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中庸》的“君子素其位而行”

作者：任文利（北京青年政治学院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四年岁次癸卯九月初二日丁未

            耶稣2023年10月16日

“君子素其位而行”，出自儒家经典《中庸》，向来为人所习诵。然而，关于此句的理解，学者多将其与“君子思不出其位”相联系而加以解释。诚然，二者之间有一定关联，但言说的侧重点并不相同。混同而言则容易错过《中庸》此语的核心内涵，笔者尝试论之。

“君子素其位而行”，在朱熹《中庸章句》中被列为第十四章。朱熹以为是“子思之言也”，全章文字如下：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思不出其位”，出自《论语·宪问》所载曾子语，亦见于《周易》艮卦象辞：“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朱熹认为《论语》所载是曾子称引《周易》之言。《宪问》记曾子此语于孔子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此语亦见于《论语·泰伯》）之后，二者的意义可以说是相通的——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语意很明确，是相对于政事而言的，“位”之所指也很具体，即指政治地位、职位，有各司其职的意思。曾子所称引之言，从字面上说，似更为宽泛，但也可以就孔子语意去理解。《集注》引范氏语“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职也”加以诠释，也是从政事、职事上无相互侵越、使各得其职的意义上讲的。后人自孔子、曾子语字面意思解读出让人安于本分、位分，或不至过于谬误，然以此意解《中庸》之“素其位而行”，则不相应。

《中庸》这段话的重心落在君子之“行”上。朱熹释“行”作“为其所当为”，“当”即“应当”，语意尚属宽泛。需要明确的是，此“行”，或是朱熹诠释的“应当”，但并不一定与“位”直接发生关联。也就是说，“行”如果被视为按照某种伦理原则去做事的话，那么《中庸》在这里并非在讲“位”所具有的伦理原则。“位”或“位分”诚然有其伦理原则，但《中庸》这里主要不是在讲这一点。依据上下文语意，此章应该是在讲按照“君子之道”的原则去行事。“君子素其位而行”，强调君子的行事原则不会因为地位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如后面的“富贵”“贫贱”“夷狄”与“患难”所指示的。相近似的意思，在孔子、孟子那里都有经典表述。例如，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相较而言，《中庸》语意略为模糊的“行”与朱熹所诠释的“所当为”，在孔子、孟子那里有更为明确的表述，孔子所言为“仁”，孟子所言为“所性”、为“仁义礼智”。而孟子语中的“分定”，在朱熹《集注》看来，并不是“位分”之“分”，而是“性分”之“分”：“分者，所得于天之全体，故不以穷达而有异。”关联于孔子、孟子之言，将《中庸》的“行”界定为遵道而行、遵“君子之道”而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正呼应于《中庸》首章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明白了“行”的内涵，我们再来看第二句“不愿乎其外”。朱熹释其为“无慕乎其外之心也”。此“外”针对什么而言？是在说自身时下所处的“位”或“位分”之外吗？答案是否定的。此“外”是针对下文的“己”与“身”而言，所谓“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反求诸其身”。也就是说，相对于“己”与“身”，位分和处境可以视为“外”。“己”“身”和“行”一样，均与君子之道有直接关联，是君子时刻所当关切的。“在上位陵下”“在下位援上”“怨天尤人”之所以不可取，正是因为将关切的焦点放在外在的位分和处境上了。

至此，我们再回头看看“素其位而行”的“素”字。朱熹释“素”为“见在”，也即“现在”。从字义上讲，“素”在这里应该是“平素”“素来”的意思，这句话可以译作“君子以平素所居之位依道而行”。下文所言，也可如此翻译：平素居于富贵即于富贵中依道而行，贫贱、夷狄、患难，莫不如此。朱熹谓之“见在”有其用意所在，“见在”即“当下”，强调的是依道而行不可须臾之间、终食之间有所背离、有所等待，须于当下、现在，时时刻刻加以提撕、警醒。而下文的“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朱熹以“居易”为“素位而行”，以“俟命”为“不愿乎外”。“易”，朱熹解为“平地”，实即“平易”“平常”的意思。君子之道即如“中庸”之“庸”所指示的，本为“常道”。居于常道，自可处之泰然，安之若素，不为外在的命运际遇所撼动，此即“无入而不自得”。

“居易俟命”，体现了《中庸》的一种达观，涉及“德福一致”问题。在这一点上，《中庸》不仅有一种达观，而且有一种乐观，如第十七章所言“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必受命”。当然，这也是“应当”如此，事实上是否这样，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不是君子之“行”所关切的焦点问题。君子之“行”，自有其“无入而不自得”的“自得”之乐。君子之行，君子之自得，是不袭时位，所在即是的。

关联于“思不出其位”解释“素其位而行”，不自今日始，郑玄《礼记注》即有此意。郑玄云：“不愿乎其外，谓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谓所乡（通‘向’）不失其道。”在这里，郑玄是以“出其位”训“外”，但有下文“所向不失其道”为补充，尚未背离太远。孔颖达《礼记注疏》承郑玄注而来，也将“素其位而行”与“思不出其位”关联起来加以解释，然而他将“行”与“行道”联系起来，如“乡（通‘向’）富贵之中，行道于富贵”，所失亦不太远。不过，在郑玄、孔颖达的注疏之中，“道”“行道”，更多是居于其位分的所当遵循的正当性原则，但如前所言，“素其位而行”的“行”，显然不拘泥于此，而是具有超越于位分的普遍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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