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斌著《清代“三礼”诠释研究》出版暨绪言

书名：《清代“三礼”诠释研究》

作者：潘斌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

潘斌，男，1979年生，四川通江人，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儒学、礼俗文献研究。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民俗学会常务理事。独立承担国家级项目多项。已出版专著《宋代〈礼记〉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宋代“三礼”诠释研究》《皮锡瑞学术研究》等五部（其中《宋代“三礼”诠释研究》一书被人民出版社评为2018年度十大优秀学术著作），主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在境内外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内容概要】

清代是中国经学发展的高峰期，研究“三礼”（指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的文献丰富。从事清代“三礼”诠释研究，对于丰富和深化清代经学史、学术史及思想史的研究皆有重要意义。《清代“三礼”诠释研究》一书从文献、学术、思想等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清人的“三礼”诠释，分上、下篇，即从“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来呈现和揭示清代“三礼”诠释的内容、特点和价值取向。上篇“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清代“三礼”诠释的名家名著展开具体探讨；下篇“专题研究”，主要是围绕清人于“三礼”作者和成书的认识、“三礼”文献之校勘、“三礼”图、《周礼·考工记》诠释、《仪礼·丧服》诠释、《礼记·大学》诠释、《礼记·中庸》诠释、“三礼”与清代社会秩序之建构等，对清代“三礼”诠释中的重要问题和规律进行归纳和辨析，从而彰显“三礼”之学在清代学术中的重要地位。

