文化就需要对经典有所把握，比如中国现代学术宗师范文澜（1893—1969）在他的历史叙事中说：“孔子一派的学者，称为儒家。他们学习的书籍称为六经，六经就是《周易》《尚书》《诗》《礼》《乐》《春秋》。”（《中国通史简编》）在范文澜看来，六经不仅仅是学习的教科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是中华优秀传统精神所系。“春秋时代，史官的学问，逐渐流传到民间，孔子从各方面学习了专门知识，再加整理选择的功夫，订定所谓六经，教授弟子们。从此儒家得到‘继往开来’的地位，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儒家发生不可分离的联系。”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经学，很不容易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柢。”（《中国通史简编》）想要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有所理解，就需要对六经有所涉猎，这已经成为当代学人的共识。

然而，如何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重新认识《周易》在内的经典，百年来学者们做过各种尝试，范文澜也不例外。青年范文澜采取了十分传统的经解方式，注解了《文心雕龙》，即《文心雕龙注》；并用典雅的文言对十三经进行了论说介绍，即《群经概论》。他的经学解释学，“编纂方法遵依述而不作的宗旨，以汉学家注释经书的体例，旁征博引，解释群经。”（蔡美彪《旧国学传人 新史学宗师》）范文澜本人曾认为，孔子整理六经有“述而不作”“不语怪力乱神”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三个准绳，即保持原来的文辞、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和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形式上是叙述旧文，实质上是创作新意。青年范文澜曾坚持这种经典解释的传统进行学术工作，但这种传统的语言和思维，后来不再为范氏及其学术群体所坚持，经学家范文澜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历史学家范文澜则成为我们熟知的形象。

范文澜

用历史主义来看，孔子哲学的根本在《周易》，儒家学派的思想家都以之为界限。接续了范文澜的这种历史主义，李泽厚对中国古代经典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他看来，《周易》既有远古先民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对历史经验的思考，用一种概括性的符号予以表现，即八卦、爻辞等；也有哲理性的阐释，系统化的努力，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贯串起来，即《易传》《系辞》。《周易》不仅成功的塑造了周文的形象，更是书写了中国的精神底色：我们从天地万物谈起，讲到男男女女，从自然秩序说到社会关系，将远古的历史故事用一种诗意的语言书写出来，编织了“一种既理性又情感的哲理世界观”，这就成了“易”以贯之的“中国哲学”。（《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02、理解审美价值

经典有新旧之分，《周易》是旧经典。不管是它所谈论的乾坤元亨，还是天下人文，不管是大矣哉的时，还是吉无不利的彖，都和我们现在通用的话语有所不同。有些人或许据此认为旧经典的价值是可疑的，也是可有可无的。莎士比亚的推重者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曾说，当旧经典被历史化为实用主义的无足轻重的东西之后，旧经典的地位就岌岌可危。经典本身，比如莎士比亚的戏剧，即便具有举世公认的至高无上的美学的抑或是人文的地位，如今也不兼容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说教。在布鲁姆看来，这都是憎恨学派以一种横扫一切旧经典、重建新世代的方式行动之后的必然。那些以不断创新为号召，以全面批评为旗帜，用阶级的话语消弭一切旧经典价值的人，就是布鲁姆所说的憎恨学派。其创造空虚的评判、斩钉截铁的态度、傲视历史的自信，让人无法全然否定，因为人必然具有阶级的属性，书写必然具有选择的特点，大众也喜欢求新求异，而由贤哲们所书写的旧经典也必定具有这种天然的特点，它们所讲述的往往是一些貌似耳熟能详的故事，看起来老生常谈的道理，自然而然要被日新月异的新经典所取代了。但旧经典的拥护者们和普通的读者，并不需要以反对和批评来立足，因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全部标准。”（《西方正典》）就此而言，阅读旧经典并不是为了某种意识形态，而是为了获得一种审美的力量，是为了心灵的对话，这种对话的力量增进了我们内在自我的成长。生命如此之短促，书籍如此之浩瀚，我们必须要拥有为数不多的常读常新的经典才能获得生命和精神本身的安顿。