【目录】

绪论

上篇 个案研究

第一章 清代《周礼》名家名著研究

第一节 毛奇龄的《周礼》诠释

第二节 万斯大的《周礼》诠释

第三节 李光坡的《周礼》诠释

第四节 方苞的《周礼》诠释

第五节 《钦定周官义疏》

第六节 惠士奇的《周礼》诠释

第七节 江永的《周礼》诠释

第八节 沈彤的《周礼》诠释

第九节 孙诒让的《周礼》诠释

第十节 廖平的《周礼》诠释

第二章 清代《仪礼》名家名著研究

第一节 张尔岐的《仪礼》诠释

第二节 万斯大的《仪礼》诠释

第三节 姚际恒的《仪礼》诠释

第四节 李光坡的《仪礼》诠释

第五节 方苞的《仪礼》诠释

第六节 《钦定仪礼义疏》

第七节 江永的《仪礼》诠释

第八节 盛世佐的《仪礼》诠释

第九节 沈彤的《仪礼》诠释

第十节 凌廷堪的《仪礼》诠释

第十一节 胡培翚的《仪礼》诠释

第十二节 曹元弼的《仪礼》诠释

第三章 清代《礼记》名家名著研究

第一节 王夫之的《礼记》诠释

第二节 万斯大的《礼记》诠释

第三节 李光坡的《礼记》诠释

第四节 《日讲礼记解义》

第五节 方苞的《礼记》诠释

第六节 《钦定礼记义疏》

第七节 杭世骏的《礼记》诠释

第八节 孙希旦的《礼记》诠释

第九节 朱彬的《礼记》诠释

第十节 郭嵩焘的《礼记》诠释

第十一节 廖平的《礼记》诠释

第十二节 康有为的《礼记》诠释

第四章 清代“三礼”综论类名家名著研究

第一节 毛奇龄于《仪礼》《礼记》所记婚丧礼之诠释

第二节 徐乾学于《仪礼》《礼记》所记丧礼之诠释

第三节 江永于诸礼的分类纂修

第四节 惠栋的“三礼”诠释

第五节 秦蕙田的“三礼”诠释

第六节 戴震的“三礼”诠释

第七节 林昌彝的“三礼”途释

第八节 俞樾的“三礼”诠释

第九节 黄以周的“三礼”诠释

第十节 皮锡瑞的“三礼”诠释

下篇 专题研究

第五章 清人于“三礼”作者和成书的认识

第一节 清人于《周礼》作者及成书的认识

第二节 清人于《仪礼》作者及成书的认识

第三节 清人于《礼记》作者及成书的认识

第六章 清人于“三礼”学文献之校勘

第一节 清前期的“三礼”校勘

第二节 清中期的“三礼”校勘

第三节 清晚期的“三礼”校勘

第四节 清代“三礼”校勘的特点

第七章 清代的“三礼”图

第一节 清前期的“三礼”图

第二节 清中期的“三礼”图

第三节 清晚期的“三礼”图

第八章 清代的《周礼·考工记》诠释

第一节 清人重视《考工记》的原因

第二节 清人于《考工记》作者和成书的认识

第三节 清人于《考工记》之校勘

第四节 清人于《考工记》名物制度之考证

第九章 清儒的《仪礼·丧服》诠释

第一节 清儒于《丧服》文本之研究

第二节 清儒于《丧服》名物制度之研究

第三节 清儒于《丧服》义例之研究

第四节 清儒《丧服》学透显出的经学观

第十章 清代的《礼记·大学》诠释

第一节 《大学》可信与否之争

第二节 《大学》古本与改本之争

第三节 利用《大学》批判或阐发理学思想

第四节 利用《大学》阐发实学思想

第十一章 清代的《礼记·中庸》诠释

第一节 《中庸》文本可信与否以及与其他经典的关系

第二节 对朱熹《中庸章句》的态度

第三节 利用《中庸》阐发理学思想

第四节 利用《中庸》阐发实学思想

第十二章 “三礼”与清代社会秩序之建构

第一节 “三礼”与清廷议礼

第二节 “三礼”与清廷制礼

第三节 “三礼”与清代化民成俗

第四节 清人于社会秩序建构中重视“三礼”的原因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绪论】

本书力图将文献学、史料学、学术史、思想史与社会史形成一个交互作用的立体阐释网络，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呈现清代“三礼”诠释的面貌和特点，并发挥经典诠释研究的学术及现实启示价值。今将本书的研究动机与目的、方法与限制以及框架与材料略陈于下。

一、研究的动机与目的

“三礼”是《周礼》《仪礼》和《礼记》三部古典文献的统称，属于儒家“十三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其他经典一样，“三礼”的作者、篇目和内容等都极为复杂。历代以来，不少学人围绕“三礼”文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一门学问——“三礼”学。

清代是经学的全盛时代，从阮元所编《清经解》、王先谦所编《清经解续编》、刘晓东所编《清经解三编》，便可知清代经学规模之博大精深。在经学大盛的背景下，清代涌现出了张尔岐、万斯大、姚际恒、毛奇龄、李光坡、盛世佐、徐乾学、秦蕙田、惠栋、江永、方苞、吴廷华、杭世骏、戴震、程瑶田、凌廷堪、胡培翠、孙希旦、朱彬、黄以周、林昌彝、孙诒让等一大批在“三礼”学上有精深造诣的经学家。清人在“三礼”文字训话、名物制度考证以及礼意阐发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谓驾唐宋学人注疏之上。

学术界于清代“三礼”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有些学者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清代“三礼”学文献的影印、刊刻、校勘、标点等做了不少工作。

一是清代“三礼”学文献之整理。如中华书局推出的清人《十三经注疏》，其中有孙诒让《周礼正义》、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的点校本。中华书局还出版了黄以周《礼书通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沽》的点校本。此外，万斯大、姚际恒、凌廷堪、胡培翚、郑珍、曹元弼等人的“三礼”学著作也有点校本问世。

二是清代“三礼”学文献口录之编纂。王愕《三礼研究论著提要》、林庆彰《经学研究论著目录》以及黄俊郎所编《礼记论著目录》《礼记著述考》、刘兆佑所编《周礼著述考》《仪礼著述考》《三礼总义著述考》于清代“共礼”学文献皆有著录。这些目录书于清代“三礼”学文献的版本、卷帙、存佚、收藏等情况皆有详瞻的说明。

三是从文献的角度对清代“三礼”学文献所做之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是邓声国的《清代〈仪礼〉文献研究》。邓著对清代《仪礼》学文献的流派、诠释体式等皆有较深入的探讨。此外，舒大刚主编的《儒学文献通论》于清代《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三礼总义”类文献的种类、数量等皆有介绍，于清代重要的“三礼”学文献皆有提要。邓声国《清代“五服”文献概说》对清代的“五服”文献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商承柞、汪少华、彭林、陈功文、(日)村山吉广、沈乃文等从整体或局部对清代“共礼”学文献的面貌有所考察。

第二，有些学者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清代的“三礼”学进行研究。这个角度的研究又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清代“三礼”学做整体研究。丁鼎主编的《三礼学通史》是中国第一部“三礼”学研究通史。该书的清代部分对清代重要的“三礼”学家及其学术成就做了探讨。台湾地区学者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张仁善《礼・法・社会——清代法律转型与社会变迁》，林存阳《清初三礼学》《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将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对清代“三礼”学与政治、学术的关系做了辨析。

二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清代“三礼”学的个案加以研究。顾颉刚于方苞的《周礼》学，洪诚、沈文悼于孙诒让的《周礼》学，张寿安、程克雅、商蹂于凌廷堪的《仪礼》学，陈功文于胡培翚的《仪礼》学，张敬煌、邓声国于曹元弼的《仪礼》学，林存阳于张尔岐的《仪礼》学，彭林、李春伶于姚际恒的《仪礼》学，杜明德于毛奇龄的《仪礼》学，邓声国于吴之英、于鬯、盛世佐的《仪礼》学等，皆有较为深入的探讨，属于清代“三礼”学的个案研究。

三是部分经学史或学术史著作有涉及清代“三礼”学的演变、影响之探讨。梁启超《中国近二百年学术史》对清代姚际恒、万斯大、杭世骏、江永、秦蕙田等人的“三礼”学成就有高屋建瓴的评价。皮锡瑞的《经学通论》《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史教科书》、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钱基博的《经学通志》、姜广辉的《中国经学思想史》、吴丽娱的《礼与中国古代社会》(明清卷)，对清代“三礼”学的发展演变线索以及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皆有研究。

综上所述，可知近代以来的学者于清代“三礼”学的研究已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筚路蓝缕之功，对于将来深入从事清代“三礼”学研究会起到推动作用。不过也应该看到，清代“三礼”学研究的不足亦颇为明显。

一是学者们对清代“三礼”学重视程度不够。“三礼”学在清代学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官方和民间皆很重视，相关文献汗牛充栋。然而当代学者倾向于清代的《易》学、《诗》学、《春秋》学等所谓的“显学”之研究，而于清代“三礼”学的关注度不高，相关著述的数量也比较少。

二是学者们于清代“三礼”学研究的深度不够。部分学人已经看到了清代“三礼”学的重要性，然而相关的研究并不深入。一些著述对清代的“三礼”学文献只是简单的罗列；或仅搜集序跋，而缺乏文献的爬梳和深度解读；更缺乏利用史书、文集、笔记中的资料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做立体的研究。

三是学者们于清代“三礼”学研究的广度不够。“三礼”学不是单纯的经学现象，还触及政治、社会、风俗、道德、哲学等多方面的问题。比如晚清的《周礼》《礼记・王制》诠释与当时的学风转向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乾嘉时期徽州的《仪礼》诠释与当时考据学的兴起有内在的联系。因此，梳理“三礼”学与清代的社会变迁、制度变革、移风易俗之间的关系，是清代“三礼”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迄今为止，相关论著的数量并不多。这是清代学术史研究方面的缺失，巫待补充。

由此可见，清代“三礼”学研究尚有很大余地，是一片值得认真开垦的学术园地。

从事清代“三礼”学研究，对于丰富和深化清代经学史、学术史及思想史的研究皆有重要意义。“三礼”学在清代学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探讨清人于“三礼”的理解、阐释及运用，对于认识“三礼”学在清代文化中的地位、扮演的角色以及发挥的作用等有着重要意义，对于研究清代经学、理学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清代“三礼”学之研究，对于丰富和深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内涵也是十分必要的。