文王演周易，张旺绘

新经典以易读和创新为鹄的。旧经典没有这种追求，所以它不易读，也需要反复读。常读常新，所以围绕旧经典，形成了经典解释学，也就是释经学的艰深学问，也有了神秘主义的魅影。虽然《尚书》《诗经》《春秋》《周易》《礼记》《周礼》《仪礼》等传统经典，与我们现实的需要有着一定的距离，既有语言上的陌生，也有历史上的区隔，更有思维上的差异，但历代解经大师的反复阐释，他们建构的经学绚丽书籍世界，让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路径去感受经典的力量。

释经学著作繁多，释经学大师辈出。很多人终其一生，研究一部经书，为经典奉献了他们的生命之火。这种做法，在憎恨学派看来，是不值得的，也是不足为训的。他们主张，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部作品都要以创新为衡量的。但旧经典毕竟还是经典，仍旧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化基因地位，因为它所切中的恰恰是我们的心灵，它所规划的正好是人类的社会。它不以时代风潮为转移，不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它只是谈了一些基本的道理，一些先民的经验和思考，但凡我们需要重塑我们的心灵，建立我们的自信，认知人类的历史，就不得不回到它们。

03、义理归文字

我们看到，民国以来，整理国故运动随着时代风潮起伏跌宕，时走时停，也在不断的探索中彳亍前行。古典的整理，经典的阐释，不仅为一般读者提供阅读传统经典的读本，也为学者提供研究的基本典籍，特别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旧的雕版印刷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印刷技艺成为主流，旧籍成为古籍，旧经典逐渐退场。我们所阅读的经典，不论新旧，大多是现代出版物。虽然经典的那些古籍看起来是日渐远离了现代的生活，也被某些人附以某种神秘的学术面纱，让人望而生畏，但文化的传承、教育的发展和文化的自信让我们有了经典阅读的需要，所以“我们理想中一般人的经典读本，……一面将本文分段，仔细的标点，并用白话文做简要的注释。每种读本还得有一篇切实而浅明的白话文导言。”（《经典常谈》）正如朱自清所说的“这需要见解、学力和经验，不是一个人一个时期所能成就的。”

“四部备要”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既要推广普及一般的读本，同时还要把前贤的解读著作整理出来，为做好当代的经典读本服务，要把被历史湮没的经典人物和他们的著作揭示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曾经有哪些值得称之为经典的著作。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想要更好的认识我们的经典之时，便于我们阅读和获取的经典之作也就有了现实的需要。

旧经典是过去的贤哲们所尊崇的典范。历史是人类的过往，是史家对过往人物事迹的评判式的书写，史家根据各自的见解对历史资料加以分类处理，根据不同的需要对历史事实予以叙述。清初编纂《明史》时，史学家对郝敬的定位有分歧。万斯同（1638—1702）版《明史》卷三百八十五将郝敬列入儒林传，王鸿绪（1645—1723）版《明史稿》卷二百六十九（列传第一百六十四）将其列入文苑传，张廷玉（1672—1755）版《明史》卷二百八十八（列传第一百七十六）则将他附录于文苑人物李维桢传。无论将郝敬作为明代的经学家，还是文学家，都有历史的合理性。无论史学家怎么归类，郝敬都以他穷尽一生心力的释经学著述挺立于明代著述之林，成为经典世界的一员和儒学历史的一部分。