从事清代“三礼”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三礼”是中国古典文化之瑰宝，其所记载的礼仪制度和蕴含的礼学思想具有超越时空的现实启示和应用价值。清人于“三礼”之诠释，折射出清人对于社会秩序整合的基本观念。通过对清代“三礼”学之省思，可为学界辨析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与经世致用之间的关系提供历史的鉴镜。

二、研究的方法与限制

本书在从事清代“下礼”学研究时，拟采用以下的研究方法：

本书将采用史学研究中将文化现象放到当时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的研究路径。史学研究特别重视将历史事件、文化现象放到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只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也才能对历史事件作出客观的评价。清初知识界出现“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不少学人治学反对空谈、主张实事求是。此外，学界辨疑之风兴起，学人治经崇尚辨疑、喜立新说。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大盛，考证精深之作层出不穷。晚清中国危机四起，经学研究范式开始发生变化，由常州庄氏发韧，经龚自珍、魏源等人的推波助澜，今文经学兴起。在清代不同时期，经学研究的重点和风格也有差异。因此，本书在对清代“三礼”学家和他们的著作进行研究时，首先会对经学家和经学著作的社会背景和时代学风进行考察。本书除了考察“三礼”论著的内容之外，还将对论著作者的生平、学术经历、学术思想加以探讨，从而彰显论著的时代特色及学术地位。比如在对明清之际张尔岐、姚际恒的《仪礼》学进行探讨时，明清鼎革之际的学术风气以及十人文化心理将是首先要顾及的。又如本书的专题部分对清人的《大学》《中庸》学进行探讨时，清廷的文化政策、清代的理学也是首先要加以考察的。

本书在研究时将考据与义理相结合。清代学术繁荣，特别是在经典诠释方面可谓是自汉、宋以后的又一座高峰。清代经学家辈出，经学文献汗牛充栋。本书的研究，首先是对“三礼”学文献进行搜集和爬梳。在对“三礼”学文献进行释读时，绝不仅限于涉猎文献的序跋，而是真正走进文献，认真释读，深度掌握文献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辨析、得出结论，从而避免蹈虚。此外，本书在涉及“三礼”文字、音韵、名物、制度等内容时，将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加以辨析。比如惠栋、江永等人的“三礼”学著作考据色彩甚浓，本书在对这二人的“三礼”学进行研究时，将综合应用文献学各方面的知识和方法，以求深度之解析，避免浮泛之空论。清代学人的“三礼”学还有义理层面的内容。此所谓“义理”，即清人的“三礼”学文献所蕴含的思想。此一层面的研究，若仅停留在考据的层面，则难以深入。因此，义理推衍是清代“三礼”学研究的重要路径。

本书还将采用比较研究法。首先是将清代“三礼”学放到中国经典诠释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以见清代“三礼”学的成就、特色和地位。比如本书在探讨孙诒让的《周礼》学时，将把孙氏的解义与清代以前的解义加以比较，以见孙氏对于前人解义的处理方式，以及孙氏在前人基础之上所取得的成就。又如张惠言的《仪礼图》，本书将其与宋代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杨复的《仪礼图》、明代刘绩的《三礼图》做比较研究，从而彰显张氏礼图的成就和特色。此外，清人于诸经的研究皆有很大成就，诸经之研究既有共性，也有特性。本书有意识地将清代“三礼”学与清代《易》学、《书》学、《诗》学和《春秋》学进行比较，以见清代“三礼”学与清代经学所具有的共性，以及其所具有的特点。

本书的重点和难点是清代“三礼”名家名著研究。清代经学昌盛，与此相应，“三礼”学著述的数量非常大，这些著述是“三礼”的次生文献，最能体现清人在“三礼”诠释方面的造诣。清代的“三礼”学文献不但数量大，而且部头大，一部著作动辄数十卷，多则百余卷。如秦蕙田《五礼通考》(虽然此书为通礼文献，但是书中内容与“三礼”关系密切)达二百六十二卷，林昌彝《三礼通释》达二百八十卷，杭世骏《续卫氏礼记集说》达一百卷。要对这些卷帙浩繁、考据精深的文献加以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深厚的学养以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对于研究者来说，此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三、研究的框架与材料