《明史》 点校本

历史，即我们所见的书写的历史，自然是立言的一种。诚如郝敬所说：“天下义理归文字。不得于言，则圣教古训、名物事理都未通晓。”“言有二：有自言，有人言。自家说不通，他人说不解，总是道心模糊，乌可勿求？”（《孟子说解》卷三）想要了解郝敬及明代文学，就不能仅以史学家的评论为定据，而是要去读作家本人的著作，要与他们的著作展开历史的对话，从而认识历史的人物，增进我们的智慧。不论是万斯同、王鸿绪，还是张廷玉的史传记载中，都没有对郝敬的著作和思想做任何的评论，仅论其事迹并加以分类而已。诚如钱穆所说：“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乃至孟子以下，迄于程朱理学家，皆有其所存。亦莫不其化如神。此所以有中国五千年来之文化传统。”（《宋代理学三书随札》）正是有了这种文化的传统，才有了我们的历史。了解这一传统，就需要我们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说的，又到底说了些什么。

历史是过去的，历史的精神和书写则是时代的。明代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往，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具体的事件，有其书写的意义，但对文化传承而言，我们则需要通过一个人的作品去了解这个人的精神，进而去了解时代的精神状态，方可能神能化，否则就只能人云亦云。郝敬，这位明代的经学大师，为我们留下了《毛诗原解》《毛诗序说》《周易正解》《易领》等诸多经典解释著作，其《九部经解》《山草堂集》为我们了解明代经学家的思想世界提供了绝佳的样本，也为我们更好的了解心学流行时代的经学阐释学提供了范本，更为我们今天的经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特别的个案。郝敬的著作最近有《九部经解》（2023），中华书局《毛诗原解》《毛诗序说》（2021，向辉点校）、《周易正解》《易领》（2023，向辉点校）等先后整理出版，这些便于现代人阅读的新版本为我们进入郝敬的思想世界，并由此进入明代文学世界和经典阐释世界有了较为便利的读本。

《毛诗原解  毛诗序说》

《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郝敬说：“化而有形曰变，变而无形曰化。物所受于天曰性，天所赋于人曰命。”变化的是自然，多样的是生命，完整的性命，美好的生意，饱满的元气，成性之美，含和之贞，是为乾道。梅从梅子来，李从李子来，稷种成稷，黍种成黍。“一粒种成百粒，百粒再种，仍各完全。”有形无形的变化，天人授受的性命，文学的语言，哲理的思考，是《周易》想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郝敬经典阐释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在各自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经典之力。

（本文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

明代经学大家郝敬备受推崇的《易》解名著

《周易正解 易领》（易学典籍选刊）

[明]郝敬 撰  向辉 点校

繁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6244-8

98.00元

内容简介

《周易正解》二十卷《易领》四卷，明郝敬撰，向辉点校。郝敬是明代经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著作主要为《九部经解》和《山草堂集》。《周易正解》是其经学名著《九部经解》中的第一部，以晚明通行本《周易》经文和篇章次序，对全书进行义理的解读，是郝敬“求自得师”的重要著述。卷首为《读易》，卷一至十七是对六十四卦的解说，卷十八至十九为对《系辞传》的解释，卷二十为对《说卦》《序卦》和《杂卦》的解读。全书立足于经学义理和经典阐释方法，依据古典的《周易》阐释系统脉络，系统阐发了圣人忧患作《易》、《易》道即人道、《易》道时中的《易》学哲学。郝氏的《易》学阐释，明清学人多所称引，为其所重。清胡渭《易图明辨》卷十说：“仲舆（郝敬字）解经，多所创获……独论《易》数则，最为精确。”可窥前儒对郝氏《易》解之态度。《易领》为郝敬《山草堂集》第二种，是在郝敬晚年，由其幼子郝洪范汇集《周易正解》卷一至十七解释《序卦》的段落整理而成，但非原样复制，而是经过了郝氏本人的细致修订。今附于《周易正解》之后，以便对照阅读。

整理者简介

向辉，1980年生，湖北鹤峰人，博士。现供职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曾点校整理《毛诗原解 毛诗序说》（中华书局2021年），并先后在《社会理论学报》《国家图书馆馆刊》《版本目录学研究》等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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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