本书分为“个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大部分，总体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是“个案研究”。该部分对清代“三礼”学的名家名著开展具体研究，又分为四个单元，即“《周礼》名家名著研究”“《仪礼》名家名著研究”“《礼记》名家名著研究”和“三礼综论名家名著研究”。

一是《周礼》部分。该部分对清代有代表性的《周礼》学家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毛奇龄《周礼问》、万斯大《周官辨非》、李光坡《周礼述注》、方苞《周官集注》《周官析疑》《周官辩》、乾隆十三年御定《周官义疏》、惠士奇《礼说》、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沈彤《周官禄田考》、孙诒让《周礼正义》《周礼政要》、廖平《今古学考》《古学考》(此二部书皆非《周礼》学专著，然与《周礼》关系极大)等。

二是《仪礼》部分。该部分对有代表性的《仪礼》学家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万斯大《仪礼商》、姚际恒《仪礼通论》、李光坡《仪礼述注》、方苞《仪礼析疑》、乾隆十二年御定《仪礼义疏》、江永《仪礼释例》《仪礼释宫增注》、盛世佐《仪礼集编》、沈彤《仪礼小疏》、凌廷堪《礼经释例》、胡培翚《仪礼正义》、曹元弼《礼经学》《礼经校释》等。

三是《礼记》部分。该部分对有代表性的《礼记》学家及其著作进行研究。其中包括王夫之《礼记章句》、万斯大《礼记偶笺》、李光坡《礼记述注》、康熙年间敕编《日讲礼记解义》、方苞《礼记析疑》、乾隆十二年御定《礼记义疏》、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孙希旦《礼记集解》、朱彬《礼记训纂》、郭嵩焘《礼记质疑》、廖平《礼记识》、康有为《礼运注》《中庸注》等。

四是“三礼”综论部分。该部分对有代表性的“共礼总义”类著作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毛奇龄《昏礼辨正》《丧礼吾说篇》，徐乾学《读礼通考》、江永《礼书纲目》、惠栋《九经古义》、秦蕙田《五礼通考》、林昌彝《三礼通释》、俞樾《群经平议》、黄以周《礼书通故》、皮锡瑞《经学通论》等。

第二部分是“专题研究”。该部分对清代“三礼”学的共性问题加以归纳和辨析。该部分又分为八个单元：

一是清人于“三礼”作者及成书的认识。清人在参考和借鉴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三礼”的作者和成书问题做了新的探讨。清人于《周礼》作者和成书的探讨，主要有“西周成书说”“战国成书说”“刘欲伪造说”；于《仪礼》作者和成书的认识主要有“周公成书说”“孔子成书说”“春秋战国间学者成书说”“汉儒成书说”。清人还对《礼记》中的《王制》《月令》《礼运》《儒行》等篇的作者以及《礼记》的纂集过程提出了新看法。本部分通过对以上各种观点加以辨析，以见清人在“三礼”作者和成书方面的省思，以及这些省思所透显出的经学观。

二是清人于“三礼”学文献之校勘。清人的经典校勘范围之广、力度之深可谓前所未有。本部分通过对清前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学人(前期如顾炎武、张尔岐；中期如沈廷芳、金日追、卢文昭、阮元；晚期如孙诒让、曹元弼、俞樾)的“三礼”校勘情况加以探讨，以见清人在“三礼”经、注、疏的考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特色。

三是清人于“三礼”所绘图。本部分通过对清前期、中期和晚期二个阶段有代表性的学人(前期如徐乾学、朱轼；中期如《钦定仪礼义疏》、张惠言；后期如黄以周、俞樾、吴之英)的“三礼”图进行考察，以见清人所绘“三礼”图的成就及特点。

四是清人于《礼记・大学》之诠释。清人的《大学》解义除了见诸“四书”学文献外，还见诸专门的《大学》设释类著述。在汉宋、今古、中西之学流行的清代，《大学》的诠释也呈现出多元样态。本部分通过对清人于《大学》文本可信与否之争、《大学》古本与改本之争等问题进行研究，以见清人《大学》诠释的内容及特色。

五是清人于《礼记・中庸》之诠释。清人于《中庸》所做的诠释既见诸“四书”学文献，亦见诸专门的《中庸》诠释类文献。本部分通过对清人于《中庸》文本可信与否之争、《中庸》与其他经典的关系的认知等问题进行研究，以见清人《中庸》诠释的内容及特色。

六是清人于《周礼・考工记》之诠释。清代的《考工记》研究大盛，相关文献十分丰富，研究水平之高可谓空前。本部分通过对清人于《考工记》作者和成书的认识、《考工记》的校勘、《考工记》的文字训话、《考工记》名物制度的考证等问题加以研究，以见清代《考工记》诠释的内容及特色。

七是清人于《仪礼・丧服》之诠释。清人的“丧学”诠释、有见诸清代的《丧服》专论著作、《仪礼》学文献中的《丧服》部分、通礼著作的丧服部分以及经学史著作等。本部分通过对清人于《丧服》文本、名物制度、义例的观点加以研究，以见清人《丧服》诠释的内容及特色。

八是清代政治和教化与“三礼”之关系。“三礼”之学在清代的文化建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部分通过史料之爬梳，对“三礼”与清廷议礼制礼、“三礼”与清代教化等问题加以研究，以见清代“三礼”学与政治、教育以及社会风尚之关系。

清代在“三礼”学方面有造诣的学人，远不止以上个案部分所列诸君。本书在个案研究时所选择的“三礼”学家和著作的标准如下:一是在“三礼”学方面作出重大贡献的经学家。比如孙诒让于《周礼》学，张尔岐、凌廷堪、胡培翚于《仪礼》学，孙希旦、朱彬于《礼记》学，徐乾学、秦蕙田、林昌彝、黄以周于“三礼”综论，诸君皆能以平生精力投入“三礼”研究，且其著作是清代“三礼”学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二是在“三礼”学方面的研究颇具特色，并产生了较大影响。比如毛奇龄、万斯大的《周礼》学以辨疑为特色，王夫之的《礼记》学以思辨为特色，廖平的《周礼》《礼记》学以思想体系的建构为特色，康有为的《礼记》学以经世致用为特色。这些学人的学术视野广阔，“三礼”学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本书将其作为个案而加以研究，看重的是他们在“三礼”学方面的特色。

本书列出八个专题，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清代经学家在“三礼”诠释中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三礼”的作者和成书、“三礼”文献的校勘、“三礼”与清代政治和教化的关系；二是清代经学家在从事“三礼”诠释时采用的途径或方法，比如以图释“三礼”；二是清代经学家在从事“三礼”诠释时最感兴趣且做深入探讨的内容，比如清代的《考工记》《丧服》《大学》《中庸》的诠释，皆在本书专题讨论之列。为了全面、立体地呈现清代“三礼”学的面貌，本书在专题分类方面的标准并非单一，有的部分甚至有交叉重合。比如清人于《考工记》《丧服》的诠释，本身就涉及作者、校勘、绘图；于《大学》《中庸》的诠释，本身就涉及与政治、教化的关系。本书在从事相关论述时，将有所侧重，尽量避免重复论述。

本书在研究时所采用的材料，一是《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清经解》《清经解续编》《清经解二编》中所收录的清代“三礼”学文献。此外，一些过去以为已佚而今天重新出现的经学文献(如姚际恒的《仪礼通论》)也在考察的范围。史部文献如《清史稿》、地方志以及清代皇帝的圣谕，对于考察清代“三礼”诠释的文化背景以及经典应用状况等皆具有重要意义，故也在采择之列。清代学者如陈确、颜元、方苞、凌廷堪、胡培翚、戴震、孙诒让、阮元等人的文集中也有关于“三礼”的论述，研究中亦有所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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